导语

前不久到访的一位家长向我抱怨：“上星期开始吃了医生的药之后，这孩子这几天却不肯上学去了，感觉越吃药越糟啊，所以我就给她把药停了！”看着一旁刚刚和我结束谈话的、追求完美，以致于近一年多来把自己逼得太紧有了抑郁和回避情绪的少女，我不禁替她心疼。

这个一直做着好孩子的女生靠生病有了诊断才能让自己有勇气“说出来，停下来，歇一歇”，父亲却认为是这几天的药物造成了孩子的问题，可见一贯也只允许孩子如常的上学、如常考个好成绩才是“对的”。

耐心向父母解释了症状本身就有一个过程，就医本身不代表症状就会直线消失，就像感冒初期即使吃了感冒药，但也仍然可能还会有一个“发作”的过程，只不过吃药与不吃药，症状的强度、时长都要缩短很多，要允许问题呈现，改变一些能改变的因素才行。要相信科学，用药，更要遵医嘱，而不是由素人的判断为导向。父母半信半疑的眼神实在不是少数……

谈到用药，尤其是精神科用药，我们听到了太多的谬论。

特别是身边若有亲人朋友得了抑郁症或者在用某种药物治疗，不少人会觉得他一定病得很重了，是某种严重的精神病甚至是要自杀了。这样的误解当然与精神卫生领域的科普不足有相当大的关系。

大家一谈到精神心理马上想到的就是“疯子”、“神经病”这样带有蔑视性的话语，但这种污名化的问题着实由来以久，我们今天着重想说的是不论任何轻的、重的精神心理问题大家都怕用药？

某些夸大的宣传、个人化的用药体验在人群中散布，于是这些错误的信息导致不少明明需要用药的个体拒绝用药或中断治疗，让本该可以生活得更好、更容易得到缓解的情况一再迁延。

当然拒绝就医或拒绝用药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整个精神科的就医体验不算好。精神科诊断本身就缺乏化验检查的科学化可视化凭据，而医生们往往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听病人仔细描述病情，许多地方的医院诊断主要依靠患者自己在问卷上勾勾划划就得出个诊断，然后几分钟就被开出一大堆药物，患者搞不清楚自己的病究竟是什么？有多轻又有多重？所以用药的依从性自然也不好。

所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医院有所觉醒，增加科室、限号保证问诊时长、科学规范化的培训都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加剧。

恐惧药物时我们在恐惧什么？

偏颇的信息收取是普通人药物恐惧的首要原因。就像现在问市的新冠疫苗，一方面世界瞩目，各国加紧研究，另一方面稍有些问题发生时，更容易被大肆宣扬——打针后昏倒的护士，注射 5 天后去世的 91 岁的老人等，在所有的新闻报道推送中都能够看到这些滚动的消息，似乎让人无法不去怀疑其安全性。

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新闻报道在增加了我们知情权的同时，也的确加大了人们收集信息的偏差——灾难、车祸、凶杀、各种事故，负面信息永远是新闻的主体。以交通事故为例我们更多的能看到的是对空难的报道：飞机残骸、罹难人员悲痛的亲属、道歉的官员等等，让我们会有种感觉乘飞机出行实在是不安全和不明智的、近乎于悲壮的自杀尝试行为？！可事实是，不论是从出事的概率还是年伤亡人数，各国的情况都显示飞机是各种出行交通工具中最为安全的手段，没有之一。

这样的情况在健康相关信息上信息偏差的情况更为突出。一切都是不安全的：转基因的食品、农药超标的农作物、带病的进口肉制品、体内汞和铅都超标的鱼，油盐糖奶多食有害，现代化的所有带电产品都有辐射，当然，药，更不能吃。

与这些相对的，是对极度回归的需求，无添加、纯天然，仿佛自然界中的一切总是好的，而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东西总是坏的。制造品总是有副作用的，而天然的总是能被全然消化与吸收的？其实稍稍有点化学知识我们都知道，成份纵然在植物中存在，如果要拿来用，提纯、精炼，利用现代的技术加工都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科学的进步使人们能够有机会了解某种植物当中的某个成分可能作用于改善某种病情，于是得益于医药学的进步才能够把这个成分从植物中提取出来，并除去植物中包含的其他的物质，而这些物质有时或多或少具有毒性，也同样会产生副作用。后来，人类科技的进步使得们不但可以提取某些成分，还可以制造它。不论是从海水中提取还是用钠和氯制造，氯化钠都可以稳定得投入使用；再后来人类还可以制造出更多自然界中不存在但对医疗有用有效的分子或物质。

人类的医学进步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包括在最近国内发布的各地最新寿命情况发布，我们应当注意到，偏远地区虽然享受着田园生活或新鲜的空气较少的污染，却依旧比不过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人的寿命还是因为医疗而延长。

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西医西药的产生才使得过去无法医治的大多数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甚至根治，而恰恰是由于缺少这些“有毒副作用的”药品，才使得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哪怕因为炎症、疼痛都无法快速有效的缓解，受到生命威胁。

所以，我们的恐惧恰恰不是对药，而是对不确定本身的恐惧。

为什么人们更排斥精神类药物？

头昏眼花的你到医院一查高压 190，低压 120，医生开给你降压的药告诉你要坚持服用，不能随意减停。“好的，医生。”

医生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处方优甲乐治疗，甚至告诉你需要终身服用，你也会说“好吧，医生。”……

更不要说糖尿病、心脏病这类问题所带来的终身服药的问题，几乎没有人会产生“治疗依赖”的恐惧，反而因为有药可救而暗自庆幸也是可能的。但一位精神科医生看到患者焦虑焦灼的把时间消耗在洗手、摆弄家具上无法自拔，处方了药品且诚实的告诉你可能要吃个一到两年让情况好转起来，病人和家属却往往会说：“再见，医生。”

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神疾病的生物医学理论起步晚，发展也较其他部分缓慢。我们能认可身体其他功能的病变、退化，并接受通过医药手段进行干预，却对“大脑”有高度的歧视——“脑子有病”成为一句带有污蔑成份的语言；“意志”在精神心理当中成为万能钥匙一般，需要个体依靠“坚强与磨练”来克服精神心理的各种问题。直到现代脑科学、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发展才使得这些情况稍稍得到一点改观。至少人们相信，遗传会影响精神心理问题的患病率。

另外，精神心理药物当中的确有一些是其他临床药物也可作用于精神心理功能的“意外发现”，而且某些精神心理问题所伴有的激越、冲动的确需要用到镇静剂或兴奋剂，这增加了人们一些看似合理的恐惧：成为嗑药族、瘾君子，损坏了大脑可怎么办？

更有些时候，一些对药物的体验来自于病人与病人之间的交流，有用的、没用的、好的、坏的，不少人会在一片周围人的感想或牢骚中犹犹豫豫的停药。正如我们没有人会随便建议一个心脏病人中断治疗一样，请大家也不要总是听信自己做人力资源、做会计、做普通职员的亲人朋友来做自己的医疗指导，他们可能爱你，但，他们不能胜任你的医疗顾问一职。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没有处方权，也同样没有建议权。所以碰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我喜欢引用一位认识的精神科医生的话来提醒患者：是药三分毒，不假，但七分都是药效啊！有疑问，找医生谈谈吧。

知情权与医术的拉锯战

我先生曾经说，替我在剖腹产手术的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的时候是他人生中最恐惧的一刻，哪里有什么要与孩子对面的喜悦了。是啊，当知情变成医疗行为中的必须时，每个普通人都需要自己去承担由“选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换句话说，如果乘飞机、搭公交车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签一份“空难后果知情同意书”，或公交公司的“交通事故免责声明”，大概率没有人可以轻松愉快的开赴这趟行程。

西药，经过临床数期实验，再加上双盲测试等等，进入市场时有了一系列的数据以及样本。这些情况被事无巨细的写在纸上，一些严重的后果还会被加黑框警告，这样的情况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正反两页，普通人看了都会心里打鼓，试想假如让一个有点高焦虑的，还有些强迫思维或者恐惧症的患者看到，对药物的恐惧自然会飙升到最高点。所以，是不是要不说副作用呢？所以是不是要欺骗患者呢？所以是不是就听他们的不吃药呢？……

这不是本文所能给出的答案，但就像在我们呈现的每一例真实案例当中一样，医患关系，从来都不仅仅是因为能正确的诊断与治疗，而是在正确的诊断之下，如何能让患者理解并配合治疗。

这个部分，科学不能完全解决，有艺术、有话术，是一个医生，或者说也是每个临床工作者倾尽心力去实现的部分。是为医术之【术】。

谨记

假如患病者是因为无法确诊无法治疗而惶恐不安，那么医生实际上也会被眼前无法确诊的病例搞得左右为难。医学总是要战胜不确定性，医生的信心与技巧都是在实践中习得的。在这样种种的煎熬当中，假如我们能够把对确定的唯一追求可以扩容的更为人性化一些——真正去看到并且尝试安抚惶惑的病人以及躁动的家属，用友善的、平实的语言去解释他们的疑问，把生冷的说明书解读成更接近他们个体情况的“说明”，而病人或者家属也能预设一份信任，包括药物在内的治疗或许就不再那样令人恐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