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缩写为 BPD )的个体在人际关系、自我形象、情感和行为等人格特征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

例如，娜塔莎(Natasha ),她 29 岁，结婚多年；近一年多来，因感到“太疲惫”而无法工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度过，因此前来求助。她的问题似乎始于工作中的人际冲突。娜塔莎曾与老板交往，但最终分手了，因为老板在与她交往之前已经与别人订婚并会履行这一婚约。娜塔莎对此失望至极，于是她开始了与另一位男士的交往。据娜塔莎自述，老板因此心生怨恨，给她降级，还经常当着其他员工的面批评她，这让她“精疲力竭”。在第一次访谈后，治疗师对娜塔莎的初步诊断为“适应障碍伴混合性情绪特征”以及人际关系问题。但在第二次访谈之后，治疗师判断，娜塔莎的临床状况远非如此简单。娜塔莎说自己的婚姻中充斥着争吵、遍布着攻击性威胁，还表达了对家人的怨恨，并承认自己酗酒、常抽大麻。她反复诉说着对生活的绝望和对他人的不信任。当治疗师询问娜塔莎“希望治疗带来什么收获”时，她的回答有些含糊不清：“要让我感到，就像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时一样。”虽然治疗师认为娜塔莎可能正遭受着严重的焦虑、悲伤和孤独的困扰，但她却一脸强硬，所以很容易想象到，对于其他人来说，她这种态度是多么惹人生气。

治疗师察觉到了娜塔莎更多的心理病理迹象，于是对她进行了半结构化的临床访谈。除了若干症状性障碍外，娜塔莎的问题包括很多未解决的情感问题，如青少年时期的问题、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问题，明显符合 BPD 的诊断标准。临床工作者判断，BPD 应该是娜塔莎最主要的问题，并与她讨论了治疗人格问题的利与弊。娜塔莎决定针对自己的人格问题，进行长程的认知疗法治疗。娜塔莎认为，她有关“自己”以及有关“他人”的体验方式，是需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她还想从情感上解决自己对父母抱有的痛苦体验。

BPD 是一种相对常见的障碍，在成人群体中有 1.1%~2.5%的人耀患 BPD,其中女性患者通常占到 70%。

与精神分裂症相比，BPD 的社会成本更高，患者的自杀风险更高（10~15 年间，大约有 8%~10%的患者死于自杀）,BPD 患者的自杀率比一般人群高出 50 倍，该障碍对个体的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随着卫生保健领域诊治强度的提升，BPD 的病患比例普遍升高，从不到 10%的门诊病例比例增加到超过 50%的专科住院病例比例。BPD 患者给亲属、朋友及同事都造成负担，其后代的心理病理风险也很高。很多 BPD 患者天资聪慧，但该障碍却妨碍了其发展，导致很多患者无法完成学业、完全不工作或者从事着与其能力不相符的工作。虽然 BPD 的症状可以通过治疗得到缓解，但患者的社会功能、社会参与以及生活质量问题仍会长久持续，所以治疗应该更多聚焦在这些方面。对 BPD 患者而言，人际关系危机也是普遍的，包括与朋友或同事之间关系的强烈波动。多数 BPD 患者都有自伤行为（60%~70%),虽然自伤行为并不是 BPD 患者所特有的；而且他们经常还会滥用物质并常将此作为一种自我药疗.(self-medication )的方式。虽然在心理健康护理中心，大多数 BPD 患者是女性，但在司法机构和戒毒所中男性 BPD 患者更为普遍。BPD 患者也是身体健康保健机构的重度消费者。很多患者会因个人危机、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或物质成瘾而前来求助。治疗师应帮助 BPD 患者从人格问题的视角来理解自身困境，同时给他们注入“治疗这 BPD 患者的“勃然动怒”与“危机频发”，让他们在卫生保健领域声名狼藉，很类问题”的信心和希望。

多治疗师对其心存畏惧。“BPD 患者不可救药”的看法已深入人心。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专病模式的认知疗法是治疗 BPD 最具前景的疗法之一。虽然针对 BPD 的认知疗法绝不单一，但很多治疗师发现，基于认知疗法的框架，可有效地治疗 BPD 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