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痘的由来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欧洲。英国医生理查德·莫顿,认为这种主要影响儿童的空气传播疾病,是一种温和形式的天花病,所以创造出“水痘”这一名称。天花随着“牛痘疫苗”的普及已经淡出了我们的世界,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水痘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吗?为什么接种了水痘疫苗还是会被感染?既然接种了水痘还会被感染,是不是就不用接种了?要怎么样接种才可以更好的预防水痘?今天我们来了解关于水痘疫苗的真相,继续和喵妈一起“战痘”吧!
水痘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吗?
当然可以,预防水痘感染的有效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水痘疫苗是一种减毒活疫苗,既可防止易感人群感染,也可减轻已感染者的症状,降低并发症发生几率。对于仅接种过一剂水痘疫苗的人,只要距第一剂疫苗接种时间达 3 个月,就应给予第 2 剂疫苗以完成免疫系列接种。妊娠前接种水痘疫苗可以很好的保护孕妇、胎儿和新生儿不受水痘侵害。
哪些人不适合接种水痘疫苗?
•妊娠女性、婴儿;
•正在接受抗肿瘤化疗的人;
•有先天性或获得性 T 淋巴细胞免疫缺陷的人,如 AIDS 患者;
•正在接受免疫抑制的人,如服用抗排异药物的器官移植患者、接受生物制剂治疗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长期应用高剂量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患者等;
•尚未控制的中度或重度急性疾病患者无论是否伴有发热,如呼吸道感染、中耳炎、胃肠炎等更严重的疾病。因为接种的疫苗不良反应可能会使基础疾病更加复杂,或者把基础疾病的表现可错误地归咎于疫苗。
•正在使用可影响机体免疫状况的血制品时,如丙种球蛋白会干扰免疫应答,不建议使用期间接种水痘疫苗。
•其他可以对机体免疫功能严重影响的情况。
•对水痘疫苗或是水痘疫苗成分(如新霉素、明胶)发生过严重过敏反应的人。
特别说明:
•感染水痘并痊愈的人,一般可以获得持久免疫,通常不再需要接种水痘疫苗。
•接种水痘疫苗要权衡利弊,考虑接种后患者是否获益更多,对于某些免疫功能受损但程度不是很严重的个体,如果接种后获益更多,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接种。
•无重度免疫抑制的 HIV 感染者可接种单抗原水痘疫苗。
•较低剂量、局部使用或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治疗不是水痘疫苗接种的禁忌证。
•水痘疫苗不含鸡蛋蛋清成分,鸡蛋过敏不是接种水痘疫苗的禁忌症。
如果不小心接触了水痘患者,还有没有预防办法?
接触了以后也不要过分担心,我们可以通过评估暴露的程度、发生严重感染的风险程度以及对机体对 VZV 的易感性,决定是提供主动免疫(水痘疫苗)还是被动免疫(水痘特异性抗体;VariZIG )。对于不适合接种水痘疫苗的人群推荐使用 VariZIG 进行免疫预防,尤其是孕妇、新生儿和免疫低下。
已经接种了水痘疫苗还会感染水痘吗?
会的。只接种过一剂水痘疫苗的儿童在暴露于 VZV 后有 20%可能发生水痘感染。这就是突破性水痘.“突破性水痘”是指既往接种过水痘疫苗,但在暴露于野生型病毒后发生的感染的水痘类型。值得强调的是,接种过水痘疫苗的儿童,罹患水痘后多为轻型。感染者通常无发热,皮疹可能为斑丘疹而不是水泡,且疱疹数<50 个(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感染者平均在 300 个左右)。但是突破性水痘患者依然是水痘的传染源,应该隔离至疱疹至干痂为止。
突破性水痘是因为疫苗没有发挥作用吗?
其实不完全是,发生突破性水痘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指接种疫苗未能使机体产生相应的免疫力,其中接种单剂后会有 25%甚至更多的人不能形成针对水痘的免疫力,即接种失败,但接种两剂疫苗失败率可以降到 1%以下。当然突破性水痘也可能是因为初始疫苗形成免疫力不够持久,逐渐下降,这也是青少年和成人接种水痘后仍然感染的原因之一。
既然接种了水痘还会被感染,是不是就不用接种了?
不是的,研究表面对于 14 岁以下的儿童,接种疫苗可以减轻患者出疹症状,减少并发症尤其是严重并发症的发生。这也是喵喵仅仅出了五个痘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接种了一剂水痘疫苗。2014 年 6 月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水痘和带状疱疹病毒疫苗立场文件》中提到,接种 1 剂水痘疫苗的目的在于减少重症和降低死亡率,而接种 2 剂水痘疫苗才能进一步减少病例数和暴发疫情发生。
在《关于水痘的十万个为什么》里喵妈提到,喵喵仅接种了一剂水痘疫苗,所以对水痘的预防效果有限,她就是一例突破性水痘患者。也正是由于这一剂水痘疫苗,使她的症状很轻,没有发热,仅在小腿、腹部皮肤出现 5 个红色丘疹,也没有明显瘙痒,3 天后就结痂愈合了。由于突破性水痘患者依然有传染性,所以居家隔离了一周。喵喵因为感染水痘获得了更持久的免疫,自然就不再需要接种第二剂了。
水痘疫苗属于二类疫苗需要自费接种,但是自费接种不代表可种可不种,对于水痘易感人群强烈推荐接种。
水痘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潜伏期 10-20 天,人是唯一传染源,传染性非常强,从出疹 1-2 天到皮疹干燥结痂,都有传染性,可以经过飞沫及接触传染,被污染的用具,衣服,敷料,玩具传染,孕妇感染水痘后,面临两个风险,一个是对母亲的影响,另一个是对胎儿的影响。
对孕妇的影响
表现为发热和疱疹,病情可以自愈,一般产生终身免疫,孕妇免疫力差,可以合并肺炎,脑炎并继发性细菌感染
对胎儿的影响
孕 20 周内感染水痘可以出现四肢发育不全,视网膜炎,皮肤疤痕(先天性水痘综合症),孕 20 周以后对胎儿发育无影响,胎儿有可能感染水痘病毒,并于出生后的新生儿期或者儿童期发生带状疱疹。
临产期感染水痘,可以导致新生儿水痘,引起严重后果,感染者死亡率可达 30%以上
如果以前患过水痘,可以忽略以下内容
搞定孕妇水痘两招
第一招
准备备孕前提前注射水痘疫苗,注射完成三个月后怀孕,可以对 85%人群有预防作用
注射方法: 12-18 个月可以开始注射,13 岁以下注射一次,13 岁以上注射两次,两次注射间隔 4-8 周
第二招
当与疑似水痘的人接触后,紧急注射带状疱疹免疫球蛋白,注射时间最迟不要超过接触后 96 小时,可以提供预防水痘作用 3 周,3 周后如果再次接触疑似水痘病人,可以重复注射
水痘和带状疱疹是由同一病毒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临床表现不同的两种疾病,水痘为原发性感染,多见于儿童临床特征,同时出现全身性的丘疹,水痘及结痂带状疱疹是潜伏于感觉神经节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激活后发生皮肤感染,沿身体周围神经出现的成带状分布成簇,出现的疱疹为特征,多见于常人。
一,水痘的治疗
- 一般性的治疗和对症治疗,患者应隔离发热时,应保证充分的休息,给予容易消化的饮食和补充水分,加强护理,保持皮肤的清洁,避免抓挠,防止皮疹继发感染。骚痒的可以用炉甘石洗剂涂擦疱疹,破裂的可用龙胆紫或者抗生素软膏,防止感染,饮食上清淡饮食,禁止吃辛辣,刺激性饮食或者带有发性的食物,比如鸡蛋,鱼虾等海鲜,发热时禁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 抗病毒治疗,如果皮疹出现 24 小时内进行治疗,能够控制皮疹的发展,加速病情的恢复,临床上一般用伐昔洛韦,日两次口服。
- 防止并发症,继发细菌感染时选择抗生素。
二,带状疱疹治疗
该病为自限性疾病,治疗原则为止痛,抗病毒治疗,预防继发感染
- 抗病毒药物治疗可用阿昔洛韦。
- 疱疹局部可用阿昔洛韦乳膏涂擦,神经疼痛剧烈,可以镇痛药,保持皮损处的清洁,防止继发性感染。
病症: 胃癌 恶性黑色素瘤
患者:李女士
年龄:70岁
病症: 胃癌 恶性黑色素瘤
患者:李女士
年龄:70岁
罹患癌症,毫无疑问对每个人都是重大打击。而如果一位患者不幸同时罹患两种癌症,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沉重。
但时至今日,癌症早已不再是什么“不治之症”,很多良好的治疗方法,可帮助患者迈过重重困境,预后得到极大提升。
不仅如此,在医疗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患者也能通过“海外二诊”服务,快速触达到国际权威专家资源,为自己的治疗保驾护航!
今天的案例主人公李女士,正是一位“海外二诊”的受益者。我们来一起看看她的故事。*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个人信息均已经脱敏处理。
70岁的李女士在去年年底,因脚底疼痛去医院看病,结果发现脚后跟有一个1厘米的黑色肿物。医生判断是冻疮,于是开了点外用药,李女士也就没有再放在心上。
大概4个月后,真正的噩梦降临:李女士通过影像检查,被诊断为胃癌,而且有了淋巴结转移。 她还出现了多次呕血,病情非常危急。很快,医生为她实施了全胃切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通过检查,医生发现李女士后脚跟的肿物竟然也是癌症——恶性黑色素瘤。于是大概2个月后,医生又切除了她的足底肿瘤。
为了降低复发风险,李女士开始了3个周期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替吉奥联合纳武单抗)。
虽然该做的都已做完,但对于李女士来说,恐惧感还远未被消除。因为癌症最令人恐惧的,是其具有“复发转移”的能力 。一旦癌症再次袭来,李女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另外,两种癌症的治疗以及术后辅助药物治疗,也让李女士遭遇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腹泻、味觉障碍还有体重明显下降的问题。这些对于已经70岁的李女士来说,都很影响生活质量,所以迫切需要解决。
在本次的国际专家“海外二诊”服务中,李女士预约的是来自日本某知名综合性医院肿瘤中心的外科部长医生,他的专长领域既包括肿瘤外科,又包括各类癌症药物疗法、姑息治疗,是一位“内外兼修”的权威专家。在充分了解了李女士既往的病情和治疗经过后,医生很快通过远程会诊的方式,为患者详细解答了当前她的所有问题。
1、 未来如果转移或复发了该怎么办?
医生:假如您未来不幸出现转移或复发,那么化疗是核心治疗手段。对于单发的孤立转移灶,可以选择手术、放疗来进行局部治疗。
具体化疗方案选择,我按使用的先后顺序列出了3类,当前面的方案失效后,可更换为后面的方案。
一类方案:化疗联合/不联合免疫方案
- CAPOX (卡培他滨+奥沙利铂)±O药(即免疫药物纳武单抗)
- SOX (替吉奥+奥沙利铂)±O药
- FOLFOX (5-FU+奥沙利铂)±O药
二类方案:化疗联合/不联合抗血管药物方案
- Taxane (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多西紫杉醇)±雷莫芦单抗
三类方案:化疗方案
- 曲氟尿苷/盐酸替吡嘧啶
- 伊立替康
2、N K细胞疗法是否对我有帮助?副作用是否可控? X医生: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NK细胞疗法对癌症有效,因此不予推荐。
3、口服替吉奥会腹泻,是否需要调整方案? II/III期胃癌患者术后采用辅助治疗方案,分别为:
- 替吉奥口服 1 年(口服 4 周,停药 2 周,共 8 个疗程或口服 2 周,停药 1 周,共 16个疗程)
- CAPOX (卡培他滨+奥沙利铂) 共半年(每 3 周一次,共 8 个疗程)
- SOX (替吉奥+奥沙利铂) 共半年(每 3 周一次,共 8 个疗程)
这三种方案中,替吉奥方案和CAPOX方案等效,但SOX要优于替吉奥。另外,胃癌术后直接使用纳武单抗免疫治疗无意义。
替吉奥确实会出现腹泻等代表性不良反应,患者可以考虑对症治疗,比如调节肠道的药物、止泻药等缓解副作用。如果副作用太严重,那么可以考虑减少药物剂量。
替吉奥的标准用药剂量为120mg,但用量低于80mg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当前患者用药为100mg,那么为了降低副作用,可以减少剂量到80mg;但如果目前剂量已经是80mg,则无法进一步降低剂量,此时考虑更换方案为CAPOX方案替代。 如果不良反应严重到干扰日常生活,则患者可以选择停药,持续观察病情变化。
对于无淋巴结转移的II期B和II其C的患者,可选择使用1年帕博丽珠单抗免疫治疗。
4 、术后患者很瘦,味觉障碍,如何调理改善? 通常,手术后患者体重会减轻20%左右。这是患者消化吸收能力低下、促食欲的胃肠激素减少引起的。大约6个月到1年时间,患者可以恢复正常。
味觉障碍可能是抗癌药的副作用引起的,也可能是饮食减少导致缺乏锌等微量元素引起的。建议患者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饮食,每天分5-6次吃饭。在日本,我们有时也会给患者用一些营养补充剂。
另外,也可以考虑采用中草药的对症治疗,改善症状,比如十全大补汤、六君子汤。 会诊结束后,李女士的心情得到了极大的平复。她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更清晰了,也对日本专家的细致指导和会诊的快速响应非常满意。
中国是消化道癌症发病数量较多的国家,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数据,2022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约为35.87万例,死亡人数26.04万人。
总体来说,胃癌属于严重威胁我国国民生命健康的蕞常见癌症之一。胃癌如能在早、中期发现,还是有很大机会通过手术实现根治的,患者仍有一定机会得到临床治愈(术后5年不复发即为临床治愈)。
但在胃癌患者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年龄较高】、伴有诸多【基础病】等问题,对手术存有疑虑,担心“下不来手术台”,甚至会放弃手术机会,选择吃药等姑息治疗。这样的选择真的正确吗?现如今的技术能否支持这类老年患者安全手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个真实案例。
01七旬老人遭遇中期胃癌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胃病”项女士,因短时间体重骤降(8斤)前往就医。血液检测显示,她有一项指标异常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食道和胃连接的地方(贲门)以及胃的“外墙”(胃壁)都变得异常的厚,而且形状不均匀——这正是胃癌常见的表现。
医生随后通过胃镜检查和病例活检(取一小块组织观察上面的细胞),确诊了老人患有胃癌。由于还没有出现胃以外的远处其他器官的转移,也没有附近淋巴结转移,因此项女士的胃癌分期为中期。虽不是早期,但中期胃癌通常是可以手术的。为项女士提供诊疗的医生也表示,可以通过全胃切除手术实现根治。
但一来项女士已经七十多岁,二来她有20多年的糖尿病(手术伤口会更慢愈合、感染风险高、术后并发症风险高)、右肺还有一枚1.2厘米的肺结节。种种问题让老人和家人们都比较犹豫,担心扛不住治疗,最终“越治越糟”。在这样的背景下,项女士决定找一位足够权威的外科专家,来为自己进行全面评估,看看能不能兼顾好肿瘤根治以及手术的安全性。
不久后,项女士预约了来自日本癌研有明医院消化中心胃外科部长布部创也医生为自己提供指导。
02日本专家咨询内容分享
在充分了解了项女士的病情信息和全部资料后,布部创也医生给出了如下指导建议:首先,患者此前接受的是普通CT而非增强CT,胃镜也没有清晰展示食道上肿瘤具体侵犯的程度,因此很难得出精准的分期判断。
后面患者来癌研有明医院就医时,医疗团队会在治疗前为她做一套非常精细、全面的检查,此后就可以明确肿瘤情况了。届时如果发现患者的分期、肿瘤侵犯的范围确实和现在的结果相同,那么可以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手术实现根治,损伤会非常小;如果届时发现肿瘤侵犯食道过多,则需要消化道联合食道外科共同进行胸腔镜手术治疗。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患者都可以耐受手术,并且保留一部分胃。癌研有明医院是一家极为擅长肿瘤微创手术的知名癌症专科医院。在胃癌方面,2005年,医院开始导入腹腔镜,2019年又引入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患者术后并发症更少了。如今,癌研有明医院98%的外科手术都采用微创。
受益于此,很多在别的医院需要胃全切的胃癌患者,到癌研有明后可以保留一部分胃,还能兼顾临床治愈。这对于术后患者的长期营养摄入和体重维持都很有帮助。布部创也医生所在科室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在做到根治性切除的前提之下,将原本的胃全切术式变为次全胃切除术,尽可能为患者保留一些胃,让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那么项女士的糖尿病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手术呢?对此,布部创也医生认为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对于这类患者,癌研有明医院会进行详细的术前评估,并且有专业团队介入,从生活方式调整和专业治疗入手,帮助患者控制好血糖,让血糖水平达到符合手术的标准,从而降低术后愈合不良风险。
关于肺部的1.2厘米结节,布部医生认为可以暂不处理,无论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因为这枚结节属于纯磨玻璃结节,即便是恶性,进展也非常缓慢,并不会快速出现转移扩散。而胃癌根治手术虽然会采用微创方式,但依然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负担,如果同时处理肺结节,会导致负担过重、患者难以承受。所以当前蕞好的处理办法,是先集中精力解决胃癌肿瘤,术后安排呼吸科专家为患者进行肺结节诊断,给出随访或手术或根治性放疗的建议。
03项女士术后,是否需要化疗来降低复发风险、争取更大治愈希望?
对此,布部创也医生表示,是否化疗现在还不能判断。因为术后患者能获得蕞精准的分期判断,有可能患者术前被认为是2期,但实际上术后成了1期(无需化疗);有时也可能患者术前是1期,但术后成了2-3期。假如是2-3期,则患者术后需要坚持1年的辅助化疗,大概可以降低10%的复发风险。
当地时间10月29日礼来宣布了Ⅲb期临床试验(TRAILBLAZER-ALZ 6)的积极结果,对于早期症状性阿尔茨海默病成人患者,用改良滴定方案接受donanemab治疗的患者在24周主要终点时,伴水肿/积液的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RIA-E)有所减少。
donanemab这个新药在今年7月获批于美国,又在之后获日本厚生劳动省、英国药品和医疗产品监管局批准,用于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donanemab在国内2023年取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目前还在审评审批过程中。
CDE官网截图
但在FDA说明书中有黑框警告,大意是应用该药时应注意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RIA),表现为ARIA-E和ARIA伴含铁血黄素沉积(ARIA-H),通常发生在治疗早期,且无症状,很少发生严重和危及生命的事件。本次试验的积极结果和这个黑框警告相关。一起来看详情。
FDA说明书截图
给药方式有哪些改变?会不会影响效果?
TRAILBLAZER-ALZ 6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Ⅲb期研究,主要研究donanemab的不同给药方案对早期症状性AD患者ARIA-E和淀粉样蛋白清除率的影响,这里的早期AD指的是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轻度痴呆疾病阶段。
给药方式和既往不同,既往标准给药方案是在前三次输注时接受2瓶(700mg)donanemab,然后再接受4瓶(1400mg);改良滴定方式是患者第一次输注1瓶(350mg),第二次输注2瓶(700mg),第三次输注3瓶(1050mg),此后每次输注4瓶(1400mg)。
研究的主要终点是第24周时患者出现ARIA-E占总参与者的比例,结果显示接受改良滴定方式的患者ARIA-E发生率为14%,而标准给药方案为24%,相对风险降低41%。载脂蛋白E(APOE)是已知的阿尔茨海默病遗传风险因素的携带者,在这些患者中,19%患者在改良滴定时患有ARIA-E,而标准给药方案中为57%,相对风险降低67%。
看到这里你或许也有疑问,虽然ARIA-E的发生风险降低了,但改良滴定方案会不会影响疗效?答案是不会。
与接受标准给药方案的患者相比,改良滴定患者淀粉样斑块和p-tau217减少。改良滴定的患者的淀粉样斑块水平较基线平均降低 67%,而标准给药组患者为69%。
参考来源
1.Modified Titration of Donanemab Demonstrated Reduction of ARIA-E in Early Symptomatic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in Phase Ⅲb study.
2.CED官网.
3.A Study of Different Donanemab (LY3002813) Dosing Regimens in Adults With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TRAILBLAZER-ALZ 6).
当地时间10月29日,阿西米尼(asciminib)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加速批准[1] ,用于慢性期新诊断的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白血病(Ph+CML)成年患者。CML是一种骨髓和血细胞癌症,通常由费城染色体的异常染色体引起。在一线治疗中,约1/3的患者会出现下列问题:由于不良反应或者治疗无效而停止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新的药物,asciminib就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新药。早在2022年8月,加拿大药物和卫生技术局(CADTH)建议[2] :“若满足条件,可通过公共药物计划报销asciminib用于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asciminib为何得到FDA的青睐?
本次获批基于一项III期多中心随机研究,研究目的是比较每日80mg的asciminib与TKI治疗的疗效。TKI治疗是接受伊马替尼、尼洛替尼、达沙替尼或博舒替尼任意一种治疗。
共有405名患者被随机分配(1:1)进两组治疗。主要疗效结局指标是48周时的主要分子反应(MMR)率。这个指标是慢性髓性白血病的关键指标,这个比例越高,说明该治疗在基因水平上对疾病的控制效果越好,能够更有效地抑制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进而有望更好地控制疾病的进展、改善患者的症状和预后。
研究结果显示,48周时MMR率方面,asciminib组中为68%(95% CI: 61, 74),TKI组为49%(95% CI: 42, 56),二者相差19%。细看具体的TKI,入组伊马替尼和其他TKI药物入组比例为1:1;asciminib组的MMR率为69%(95% CI: 59, 78),而伊马替尼组为40%(95% CI: 31, 50),相差近30%(95% CI: 17, 42)。
这个新药安全吗?每周需要打几次药?
根据FDA数据显示,在新诊断和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应用新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20%)是肌肉骨骼疼痛、皮疹、疲劳、上呼吸道感染、头痛、腹痛和腹泻。若只看新诊断的患者,最常见的实验室异常(≥40%)是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白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计数降低、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等。
根据FDA已批准的asciminib说明书,用药期间还需要注意一下事项:
1.骨髓抑制 :用药期间可能因出现骨髓抑制,发生血小板减少症、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贫血。用药应在治疗的前3个月,需要每两周进行一次全血细胞计数,此后每月进行一次检测,从而判断患者有无骨髓抑制症状。根据严重程度,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
2.胰腺毒性 :患者可能出现血清脂肪酶和淀粉酶无症状升高,每月需评估血清脂肪酶和淀粉酶水平,如果您有胰腺炎,则注意主动告知医生,需要进行频率更高的检测。
3.高血压风险 :可能出现3级或4级高血压风险,应注意检测血压。
4.超敏反应 :可能出现3级或4级超敏反应,包括皮疹、水肿和支气管痉挛。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需及时反馈医生,医生会根据超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开始适当的治疗。
5.心血管毒性 :如果您有心血管病史,需要告知医生;对于3级或更高级别的心血管毒性,医生会考虑暂停用药、减少剂量或永久停药。
6.胚胎/胎儿毒性 :若您在怀孕期间用药或在服用药物期间怀孕,可能对孩子有潜在风险。这个新药是口服药,需要根据不同的给药剂量(80mg或40mg)每天/或每两天用药。
近些年来,还有哪些白血病药物获批FDA?
根据FDA肿瘤学/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批准通知,白血病相关新药整理如下表。
另外可以看出21年时asciminib已获批白血病治疗,但限定既往接受过两种或更多TKIs治疗,本次获批属于扩大适应证。
参考来源:
1.FDA grants accelerated approval to asciminib for newly diagnosed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2.Asciminib(Scemblix):CADTHReimbursementRecommendation:Indication:ForthetreatmentofadultpatientswithPhiladelphiachromosome-positivechronicmyeloidleukemia(Ph+CML)inchronicphase(CP)previouslytreatedwith2ormoretyrosinekinaseinhibitors.Ottawa(ON):CanadianAgencyforDrugsandTechnologiesinHealth;2022Aug.PMID:38713779. 3.AStudyofOralAsciminibVersusOtherTKIsinAdultPatientsWithNewlyDiagnosedPh+CML-CP. 4.Product information:SCEMBLIX-asciminibtablet,filmcoated.UpdatedAugust7,2024. 5.Oncology(Cancer)/HematologicMalignanciesApprovalNotifications.
以下内容来源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Presentation of Cas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ovement Disorders
Seizures
Functional Movement Disorder
Dyskinesia
Limb-Shaking TIAs
Clinical Impression and Initial Management
Clinical Diagnosis
Dr. Albert Y. Hung’s Diagnosis
Pathological Discussion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dditional Management
Final Diagnosis
以下内容来源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Presentation of Case
Dr. Christine M. Parsons (Medicine): A 75-year-old woman was evaluated at this hospital because of arthritis, abdominal pain, edema, malaise, and fever.
Three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noticed waxing and waning “throbbing” pain in the right upper abdomen, which she rated at 9 (on a scale of 0 to 10, with 10 indicating the most severe pain) at its maximal intensity. The pain was associated with nausea and fever with a temperature of up to 39.0°C. Pain worsened after food consumption and was relieved with acetaminophen. During the 3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edema developed in both legs; it had started at the ankles and gradually progressed upward to the hips. When the edema began to affect her ambulation, she presen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is hospital.
A review of systems that was obtained from the patient and her family was notable for intermittent fever, abdominal bloating, anorexia, and fatigue that had progressed during the previous 3 weeks. The patient reported new orthopnea and nonproductive cough. Approximately 4 weeks earlier, she had had diarrhea for several days. During the 6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had lost 9 kg unintentionally; she also had had pain in the wrists and hands, 3 days of burning and dryness of the eyes, and diffuse myalgias. She had not had night sweats, dry mouth, jaw claudication, vision changes, urinary symptoms, or oral, nasal, or genital ulcers.
The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was notable for multiple myeloma (for which treatment with thalidomide and melphalan had been initiated 2 years earlier and was stopped approximately 1 year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hypothyroidism; chikungunya virus infection (diagnosed 7 years earlier); seropositive erosive rheumatoid arthritis affecting the hands, wrists, elbows, and shoulders (diagnosed 3 years earlier); vitiligo; and osteoarthritis of the right hip, for which she had undergone arthroplasty. Evidence of gastritis was reportedly seen on endoscopy that had been performed 6 months earlier. Medications included daily treatment with levothyroxine and acetaminophen and pipazethate hydrochloride as needed for cough. The patient consumed chamomile and horsetail herbal teas. She had no known allergies to medications, but she had been advised not to take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fter her diagn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Approximately 5 month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had emigrated from Central America. She lived with her daughter and grandchildren in an urban area of New England. She had previously worked in health care. She had no history of alcohol, tobacco, or other substance use. There was no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 or autoimmune, renal, gastrointestinal, pulmonary, or cardiac disease.
On examination, the temporal temperature was 37.1°C, the heart rate 106 beats per minute, the blood pressure 152/67 mm Hg, and the oxygen saturation 100% while the patient was breathing ambient air. She had a frail appearance and bitemporal cachexia. The weight was 41 kg and the body-mass index (the weight in kilograms divided by the square of the height in meters) 15.2. Her dentition was poor; most of the teeth were missing, caries were present in the remaining teeth, and the mucous membranes were dry. She had abdominal tenderness on the right side and mild abdominal distention, without organomegaly or guarding. Bilateral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was palpable. Infrequent inspiratory wheezing was noted.
The patient had swan-neck deformity, boutonnière deformity, ulnar deviation, and distal hyperextensibility of the thumbs (Fig. 1). Subcutaneous nodules were observed on the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joint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fingers of the right hand and on the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joint of the fourth finger of the left hand. Synovial thickening of the metacarpophalangeal joints of the second fingers was noted. There was mild swelling and tenderness of the wrists. She had pain with flexion of the shoulders and right hip, and there was subtle swelling of the shoulders and right knee. Pitting edema (3+) and vitiligo were noted on the legs. No sclerodactyly, digital pitting, telangiectasias, appreciable calcinosis, nodules, nail changes (including pitting), or tophi were present. The remainder of the examination was normal.
The blood levels of glucos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bilirubin, globulin, lactate, lipase, magnesium, and phosphorus were normal, as were the prothrombin time and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other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Urinalysis showed 3+ protein and 3+ blood,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the sediment revealed 5 to 10 red cells per high-power field and granular casts. Urine and blood were obtained for culture. An electrocardiogram met (at a borderline level) the voltage criteria for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Dr. Rene Balza Romero: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f the chest, abdomen, and pelvis, performed after the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material, revealed scattered subcentimeter pulmonary nodules (including clusters in the right middle lobe and patchy and ground-glass opacities in the left upper lobe), trace pleural effusion in the left lung, coronary and valvular calcifications, and trace pericardial effusion, ascites, and anasarca. The scans also showed slight enlargement of the axillary lymph nodes (up to 11 mm in the short axis) bilaterally and a chronic-appearing compression fracture involving the T12 vertebral body.
Dr. Parsons: Morphine and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 were administered intravenously. On the second day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lso referred to as hospital day 2), the blood levels of haptoglobin, folate, and vitamin B12 were normal; other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A rapid antigen test for malaria was positive. Wright–Giemsa staining of thick and thin peripheral-blood smears was negative for parasites; the smears also showed Döhle bodies and basophilic stippling. Antigliadin antibodies and anti–tissue transglutaminase antibodies were not detected. Tests for hepatitis A IgG and hepatitis C antibodies were positive. Tests for hepatitis B core and surface antibodies were negative. A test for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HIV-1) and type 2 (HIV-2) was negative.
Findings on abdominal ultrasound imaging performed on the second day (Fig. 2A and 2B) were notable for a small volume of ascites and kidneys with echogenic parenchyma. Ultrasonography of the legs showed no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n echocardiogram showed normal ventricular size and function, aortic sclerosis with mild aortic insufficiency, moderate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a 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of 39 mm Hg, and a small circumferential pericardial effusion. Intravenous hydromorphone was administered, and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On the third day (also referred to as hospital day 3), nucleic acid testing for cytomegalovirus, Epstein–Barr virus, and hepatitis C virus was negative, and a stool antigen test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was negative. An 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 for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as also negative. Oral acetaminophen and ivermectin and intravenous hydromorphone and furosemide were administered.
Dr. Balza Romero: Radiographs of the hands (Fig. 2C through 2F) showed joint-space narrowing of both radiocarpal joints and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erosions involving both hands. Radiographs of the shoulders showed arthritis of the glenohumeral joint and alignment suggestive of a tear of the right rotator cuff. A radiograph of the pelvis showed diffuse joint-space narrowing of the left hip, without osteophytosis, and an intact right hip prosthesis.
Dr. Parsons: Diagnostic tests were performed, 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were mad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Cancer
Infectious Disease
Autoimmune Disease
Hypocomplementemia
Dr. Beth L. Jonas’s Diagnosis
Pathological Discussion
Pathological Diagnosis
Discussion of Management
Follow-up
Final Diagnosis
Overlap syndrom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omplicated by proliferative lupus nephritis, superimposed on amyloid A amyloi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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