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奶奶 80 岁，高级知识分子，一生桃李满天下，优雅有度。在 1 年前得知自己得了胰腺癌后，便已知前路不多，在家人劝说下，勉强同意做了手术，手术很顺利，姚奶奶又开心的生活了一年。一年后因腹痛再次住院，姚奶奶已有预测，要求有充分的知情权，身为医生的女儿告诉她胰腺癌已转移，这次姚奶奶很坚决，要求不再进行任何治疗，求速速结束。女儿们想努努力，让老太太尽量活的长一点，好一点。可疾病还是会让人不舒服，留着管子，靠营养液维持的生活，姚奶奶完全不能接受。她说生命已然到了尽头，徒劳的延长没有意义，我躺在这里就是在等死，没有意义，浪费资源，又痛苦，没必要，让我走吧。最后姚奶奶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静悄悄的睡了过去，画上了她满意的人生句号。
姚奶奶是我见过面对死亡如此从容而淡定的少数人之一，平静坦然的结束。也正如她最喜欢的诗句所描述的一般：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邢爷爷，90 岁，退休军人，奇迹般的躲过了无数的枪林弹雨，一生战功赫赫，单纯又善良。邢爷爷近半年来身体每况愈下，反复住院，他已知自己前路不远，开始安排自己身前身后事，儿子、后老伴日后的生活用度安排的井井有条，自觉对得起家人老小，却没给自己写下生前预嘱。在疾病的痛苦折磨下，各种管路约束着，他觉得失去了尊严，吵嚷着：“让我死吧…” ，鉴于邢爷爷神志不是很清晰，与家属商量，儿子、后老伴皆不能决策，顺其自然，邢爷爷也无明确的生前预嘱，医生不是生死判官，无权决定生存或死亡。直至这篇文字时，邢爷爷仍在病床上无意识的挣扎着，如他在战场上一样，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而这次终是要油耗尽了灯才灭…对于自尊感极强的邢爷爷，我想这不是他的真实意愿。
蒋爷爷，83 岁，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蒋爷爷喘憋多年，明确的慢阻肺，一月前又开始有点喘，可蒋爷爷舍不得老伴，不想住院，在家待了半月，喘的越来越重才来院。来院后给予了积极治疗后，蒋爷爷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非常高兴，准备回家和老伴儿团聚。可是在一天早饭后，蒋爷爷突然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留下了心心念念的老伴儿…蒋爷爷走的很突然，没有痛苦，也没有任何交代，于他而言，最放心不下的应该是老伴儿，最终也是一句话儿没留下，蒋爷爷心里有没有遗憾。
生命终有时，在老年科病房，面对生死是常有的事，这些老人总会以自己的方式离开，主动的或被动的，希望或不希望的方式。
由于国人缺乏死亡教育以及对于死亡认知的消极片面，导致大众对于死亡是恐惧、不愿提及和接受的。而对于终末期老人，对于每个家庭，这又是逃避不了的问题。
作为老年患者，面对死亡时，他们有些担心：担心受罪，担心拖累子女，担心死的没有尊严。也有些恐惧，恐惧死亡瞬间的痛苦，和对死亡后未知的恐惧。而相对于疾病的痛苦折磨，或是尊严的丧失，这些老人对于死亡也许是有些期待的。
作为家属，在老年病人的危重症时刻常常进退两难，他们看不得病人痛苦，又无能为力，做不了决断。对于已经没有生活质量的老人，最后阶段是否积极抢救，是否插管上呼吸机，积极了之后的结局如何，不积极是不是过于绝情，对老人而言是不是公平…家属会纠结、无助，源于对疾病、对死亡的不了解。
作为医生，在每个老人生命的终末期，无权也无力改变生命的时间终点，医生不是生死判官。但医生面对无助的老人和纠结的家属，可以给予帮助、安慰，利用专业的知识和人文的情怀给以指导，减轻患者的痛苦和恐惧的心理，减轻家属的焦虑情绪。
目前对终末期患者推广生前预嘱，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简言之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归途，生命的终末期到来之时不需要儿女或他人做决定，这样避免了子女或他人的过度干预或不干预，即便在不清醒时，生前预嘱可以指导后续的治疗。
“生前预嘱”全称为“我的五个愿望”，分别是“我要或者不要相关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生命当“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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