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宁县河北留善寺镇卫生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8年有210万例新发肺癌病例，其中土耳其、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发病率最高。肺癌是一组异质性肿瘤，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包括50多种不同的组织学亚型，例如，NSCLC又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

近年来，肺癌治疗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最初仅限于细胞毒化疗。化疗药物阻断细胞周期，攻击快速分裂的细胞。这种传统的治疗方法特异性较低，既会攻击正常细胞，也会攻击癌细胞，导致显著的副作用。癌症治疗的最新进展包括靶向治疗，这种药物可以阻断仅在肿瘤细胞中过度表达或过度活跃的特定分子。靶向治疗大致有三种类型：单克隆抗体、小分子抑制剂和免疫毒素。

肺癌治疗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患者5年生存率的提高上，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0.7%上升至21世纪10年代的19.8%。然而，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如发现新的驱动基因改变，了解耐药机制，发现新疗法的疗效预测因子。NSCLC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85%，近年来晚期肺癌的治疗经历了从细胞毒性治疗到靶向治疗的转变，下文将重点关注NSCLC的治疗新靶点。

抗EGFR药物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是NSCLC的主要驱动基因之一。2016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约32.3%的NSCLC肿瘤存在EGFR基因突变。这种突变在女性中（比男性高19.7%）、亚洲人(比北美人群高52%）、非吸烟者（比过去或者当前吸烟者高27.8%）和腺癌患者中（比其他组织类型高26.3%）更为常见。

抗EGFR治疗包括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结合EGFR受体的靶向药物。第一代药物以可逆的方式与EGFR的ATP位点结合并抑制磷酸化，阻断EGFR相关的信号通路。第二代TKI通过引起EGFR的催化结构域的共价修饰，不可逆地阻断了该蛋白的酪氨酸激酶活性。第一代TKI包括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第二代TKI包括阿法替尼和达克替尼。各种III期临床试验均显示出，晚期NSCLC中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相比铂类化疗的益处。

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的疗效取决于EGFR所携带的突变。大约70%的EGFR突变肿瘤对TKI有临床反应；剩下的30%对TKI药物一开始就耐药（称为原发耐药），对TKI治疗没有反应，与EGFR外显子20复制或其他突变有关，如PTEN和PIK3CA。尽管有良好的结果，第一代和第二代TKI有相当大的毒性。这些药物可能引起诸如口腔炎、腹泻、皮疹和甲沟炎等副作用，约40%的人群需要降低剂量。

靶向T790M的药物

为克服T790M导致的耐药，奥西替尼、美雷替尼和rociletinib等第三代TKI药物应运而生。这些药物不可逆地与T790M突变的EGFR蛋白高效结合，有效抑制癌症生长，第三代TKI的毒副作用更少。III期AURA研究发现，与NSCLC的标准化疗相比，奥西替尼的PFS增加了5.7个月，疾病控制率（DCR）增加了19%。FLAVUR 的 III期研究比较了奥西替尼和第一代TKI，发现PFS有所增加，从10.2个月延长到18.9个月。

ALK抑制剂

在NSCLC患者中，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突变也是是药物治疗的常见靶点，约有5%的患者存在这种突变。克唑替尼是一种ALK抑制剂，在一项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针对ALK阳性晚期NSCLC的一线治疗，对克唑替尼与标准化疗的疗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与化疗组相比，克唑替尼组的PFS明显更长（10.9个月vs. 7.0个月），然而，中位总生存期却没有显示出显著优势。克唑替尼组有恶心、疲劳、呕吐、食欲减退等不良反应。III期PROFILE 1014试验，也比较了克唑替尼与化疗作为ALK阳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的疗效。克唑替尼每天两次，每次250mg；化疗组给予培美曲塞500 mg/m2 +顺铂75/m2或卡铂静脉注射，每3周一次，最多6个周期。结果显示，克唑替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尚未达到，而常规化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47.5个月。

阿来替尼是一种高选择性ALK抑制剂。在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研究者比较了阿来替尼（600mg，每日2次）和克唑替尼（250mg，每日2次）对ALK阳性NSCLC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阿来替尼组的PFS率较高（68.4% vs. 48.7%）。与克唑替尼相比，阿来替尼组的3级或5级不良事件更少（41% vs 50%）。

一项随机III期试验招募了303名以前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接受阿来替尼（600mg，每日两次）或克唑替尼（250mg，每日两次）治疗。在中位随访17.6个月（克唑替尼）和18.6个月（阿来替尼）期间，阿来替尼组和克唑替尼组疾病进展发生率分别为41%和68%。在阿来替尼组中有82.9%的患者有缓解，克唑替尼为75.5%。阿来替尼组3 - 5级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41 vs 50%）。

c-MET抑制剂

c-MET蛋白是NSCLC进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使其成为新的希望靶点。靶向c-MET激活机制的药物是治疗NSCLC的重要手段，这些药物包括MET酪氨酸激酶活性抑制剂（克唑替尼，特泊替尼，卡马替尼），针对MET（奥那妥组单抗）或HGF （利妥木单抗）的单克隆抗体。

AcSe II期试验发现，克唑替尼用于MET突变患者的ORR为36%，MET扩增患者的ORR为32%。METROS II期试验发现，接受克唑替尼治疗的MET突变或扩增患者的中位ORR为27%，PFS为4.4个月。

对卡马替尼的试验显示了更有希望的结果。卡马替尼主要靶向扩增和第14外显子突变的MET。GEOMETRY Mono-1试验研究了卡马替尼在晚期NSCLC中的疗效，结果显示ORR为71.4%，缓解持续时间为8.41个月。该研究还发现，与之前治疗的患者相比，既往未治疗过的患者PFS高了近4个月。

在对MET扩增和EGFR突变患者进行分析的II期JO28638试验中，与厄洛替尼相比，奥那妥珠单抗的ORR为68.9%，PFS为8.5个月。另一项对奥那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培美曲塞进行的研究发现，加用奥那妥珠单抗并不能带来益处，只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如外周水肿和血栓栓塞。抗HGF抗体利妥木单抗的研究中，显示DCR为60%，PFS为2.6个月。

参考文献：
J Clin Med. 2020;9(11): 354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脑科主要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例如脑血管疾病（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如病毒性脑炎，结核性脑炎，神经梅毒等），脊髓疾病（如急性脊髓炎，亚急性联合变性等），神经变性疾病（如帕金森病，老年性痴呆等），周围神经病（如多发性神经炎，吉兰巴雷综合症等），肌肉疾病（如多发性肌炎，营养不良等）以及癫痫。

    当患者出现上述疑似神经系统疾病症状时，应及时就诊脑科或者神经内科，完善相关检查，明确病因，对因治疗。

    作为患者不可听信谣言，乱用民间偏方，以免耽误病情，积极配合医师的治疗方案。

产前进行乙肝表面抗原（HBsAg）筛查，能识别出感染乙肝病毒（HBV）的孕妇，从而能够进行新生儿免疫预防。但这无法反映出慢性感染所处的阶段、病毒基因型和病毒活性、肝脏炎症或其他并存的肝脏疾病；此外，还可能存在其他病毒和微生物的合并感染，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妊娠结局。

妊娠并发症可能与母体HBV感染以及突发性肝炎存在相互作用，导致严重和致命性的不良结局。突发肝炎很常见，尤其是在产后，且不可预测，无法用抗病毒治疗来进行预防。目前已有HBsAg血清阳性与妊娠糖尿病、早产、胎儿生长增加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之间的关联性证据。 基线期对肝功能以及病毒标志物和病毒活性进行评估，可以识别出真正的高危妊娠，从而能进行密切监测。

妊娠糖尿病（GDM）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和一项队列研究均发现，HBsAg血清阳性母亲的GDM风险显著增加。最新的荟萃分析证实， 在HBsAg血清阳性的女性中，GDM的风险增加了47%。这种关联与HBV标志物如HBeAg状态、病毒载量或HBV DNA无关，不过一项泰国研究发现HBeAg血清阳性时GDM风险增加了43.4%。通过普遍筛查诊断出的GDM病例中，有34%和54%会被基于风险因素的筛查方法所漏诊，因此， 对于HBsAg血清阳性的孕妇，应常规进行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检查。

早产风险

一项中国研究显示，1728名HBsAg血清阳性者和1497名对照者之间的早产率不存在差异（5.4% vs 5.0%），但孕中期的HBV DNA复制量增加，会导致早产风险增加。包含489965名女性的更大型研究发现， HBsAg血清阳性与早产风险增加26%相关。

一些荟萃分析也证实了早产风险的增加，仅HBsAg血清阳性可使早产风险增加16%，HBsAg和HBeAg均阳性可使早产风险增加21%。另一项中国研究显示，肝功能检查异常也是早产的独立风险因素。

产前出血、胎盘早剥和前置胎盘

据报道，仅感染HBV时，产前出血的风险增加2.18倍，合并感染HCV时风险增加2.82倍。最新的荟萃分析中 没有发现HBV感染与胎盘早剥或前置胎盘存在相关性。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

一项包含3329名孕妇的队列研究显示，346名HBV携带者孕妇的ICP风险增加了70%，HBeAg阳性的女性比HBeAg阴性的女性风险更高。HBV感染和ICP有协同作用，两者同时存在时，胎膜早破、羊水胎粪污染和剖宫产的发生率显著升高。

剖宫产

美国的一项研究比较了814名HBV携带者和296218名非携带者，发现前者的剖宫产率减少了31%。一项包含9526名HBsAg血清阳性女性的研究发现， 择期剖宫产的发生率增加，紧急剖宫产的发生率降低。另一项对749名HBV和/或HCV携带者的研究发现，总体剖宫产率增加了50%。一些中国研究中也发现了剖宫产率的增加，剖宫产通常是根据产妇要求或产科医生建议进行，他们可能认为剖宫产可以减少母婴传播。但事实上由于及时的新生儿免疫预防，剖宫产并未影响母婴传播，因此， 用择期剖宫产来预防母婴传播并不合适。

产后出血

一项队列研究发现HBV携带者的产后出血率增加（4.0% vs 2.7%），另一项考察产妇年龄对产后出血影响的研究中也发现产后出血率增加了16%，不过还需要通过更多研究来进行证实。

流产和胎儿畸形

一项研究对513名HBV携带者与20491名对照者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的 流产率增加了71%。接受体外受精（IVF）的HBV携带者女性中，也观察到早期流产和总流产率的增加，这归因于一些胚胎出现HBV感染，有研究发现，来源于HBV感染的母亲或父亲的卵裂胚胎中，分别有13.2%和5.6%检测到了HBV mRNA片段，这或许也解释了先天畸形率的增加。

低出生体重和小于胎龄儿

有报道称HBsAg血清阳性与低出生体重和小于胎龄儿有关；也有研究显示并未导致低出生体重新生儿的增加，但HBeAg血清阳性与低出生体重婴儿增加25.8%相关。然而，低出生体重对胎儿生长受限的影响还没有得到研究。

大于胎龄儿和巨大儿

伊朗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HBsAg血清阳性孕妇， 巨大儿的发生率增加了2.5倍。另一项队列研究也证实了相关性，即巨大儿和大于胎龄儿分别增加了15%和11%，低出生体重减少了14%。中国研究也发现会导致平均出生体重更高，巨大儿增加了68%，大于胎龄儿显著增加。另一个危险因素可能是母体ALT水平升高，研究显示，分娩大于胎龄儿的非GDM女性，平均ALT水平较高（>26 lU/L），可导致大于胎龄儿风险增加4倍。

胎儿窘迫和胎儿宫内死亡

已有报道称，HBsAg血清阳性孕妇，会导致胎儿窘迫发生风险增加。包含18项研究7600名HBV携带者的荟萃分析表明，胎儿窒息率增加了80%，此外，围产期死亡率、胎儿宫内死亡和死胎率均有所增加，因此对这类患者 应周密进行胎儿监测。

母乳喂养

尽管为了减少母婴传播，人们常常避免母乳喂养，但实际上并未发现母乳喂养会增加母婴传播率，这在一项包含751名母乳喂养和873名非母乳喂养婴儿的荟萃分析中得到了证实，该研究评估了6-12个月婴儿外周血HBsAg或HBvDNA阳性情况，以及6-12个月时的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的情况。 在进行充分的新生儿免疫预防的情况下，允许进行母乳喂养。

总结

母体HBsAg血清阳性对母体健康和妊娠结局存在影响，后者还受到其他母体和病毒因素的影响。通过肝功能检查、HBeAg状态和HBV DNA水平进行初步评估，必要时进行肝脏超声检查，可以将真正的高危妊娠患者识别出来，从而可以进行密切监测和适当的治疗。

参考文献：

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 2020;68:66-77.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睡觉打呼噜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不少人把它认为是睡得香，其实不然，打呼噜常常提示着一些疾病。

1.阻塞性呼吸睡眠综合征：睡觉时打鼾并伴有呼吸暂停的一种疾病。美国《睡眠暂停与心血管疾病》专家共识中指出：此类疾病常常与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疾病共同存在。

2.糖尿病：打鼾可阻碍氧气正常摄入，低氧可以使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同时降低胰岛素敏感性从而使血糖升高。

3.代谢综合征：氧气摄入不足还可以影响血脂代谢异常，从而增加高脂血症的风险。而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统称为代谢综合征。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后两个疾病其实都可以说是阻塞性呼吸睡眠综合征导致的，那我们怎么办呢？

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目前有多种方法：一是进行手术，效果可立竿见影，但有一定的风险；二是积极减肥；三是使用睡眠呼吸机；四是侧睡。但是如果经常出早晨一觉醒来，总觉得萎靡不振、精神不容易集中，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总是控制不好，就要尽快到医院做相关的筛查，及时治疗。

相对于传统香烟，大部分人认为电子烟更安全更时尚，所以电子烟被人们用来作为香烟的替代品，从而达到戒烟的目的。但电子烟带来的却不是让人轻松戒烟的快乐，2019年8月，EVALI（电子烟及其相关产品使用导致的肺损伤）这一概念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截至2020年2月18日，美国有2807人因该病住院，其中68人死亡。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电子烟可能会对宿主防御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人员使用分离的人类中性粒细胞和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小鼠模型进行试验研究，从而得出电子烟雾对先天免疫细胞中性粒细胞的影响。

中性粒细胞是先天免疫系统的关键效应细胞，在控制和消除感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性粒细胞代表50%-70%的循环白细胞，通过检测和迁移以响应化学引诱物的梯度。遇到病原体后，中性粒细胞使用多种“分子武器库”来中和威胁，包括活性氧(ROS)的产生和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的形成。众所周知，暴露于如香烟烟雾和双酚A环境毒素中，中性粒细胞的抗菌能力也随之降低。因此，越来越多的体外、体内和人体研究证据表明，电子烟的使用与宿主防御能力的改变、细胞损伤和炎症反应有关。电子烟的使用与急性嗜酸性粒细胞性肺炎、类脂性肺炎、过敏症和细支气管炎的发生有关。哮喘、支气管炎、咳嗽敏感性受损和黏液纤毛清除也与电子烟的使用有关。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似乎也与吸入电子烟烟雾有因果关系。以上案例为电子烟对人类健康危害提供了明确证据，这使得了解电子烟烟雾吸入是否影响的特定细胞和功能势在必行。

图1. 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一种白细胞，3D illustratio 图片来源：Kateryna Kon / Shutterstock

研究人员使用商业电子烟液体和常用电子烟设备将培养中的中性粒细胞批次暴露于新鲜的电子烟烟雾中。他们还将假单胞菌注射到健康小鼠体内，让它们长期接触电子烟，并检查中性粒细胞迁移和细菌负荷情况。研究人员发现，暴露于电子烟烟雾中的人类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性降低了4倍。

根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CSD) 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协议的批准，研究人员从受试者外周血中分离出嗜中性粒细胞，进行离心实验，从而得出实验所需的嗜中性粒细胞。将电子烟烟雾充分接触中性粒细胞，然后使用含有芘癸酸的荧光亲脂性试剂进行染色。脂质试剂作为单体存在于基线处，但在单体空间相互作用时形成准分子，从而导致发射光谱发生红移。

通过一系列的试验表明，电子烟烟雾可抑制人类中性粒细胞趋化性并改变肌动蛋白极化。

图2. 电子蒸气提取物 (EVE) 暴露抑制 f-Met-Leu-Phe (fMLP) 诱导的趋化性并改变 F-肌动蛋白分布。

鉴于EVE暴露对趋化性的影响，实验评估了EVE暴露对人类中性粒细胞膜流动性的影响。实验证明，电子烟烟雾暴露会改变中性粒细胞膜的流动性。

图 3. 电子蒸气提取物 (EVE) 暴露会改变膜流动性和活化中性粒细胞的形态。

中性粒细胞作为先天免疫反应的关键效应细胞，通常是抵御感染的第一道防线。这一作用的核心是中性粒细胞离开循环并迁移到损伤部位的能力，在那里它们通过多种机制杀死入侵的病原体，包括产生ROS和形成NET。研究人员使用原代人类中性粒细胞，评估了电子烟烟雾暴露对这些关键中性粒细胞功能的影响。研究试验表明，暴露于电子烟烟雾会抑制人类中性粒细胞趋化性以响应细菌趋化因子fMLP，这可以通过破坏肌动蛋白细胞骨架来实现。EVE暴露还明显改变了人类中性粒细胞膜的流动性，这表明EVE对中性粒细胞趋化性的影响存在多种机制。然而，由于替代途径激活或其他细胞特异性作用，EVE可能对其他细胞类型（例如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和人牙龈成纤维细胞）产生相反的影响。特别是中性粒细胞使用ROS进行抗菌，而其他类型细胞则使用ROS进行截然不同活动，这可能导致不同类型细胞对ROS的不同调节功能。此外，实验表明，不含尼古丁配方的电子烟中的非尼古丁成分也会对中性粒细胞功能产生有害影响。我们使用原代人类中性粒细胞的研究数据表明，暴露于EVE的中性粒细胞无法发挥其抗菌功能。事实上，在我们暴露于电子烟烟雾的生理小鼠模型中，与仅暴露于空气的对照组相比，电子烟小鼠的细菌负担增加，存活的假单胞菌数量增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小鼠腹腔的中性粒细胞数量的减少。并且一旦在感染部位，中性粒细胞的抗菌功能就会减弱。具体而言，吸入电子烟烟雾可能对循环中性粒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导致这些细胞从循环血液中向感染部位的移动减少，从而导致细菌存活和负担增加。有实验证明，另外一种强大的免疫细胞--巨噬细胞，暴露于多种类型的电子烟烟雾提取物后，其抗菌功能也会降低。因此，由于嗜中性粒细胞对感染部位的趋化性受损以及嗜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在该部位杀死细菌病原体的能力受损，电子烟使用者可能面临更高的病原体定植和侵袭性细菌感染的风险。

总之，研究结果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电子烟烟雾会改变宿主的先天免疫反应，并可能导致电子烟使用者肺部更容易受到细菌感染或感染程度更加严重。

参考文献

1. Layden JE, Ghinai I, Pray I, et al. Pulmonary illness related to e-cigarette use in Illinois and Wisconsin — final report. N Engl J Med 2020;382:903-916.

2.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utbreak of lung injury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e-cigarette, or vaping, products. February 25, 2020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n/e-cigarettes/severe-lung-disease.html. opens in new tab).

3. Calfee CS, Matthay MA, Kangelaris KN, et al.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and th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Crit Care Med 2015;43:1790-1797.

4. Landman ST, Dhaliwal I, Mackenzie CA, et al. Life-threatening bronchiolitis related to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in a Canadian youth. CMAJ 2019;191:E1321-E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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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洁，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纽约大学研究生在读，关注神经科学、生物制药、基因技术、细胞技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