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东市第一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医院，医院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开放床位588张，全院设有56个科室，其中临床科室26个，医技科室11个，现有职工618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87人，副高级以上职称105人。医院科系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综合实力在我市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医院始建于1953年，时称肇东康复医院，隶属黑龙江省卫生厅领导。1958年，改为肇东县结核医院，隶属肇东县人民政府领导。以后几易隶属关系，先后更名为松花江专区结核病防治院、绥化地区结核病防治院、绥化地区第一医院。1995年1月始，更名为肇东市第一医院，归属肇东市人民政府领导。一代又一代的第一医院人始终不忘初心，以发展卫生事业为己任，面对医学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百姓健康的需求，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增加设备投入，优化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与国内各大医院建立技术协作等措施，为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和护理人才，不断追赶医学技术前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于2013年被黑龙江省卫生厅评定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成为了医院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里程碑。医院承担着肇东市93万人口及周边市县百姓的卫生服务工作任务，是120急诊急救中心，是肇东市城镇医保、农村合作医疗和哈尔滨铁路局职工医保的定点医院，是全市残疾病人康复治疗中心，同时也是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牵头医院。医院致力于专科综合能力建设，倾力打造五官中心、康复中心、中医科，加快介入治疗等项目的开展，提升医院综合技术实力，集中力量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医院拥有一批优秀的医疗专家和技术精湛的医疗团队，他们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以良好的医德医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医院配备可与世界接轨的先进设备，购置国内外先进的高精尖设备200多台套，配有德国产西门子64排128层CT、德国产西门子1.5T核磁共振机、德国产西门子S200四维彩超、AU-2700日本产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大型设备，能够全方位、多层次的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为患者提供最精准的临床诊断依据。医院多年来曾获省、地、市科技成果奖67项，科技进步奖356项，在国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00余篇。每年都分批次选送卫生技术人员到省级医院、国家级医院进行学术交流，进修学习。医院市级重点学科开展的许多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地市级医学领域的空白。肇东市第一医院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开拓中求创新，在奉献中树口碑，光荣的走过了70年的风雨路程，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为了保障肇东市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政府和群众的信赖和赞誉。医院被授予“雷锋医院”、“全国扶残助残先进单位”、“黑龙江省百姓口碑信赖医院”、“省级文明单位标兵”、“省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地、市级思想工作先进集体”、“市卫生工作先进单位标兵”、“市先进党组织”等多项殊荣。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是指一个或一个以上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过多产生的不同临床综合征。过度产生雄激素导致肾上腺雄性化；糖皮质激素过高分泌产生库欣综合征；过度醛固酮产生导致醛固酮增多症，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全身，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不确定，控制钠盐的摄入,限制饮酒,维持钾的摄入,忌高糖饮食,，X线或超声波定位作小针穿刺吸取生物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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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性早熟有什么表现和特点？
① 男孩的青春期发育进程往往是睾丸增大→阴茎增大→阴毛和腋毛生长→变声、长胡须、长喉结→遗精。
② 男孩在 9 岁以前出现睾丸增大属于性早熟，但是男孩睾丸增大不容易被家长观察到，往往是出现变声、长胡须或者喉结后，家长才知道孩子进入青春期。
③ 男孩整个青春期发育大致经历 3-4 年，如果青春期进展的速度加快也属于性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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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早熟有什么危害？
性早熟最主要的危害，也是家长特别关心的，就是对身高的影响了。
大家都知道，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生长加快。一般女孩生长加速的年龄在 10 岁左右，在乳房发育 1-2 年后出现生长突增，一年长 6-12 厘米（速度因人而异），持续 1 年，月经初潮后生长减速。一般月经来潮后还能再长 3-5cm 就达到成年身高了。
一般男孩在 12 岁开始生长加速，大致在变声前后出现生长突增，一年长 7-12cm（速度也是因人而异），持续约 1-1.5 年，遗精后生长减速。
性早熟的孩子会更早出现生长加速，更早停止生长，有可能最终身高低于原本应有的水平。
为什么说“有可能”而不是“肯定”呢？性早熟中会有一部分孩子进展缓慢，例如乳房早发育的女孩，有些到 11 岁左右才来月经，很可能成年身高不易受影响。很多 6 岁后乳房发育的女孩，性早熟进展会比较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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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早熟分哪些类型？
性早熟可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外周性性早熟和良性青春期变异。
① 中枢性性早熟：指大脑里分管性发育的中枢“司令部”提前启动，发布青春期发育指令，从而促进青春期发育。导致它的原因可能是特发性因素（即目前找不到病因）或脑内的病变，如肿瘤、脑创伤、脑积水等等，其中 90%的女孩的中枢性性早熟和 60%的男孩的中枢性性早熟都是特发性的。
② 外周性性性早熟：由于性腺或肾上腺分泌的雌激素和/或雄激素过多，或是使用了外源性性激素，例如误服了避孕药等等，是没有大脑里性发育中枢“司令部”的发育指令下达的。
③ 良性青春期变异：指虽然第二性征提前了，但是没有疾病表现，没有进行性的性发育，最终身高也不会受到影响。例如一些 2-3 岁以前出现的乳房发育，也被称为微小青春期。这类孩子不需要治疗，但是需要医生检查患儿有无青春期发育的其他征象，监测生长（如果身高增长加速，提示进行性青春期发育）。如果发现有进行性的青春期发育，这就不属于良性青春期变异的范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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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性早熟，家长该怎么做？
如果发现孩子有性早熟迹象，需要看医生来评估性早熟是中枢性、外周性还是良性青春期变异，以及性发育的进程快不快，判断是不是要排查性早熟的病因，和要不要用药物治疗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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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性早熟？
如果比 95%同性别的人性发育都要早，就叫性早熟。女孩和男孩青春期发动的平均年龄分别约为 9.5 岁和 11.5 岁，如果女孩在 8 岁之前，男孩在 9 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或者女孩在 10 岁之前出现月经初潮就被定义为性早熟。
什么是第二性征？
孩子一出生就能分辨的男女生殖器的差别是第一性征，青春期开始后出现的男女身体特征区别就叫做第二性征，包括：乳房发育、阴茎变长、睾丸增大、阴毛和腋毛生长、长喉结、长胡须、声音改变等。
女孩性早熟有什么表现和特点？
① 大多数青少年青春期都沿着类似的路径完成整个发育过程。女孩青春期发育进程往往是乳房发育→阴毛生长→外生殖器改变→腋毛生长→外阴白带样分泌物→月经来潮。
② 早期女孩乳房发育多为单侧乳房小硬结，像黄豆或者花生米大小，可伴有轻微的压痛和痒感。若发育继续进展的话，另一侧乳房也会出现发育。
③ 女孩子进入青春期往往更容易被家长发现，而 8 岁以下女孩的性早熟通常是因乳房发育被妈妈发现的。
④ 通常女孩乳房发育 2-3 年后，会月经来潮，但是如果青春期进展太快，例如：虽然是 8 岁以后乳房开始发育，但是 10 岁之前就来月经了，这也属于性早熟。
男孩性早熟有什么表现和特点？
① 男孩的青春期发育进程往往是睾丸增大→阴茎增大→阴毛和腋毛生长→变声、长胡须、长喉结→遗精。
② 男孩在 9 岁以前出现睾丸增大属于性早熟，但是男孩睾丸增大不容易被家长观察到，往往是出现变声、长胡须或者喉结后，家长才知道孩子进入青春期。
③ 男孩整个青春期发育大致经历 3-4 年，如果青春期进展的速度加快也属于性早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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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的孩子想要长高的话,需要先去医院里测量自己的骨骼线。如果骨骼线没有闭合的话,可以去医院里打生长激素,或者是一些促骨骼生长的物质，这些可以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能够使孩子长高。如果说骨骼线已经闭合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通过手术把骨骼切开，让骨骼进行二次的生长发育，来达到增高的目的。
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一定要补充含营养元素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鸡蛋，牛奶，青菜等食物。或者是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多蹦蹦跳跳，可以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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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 胃癌 恶性黑色素瘤
患者：李女士
年龄：70岁
罹患癌症，毫无疑问对每个人都是重大打击。而如果一位患者不幸同时罹患两种癌症，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沉重。
但时至今日，癌症早已不再是什么“不治之症”，很多良好的治疗方法，可帮助患者迈过重重困境，预后得到极大提升。
不仅如此，在医疗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患者也能通过“海外二诊”服务，快速触达到国际权威专家资源，为自己的治疗保驾护航！
今天的案例主人公李女士，正是一位“海外二诊”的受益者。我们来一起看看她的故事。*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个人信息均已经脱敏处理。
70岁的李女士在去年年底，因脚底疼痛去医院看病，结果发现脚后跟有一个1厘米的黑色肿物。医生判断是冻疮，于是开了点外用药，李女士也就没有再放在心上。
大概4个月后，真正的噩梦降临：李女士通过影像检查，被诊断为胃癌，而且有了淋巴结转移。 她还出现了多次呕血，病情非常危急。很快,医生为她实施了全胃切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通过检查，医生发现李女士后脚跟的肿物竟然也是癌症——恶性黑色素瘤。于是大概2个月后，医生又切除了她的足底肿瘤。
为了降低复发风险，李女士开始了3个周期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替吉奥联合纳武单抗）。
虽然该做的都已做完，但对于李女士来说，恐惧感还远未被消除。因为癌症最令人恐惧的，是其具有“复发转移”的能力 。一旦癌症再次袭来，李女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另外，两种癌症的治疗以及术后辅助药物治疗，也让李女士遭遇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腹泻、味觉障碍还有体重明显下降的问题。这些对于已经70岁的李女士来说，都很影响生活质量，所以迫切需要解决。
在本次的国际专家“海外二诊”服务中，李女士预约的是来自日本某知名综合性医院肿瘤中心的外科部长医生，他的专长领域既包括肿瘤外科，又包括各类癌症药物疗法、姑息治疗，是一位“内外兼修”的权威专家。在充分了解了李女士既往的病情和治疗经过后，医生很快通过远程会诊的方式，为患者详细解答了当前她的所有问题。
1、 未来如果转移或复发了该怎么办？
医生：假如您未来不幸出现转移或复发，那么化疗是核心治疗手段。对于单发的孤立转移灶，可以选择手术、放疗来进行局部治疗。
具体化疗方案选择，我按使用的先后顺序列出了3类，当前面的方案失效后，可更换为后面的方案。
一类方案：化疗联合/不联合免疫方案
二类方案：化疗联合/不联合抗血管药物方案
三类方案：化疗方案
2、N K细胞疗法是否对我有帮助？副作用是否可控？ X医生：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NK细胞疗法对癌症有效，因此不予推荐。
3、口服替吉奥会腹泻，是否需要调整方案？ II/III期胃癌患者术后采用辅助治疗方案，分别为：
这三种方案中，替吉奥方案和CAPOX方案等效，但SOX要优于替吉奥。另外，胃癌术后直接使用纳武单抗免疫治疗无意义。
替吉奥确实会出现腹泻等代表性不良反应，患者可以考虑对症治疗，比如调节肠道的药物、止泻药等缓解副作用。如果副作用太严重，那么可以考虑减少药物剂量。
替吉奥的标准用药剂量为120mg，但用量低于80mg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当前患者用药为100mg，那么为了降低副作用，可以减少剂量到80mg；但如果目前剂量已经是80mg，则无法进一步降低剂量，此时考虑更换方案为CAPOX方案替代。 如果不良反应严重到干扰日常生活，则患者可以选择停药，持续观察病情变化。
对于无淋巴结转移的II期B和II其C的患者，可选择使用1年帕博丽珠单抗免疫治疗。
4 、术后患者很瘦，味觉障碍，如何调理改善？ 通常，手术后患者体重会减轻20%左右。这是患者消化吸收能力低下、促食欲的胃肠激素减少引起的。大约6个月到1年时间，患者可以恢复正常。
味觉障碍可能是抗癌药的副作用引起的，也可能是饮食减少导致缺乏锌等微量元素引起的。建议患者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饮食，每天分5-6次吃饭。在日本，我们有时也会给患者用一些营养补充剂。
另外，也可以考虑采用中草药的对症治疗，改善症状，比如十全大补汤、六君子汤。 会诊结束后，李女士的心情得到了极大的平复。她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更清晰了，也对日本专家的细致指导和会诊的快速响应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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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消化道癌症发病数量较多的国家，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数据，2022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约为35.87万例，死亡人数26.04万人。
总体来说，胃癌属于严重威胁我国国民生命健康的蕞常见癌症之一。胃癌如能在早、中期发现，还是有很大机会通过手术实现根治的，患者仍有一定机会得到临床治愈（术后5年不复发即为临床治愈）。
但在胃癌患者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年龄较高】、伴有诸多【基础病】等问题，对手术存有疑虑，担心“下不来手术台”，甚至会放弃手术机会，选择吃药等姑息治疗。这样的选择真的正确吗？现如今的技术能否支持这类老年患者安全手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个真实案例。
01七旬老人遭遇中期胃癌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胃病”项女士，因短时间体重骤降（8斤）前往就医。血液检测显示，她有一项指标异常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食道和胃连接的地方（贲门）以及胃的“外墙”（胃壁）都变得异常的厚，而且形状不均匀——这正是胃癌常见的表现。
医生随后通过胃镜检查和病例活检（取一小块组织观察上面的细胞），确诊了老人患有胃癌。由于还没有出现胃以外的远处其他器官的转移，也没有附近淋巴结转移，因此项女士的胃癌分期为中期。虽不是早期，但中期胃癌通常是可以手术的。为项女士提供诊疗的医生也表示，可以通过全胃切除手术实现根治。
但一来项女士已经七十多岁，二来她有20多年的糖尿病（手术伤口会更慢愈合、感染风险高、术后并发症风险高）、右肺还有一枚1.2厘米的肺结节。种种问题让老人和家人们都比较犹豫，担心扛不住治疗，最终“越治越糟”。在这样的背景下，项女士决定找一位足够权威的外科专家，来为自己进行全面评估，看看能不能兼顾好肿瘤根治以及手术的安全性。
不久后，项女士预约了来自日本癌研有明医院消化中心胃外科部长布部创也医生为自己提供指导。
02日本专家咨询内容分享
在充分了解了项女士的病情信息和全部资料后，布部创也医生给出了如下指导建议：首先，患者此前接受的是普通CT而非增强CT，胃镜也没有清晰展示食道上肿瘤具体侵犯的程度，因此很难得出精准的分期判断。
后面患者来癌研有明医院就医时，医疗团队会在治疗前为她做一套非常精细、全面的检查，此后就可以明确肿瘤情况了。届时如果发现患者的分期、肿瘤侵犯的范围确实和现在的结果相同，那么可以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手术实现根治，损伤会非常小；如果届时发现肿瘤侵犯食道过多，则需要消化道联合食道外科共同进行胸腔镜手术治疗。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患者都可以耐受手术，并且保留一部分胃。癌研有明医院是一家极为擅长肿瘤微创手术的知名癌症专科医院。在胃癌方面，2005年，医院开始导入腹腔镜，2019年又引入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患者术后并发症更少了。如今，癌研有明医院98%的外科手术都采用微创。
受益于此，很多在别的医院需要胃全切的胃癌患者，到癌研有明后可以保留一部分胃，还能兼顾临床治愈。这对于术后患者的长期营养摄入和体重维持都很有帮助。布部创也医生所在科室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在做到根治性切除的前提之下，将原本的胃全切术式变为次全胃切除术，尽可能为患者保留一些胃，让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那么项女士的糖尿病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手术呢？对此，布部创也医生认为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对于这类患者，癌研有明医院会进行详细的术前评估，并且有专业团队介入，从生活方式调整和专业治疗入手，帮助患者控制好血糖，让血糖水平达到符合手术的标准，从而降低术后愈合不良风险。
关于肺部的1.2厘米结节，布部医生认为可以暂不处理，无论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因为这枚结节属于纯磨玻璃结节，即便是恶性，进展也非常缓慢，并不会快速出现转移扩散。而胃癌根治手术虽然会采用微创方式，但依然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负担，如果同时处理肺结节，会导致负担过重、患者难以承受。所以当前蕞好的处理办法，是先集中精力解决胃癌肿瘤，术后安排呼吸科专家为患者进行肺结节诊断，给出随访或手术或根治性放疗的建议。
03项女士术后，是否需要化疗来降低复发风险、争取更大治愈希望？
对此，布部创也医生表示，是否化疗现在还不能判断。因为术后患者能获得蕞精准的分期判断，有可能患者术前被认为是2期，但实际上术后成了1期（无需化疗）；有时也可能患者术前是1期，但术后成了2-3期。假如是2-3期，则患者术后需要坚持1年的辅助化疗，大概可以降低10%的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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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29日礼来宣布了Ⅲb期临床试验（TRAILBLAZER-ALZ 6）的积极结果，对于早期症状性阿尔茨海默病成人患者，用改良滴定方案接受donanemab治疗的患者在24周主要终点时，伴水肿/积液的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RIA-E）有所减少。
donanemab这个新药在今年7月获批于美国，又在之后获日本厚生劳动省、英国药品和医疗产品监管局批准，用于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donanemab在国内2023年取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目前还在审评审批过程中。
CDE官网截图
但在FDA说明书中有黑框警告，大意是应用该药时应注意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RIA），表现为ARIA-E和ARIA伴含铁血黄素沉积（ARIA-H），通常发生在治疗早期，且无症状，很少发生严重和危及生命的事件。本次试验的积极结果和这个黑框警告相关。一起来看详情。
FDA说明书截图
给药方式有哪些改变？会不会影响效果？
TRAILBLAZER-ALZ 6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Ⅲb期研究，主要研究donanemab的不同给药方案对早期症状性AD患者ARIA-E和淀粉样蛋白清除率的影响，这里的早期AD指的是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轻度痴呆疾病阶段。
给药方式和既往不同，既往标准给药方案是在前三次输注时接受2瓶（700mg）donanemab，然后再接受4瓶（1400mg）；改良滴定方式是患者第一次输注1瓶（350mg），第二次输注2瓶（700mg），第三次输注3瓶（1050mg），此后每次输注4瓶（1400mg）。
研究的主要终点是第24周时患者出现ARIA-E占总参与者的比例，结果显示接受改良滴定方式的患者ARIA-E发生率为14%，而标准给药方案为24%，相对风险降低41%。载脂蛋白E（APOE）是已知的阿尔茨海默病遗传风险因素的携带者，在这些患者中，19%患者在改良滴定时患有ARIA-E，而标准给药方案中为57%，相对风险降低67%。
看到这里你或许也有疑问，虽然ARIA-E的发生风险降低了，但改良滴定方案会不会影响疗效？答案是不会。
与接受标准给药方案的患者相比，改良滴定患者淀粉样斑块和p-tau217减少。改良滴定的患者的淀粉样斑块水平较基线平均降低 67%，而标准给药组患者为69%。
参考来源
1.Modified Titration of Donanemab Demonstrated Reduction of ARIA-E in Early Symptomatic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in Phase Ⅲb study.
2.CED官网.
3.A Study of Different Donanemab (LY3002813) Dosing Regimens in Adults With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TRAILBLAZER-ALZ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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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29日，阿西米尼（asciminib）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加速批准[1] ，用于慢性期新诊断的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白血病（Ph+CML）成年患者。CML是一种骨髓和血细胞癌症，通常由费城染色体的异常染色体引起。在一线治疗中，约1/3的患者会出现下列问题：由于不良反应或者治疗无效而停止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新的药物，asciminib就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新药。早在2022年8月，加拿大药物和卫生技术局（CADTH）建议[2] ：“若满足条件，可通过公共药物计划报销asciminib用于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asciminib为何得到FDA的青睐？
本次获批基于一项III期多中心随机研究，研究目的是比较每日80mg的asciminib与TKI治疗的疗效。TKI治疗是接受伊马替尼、尼洛替尼、达沙替尼或博舒替尼任意一种治疗。
共有405名患者被随机分配（1:1）进两组治疗。主要疗效结局指标是48周时的主要分子反应（MMR）率。这个指标是慢性髓性白血病的关键指标，这个比例越高，说明该治疗在基因水平上对疾病的控制效果越好，能够更有效地抑制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进而有望更好地控制疾病的进展、改善患者的症状和预后。
研究结果显示，48周时MMR率方面，asciminib组中为68%（95% CI: 61, 74)，TKI组为49%（95% CI: 42, 56），二者相差19%。细看具体的TKI，入组伊马替尼和其他TKI药物入组比例为1:1；asciminib组的MMR率为69%（95% CI: 59, 78），而伊马替尼组为40%（95% CI: 31, 50），相差近30%（95% CI: 17, 42）。
这个新药安全吗？每周需要打几次药？
根据FDA数据显示，在新诊断和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应用新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20%）是肌肉骨骼疼痛、皮疹、疲劳、上呼吸道感染、头痛、腹痛和腹泻。若只看新诊断的患者，最常见的实验室异常（≥40%）是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白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计数降低、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等。
根据FDA已批准的asciminib说明书，用药期间还需要注意一下事项：
1.骨髓抑制 ：用药期间可能因出现骨髓抑制，发生血小板减少症、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贫血。用药应在治疗的前3个月，需要每两周进行一次全血细胞计数，此后每月进行一次检测，从而判断患者有无骨髓抑制症状。根据严重程度，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
2.胰腺毒性 ：患者可能出现血清脂肪酶和淀粉酶无症状升高，每月需评估血清脂肪酶和淀粉酶水平，如果您有胰腺炎，则注意主动告知医生，需要进行频率更高的检测。
3.高血压风险 ：可能出现3级或4级高血压风险，应注意检测血压。
4.超敏反应 ：可能出现3级或4级超敏反应，包括皮疹、水肿和支气管痉挛。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需及时反馈医生，医生会根据超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开始适当的治疗。
5.心血管毒性 ：如果您有心血管病史，需要告知医生；对于3级或更高级别的心血管毒性，医生会考虑暂停用药、减少剂量或永久停药。
6.胚胎/胎儿毒性 ：若您在怀孕期间用药或在服用药物期间怀孕，可能对孩子有潜在风险。这个新药是口服药，需要根据不同的给药剂量（80mg或40mg）每天/或每两天用药。
近些年来，还有哪些白血病药物获批FDA？
根据FDA肿瘤学/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批准通知，白血病相关新药整理如下表。
另外可以看出21年时asciminib已获批白血病治疗，但限定既往接受过两种或更多TKIs治疗，本次获批属于扩大适应证。
参考来源：
1.FDA grants accelerated approval to asciminib for newly diagnosed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2.Asciminib(Scemblix):CADTHReimbursementRecommendation:Indication:ForthetreatmentofadultpatientswithPhiladelphiachromosome-positivechronicmyeloidleukemia(Ph+CML)inchronicphase(CP)previouslytreatedwith2ormoretyrosinekinaseinhibitors.Ottawa(ON):CanadianAgencyforDrugsandTechnologiesinHealth;2022Aug.PMID:38713779. 3.AStudyofOralAsciminibVersusOtherTKIsinAdultPatientsWithNewlyDiagnosedPh+CML-CP. 4.Product information：SCEMBLIX-asciminibtablet,filmcoated.UpdatedAugust7,2024. 5.Oncology(Cancer)/HematologicMalignanciesApprovalNo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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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来源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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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来源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Presentation of Case
Dr. Christine M. Parsons (Medicine): A 75-year-old woman was evaluated at this hospital because of arthritis, abdominal pain, edema, malaise, and fever.
Three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noticed waxing and waning “throbbing” pain in the right upper abdomen, which she rated at 9 (on a scale of 0 to 10, with 10 indicating the most severe pain) at its maximal intensity. The pain was associated with nausea and fever with a temperature of up to 39.0°C. Pain worsened after food consumption and was relieved with acetaminophen. During the 3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edema developed in both legs; it had started at the ankles and gradually progressed upward to the hips. When the edema began to affect her ambulation, she presen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is hospital.
A review of systems that was obtained from the patient and her family was notable for intermittent fever, abdominal bloating, anorexia, and fatigue that had progressed during the previous 3 weeks. The patient reported new orthopnea and nonproductive cough. Approximately 4 weeks earlier, she had had diarrhea for several days. During the 6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had lost 9 kg unintentionally; she also had had pain in the wrists and hands, 3 days of burning and dryness of the eyes, and diffuse myalgias. She had not had night sweats, dry mouth, jaw claudication, vision changes, urinary symptoms, or oral, nasal, or genital ulcers.
The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was notable for multiple myeloma (for which treatment with thalidomide and melphalan had been initiated 2 years earlier and was stopped approximately 1 year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hypothyroidism; chikungunya virus infection (diagnosed 7 years earlier); seropositive erosive rheumatoid arthritis affecting the hands, wrists, elbows, and shoulders (diagnosed 3 years earlier); vitiligo; and osteoarthritis of the right hip, for which she had undergone arthroplasty. Evidence of gastritis was reportedly seen on endoscopy that had been performed 6 months earlier. Medications included daily treatment with levothyroxine and acetaminophen and pipazethate hydrochloride as needed for cough. The patient consumed chamomile and horsetail herbal teas. She had no known allergies to medications, but she had been advised not to take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fter her diagn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Approximately 5 month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had emigrated from Central America. She lived with her daughter and grandchildren in an urban area of New England. She had previously worked in health care. She had no history of alcohol, tobacco, or other substance use. There was no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 or autoimmune, renal, gastrointestinal, pulmonary, or cardiac disease.
On examination, the temporal temperature was 37.1°C, the heart rate 106 beats per minute, the blood pressure 152/67 mm Hg, and the oxygen saturation 100% while the patient was breathing ambient air. She had a frail appearance and bitemporal cachexia. The weight was 41 kg and the body-mass index (the weight in kilograms divided by the square of the height in meters) 15.2. Her dentition was poor; most of the teeth were missing, caries were present in the remaining teeth, and the mucous membranes were dry. She had abdominal tenderness on the right side and mild abdominal distention, without organomegaly or guarding. Bilateral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was palpable. Infrequent inspiratory wheezing was noted.
The patient had swan-neck deformity, boutonnière deformity, ulnar deviation, and distal hyperextensibility of the thumbs (Fig. 1). Subcutaneous nodules were observed on the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joint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fingers of the right hand and on the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joint of the fourth finger of the left hand. Synovial thickening of the metacarpophalangeal joints of the second fingers was noted. There was mild swelling and tenderness of the wrists. She had pain with flexion of the shoulders and right hip, and there was subtle swelling of the shoulders and right knee. Pitting edema (3+) and vitiligo were noted on the legs. No sclerodactyly, digital pitting, telangiectasias, appreciable calcinosis, nodules, nail changes (including pitting), or tophi were present. The remainder of the examination was normal.
The blood levels of glucos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bilirubin, globulin, lactate, lipase, magnesium, and phosphorus were normal, as were the prothrombin time and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other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Urinalysis showed 3+ protein and 3+ blood,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the sediment revealed 5 to 10 red cells per high-power field and granular casts. Urine and blood were obtained for culture. An electrocardiogram met (at a borderline level) the voltage criteria for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Dr. Rene Balza Romero: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f the chest, abdomen, and pelvis, performed after the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material, revealed scattered subcentimeter pulmonary nodules (including clusters in the right middle lobe and patchy and ground-glass opacities in the left upper lobe), trace pleural effusion in the left lung, coronary and valvular calcifications, and trace pericardial effusion, ascites, and anasarca. The scans also showed slight enlargement of the axillary lymph nodes (up to 11 mm in the short axis) bilaterally and a chronic-appearing compression fracture involving the T12 vertebral body.
Dr. Parsons: Morphine and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 were administered intravenously. On the second day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lso referred to as hospital day 2), the blood levels of haptoglobin, folate, and vitamin B12 were normal; other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A rapid antigen test for malaria was positive. Wright–Giemsa staining of thick and thin peripheral-blood smears was negative for parasites; the smears also showed Döhle bodies and basophilic stippling. Antigliadin antibodies and anti–tissue transglutaminase antibodies were not detected. Tests for hepatitis A IgG and hepatitis C antibodies were positive. Tests for hepatitis B core and surface antibodies were negative. A test for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HIV-1) and type 2 (HIV-2) was negative.
Findings on abdominal ultrasound imaging performed on the second day (Fig. 2A and 2B) were notable for a small volume of ascites and kidneys with echogenic parenchyma. Ultrasonography of the legs showed no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n echocardiogram showed normal ventricular size and function, aortic sclerosis with mild aortic insufficiency, moderate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a 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of 39 mm Hg, and a small circumferential pericardial effusion. Intravenous hydromorphone was administered, and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On the third day (also referred to as hospital day 3), nucleic acid testing for cytomegalovirus, Epstein–Barr virus, and hepatitis C virus was negative, and a stool antigen test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was negative. An 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 for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as also negative. Oral acetaminophen and ivermectin and intravenous hydromorphone and furosemide were administered.
Dr. Balza Romero: Radiographs of the hands (Fig. 2C through 2F) showed joint-space narrowing of both radiocarpal joints and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erosions involving both hands. Radiographs of the shoulders showed arthritis of the glenohumeral joint and alignment suggestive of a tear of the right rotator cuff. A radiograph of the pelvis showed diffuse joint-space narrowing of the left hip, without osteophytosis, and an intact right hip prosthesis.
Dr. Parsons: Diagnostic tests were performed, 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were made.
Final Diagnosis
Overlap syndrom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omplicated by proliferative lupus nephritis, superimposed on amyloid A amyloi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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