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在现实中再次上演：2018年7月25日，罹患肝癌的翟一平被上海警方刑拘，罪名是销售假药。其从国外代购国内没有的抗癌药PD1回国卖给病友，在原售价基础上加5%卖给了病友，病友通过注射治疗后发现的确非常有效。

由于我国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或检验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代购进口药因此被定罪。这一法律规定出发点是为了保证药品安全从保护民众健康，但现实中有一定滞后性，导致很多代购救命抗癌药的群众陷入困境，造成了类似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悲剧情景。

一、代购进口抗癌药反映了众多癌症患者的真实困境

《我不是药神》电影反映的社会问题引起国人共鸣，那就是社会中的顶级上层人士，拥有良好的医疗、教育资源，就有可能免于重大疾病的威胁，因为可以购买到救命药，而大部分中低阶层劳动者，一旦重大疾病找上门来，因病致贫足以毁掉他的生活。

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参加病房查房，每当看到一些本来有抢救成功希望的患者因为无力支付医药费自动出院，或者本应该去重症病房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拒绝转科室最终导致病情加重，我内心莫名感觉无助，设身处地想想，你我如果遇到重大疾病，又何以能全身而退？

进口抗癌药如果有代购渠道，可能远远低于国内合法渠道的药品价格，可想而知，如何能阻止低收入群体求购这些救命药？

  
二、我国进口抗癌药价格昂贵和购买困难的深层原因

目前而言，影响我国抗癌药价格和使用的还有其它政策因素。我国特有注册审批过程也是进口抗癌药价格高昂的部分原因，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药品皆需要在我国重新完成三期临床试验，而这在多数国家是不需要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于 1990 年在布鲁塞尔启动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简称 ICH），为药品研发和审批上市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指导标准，以便更好地利用临床、药学和药理数据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加快新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发使用。但中国未加入ICH,任何一种新药，无论拥有多么充足的全球数据，无论在国外已经安全使用了多少年，要想进口到中国就必须在国内重新进行临床试验。而这个时间一般需要 2-3 年甚至更长。

三、期待抗癌药降价，才能杜绝非法代购抗癌药事件

有人说，穷人所处的环境，将会越来越差，他们比富人更容易患病，也更容易死亡，因为贫穷，他们无法在工作之余改善自己的健康，在遭遇重大疾病的时候，很大概率只能等死。这话虽然有些极端，但确实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就是我们的抗癌药等稀缺资源尚不足以覆盖所有同胞，如同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人们有时只能自求多福。

国家层面其实已经在行动，其实在今年5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院士已经表示，降低抗癌药品费用三项措施拟于5月1日后启动：进口药品实行零关税；对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施政府集中谈价和采购；对未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行医保准入谈判。可以说，这是广大肿瘤疾病患者的福音，虽然不是说立即解决所有患者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但至少降低肿瘤药物的价格方面确实有实质性突破了。

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何患者不用国产仿制药？我国自己的仿制药不降低价格提高质量？这是因为我国2016年才开始真正地开始做生物等效试验，比欧美落后了20多年，可以说，一直以来对仿制药的重视程度依然远低于应有水平。业内专家确实建议：仿制药是国民用好安全、有效、经济的药物的最主要的办法。

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抗癌药价格问题，我们乐观期待未来的抗癌药价格会逐渐回落到一个合理区间，让类似《我不是药神》的事件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