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的病因有哪些呢？

大多数ADHD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Faraone等，2015）。 ADHD相关环境因素在生命的早期（胎儿时期、出生早期）就发挥了作用。在极少数情况下，ADHD可以由单一遗传变异（Faraone等，2018）、生命早期的颅脑损伤（Stojanovski等，2019）等原因导致。 

ADHD的遗传因素

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双生子研究均发现，基因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ADHD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Faraone等，2018年; Larsson等，2014a; Pettersson等，2019年）。

一项全基因组研究对来自美国、欧洲、中国、澳大利亚等地的20,000多例ADHD患者和35,000例健康对照的DNA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些遗传位点的变异，且每个位点变异对ADHD的发生有很小的效应（Demontis等，2019）。 这项研究证实了大多数ADHD患者是多基因位点变异，遗传变异累加会增加患ADHD的风险。

全基因组研究验证了一些ADHD相关基因， 包括ANKK1 (Pan等， 2015) 、DAT1 (Grunblatt等, 2019b),、LRP5 和 LRP6 (Grunblatt等, 2019a),、SNAP25 (Liu等， 2017b),、ADGRL3 (Bruxel 等， 2020) 、DRD4 和BAIAP2 （Bonvicini等，2020; Bonvicini等，2016）。

ADHD也可能由罕见的单基因缺陷（Faraone，2018）或染色体异常（Cederlof等，2014）导致。

ADHD的环境因素

最近一项对包含17,000多名儿童的14项研究进行的meta分析表明，血铅水平升高可能显著增加ADHD患病概率（Nilsen and Tulve，2020）。美国国家卫生和营养检查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500多名青年进行的研究发现，血液中铅水平排名前三分之一的人群患ADHD的概率是其他人的2.3倍（Froehlich等，2009）。

对超过300万人参与的20项研究进行的meta分析发现，孕妇产前暴露于吸烟环境中，婴儿患ADHD的概率增加了50％以上（Huang等，2017；Dong等，2018 ； Nilsen等，2020）。但也有研究发现（Joelsson等，2016; Obel等，2016; Skoglund等，2014），在调整了ADHD的家族史后，患病概率增加现象消失了，表明孕期暴露于吸烟环境可能与家族史相关。

在台湾，一项针对10,000名婴儿的研究发现，母亲在怀孕期间使用对乙酰氨基酚会使孩子患ADHD的可能性增加33％（Chen等，2019）。 而在挪威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孕妇产前使用乙酰氨基酚的量与ADHD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Ystrom等，2017）。

丹麦对1997年至2011年之间出生的913,000名儿童进行了研究，发现产前暴露于抗癫痫药丙戊酸盐会使患ADHD的风险增加50％，但 没有发现ADHD与其他抗癫痫药的相关性（Christensen等，2019）。

台湾的一项对16,000对母婴的研究发现，妊娠期接触的空气中小颗粒物水平、二氧化硫水平或二氧化氮水平与孩子8岁前患ADHD间没有显著关联。 但发现当孕妇暴露于一氧化氮中时，儿童患ADHD的可能性增加了25％（Shih等，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