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肝囊肿的发病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先天性肝囊肿、后天性肝囊肿，也可分为寄生虫性肝囊肿和非寄生虫性肝囊肿。对于先天性肝囊肿，这是由于患者在胚胎时期发育异常所造成的，临床上占肝囊肿的比例较大。这种类型的肝囊肿确实没有任何预防的方法，这属于个体差异基因所决定的。
后天性肝囊肿，多是指患者肝细胞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而造成的。如患者长时间的劳累，熬夜，经常进食辛辣，刺激，油腻食物，患者合并有乙肝病毒性肝炎，肝脓肿，肝内胆管结石，或者患者在疫区感染寄生虫而引起寄生虫性肝囊肿。这些都属于后天性肝囊肿的范畴，由此可知，我们应该形成良好规律的饮食生活习惯，如早睡早起，适当锻炼，营养均衡，定期复查肝功能和肝炎指标，一旦发现伴有肝脏疾病，积极的给予治疗。可有效地避免肝细胞损伤进行性加重，引起肝囊肿的发生发展。
肝囊肿并不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患者们不需要过度担心，但是要树立定期查体的观念和意识，对自身的健康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有一位小伙子带着几套片子过来找我看，片子是他母亲的，他母亲住在山东省，今年 61 岁，半年前曾经做过一次肺结节手术，当时切的是左肺下叶的结节，我问他病理是什么？他说是良性的，因为良性的肺结节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病理，我问他到底是哪种？他有些拿不准，又打电话给他姐姐，让他姐姐把病理报告发过来看一下，确定是肉芽肿性病变。
这次来找我是因为他母亲肺里面又出现了新的结节，而当地医院的报告中又提到了转移瘤不除外，这让他母亲有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仔细阅读他带过来的几套片子，他母亲新发的肺结节炎性的可能性大一些，可以抗炎后复查，目前不考虑恶性的，也不太像转移瘤。
听我分析后，他又特地给他母亲打电话，让我把自己的分析过程给他母亲说一下，在电话里，我又重复了一下自己的分析过程和处理意见。他母亲说自己这段时间很害怕，天天在手机上看相关的信息，手机上推送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听到我的分析和处理后，感觉心理压力减小了很多。现在手机的算法太厉害了，只要您对一个内容感兴趣，后面就会接二连三推送海量的信息。包括肺结节也是这样的，但每个人的肺结节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光看网上推送的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自己的资料让经验丰富的肺外科医生看一看，听听他们专业的讲解。
本次课程时长大约1分钟。
课程简介：
在传统的观念里是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参与度低。在性生活当中40%没有达到性高潮，甚至有些女性终身都达不到性高潮。很多性生活仅仅是为了配合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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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估计2015年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为3.5%（人数达到2.57亿）。在亚洲，乙肝患病率存在地区间的异质性，大多数地区的HBV感染率为中度至高度，亚洲地区不仅乙肝患病率高，乙肝死亡率也较高。
在亚洲地区进行的研究显示，HBV感染是导致肝硬化的主要原因。Ashtari等研究者对2014年以前发表的亚洲肝细胞癌（HCC）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发现全球70%以上的肝癌新发病例是在亚洲诊断的， 慢性乙肝是HCC的主要原因。最近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指出，全球肝癌病例中可归因于HBV感染的病例，大部分在亚洲。
亚洲慢性乙肝患病率高的一些可能原因包括：（1）母婴传播率高；（2）高病毒载量孕妇的抗病毒治疗率低；（3）出生时疫苗接种率低。亚洲人群的数据显示，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和乙肝e抗原（HBeAg）阳性母亲的乙肝母婴传播风险为70-100%，而在HBsAg阳性和HBeAg阴性的母亲中为5-30% 。
慢性乙肝的治疗推荐
目前，有两种主要策略用于慢性HBV感染的治疗。 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a）和核苷酸类似物（NAs）。疗效的高差异性和不利的安全性特征限制了PegIFNa的使用，NAs可能是相对PegIFNa的更优选择，以实现安全、持续和有效的抗病毒。
在NAs中，拉米夫定（LAM）、阿德福韦酯（ADV）和替比夫定（TBV）代表了一类低耐药屏障的药物； 恩替卡韦（ETV）、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DF）和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是一类高耐药屏障的药物。
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2017年指南推荐 ETV、TDF或TAF作为所有成人慢性乙肝患者首选的一线单药治疗方案。EASL还推荐了以治疗建议：
1. 所有慢性HBV感染者（HBeAg阳性或阴性；HBV DNA > 2000 IU/ml，ALT>正常上限水平和/或至少中度肝脏坏死或纤维化）都应开始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2. 所有代偿期或失代偿期的肝硬化患者都应开始治疗，无论ALT或HBV DNA水平如何；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应使用高耐药屏障的NAs治疗。
3. HBV DNA >20000 IU/ml和ALT > 2倍正常上限的患者，应开始接受HBV抗病毒治疗，无论纤维化程度如何。
4. HBeAg阳性的慢性HBV感染患者，若ALT持续正常但HBV DNA水平较高，如果年龄超过30岁或可以进行治疗，无论肝脏组织学病变的严重程度如何。
5. HBeAg阳性或阴性的慢性HBV感染患者，有HCC或肝硬化家族史和肝外表现，即使不符合典型的治疗指征，也可以进行治疗。
6. 与HBV相关的肝病患者，以及正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应使用NA治疗。
7. 建议联合使用HBIG和强效NA来预防肝移植后的乙肝复发；复发风险低的患者可停止使用HBIG，但应持续使用NA进行预防。
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的疗效
RCT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426名HBeAg阴性的慢性乙肝患者被随机分配到TAF（n = 285）或TDF组（n = 141）；另一项研究将873名HBeAg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随机分配到TAF（n = 581）或TDF组（n = 292）。两项研究96周时的汇总分析包括866名服用TAF的患者和432名服用TDF的患者。约1118名患者被纳入双盲扩展阶段的分析，两项研究的双盲扩展阶段中 78%是亚洲人。
在HBeAg阴性或阳性的慢性HBV感染者中， TAF在48、96和144周时均不劣于TDF。预设的亚组分析显示，在这两项研究中，亚洲人和非亚洲人在48周和96周达到主要终点的患者比例没有显著差异。两项研究均显示，在第48、96和144周，TAF和TDF组在HBeAg或HBsAg血清转换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真实世界数据
评估TAF在亚洲人群真实世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很有限。Kaneko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比较了TAF（n = 67）与TDF（n = 117）的疗效和安全性，并调查了从TDF转换到TAF治疗的有效性（n = 36）。在治疗的第48周，TAF组相比TDF组，ALT恢复正常的患者比例更高。两组在第48周时HBV DNA和HBsAg的下降程度相当。
最近对42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显示，在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的患者群体中，TAF和TDF是所评估的药物中病毒学反应最好的药物， 在促使ALT恢复正常的疗效方面，TAF是最好的药物。
从TDF换为TAF的策略
以上两项RCT研究的开放标签扩展阶段的一年结果显示，病毒抑制效果可维持，TAF治疗144周后ALT的正常化程度明显更高。在TDF转为TAF治疗48周后（即TAF治疗第144周），ALT水平恢复正常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
从TDF转为TAF的12周和24周初步结果显示，TAF治疗的患者的 骨骼和肾脏指标得到改善，这些结果一直持续到开放标签扩展阶段的一年后（即转换治疗48周后或TAF治疗144周后）。使用TAF治疗后，肾小管功能障碍相关标志物有所改善。在转换治疗48周后，骨质流失的所有生物标志物都有显著下降，髋部和脊柱骨密度也有改善。
对TDF双盲扩展组（n = 211）和TDF到TAF转换组（n = 180）在第144周的安全结果进行比较，发现转换组患者的骨骼和肾脏安全指标有明显改善，两组的eGFR中位数变化为-0.9 mL/min和+4.2 mL/min。
这两项研究中亚洲人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在治疗亚洲乙肝患者时， TAF可能成为TDF的替代药物，具有更好的骨骼和肾脏安全性。最近另一项3期随机双盲多中心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共有490名接受TDF治疗≥48周的慢性HBV感染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TAF 25mg或TDF 300mg。
在接受TAF治疗的243名患者中，80%是亚洲人，在接受TDF治疗的245名患者中，84%是亚洲人。换药48周后，显示TAF的抗病毒疗效不逊于TDF（两组中96%患者的HBV DNA<20 IU/ml）。在接受TAF治疗的患者中，ALT恢复正常的患者数量更多。该研究认为，在慢性乙肝患者中，TAF具有相当的疗效和更好的安全性，可以成为TDF的替代药物。
参考文献：
J Gastroenterol. 2020; 55(9): 811–82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李延龙，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专业方向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先天性脑积水( congenital hydrocephalus )又称婴幼儿脑积水( infantile hydrocephalus ) ,是指发生于胚胎期或婴幼儿期,因脑脊液产生、吸收间的失衡和(或)脑脊液循环受阻所致的病理状态。
脑室系统内脑脊液过多,导致脑室扩大.颅腔因颅缝未闭代偿性扩大,形成典型的颅腔及眼部体征,造成脑功能损害。先天性脑积水发生率为 2‰~ 5‰。
这篇文章将以小见大介绍中医思维治疗新冠肺炎，以及中西医如何结合。
病毒和细菌不同，我们老祖宗也不懂得这些，这可能也是中方思维方式导致的，我们习惯宏观推理微观，外在推理内在，这种思维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这也就给中西医思维结合带来契机。
拿临床来说，细菌感染常出现白细胞增多，容易产生热症，红肿热痛等炎症表现。病毒感染白细胞不增加甚至减少，出现寒湿证表现。中医思维根据疾病虚实用药，也就是说同样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中医思维不会像西医思维那样杀灭它，前面说了中医思维没有这个微观概念，我们都将其归为邪气，祛邪也讲的是让邪气离开，吐，汗，泻法将其因势利导。
中医思维治病，疾病出现或热，或寒，或湿，或虚，或燥，或痞，或淤都是身体与邪气共同作用的表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者泻之，治病同时调理了体质。
所以，中医思维不是盯着细菌病毒具体的分类看，而是更加关注邪正交争之后出现的表现，就拿这次新冠病毒来说，作用于不同的人，都会产生不同的表现，不能想着用一个药杀死它，必然某些人会承受很大副作用。这里就要引申到西医思维的缺点了。
西医药物是提纯的，功效显著的同时，副作用的风险也随之提高，为了降低副作用需要大量实验，不同的药物组合更是需要这样，人类将自己引入一个又一个死胡同，将其无限复杂化。药着眼于杀死病毒，杀死细菌，但在杀死病邪的同时，正气即正常的细胞和功能也受损了。并且，西医思维忽视了一点，当人体自身免疫力差的时候，再怎么吃杀病原体的药效果都不会好了。
反观中医思维，在治病结束后邪气去而正气复。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看到自己病治好了，人却不能自理，这里想到当面非典大量用激素治疗，因为肾上腺皮质功能抑制的原因导致许多人落下残疾，这就是西药不科学的地方，也是使用的风险，没有着眼于人。中医根据不同的人，调控寒热补泻药物的比例，每味中药都有它的偏性，但通过配伍就能组合出最适合具体病人的药方，副作用最低的药方。
中医需要许多现代技术的辅助，比如利用西医影像学早期排除癌症等恶性病，明确具体微观病理评估，明确诊断判断疾病预后，生产服用更方便的中药，改良剂型等等。西药的副作用也可以通过服中药来减轻，比如生地黄就能改善激素对身体的副作用。西医缺少的扶正观念也需要中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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