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莘县张鲁回族镇卫生院始建于1950年,占地1.5万平方米。卫生院始终秉承“继承、弘扬、创新、发展”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人才兴院、科技强院”,以实施“名医、名科、名药、名院”为理念,“以中医药文化促发展,以规范科学管理为基础,以传承发展相维系,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病人满意为根本”的发展目标,为广大人民健康谋福祉。医院现有干部职工73人,其中,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技、护)师8人,医(技)师46人,开放床位80张。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国医堂、公共卫生科、检验科、康复理疗科、放射科、胃镜室等临床医技科室。主要配有东软双层螺旋CT、北京万东DR、南京普爱C型臂、美国爱克发医用图像打印机,美国GE彩超、奥林巴斯电子胃镜、血细胞记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测试仪、麻醉机、全自动煎药机、全自动熏蒸床、四维颈腰椎牵引床、双极射频控温热凝器、三类臭氧治疗仪、深层肌肉治疗仪、立体动态干扰电治疗仪、体外冲击波治疗仪、电脑恒温蜡疗仪等设备。
癌症治疗手段不断增多,各种癌症的生存率也在提高,与此同时,癌症治疗相关毒副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副作用对临床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癌症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中,心脏不良反应是最受关注的问题;血管毒性已成为第二常见的癌症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反应,事实上,在癌症靶向治疗的鼎盛时期,从发表的文献上来看,血管毒性与心脏毒性的效应相当。
之前研究重点关注的是静脉血栓栓塞,而新的癌症疗法的出现,又将目光转向了动脉毒性。根据临床表现,癌症治疗相关的动脉毒性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急性血管痉挛、急性血栓形成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近日,《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上刊登了一篇综述,重点阐述了这些血管毒性效应,并给予了相应的处理和预防策略建议。
图源:《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官网
急性动脉血管痉挛
传统化疗药
引起急性血管痉挛的经典化疗药物是5-氟尿嘧啶(5-FU)及卡培他滨,常见于胃肠道肿瘤和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内皮功能障碍在动脉血管痉挛中起促进作用,实验表明5-FU可能对内皮细胞产生直接毒性作用。内皮功能障碍的患者,如冠心病患者,使用5-FU可能比没有内皮功能障碍的患者发生血管痉挛的风险更高。
靶向治疗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对内皮细胞一氧化氮(NO)信号通路活性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有研究观察到VEGF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在健康志愿者中非常显著且剧烈地(15分钟内)降低了内皮依赖性(和非依赖性)血管舒张。研究显示贝伐单抗可能损害视网膜微血管功能,也有报道会导致微血管性心绞痛的发生。其他可能导致血管痉挛风险的靶向药物还有舒尼替尼、索拉非尼。
放疗
在接受霍奇金淋巴瘤放射治疗的患者中,已有病例报告发生了症状性冠状血管痉挛及变异性心绞痛。也有研究者提出放射性心包炎可能会触发心外膜冠状动脉的血管痉挛。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辐射诱发的血管炎或动脉炎。
处理策略
癌症治疗导致的急性动脉血管痉挛的建议,与针对一般人群的指南建议一致。血管扩张剂,例如硝酸盐和钙通道阻滞剂,是5-FU、顺铂、紫杉醇或VEGF抑制剂治疗造成的血管痉挛的主要治疗手段。当怀疑微血管功能障碍时,钙通道阻滞剂的作用更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再次接受癌症治疗,建议在治疗之前,整个过程中以及治疗后短期内进行血管扩张剂治疗。但这种策略并不总是有效,例如在5-FU相关心脏毒性方面还涉及到其他机制。经历过心脏毒性再次接受5-FU的患者应接受心电图监护,以评估心脏缺血性变化和心律不齐。
急性动脉血栓形成
传统化疗药
急性血栓形成通常见于顺铂治疗,特别是在睾丸癌、妇科恶性肿瘤或肾细胞癌患者中。病例系列报告发现,经顺铂治疗出现急性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的患者,未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动脉粥样硬化,表明内皮单层的浅表侵蚀是潜在的机制。
靶向治疗
有研究表明贝伐珠单抗会导致动脉血栓栓塞(ATE)和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风险增加。在接受VEGF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记录动脉血栓形成很重要,因为ATE包含广泛的临床表现,例如心绞痛,不仅可由血栓形成引起,也可由血管痉挛和血流动力学显著狭窄造成。
免疫疗法(ICI)
接受ICI治疗的患者中有过动脉和静脉血栓事件的报道。其中一些事件与ICI开始治疗的时间有关系。然而,在没有任何队列研究的情况下,免疫疗法的血栓栓塞事件的总发生率是否高于一般人群仍不清楚。
放疗
虽然不是一个常见的事件,但在患者中有报告过放射节段内的急性动脉(甚至是大血管)血栓形成的情况,并有潜在的严重并发症,如急性肢体缺血和卒中。试验结果显示,在48小时内,内皮细胞显示出严重的损伤迹象,接着是内皮剥脱和纤维蛋白的内膜沉积。再内皮化在放疗后3周内出现,4个月时仍未完全消失。但是,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放疗剂量非常高。
处理策略
对癌症患者急性动脉血栓形成的治疗遵循已发布的指南,主要干预措施为抗凝、纤维蛋白溶解、抗血小板治疗、机械血栓切除术和病因治疗。如果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则通常采用血运重建策略,主要是置入支架。与不使用血栓切除术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相比,人工血栓切除术有更高的卒中发生率,对冠状动脉或心肌缺血没有决定性的益处,因此,人工血栓切除术不再是冠状动脉病变的常规推荐。在没有任何临床显著狭窄的情况下,浅表病变通常不建议进行血运重建,建议采用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对于有冠状动脉血栓的ACS患者, DAPT的给药时间至少应为1年。
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传统化疗药
许多传统化疗药物都对冠脉系统有急性和持久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蒽环类药物,能诱发血管过早老化。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经典化疗药物是顺铂。顺铂可诱发急性血栓形成和急性血管痉挛,对内皮细胞的毒性作用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对癌症存活者的长期随访研究表明,在癌症治疗结束二十年后,内皮细胞活化和功能障碍以及循环内皮细胞水平仍然升高。
靶向治疗
如上所述,VEGF抑制剂对NO信号通路有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事实上,在啮齿动物模型中,pan-VEGFR抑制剂已被证明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但不会增加斑块的易损性。
放疗
放疗导致血管病变的特征是中膜破裂、纤维化和萎缩以及外膜增厚和纤维化。尸检结果显示,明确区分放疗所致动脉粥样硬化和常规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困难,尤其是在老年患者和那些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患者中。只有在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和部位与预期不相符的情况下,才被认为与放疗存在因果关系。
处理策略
存在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癌症患者,无论接受何种癌症治疗,均应根据当前的指南进行治疗。药物治疗是基础,包括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及减少狭窄的恶化。这些患者需要进行连续性监测,以确定疾病进展动态,可能最终需要进行经皮干预或手术干预。考虑到外周血管易患动脉粥样硬化,建议将踝肱指数作为一种监测方式。目前尚未确定筛查的最佳时间间隔、随访持续时间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可认为是临床重要改变。基于队列研究的结果推断,在6个月内踝肱指数下降≥0.02可能被认为具有临床意义。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需要对癌症治疗的各种动脉毒性事件的发病率进行更精确的估计,如有可能,需要确定风险因素和风险群体。这些定义将有助于在治疗前、治疗期间和之后进行筛查。筛查的具体方式和频率也需要定义。一级和二级预防应遵循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特征,对血管疾病的适当管理不应妨碍癌症治疗。
参考文献:
Nat Rev Cardiol. 2020; 17(8):503-522.
京东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睡觉打呼噜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不少人把它认为是睡得香,其实不然,打呼噜常常提示着一些疾病。
1.阻塞性呼吸睡眠综合征:睡觉时打鼾并伴有呼吸暂停的一种疾病。美国《睡眠暂停与心血管疾病》专家共识中指出:此类疾病常常与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疾病共同存在。
2.糖尿病:打鼾可阻碍氧气正常摄入,低氧可以使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同时降低胰岛素敏感性从而使血糖升高。
3.代谢综合征:氧气摄入不足还可以影响血脂代谢异常,从而增加高脂血症的风险。而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统称为代谢综合征。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后两个疾病其实都可以说是阻塞性呼吸睡眠综合征导致的,那我们怎么办呢?
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目前有多种方法:一是进行手术,效果可立竿见影,但有一定的风险;二是积极减肥;三是使用睡眠呼吸机;四是侧睡。但是如果经常出早晨一觉醒来,总觉得萎靡不振、精神不容易集中,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总是控制不好,就要尽快到医院做相关的筛查,及时治疗。
大家好,我是刘昶医生,今天我们来讨论上尿路结石,上尿路结石,就是输尿管及肾结石,也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结石,此类结石形成的原因比较多,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喝水少,出汗多,活动量较大,或者有长期慢性泌尿系统炎症,尿酸高,或者钙离子浓度较高。
结石的症状主要是根据结石的部位及结石的大小,还有患者的年龄来区别,如果结石比较大,卡住输尿管会形成明显的血尿及肾绞痛,腹痛。形成这种疼痛不适的原因,是由于输尿管自身本来会规律性的蠕动进行排尿,如果输尿管里面有些是坎顿,这样会妨碍输尿管蠕动,导致输尿管及上段,肾盂内压力增高出现疼痛的感觉。其实在不断下行的过程中,还会划伤输尿管粘膜导致疼痛不适,即出现血尿等症状。
如果结石比较小,那么此类症状就会比较轻,甚至不会出现,有些小的结石在患者多喝水多排尿的情况下,会自行排出,因此不需要特别处理,比如说结石小于0.5厘米以下。
当患者出现明显肾绞痛,通过查彩超,明确诊断确实有上尿路,节食时可以临时考虑用一些非甾体类,消炎止痛药进行治疗比如说肛门放入吲哚美新止痛药,或者是口服止疼片罗非昔布等,对于某些患者可以配合肌注曲马多等药物治疗。还有部分人可以配合静滴6542治疗。在用此类药物之前应该基本明确诊断。否则容易掩盖病情,疏漏了一些其他急腹症情况,比如说胰腺炎,胃肠炎,阑尾炎等
对于结石在0.5厘米以上,根据不同情况可以考虑,用体外冲击波碎石,输尿管镜碎石及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等治疗方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8年有210万例新发肺癌病例,其中土耳其、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发病率最高。肺癌是一组异质性肿瘤,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包括50多种不同的组织学亚型,例如,NSCLC又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
近年来,肺癌治疗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最初仅限于细胞毒化疗。化疗药物阻断细胞周期,攻击快速分裂的细胞。这种传统的治疗方法特异性较低,既会攻击正常细胞,也会攻击癌细胞,导致显著的副作用。癌症治疗的最新进展包括靶向治疗,这种药物可以阻断仅在肿瘤细胞中过度表达或过度活跃的特定分子。靶向治疗大致有三种类型:单克隆抗体、小分子抑制剂和免疫毒素。
肺癌治疗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患者5年生存率的提高上,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0.7%上升至21世纪10年代的19.8%。然而,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如发现新的驱动基因改变,了解耐药机制,发现新疗法的疗效预测因子。NSCLC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85%,近年来晚期肺癌的治疗经历了从细胞毒性治疗到靶向治疗的转变,下文将重点关注NSCLC的治疗新靶点。
抗EGFR药物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是NSCLC的主要驱动基因之一。2016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约32.3%的NSCLC肿瘤存在EGFR基因突变。这种突变在女性中(比男性高19.7%)、亚洲人(比北美人群高52%)、非吸烟者(比过去或者当前吸烟者高27.8%)和腺癌患者中(比其他组织类型高26.3%)更为常见。
抗EGFR治疗包括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结合EGFR受体的靶向药物。第一代药物以可逆的方式与EGFR的ATP位点结合并抑制磷酸化,阻断EGFR相关的信号通路。第二代TKI通过引起EGFR的催化结构域的共价修饰,不可逆地阻断了该蛋白的酪氨酸激酶活性。第一代TKI包括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第二代TKI包括阿法替尼和达克替尼。各种III期临床试验均显示出,晚期NSCLC中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相比铂类化疗的益处。
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的疗效取决于EGFR所携带的突变。大约70%的EGFR突变肿瘤对TKI有临床反应;剩下的30%对TKI药物一开始就耐药(称为原发耐药),对TKI治疗没有反应,与EGFR外显子20复制或其他突变有关,如PTEN和PIK3CA。尽管有良好的结果,第一代和第二代TKI有相当大的毒性。这些药物可能引起诸如口腔炎、腹泻、皮疹和甲沟炎等副作用,约40%的人群需要降低剂量。
靶向T790M的药物
为克服T790M导致的耐药,奥西替尼、美雷替尼和rociletinib等第三代TKI药物应运而生。这些药物不可逆地与T790M突变的EGFR蛋白高效结合,有效抑制癌症生长,第三代TKI的毒副作用更少。III期AURA研究发现,与NSCLC的标准化疗相比,奥西替尼的PFS增加了5.7个月,疾病控制率(DCR)增加了19%。FLAVUR 的 III期研究比较了奥西替尼和第一代TKI,发现PFS有所增加,从10.2个月延长到18.9个月。
ALK抑制剂
在NSCLC患者中,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突变也是是药物治疗的常见靶点,约有5%的患者存在这种突变。克唑替尼是一种ALK抑制剂,在一项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针对ALK阳性晚期NSCLC的一线治疗,对克唑替尼与标准化疗的疗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与化疗组相比,克唑替尼组的PFS明显更长(10.9个月vs. 7.0个月),然而,中位总生存期却没有显示出显著优势。克唑替尼组有恶心、疲劳、呕吐、食欲减退等不良反应。III期PROFILE 1014试验,也比较了克唑替尼与化疗作为ALK阳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的疗效。克唑替尼每天两次,每次250mg;化疗组给予培美曲塞500 mg/m2 +顺铂75/m2或卡铂静脉注射,每3周一次,最多6个周期。结果显示,克唑替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尚未达到,而常规化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47.5个月。
阿来替尼是一种高选择性ALK抑制剂。在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研究者比较了阿来替尼(600mg,每日2次)和克唑替尼(250mg,每日2次)对ALK阳性NSCLC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阿来替尼组的PFS率较高(68.4% vs. 48.7%)。与克唑替尼相比,阿来替尼组的3级或5级不良事件更少(41% vs 50%)。
一项随机III期试验招募了303名以前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接受阿来替尼(600mg,每日两次)或克唑替尼(250mg,每日两次)治疗。在中位随访17.6个月(克唑替尼)和18.6个月(阿来替尼)期间,阿来替尼组和克唑替尼组疾病进展发生率分别为41%和68%。在阿来替尼组中有82.9%的患者有缓解,克唑替尼为75.5%。阿来替尼组3 - 5级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41 vs 50%)。
c-MET抑制剂
c-MET蛋白是NSCLC进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使其成为新的希望靶点。靶向c-MET激活机制的药物是治疗NSCLC的重要手段,这些药物包括MET酪氨酸激酶活性抑制剂(克唑替尼,特泊替尼,卡马替尼),针对MET(奥那妥组单抗)或HGF (利妥木单抗)的单克隆抗体。
AcSe II期试验发现,克唑替尼用于MET突变患者的ORR为36%,MET扩增患者的ORR为32%。METROS II期试验发现,接受克唑替尼治疗的MET突变或扩增患者的中位ORR为27%,PFS为4.4个月。
对卡马替尼的试验显示了更有希望的结果。卡马替尼主要靶向扩增和第14外显子突变的MET。GEOMETRY Mono-1试验研究了卡马替尼在晚期NSCLC中的疗效,结果显示ORR为71.4%,缓解持续时间为8.41个月。该研究还发现,与之前治疗的患者相比,既往未治疗过的患者PFS高了近4个月。
在对MET扩增和EGFR突变患者进行分析的II期JO28638试验中,与厄洛替尼相比,奥那妥珠单抗的ORR为68.9%,PFS为8.5个月。另一项对奥那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培美曲塞进行的研究发现,加用奥那妥珠单抗并不能带来益处,只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如外周水肿和血栓栓塞。抗HGF抗体利妥木单抗的研究中,显示DCR为60%,PFS为2.6个月。
参考文献:
J Clin Med. 2020;9(11): 354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为了养生而死的占十分之三
环境对人养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为什么人在空气清新的深山老林里,会把痼疾养好的道理。
因为深山老林中的精微物质(负离子)会通过人在放松情况下的深呼吸把它吸收到人体内部,从而滋润孕养五脏六腑,使人重新焕发活力。
还有重要的一点常人并不所知,就是人不仅仅是通过口鼻来呼吸,人身体的每个汗毛孔都是可以呼吸的,而且正是它们吸取着天地的精华。
人在松静的状态下,慢慢深呼吸就能体会到人和天地精微之气的交换。
在吸气时,实际除了肺在吸气,整个身体是在把体内的气向外排,即把人的气释放到天地。
而肺在呼气时,实际人是在通过全身毛孔吸收天地的精微之气,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气温一降再降,心血管也会怕冷?冬季也要注意给心血管“保暖”#有用的冷知识 #健康科普 #心血管
水肿,炎症,疼痛等症状,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手术的正常进行,甚至影响未来康复的结果。在骨科手术前,往往都需要消炎,消除水肿,才开始骨科手术。因此。
临床上常用RICE原则处理急性期损伤处,即保护、休息、冷敷、加压、抬高。从损伤发生直至手术后恢复期,都应按照RICE原则进行处理,可以降低二次损伤风险,减少肿胀,减轻疼痛,提高手术质量,加快术后康复的速度。
如何实施RICE原则
1)休息(R):患者当立即停止一切需要损伤部位参与的活动,尤其是会造成二次损伤活动,如扭转、弯曲等。必要时使用护具固定损伤部位。
2)冰敷(I):使用冰袋固定于损伤处或损伤处周围,进行降温。建议在24小时内间断性重复多次,单次不超过20分钟。
3)压迫(C):使用毛巾、压力带等包裹受损部位,对损伤局部或周围进行压迫时,不宜缠绕得过紧,以表皮微微凹陷即可,避免液体回流受阻。
4)抬高(Elevation):患者应是损伤部位放松,并将损伤侧抬高于心脏,这样有利于损伤部位的液体回流。以膝关节患者为例,患者仰躺在床上,并在小腿下方放置垫子垫高受伤下肢。
冷敷联合加压将产生更明确的疗效!
以上讲到了急性期骨科康复的重要流程,而在急性损伤出现的时刻越是简单治疗方法和和操作,越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患者的焦虑心情,有效提高患者术后恢复速率。
目前联合冷敷和加压的治疗方式从操作上降低了患者独立操作的难度,采用包裹式的固定带能够更好的促进血管收缩、减轻局部炎症反应和疼痛。同在冷敷治疗的同时对关节有一定的压迫作用,有利于减轻局部出血和肿胀。采用可冷敷加压的固定带配合骨科手术准备,也可以实现控制水肿、减轻炎症,缓解局部疼痛,有利于术后康复的顺利开展。
过去40年来,早发性结直肠癌(缩写为EOCRC;诊断时年龄<50岁)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超过140%。研究提示,已知的癌症危险因素与EOCRC有关,如饮食、久坐、吸烟和饮酒等。普遍认为,EOCRC从病理、流行病学、解剖学、代谢和生物学上均与晚发结直肠癌不同(LOCRC;诊断时年龄>50岁),因此,对EOCRC的调查、评估和管理不同于LOCRC。一些已知和未知但可疑的风险因素,可能解释了年轻人中结直肠癌发病率增加的原因。行为因素(如饮食、压力和锻炼)经历了代际转变,包括饮食西方化(热量高、营养少)、缺乏体育锻炼,均对结肠健康不利。
肥胖
毫无疑问,全球肥胖人数正在增加,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有21.6亿成年人超重,11.2亿人肥胖。许多研究都探讨了肥胖与EOCRC的相关性,一个合理的假设是,EOCRC发病率的升高是人群平均BMI更高的结果。由于癌变过程长达十年,进一步的假设是,20多到40多岁诊断的癌症,可能是成年之前肥胖的后果。然而,将婴儿肥胖或母亲肥胖与EOCRC联系起来的研究尚未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肥胖与结肠癌相关,但有关肥胖导致直肠癌的证据较弱。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观察到的EOCRC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直肠癌发病率增加引起的。此外,非肥胖者和肥胖者都会发生EOCRC。这些发现都指向一个观点,即还有全球肥胖流行之外的因素导致了EOCRC的增加。更复杂的是,有证据表明,儿童时期限制热量会增加以后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
压力
研究显示,压力不仅会增加本人直肠癌的发生风险,怀孕期间有压力还会增加后代结直肠癌的风险。这个假设的可信度较强,主要理由是:第一,过去40年里,全球性压力增加与EOCRC的发病率增加同步;第二,睡眠减少会导致压力、肥胖和结直肠癌,反之亦然;第三,肥胖与EOCRC有关,而产前压力与后代肥胖有关;第四,社会心理压力增加了糖尿病的风险,而糖尿病与EOCRC有关;第五,压力会导致体力活动减少和饮食习惯恶化;第六,炎症环境、先天免疫、免疫细胞功能和微生物群在压力下会受到损害,而免疫力下降会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压力不仅影响本人,在其后代中也会引起遗传、表观遗传和微生物群的变化,这种代际转移,包括异常DNA甲基化,也与结直肠癌有关。
膳食方式
大量文献一致表明,采用富含红肉、高饱和脂肪、低纤维的西方饮食对结肠会产生不利影响,而更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则能促进结肠健康。西方饮食也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和炎症,越来越多的儿童吃高精制碳水化合物,添加糖、脂肪和动物源蛋白的饮食。西方饮食模式尤其会增加远端结肠和直肠癌的风险,而EOCRC往往也多发生在远端结肠或直肠。
西方饮食模式也被证明与KRAS野生型、BRAF野生型、CpG岛甲基化物表型(CIMP)阴性或低水平以及MSS肿瘤相关。大量EOCRC患者往往是KRAS+、BRAF+ 、CIMP低和MSS肿瘤,因此,将饮食模式与EOCRC分子特征(即EOCRC亚组人群)关联起来,将促进对EOCRC与膳食相关性的进一步研究。
也存在反对将西方饮食与EOCRC联系起来的观点,主要是从流行病学数据出发,即在西方饮食为主的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和传统饮食为地中海饮食的地区(如埃及),EOCRC都在增加。然而,应该考虑到,全球食物供应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传统饮食习惯为地中海饮食的国家,已逐渐采用西方化饮食。
红肉和加工肉
红肉和加工肉类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已被认可,主要基于流行病学研究的证据,特别是在西方化饮食的人群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人群以及儿童中,红肉和加工肉的摄入在增加;研究预测,红肉或加工肉类与EOCRC的因果关系将会被未来的研究所支持。
抗生素
抗生素滥用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除了儿童滥用抗生素问题外,孕期时抗生素间接暴露,也可对婴儿出生后的微生物群产生持续影响。早期抗生素过度使用与包括肥胖在内的多种健康疾病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支持抗生素与结直肠癌之间的相关性。抗生素会影响结肠健康以及增加结直肠癌发生风险的机制在于,短期反复或长期暴露会发生抗生素耐药,并改变肠道菌群,导致促炎症和促致癌后果。多个研究一致表明,婴儿期使用抗生素会增加儿童肥胖的风险。
动物模型支持重度使用抗生素导致胃肠道癌症的观点,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甚至一些研究表明抗生素可以预防结直肠癌,这可能是因为特定微生物(如梭杆菌)会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不同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并不让人惊讶,这也强调了研究需要仔细控制变量,进行科学严谨的设计,考虑到“坏”细菌与“好”细菌,抗生素的类型和剂量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靶向胃肠道的药物,如质子泵抑制剂,与肠道生物失调有关,也可能影响EOCRC的发生。
食物添加剂
过去40年来,农业变化导致了全球和区域性食品质量和品种的重大变化,即能量密集型食物的消费增加(导致肥胖)和营养成分的下降,这些变化导致的健康后果才刚刚显现。此外,一些添加剂是致癌的。食品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成分,从惰性化学物质,到已知致癌物或致癌前物质,如加工肉类中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通过饮用水暴露于硝酸盐与结直肠癌有关,摄入含亚硝酸盐的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也相关。
参考文献: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 17(6):352-364.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李延龙,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专业方向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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