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复发率相对较高的心理疾病，数据表明： 对于经历过一次抑郁发作的患者，约50%-60%在未来会经历第二次抑郁发作；如果患者经历过两次抑郁发作，复发的可能性增加到约70%-80%；如果患者经历了三次或更多次的抑郁发作，复发的风险会增加到90%以上。

这和我的直观体验相符。我在医院的“情感病房”为住院病人做心理治疗，经常看到的情况是： 一个抑郁患者，已经是第2次、第5次甚至第8次抑郁复发了。

但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抑郁症是可以治疗的，并且治疗的方法非常成熟，可以大大降低复发。

关键是，要了解抑郁症复发的真正原因。这样，你就不会沮丧、失望，会对治疗抑郁症充满信心。你会发现，大部分抑郁复发的原因，是可以有效避免的。

一、80%患者根本没有被治疗

你有过重性抑郁么？你是否服药或进行过心理治疗？或者采用其他方式进行自我疏导？

在美国，根据Pratt& Brody的研究，有76%的中度抑郁症和61%的重度抑郁 症患者，从未得到治疗。 根据一些研究数据，中国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接受了有效的治疗。

绝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治疗。

尽管近年来，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较大的知识盲区和误解。许多人仍将抑郁症视为“软弱”或“个人问题”，而不是一种需要专业治疗的心理疾病。

许多患者因为对症状的误解、担心污名化或缺乏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而未能及时寻求帮助。

举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在学校工作的心理老师，她说如果在她所在的学校，学生被查出来有抑郁症，那么根据教育局的要求，这个学生就不能上学了。当时我们都惊掉下巴，不敢相信。这种不是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么！（这还是在长三角某大城市的中学）

这种做法很常见，这个政策看似保护了学校、老师，却是变相让家长增加了对郁抑症的恐惧，隐瞒疾病，没法得到彻底的治疗，孩子也不会得到老师和同学的社会支持。

二、需要时却没有进行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却难以避免抑郁的复发。

Robert Leahy是抑郁症方面的专家，他的研究发现：

如果你是中度或重度抑郁症患者，接受了药物治疗好转后终止了药物治疗，那么你在接下来 的12个月里再次陷入抑郁的概率很高(为76%)。但是，如果你是在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或其他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后有所好转的，那么你在终止治疗后复发的概率会较低(为30%)。

为什么药物治疗的复发率更高呢？因为抑郁症患者往往有一些固有的思维习惯，例如完美主义、自我批评、负面判断等。这些想法是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中逐渐形成的，不可能通过药物来解决。需要通过有效的心理治疗进行。

如果这些心理问题不被解决，那么，当有压力时间再次出现的时候，比如亲人离世、亲密关系危机、失业等情况发生，那么抑郁症就会很容易激起这些负面想法再次活跃，最终导致抑郁的再次发作。

遗憾的是，中国的心理治疗资源仍然非常匮乏。在北京，像北医六院、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这样的知名精神专科医院，预约心理治疗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便预约上一次，也不能保证下周就能约上。很多心理治疗也是留给了住院病人出院后的治疗名额。

好在，现在通过互联网能够远程获得一些心理咨询的机会，这大大解决了一些二三线城市缺少专业心理咨询师的现状。

三、生活方式和环境压力

药物和心理治疗往往还不够。特别对于一些有过多年抑郁病史的人，生活方式和环境压力在抑郁症的复发中起着重要作用。即使患者经过治疗后症状缓解，这些因素仍然可能成为复发的诱因。 下面我列出了8条不利因素，数一数，你占了几条？

1、缺乏规律运动 运动有助于释放大脑内的内啡肽和其他积极的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和多巴胺，这些化学物质可以提高情绪和缓解压力。缺乏运动会导致这些积极的化学物质不足，从而增加抑郁症复发的风险。 运动还能够增强自尊心和自我效能感，减少焦虑和抑郁症状。缺乏运动可能使人感到更加疲惫、无精打采，从而增加复发的可能性。 很多抑郁患者就是通过跑步运动来彻底从抑郁中走出来的，最终收获了跑步的好习惯。

2、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不均衡的饮食（例如缺乏Omega-3脂肪酸、维生素B群、维生素D等）可能影响大脑功能，增加抑郁的风险。营养不足会导致大脑神经递质的不平衡，从而增加抑郁症复发的可能性。 另外，高糖饮食可能导致血糖的快速波动，引发情绪不稳定和易怒，从而增加抑郁症复发的风险。

3、睡眠不足或不规律 不规律的睡眠会扰乱生物钟，使得大脑中的某些神经递质失衡，从而导致情绪波动。长期睡眠不足也会影响免疫功能和认知功能，增加抑郁症复发的可能性。 睡眠不足会削弱大脑处理情绪和应对压力的能力，使得个体更容易在面对压力时出现抑郁症状。

4、药物和酒精的滥用 药物和酒精滥用会对大脑的神经化学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削弱情绪调节功能。即使在抑郁症治疗后，如果患者继续或重新开始滥用物质，这些行为会极大地增加抑郁症复发的风险。

5、持续的工作压力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超负荷的任务和缺乏支持的工作环境会导致长期的精神紧张和情绪耗竭。即使患者曾经克服了抑郁症，这种压力可能使他们再次陷入抑郁状态。 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职场，卷的厉害，如果你感觉你的老板过度PUA，经常要出差，或者工作是非常强调销售绩效的，我真的建议你考虑换一个更适合的工作。

6、家庭和人际关系问题 持久的家庭冲突或紧张的人际关系，如婚姻问题、亲子冲突或与家人疏远，都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压力。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常常是抑郁症复发的一个重要诱因。 在心理咨询时，我发现大部分患者缺少亲密的人际关系。有时候我甚至想，哪怕这个来访有一个能谈心的好朋友，也不至于得抑郁症。

7、重大创伤性事件 失业、离婚、亲人去世等重大生活变故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冲击。对于曾患抑郁症的人，这些事件可能引发再次发病。 我有好几位来访，都是经历了亲人去世，或者失恋、离婚等亲密关系的丧失，也有因为疾病而失业，失业又反过来加重了疾病。这些情况非常常见。

8、长期的经济压力 长期的经济困难，如债务问题、失业或收入减少，会对个人的情绪状态产生严重影响。这种持续的压力可能导致抑郁症复发。

四、抑郁的复发可以避免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想大家能够清楚：
抑郁症复发率看似很高，但是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心理治疗从而改变思维模式，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压力也没有得到改善 。 这很 像 一 个人 准备参加 考试，但是之前 完全没有 复习，最后 抱 怨考试不及格，这没什么稀 奇的。 通常，生活方式和环境压力并非单一因素导致抑郁症复发，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工作压力加上睡眠不足，或家庭冲突加上物质滥用，可能极大地增加复发的可能性。 发病后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病情好转后管理生活方式和减少环境压力，这些是预防抑郁症复发的重要策略。 如果上面这些工作并没有做，那么抑郁症当然会很容易复发。

所以， 并不是抑郁症难治 ，而是很多人并没有进行有效 治疗和自我照顾 。 没有“ 一招鲜、吃遍天”的治疗方法，一些人鼓吹“只要跑步就能避免复发”、“只要坚持吃药就就能避免复发”都是片面的，是单一的策略。或许这个方法对你管用，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想，大部分人需要一套组合拳，也需要发自内心的学会关爱自己，重塑自己的生活。 作为心理治疗师，我非常愿意帮助你， 走出抑郁。我也非常有信心，通过专业的治疗，大部分人能够走出抑郁。

小魏（化名）是我的读者。在我的公众号有关“双相障碍”的几篇文章下面，他疯狂留言，文字中透露的愤怒溢于言表。 我隐隐感受到，他的愤怒不是针对我，而是对整个精神科体系的不满。在他看来，双相障碍的标签是给人判了死刑；基因决定论只会让双相患者充满绝望；DSM-5的诊断标准是限制了人的自我探索。 客观的说，小魏的很多观点是有些偏激的。不过，我相信，在小魏的愤怒和不满背后，一定发生了什么故事。在我对小魏充满好奇的时候，小魏正好也找到了我，想和我深入探讨一下对“双相”的看法。 我这才知道，小魏是一位双相障碍误诊的受害者，而那次误诊还要从他大学时候说起。

1、大学期间被“诊断”：一切都变了 小魏读大学时，学校里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这位咨询师帮小魏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所以小魏非常信任她。 根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诊断只能在医疗机构由精神科医生做出。 但是这位心理咨询师却很喜欢违规，给学生下诊断：比如她会诊断A学生是抑郁症，B学生是广泛性焦虑，而她给小魏的“诊断”是双相障碍，有轻躁狂发作。 小魏回忆，“最搞笑的是，在我被她诊断为双相时，我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时候，也是身边人认为我最好的时候。” 小魏之前抑郁过，那段时间他终于和自己和解，甚至和世界和解了。 “我认为我的能量场各方面都非常统一，我非常感恩每天，并且我也做了许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他人也非常认可我。当时我在学校创立了几个平台，包括几个平台现在运行得非常好。” 听到这里，我会怀疑，是不是小魏那段时间真的有轻躁狂，而他自己不知道呢？ 于是，我和小魏核对，当时是否有轻躁狂的常见行为表现，例如过度膨胀、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睡眠需求减少、过度消费等。结果表明，他当时是有一些兴奋，但这些是正常的情绪变化，大概率并不是轻躁狂。 几年之后，小魏也去当地三甲精神科医院诊断过，医生认为他有一定的焦虑，但并不是双相障碍。 然而在大学时候，当小魏信任的心理咨询师告诉他，他有双相的时候，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 在学校里，小魏是一个比较有想法和创意，做事果断且敢于尝试的人。小魏自认为这是他的优点。 但是这个“诊断”却彻底否定了他：“原来，我的优点都是因为我有病。” 在此之前，小魏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人，之前有想法和创意，他会很兴奋，会考虑如何逐步实现它。 但在被“诊断”为双相之后，一切都变了。 小魏指着我之前画的情绪曲线（下图），对我说：他不敢开心，因为他害怕进入轻躁狂或者躁狂状态。 “当我兴奋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恐惧。我必须有意识地检查自己是否发作。” 小魏很担心轻躁狂给自己带来耻辱感。他害怕自己成为丢人的人，害怕自己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犯病不自知、在别人眼里是小丑的角色。 “因此，我宁愿不开心，把自己守在原地，压制在原地”。

2、质疑精神诊断体系：兴奋就是轻躁狂吗？ 小魏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被误诊双相了，也不再担心自己的快乐。他也去过几家大型精神科医院，医生们都认为他没有双相障碍。 但是他这几年对双相的研究，却让他对精神科体系产生了质疑：在他看来，有些医生认为只要症状发生，比如晚上不睡觉，过度兴奋，滔滔不绝说话，喜欢网购，就都是轻躁狂的表现。 我问小魏：“你会忽然话多，说话停不下来么？” 小魏讲到：“虽然我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话，并且一个人能够讲很久，别人都认为我适合当讲师和销售。但是一旦别人讲话，我可以让自己停下来，听别人讲。” 我继续问：“那你会乱花钱吗？比如一兴奋买了好几千、几万块钱的东西，几天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小魏说：“我当然喜欢花钱买东西，不过我更喜欢赚钱，我认为赚钱比花钱更快乐。” 我继续问了几个问题后，对他说：根据我的评估，同样认为他并没有轻躁狂的行为。 后来我发现，问题的根源是： 小魏对轻躁狂、双相的理解，和专业人士的理解并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他偏激的认为，DSM-5的诊断是给人贴标签、容易造成误诊的原因。 DSM-5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的简称，是全球很多国家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都要学习掌握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这本书中，把几百个精神疾病的诊断条件进行了清晰的描述和规范，从而非常方便心理健康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 如果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治疗师都经过专业的训练，那么，当其中一位谈到一个患者有双相障碍II型，或者有惊恐发作，或者有重性抑郁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很清楚的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为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所以，DSM-5的诊断，绝对不是给病人贴标签，而是一种科学的统计和规范，也方便了行业内认识的学术交流，并给以最科学、有效的治疗。 DSM-5的中文版由陈道龙医生团队翻译。我是陈道龙医生在中国举办的GPM模式培训的会员，几乎每周都会听陈道龙现场给各种病人诊断各种精神疾病。我深刻的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在精神领域工作30多年，基本没见过超过DSM-5的精神疾病。

3、精神疾病诊断四步骤：症状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从书架上拿下DSM-5这本厚厚的精神科诊断专业书。我邀请小魏和我一起看看，DSM-5对双相的诊断标准，到底有哪些。
我的书架上和精神障碍评估诊断相关的几本书 很多外行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就是看症状。例如，重性抑郁有9条主要症状，符合5条就可以被诊断。但实际上，只看症状并不严谨。 我对小魏说，他对精神科诊断的痛恨，其实正是因为他对精神科诊断的误解所致。 我个人的总结，每一种精神疾病的诊断，其实要看四部分：症状表现，病程时间，临床痛苦，排除条件。 大部分普通人，或者一些不专业的自媒体，常用的是“症状表现”的部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看每个疾病的表现，好像自己身上都有，能把焦虑、抑郁和好几种人格障碍都犯一遍。 这就是不专业的表现。如果仅仅是娱乐一下，倒也还好。但如果真的用在诊断上，就会出大问题。 上面精神疾病诊断的四个部分是我个人的总结。我觉得这样看每一疾病，就会更加全面一些。 接下来，我们以小魏被误诊的 双相障碍II型 为例，看一下专业诊断如何评估这四部分。

标准1：症状表现 对于双相障碍II型，患者的症状要有至少一次轻躁狂发作，以及至少一次重性抑郁发作。 其中，轻躁狂发作又有7个主要症状，重性抑郁有9个主要症状。要满足一定数量，才能称为轻躁狂发作或重性抑郁发作。 所以，不光要看症状，还要看数量，还要看核心症状。 例如，轻躁狂中有一个症状叫“ 睡眠需求减少 ”。如果有人一晚上失眠，只睡了2小时，第二天还很头痛，是否符合这个症状呢？当然不符合，因为这个人是失眠，属于“想睡而不能睡”。轻躁狂则是根本不想睡，没有这个需求，睡眠的“需求”减少。 又比如轻躁狂有一个标准叫做“ 过度地参与那些很可能产生痛苦后果的高风险活动(例如，无节制的购物，轻率的性行为，愚蠢的商业投资) ”，一个大学生把一个月的餐饮费1000多元，都用来打赏主播，可能就属于“无节制的购物”，而一个月薪5万的人，就算花2万块钱买个包包也可能不算。

标准2：病程时间 除了看上述症状之外，还要有一定的病程时间。例如，轻躁狂至少要持续4天，重性抑郁至少要持续2周。 我们会看到，轻躁狂或者重性抑郁的很多症状，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会有的。这个年代，谁不会emo一下呢？ 但是，偶尔一次兴奋睡不着觉，熬夜想事情，并不代表你就轻躁狂了；或者，你情绪低落了三天，然后就好了，也不代表你就重性抑郁发作了。 不看症状的持续时间就判断疾病，那这个世界上肯定没有正常人了，因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啊。

标准3：临床痛苦 DSM-5中的很多诊断标准都要求症状“ 引起临床意义的痛苦 ”（clinically significant distress），以确保只有那些真正受到影响的人才会被诊断为心理障碍。 什么是“引起临床意义的痛苦”呢？这句话指的是一个人在经历某种心理或情绪问题时，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困扰或不适。具体来说，这种痛苦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领域的功能。换句话说，症状不仅存在，而且足够严重，以至于对个体的生活质量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例如，有人轻躁狂期间花了几万元买奢侈品，轻躁狂好了后才发现这些东西自己根本不想要，信用卡缺刷爆了，她自己就会非常痛苦、懊悔。 也有人在轻躁狂期间和同事或者朋友开一些莫名其妙或者很夸张的玩笑，导致影响了社交关系。 也有的人在重性抑郁期间，没法集中注意力工作，每天非常疲惫，睡眠不好，这些都给工作、生活带来了损害。

标准4：排除条件 大部分精神疾病都要排除一些条件，一个是排除物质使用（如毒品、药物等）导致的生理症状，一个是排除躯体疾病（如脑部疾病、甲状腺疾病等）导致的精神问题，最后还要排除其他精神疾病，因为精神疾病共病很常见，如果能用另外一些疾病更好的解释，就不用这个疾病来解释。 例如，我的一个来访，是个大学生，他在大四时候申请了国外的研究生。在等待offer期间，抑郁发作了，去医院诊断后，开始第一次吃抗抑郁药。后来某一天，他的offer下来了，并且是非常理想的美国名校。于是，这个大学生突然兴奋起来，整天和邻居、亲戚聊天，睡眠需求变少，持续了一周多。这时候家人带他去医院，被诊断为双相。 不过，我对这个诊断是有怀疑的，因为抗抑郁药吃完后，确实容易有轻躁狂的症状，加上他拿到了offer，此时有一些“范进中举”的举动是很正常的。考虑到双相的排除标准，他被诊断为双相，就值得怀疑了。 他们后来去精神专科医院重新检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明后，果然之前的双相是误诊。

4、科学诊断：摆脱误诊的枷锁 误诊双相障碍给小魏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使他对自己原本积极的性格和行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那段时间，他不敢追求幸福和快乐，时刻警惕自己的情绪变化，害怕自己的任何一点兴奋会被视作“发病”的迹象。这种心理负担不仅影响了他的自信和创造力，还阻碍了他在生活中的自由表达。 小魏的经历也让我深刻反思精神科诊断的严谨性和复杂性。 一个正确的诊断不仅要依靠对症状的观察，还需要结合病程、临床痛苦以及排除其他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仅凭短期的症状表现就下诊断，是非常危险的。

精神科诊断不是标签，而是帮助患者获得最合适治疗的工具。 回顾整个过程，小魏的误诊并非个例。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逐渐增加，但与此同时，误解和误用心理学知识的现象也频发。因此，作为心理健康从业者，我们有责任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严格按照诊断标准进行评估，避免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恐惧。 对小魏而言，最终他通过科学的诊断找回了对自我的肯定，他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双相障碍。如今，小魏不再害怕快乐，他学会了与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重新拾回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对我们所有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一个启示：用科学的方法，给予患者最合适的帮助，才能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最后，我想对所有曾经或正在经历误诊困扰的朋友说： 不要轻易被诊断所束缚，寻求专业的帮助，正确的诊断会带来解放，而不是枷锁。

长期禁欲，可以养肾吗？

特别注意：但是如果出现突发剑突下剧烈疼痛，伴有大汗淋漓，心慌、气促等症状，要及时去附近医院就诊，考虑溃疡穿孔或出血等。

肥胖被认为是实体肿瘤和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危险因素，癌症合并肥胖患者的预后通常比体重正常的患者差，但一些观察性研究表明，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中，较高的体重指数（BMI）与更好的生存相关，这种差异被称为肥胖悖论，在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患者中也存在。

临床前研究表明，肥胖会阻碍对抗程序性细胞死亡 1（PD - 1）治疗的反应，但缺乏研究调查 BMI 与接受 ICIs 治疗或传统化疗的癌症肥胖患者总体生存之间的关联，因此对于肥胖且对抗 PD - 1 治疗可能反应不足的患者，传统化疗和免疫治疗的最佳选择仍不确定。

1.研究结果

研究人群总结：共确定了 64175 名（年龄≥18 岁）NSCLC 患者，其中 31257 名患者符合资格标准，12816 名患者（平均 [SD] 年龄 70.2 [9.1] 岁；平均 [SD] BMI 21.9 [3.5]；10287 [80.3％] 男性；2529 [19.7％] 女性）接受了 ICIs 治疗，18441 名患者（平均 [SD] 年龄 70.2 [8.9] 岁；平均 [SD] BMI 21.5 [3.4]；14139 [76.7％] 男性；4302 [23.3％] 女性）接受了传统化疗作为一线治疗。

患者特征：肥胖在年轻患者中更常见，随着 BMI 的增加，潜在糖尿病和血脂异常患者的比例增加，接受不同一线治疗的组间年龄或 BMI 无显著差异。

主要分析结果：接受 ICIs 治疗的患者中，3 年内死亡的比例为 28.0％（3586/12816），接受传统化疗的患者中为 35.9％（6627/18441）。对于接受传统化疗或 ICIs 治疗的患者，治疗类型和 BMI 与死亡风险的对数之间存在关联，BMI 与死亡风险的对数呈非线性关联。在 BMI 小于 28 时，接受 ICIs 治疗的患者与接受传统化疗的患者相比，死亡风险显著降低（例如，BMI 24：风险比 [HR]，0.81；95％CI，0.75 - 0.87），而在 BMI 大于等于 28 时，这种关联不显著（例如，BMI 28：HR，0.90；95％CI，0.81 - 1.00）。

亚组、敏感性和额外分析结果：在所有年龄和性别亚组中，BMI 较高的患者死亡风险较低的关联在两种治疗类型中均一致，在所有年龄亚组中，接受 ICIs 治疗的患者与接受传统化疗的患者相比，死亡风险较低的关联在超重或肥胖附近消失，在男性中也观察到了这些关联，但在女性中不太明显。所有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与主要分析中图 2B 的结果一致。

2.研究结论

该队列研究表明，与传统化疗相比，免疫治疗与 aNSCLC 且超重或肥胖患者的生存改善无关，这支持了肥胖患者可能对免疫治疗反应不足的可能性，提示 ICIs 治疗可能不是超重或肥胖患者的最佳一线治疗，此类患者也应考虑使用传统化疗。

3.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数据来自于 2008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期间诊断为肺癌的患者的行政理赔数据库，该数据库合并了来自 400 多家急性护理医院的数据，约占日本所有保险索赔的 23％，涵盖了约 3800 万患者的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基于 ICD - 10 代码的诊断、医疗程序、处方药物和生存状态等信息。

研究人群：纳入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23 日期间接受新诊断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aNSCLC）化疗的 18 岁及以上患者，排除接受驱动突变治疗药物、放化疗或辅助化疗以及 BMI 数据缺失的患者。

BMI 识别：通过参与者的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计算 BMI，使用指数日期前 1 个月内测量并记录在出院总结中的身高和体重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标准对 BMI 进行分类。

死亡识别：从出院总结中获取生存状态和死亡日期，对于数据库中确认死亡的患者，数据提取至死亡日期，未确认死亡的患者在最后记录的医疗程序日期进行审查，生存状态收集至指数日期后 3 年。

统计分析：使用多变量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来检验 BMI 是否改变了 ICIs 治疗与传统化疗相比对 aNSCLC 患者总体生存的影响，连续的 BMI 值使用具有 4 个节点的限制性立方样条函数纳入模型，并调整了一系列协变量，还进行了缺失值的多重插补，统计显著性定义为双侧 P < 0.05，所有分析均使用 R 软件进行。

对于顺铂适用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后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是标准治疗方案。加入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可能会改善治疗结果。

结果

总共 533 名患者被分配到度伐利尤单抗组，530 名患者被分配到对照组。度伐利尤单抗组 24 个月时的估计无事件生存率为 67.8%（95% 置信区间 [CI]，63.6 至 71.7），对照组为 59.8%（95% CI，55.4 至 64.0）（进展、复发、未接受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或任何原因死亡的风险比为 0.68；95% CI，0.56 至 0.82；分层对数秩检验 P < 0.001）。度伐利尤单抗组 24 个月时的估计总生存率为 82.2%（95% CI，78.7 至 85.2），对照组为 75.2%（95% CI，71.3 至 78.8）（死亡风险比为 0.75；95% CI，0.59 至 0.93；分层对数秩检验 P = 0.01）。

度伐利尤单抗组中 40.6% 的患者和对照组中 40.9% 的患者发生了 3 级或 4 级严重程度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每组中均有 0.6% 的患者发生了导致死亡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度伐利尤单抗组中 88.0% 的患者和对照组中 83.2% 的患者进行了根治性膀胱切除术，

结论

与单独的新辅助化疗相比，围手术期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显著改善了无事件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方法

在这项 3 期、开放标签、随机试验中，我们以 1:1 的比例将顺铂适用的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分配到度伐利尤单抗组（接受新辅助度伐利尤单抗联合吉西他滨 - 顺铂治疗，每 3 周一次，共四个周期，随后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并每 4 周接受一次辅助度伐利尤单抗治疗，共八个周期）或对照组（接受新辅助吉西他滨 - 顺铂治疗，随后仅进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无事件生存期是两个主要终点之一，总生存期是关键的次要终点。

参考来源：Powles T, Catto JWF, Galsky MD, Al-Ahmadie H, Meeks JJ, Nishiyama H, Vu TQ, Antonuzzo L, Wiechno P, Atduev V, Kann AG, Kim TH, Suárez C, Chang CH, Roghmann F, Özgüroğlu M, Eigl BJ, Oliveira N, Buchler T, Gadot M, Zakharia Y, Armstrong J, Gupta A, Hois S, van der Heijden MS; NIAGARA Investigators. Perioperative Durvalumab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Operable Bladder Cancer. N Engl J Med. 2024 Sep 15. doi: 10.1056/NEJMoa2408154.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39282910.

卒中是导致人类残疾和死亡的重要因素，高血压是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对于高血压患者，识别卒中危险因素以预防卒中至关重要。

白天小睡是中国居民的常见生活方式，其与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引起了学者的兴趣，此前关于白天小睡与卒中风险的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且关于白天小睡与卒中不同亚型风险关系的研究较少。

研究结果

研究参与者和特征：11252 名高血压患者（4259 名男性，平均年龄 = 63.7 ± 7.4 岁）中，8702 人（77.3％）有白天小睡习惯，其中 1217 人（10.8％）小睡 1 - 30 分钟，4329 人（38.5％）小睡 31 - 60 分钟，3156 人（28.0％）小睡 > 60 分钟。在中位随访 9.4 年中，诊断出 1698 例首次卒中，其中 1494 例为缺血性卒中，204 例为出血性卒中。与小睡 1 - 30 分钟的人相比，从不小睡、小睡 31 - 60 分钟或 > 60 分钟的高血压患者卒中（尤其是缺血性卒中）风险更高。

白天小睡时长与高血压患者首次卒中的关系：多变量调整的 RCS 分析显示白天小睡时长与总卒中和缺血性卒中风险呈非线性相关，阈值效应分析表明白天小睡时长（<75 分钟）与首次卒中风险呈正相关，≥75 分钟时，首次卒中风险不再进一步增加。Kaplan - Meier 生存曲线表明，适当的白天小睡（1 - 30 分钟）可能卒中发生率最低，尤其是缺血性卒中。

多变量调整后，与小睡 1 - 30 分钟相比，小睡 31 - 60 分钟（风险比 [HR] = 1.27，95％置信区间 [CI] = 1.06 - 1.53）和 > 60 分钟（HR = 1.37，95％CI = 1.14 - 1.65）与首次卒中风险分别增加 27％和 37％相关，对于缺血性卒中也有类似结果，但与出血性卒中无关。敏感性分析结果相似。

研究结论

白天小睡时间较长（> 30 分钟）可能是高血压患者首次卒中（尤其是首次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高血压患者，白天小睡的最佳时长可能为 30 分钟或更短。

参考文献：Wu J, Liu L, Huang Z, Wang L, Cai F, Li A, Sun Y, Wang B, Li J, Huo Y, Lu Y. Long daytime napping: A silent danger for hypertensive individuals. Eur J Neurol. 2024 Sep;31(9):e16382. doi: 10.1111/ene.16382. Epub 2024 Jun 15. PMID: 38877755; PMCID: PMC11295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