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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七家医院发布违法广告被曝光

北京七家医院发布违法广告被曝光
发表人:秒懂健康

    昨天(5月22日),北京市广告监测中心和市工商局广告处发布4月份广告监测情况,全市涉嫌违法广告数量比3月份增加4成。北京体坛中医院等7家医院因发布的广告严重违法被曝光。

    4月全市共监测电视、广播、平面和网络媒体广告354676条次,涉嫌违法广告量及涉嫌违法率都明显增加。全市涉嫌违法广告1268条次,较3月份增加40.46%,涉嫌违法率也由3月份的0.23%增加到0.36%。

    监测结果显示,人用药品的违法广告量增至违法量第一名,由267条次增加到478条次,主要是“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医疗服务类和医疗美容类广告的涉嫌违法广告量分别由17条次上升为75条次和由10条次增加到38条次,其问题主要集中在几家医疗(美容)机构上,其中涉嫌违法量大的医疗机构是北京体坛中医院、北京东城中医院、北京华仁医院、北京华都中医院、北京国医堂中医研究院、北京同仁长虹医院和北京伟力嘉美信医疗美容门诊部。此外,保健食品、化妆品广告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广告监测中心表示,上月违法广告量的飙升主要是4月逐渐进入消费旺季,也是一年中广告发布量大幅度增加的开始。此外,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消费者瘦身需求不断增加,减肥类产品广告陆续见诸各媒体,这类广告容易出现盲目保证、夸大效果的现象,如“几天就能减几斤”,“无任何副作用”,“几日见效,永不反弹”等内容,涉嫌误导消费者。减肥类违法广告的出现是导致保健食品、医疗美容类涉嫌违法广告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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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做大做强”的北京新兴医院,近期忽然尝到了“树大招风”的滋味。从8月2日《瞭望东方周刊》对北京新兴医院打响质疑的第一枪后,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对新兴医院的问题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事实上,业界对新兴医院“广告轰炸”的诟病由来已久,在7月末的一次全国男科专家研讨会上,一位国内男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就曾公开表示了对新兴医院的不满,“靠广告夸大宣传的方法不可取,而且给病人大量吃中药也是不安全的,新兴医院的做法虽然日进斗金,但我们不能提倡这种模式。”

      如今,关于新兴医院的风波仍未彻底平息。

      发布会变成“批斗会”

      虽然早就有人猜测,北京新兴医院的媒体见面会很难在心平气和中进行,但见面会当天会场的火药味之浓烈还是让人出乎意料。

      8月7日下午,北京新兴宾馆,面对到场的30余家媒体记者,北京新兴医院院长朱明重压之下不禁爆出“猛料”:“在这次“新兴事件”爆发前,曾有多个同行竞争对手给我打电话、跟我进行谈判,要我与他们合作经营,想占有北京新兴医院的发展成果。我断然拒绝后,即接到了多个匿名人的恐吓电话,扬言说如果不合作、不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就要治北京新兴医院。北京新兴医院真的被‘治’了。”但是朱明在现场未出示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说法。

      随后朱明宣读了《北京新兴医院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认为这两篇文章中,认为个别记者报道不实。“治愈率达25%”的说法是记者最关心的问题,朱明和现场的院方专家均表示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医院的估计治愈率,因为导致不孕不育的病因很多,不同的原因要按照不同的标准测算治愈率,想准确计算出治愈率几乎不可能。另外,如果是输卵管不通导致不孕不育,只要输卵管经过治疗通了,即使没有最终怀孕,也算治愈了。现场院方专家质疑媒体:为何不去问问协和医院等大医院的治愈率,偏偏揪住一家民营医院不放?

      对于记者询问的新建大厦的资金来源问题,朱明称医院确实投资6亿多元建设了一新的治疗研究中心,目前已经投资了2亿多元。“资金来源是多方融资,亲戚、朋友、投资公司”。

      但是,面对场下众多记者的不留情面的发问,朱明和到场的医院专家还是显得难以招架,发布会以匆匆收场告终。

      广告效应下的日进斗金

      在北京新兴医院遭遇媒体“批斗”后,39健康网记者也赴该院进行暗访,虽然没能验证其他媒体所称的“骗术”是否属实,但医院籍由广告带来的火爆场面以及看病费用的昂贵却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京新兴医院坐落在海淀区的一个小胡同里,唐国强的巨幅广告十分醒目。虽然当时烈日炎炎,但新兴医院内却仍然人声鼎沸,患者络绎不绝,大厅内的座椅上座满了患者。一名来自江西的患者告诉记者,他8月1日就到了北京,2日那天挂到了4日的号做检查,6日才拿到药。

      从早上10:30到下午13:30,记者共采访了四对夫妇。他们均表示是“看了新兴医院的广告过来的”,并且特别提到了唐国强。来自云南的杨先生对记者说:“打开电视一看,什么台都在播。”来自浙江的章姓男患者说:“电视上说的还能有错么?”记者问这些患者知道不知道新兴医院治愈率具体多高,他们纷纷表示“不知道”。一名患者说:“应该很高吧,电视上说不都能治好么,应该没错吧?”

      采访中,有一对夫妇向记者透露,医生在开药前问了他们带了多少钱过来,并提醒他们“药还是开多一点的好”。一位陈姓患者把医生开给他的药指给记者看:“医生问我带多少钱过来,我说不到5000元,挂号费、检查费共花了1000多元钱,还剩不到4000元,医生就给我开了3865元的药。

      一位来自云南的杨姓患者向记者抱怨说:“开药之前先问你带多少钱来,带多少钱就尽着钱开药,医生也不告诉你你的病情如何,只是鼓励你多吃药,药吃完了要再来做个检查再进行治疗。”杨先生还说:“挂个号要100元,检查费也要将近1000元,一个月的药要3000元,哪一个来的患者不都要花个万儿八千的。”

      记者离开时,注意到许多患者是拎着大包大包的药走出医院大门。大门外有几个小贩专门向这些外地患者卖塑料编织袋装药。一个小贩得意地对记者说。“生意可好了,每天这样的编织袋我能卖出去300多个。”

      营利性医院应该如何管理?

      虽然目前关于新兴医院的风波尚无定论,但从这一事件使营利性医院的管理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在北京乾坤医院,一个医生一上午能卖出万余元的“五虎消癌汤”。在广州一些公立医院挂满锦旗牌匾的门诊科室竟是私人承包,里面的医生竟然没有行医资格……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在人们身边,而平日厕所走廊,小报小刊中各种治疗“疑难杂症”的广告更是铺天盖地,避之不及,而这些广告的背后,大多涉及到一个幕后“主角”——营利性医院。

      营利性医院应该如何管理?由谁来管?营利性医院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应该有两个层面的监管:一是与普通企业一样,接受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监管;二是作为一家医院还应该接受行业系统的监管。但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不仅没有双层监管,反而出现了“都不管”的情况。

      根据记者对一些民办和私立医院的调查,发现他们的收费普遍很高,但消费者常常弄不清自己的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值不值?而且还有一些医院故意设置价格陷阱。针对患者“药价太高”的抱怨,新兴医院行政办公室的丁先生说都是根据物价局的参考价制定的。同类医院上海长江医院也称是按物价局规定定价。但当记者打电话向物价部门询问时,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新兴医院属于营利性医院,价格都是不管的。从目前的政策来看,政府对它是没有制约的。挂号和检查费也不管,属于市场调节价。”

      卫生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颇有些费思量。“是否对医院进行了监管?”在记者的采访中,作为新兴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海淀区卫生局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由于这种监管空当的存在,很多患者在花费巨额治疗费却不见任何效果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去与医院理论,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去投诉。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部分营利性医院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宣传是否有夸大之嫌,治疗是否安全有效,根本无章可循。

     

  •   39健康网南京4月3日电(毛可斌吴德记者郁进东)近日,卫生部官员专门到南京市栖霞区调研当地的“医院药房托管”改革。卫生部部长高强批示说,这一模式切断了医生、医药代表之间的联系,改变了医生处方的行为方式,减轻了群众负担。“药房托管”改革最早出现在南京市栖霞区医院尧化院区。记者近日实地采访发现,这家医院由于切断了“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的利益链条,医生开大处方、开高价药和滥开药的情况得到了扭转,病人看病药费支出有了较大幅度下降,而医院门诊人数和业务收入都大幅增长。据统计,两年来,“医药代表”不见了,而这家医院共为病人省出药费476万元。

      2003年8月,南京栖霞区医院接管尧化卫生院。当时仅10来个医务人员的尧化卫生院,每天竟也有两三名“医药代表”来“洽谈业务”。他们给医生和药剂人员种种诱惑,让多开多进他们的药品。栖霞区卫生局结合当时开展的行风整顿和廉政制度创新竞赛活动,以医生滥开药拿回扣为突破口,将医院药房的采购权交给医药公司,切断医药代表和医生间的利益链,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这一构想得到了栖霞区纪委的支持。

      据了解,尧化医院院区将药房采购权交给一家叫“江苏省中医药科技发展总公司”的单位经营。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医药公司每年将医院药品营业额的35%交给医院。医药公司必须保证医院的基本目录用药,满足临床用药(包括抢救药品)供应,不许擅自提高药费标准,不允许医药公司以任何方式要求医务人员开具指定药品,禁止任何形式的回扣,更不许销售假药、劣药。如有此类情况发生,协议立即终止,并追究医药公司的违约责任等。

      尧化院区不再采购药品业务后,医院从药品的“采购员”变成“监督员”。医院专门成立了药房托管质量管理小组对药房进行监管。此外,定期检查处方和用药,如果发现可疑处方或某一种药品用量过大,立即进行分析和处理。

      据了解,我国药品收入一般占到医院总收入的60%左右,但实行药房托管后,栖霞区医院尧化院区的业务收入不降反升。栖霞区卫生局局长李佳介绍说,这是由于单张处方值小了,老百姓看病便宜了,来医院看病的人多了,总的收入就上升了。栖霞区药房改革的实践得到了南京市纪委的肯定。在今年南京市卫生工作会议上,市卫生局决定对南京所有二级医疗机构共约200家医院全面实行“药房托管”。

  •   近年来,全国各地制造、销售假药案件频频发生。更为严重的是,假药贩子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隐秘的销售网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假药贩子采取伪造批文或挂靠正规医药公司的手段,将各种假药混入医院和药店等正规渠道流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大批假药流向全国各地

      今年6月,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宣布破获了一个在广东汕头地区的制造假药生产窝点及其在全国的主要销售网络,案件涉及浙江、广东、河北等十多个省份,涉案价值数千万元。

      2004年12月6日下午,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个名叫石灵巧的人在台州地区推销名牌药品,而价格却低于市场价,有重大的涉假嫌疑。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人员对此人推销的药品进行检测,确认这些药是假药,随即将案件移交给台州市公安局。警方深入调查后,确认石灵巧在2004年11月初至12月6日期间,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郑有利夫妇处购买假药,采取伪造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章和药品买卖批文的方式,向台州市六家药店推销假药。销售的药品有新康泰克、顺峰康王、三九皮炎平、救心丸等18种,冒用了石家庄制药厂、广东顺峰药业、深圳南方制药厂等10家知名制药企业的产品。

      由于犯罪嫌疑人将假药销售给药店,涉及面广,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群,因此社会危害极大。特别是类似救心丸这样的急救药品,一旦患者用了假药,后果不堪设想。台州市公安局和药监局联合组成专案组,深查细挖,力求找到假药的来源。专案组研究发现:这些假药不但制造工艺和包装水平高,而且多为当前市场畅销的知名品牌,销量大,另外,进货价格接近生产成本。专案组由此断定,在其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生产能力的假药厂和销售网络。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一个以郑有利夫妇为中心,覆盖浙江省内台州、温州、金华、丽水、湖州、舟山及安徽省宣城等地的巨大销售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同时,侦查发现其销售的假药全部来自一个化名为“张坤”的广东省揭阳人。5月14日上午7时许,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和广东警方的配合下,在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谷绕镇大坑村将制假窝点成功捣毁。警方现场查获假药成品及半成品近10吨,8台制假机器及大量药品包装材料等,生产销售的假药覆盖全国11个省市,假药品种达31种之多,冒用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商标达30家。

      假药“基地”与隐秘销售网“罪恶结盟”

      据了解,近年来假药大案频频发生,仅浙江就已经发生过多起,案值也呈越来越高的态势。2003年,金华市公安局在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仓库内查扣了大批假药。经药品质量监督部门检验,这些药品根本不含有任何药物成分。警方追查发现,这些假药来自广东,并源源不断地通过一个遍布各地的隐秘销售网络进入正规医药流通渠道。浙江警方调查发现,从2000年开始,犯罪嫌疑人赵建良、王建立挂靠到河北省神兴医药药材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提供销售药品所需要的各种法定文件凭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事药品销售工作。

      2003年3月,赵建良、王建立获悉广东人柯典杰销售进口假药的消息,便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柯典杰购买价值上百万元的假药,并利用药材有限公司提供的销售药品所需文件资料,将假药通过正规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为了推销假药,赵建良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假药卖给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并向该公司副总经理周建斌行贿2万元人民币。而该公司购入这些假药后,又通过正规渠道,将假药销售到周边的36家医疗单位,其中相当一部分药品已经被患病人员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曾有一名因大量失血而紧急抢救的病人,在连打17针假冒“立止血”后,抢救无效死亡。

      负责侦破假药案的警官告诉记者,从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看,广东一些地方是全国制售假药的主要集散地,全国许多地区的假药都是从那里流出的。尽管目前各地警方和药监部门也正在采取措施全力打击,但由于种种原因,假药“生产基地”仍然无法根除,仍有大批假药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通过地下渠道销往全国,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   一天仅20多个病人前来就诊,与开业首日媒体的热炒形成强烈反差

      广州首家平价医院———华侨医院济慈康复医院开业已有两日,记者昨日探营所见,五层楼的医院空空荡荡,日门诊量仅20余人次。

      57名医生20多个病人

      昨日下午4时许,记者来到该院。这家以“平价”为卖点的华侨医院济慈康复医院坐落于增城市新塘镇的水南村,占地5000多平方米,有五层楼高,外墙雪白分外抢眼。门口鲜红的条幅、成堆的花篮,可以想见医院开业时的喧闹。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医院里门诊大厅空空荡荡,输液室里仅冷冷清清坐了两三个病人,三楼的住院部只住了五位病人,四楼的病房干脆没有启用。医生们都很悠闲地坐在办公桌边看着自己带来的读物。

      外科诊室的高医生告诉记者,他一天共接诊了四位病人,相比平日还算多些,都是附近工地的外伤工人。可能是春节临近要回家,特意来医院换药的。妇产科的一位女医生说,她共接诊了五个病人。记者逐一走访了一层和二层门诊的各科室,据初步统计,医院开业两日来,每天的门诊量约在20余人次,还不足该院57名医务人员的一半。

      就诊的病人均为附近的村民或附近工业区、建筑工地的打工者,并未见有冲着“平价医院”特意从其他地方赶来就诊的病人。一位输液的男病人说,这是附近最大的医院,他只是患感冒,愿意就近就医。

    图:院长罗羽宏在观察手臂骨折的女工康复训练

      市民为何不买平价的账?

      两天前,这家地处偏远的民营医院开业时吸引大批媒体到场,并不在于它采取民营资本投入、华侨医院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的合作模式,而是它提出将走平价医院的路线———采取免收挂号费、检查费、治疗费在物价部门核定的二甲标准上减少20%、住院床位费六折、药品价格9.5折等一系列优惠措施。这是在卫生部部长高强提出各地要建平价医院、平价病房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广州第一家平价医院,顺理成章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平价药店开业时老百姓提着篮子疯狂采购,而一向精明的广州人为何不买平价医院的账?记者采访了几位市民。对于这样的平价医院,他们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和顾虑:民营医院天生以赚钱为目的,平价医院是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福利事业,连公立医院都做不到的事,民营医院怎么可能做得到?民营医院可随市场自定价格,它所谓优惠20%的“平价”有多大的可信度?“平价”会否只是揽客的噱头,背后暗藏“猫腻”?比如检查费降低了,但增加了不必要的检查;住院床位费低了,手术中多收些材料费。这在公立医院屡见不鲜了。

      医院不为赚钱能撑多久?

      对于市民的质疑,济慈康复医院院长罗羽宏并未作详细解答,他说是否真正平价可以让时间、让事实说话。而该院副院长陈锦莲解释,他们这家民营医院与其他医院不同,确实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她透露,该院背后的投资人是水南村本地人,经营汽车配件积累了雄厚的资金,2003年他投资1000多万元买下了当时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广州金太阳康复医院”,2005年5月更名为济慈康复医院,11月与华侨医院合作。这名投资人办这所医院就是为回报乡亲,并不要求医院营利,只要能够维持生存即可,所以说带有一定的慈善性质。

      记者给这家医院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医院的日门诊量仅20余人,据该院负责人介绍,每人每张处方费用平均为50元-60元,这样算下来医院门诊一天的营业额不过数千元,还不够付57位医务人员的工资,更不要说支付维持医院运作的水、电等其他费用了。就算是仅仅维持生存,这家平价民营医院能够撑多久?

     

  •   燕赵都市报邢台电(记者冀保珍) 一段时期以来,邢台医疗市场上医托拉客现象严重。一些不法医疗机构竟然把医托派到正规医院门口,利用患者看病心切的心理,“现身说法”,编造各种感人的“患者故事”、“病愈历程”拉患者前去就诊,其中甚至属于已经被取缔的医疗机构。

      “大爷你是来看病的吧,想找专家吗?我可以帮助您,现在专家可难找了,我也是通过治病知道的。”昨日上午,一位看似乡下人的老汉在邢台眼科医院附近一下车,便被几个“热心人”围住了。经观察,记者发现几个“热心”妇女极力向老汉推荐某个老中医,说老中医行医一辈子了,为了方便群众看病,减少病人开支,就在家中为患者看病,技术和条件也不比医院差。老汉听了有些疑虑,几次想走都被几个妇女缠住。老汉最后还是坚持先进医院看看再说,于是一名妇女紧随其后进了医院,其余则继续搜索着新的“猎物”。

      记者经连续多日的调查采访发现,目前在邢台市几家正规医院附近医托拉客现象非常猖獗。医托们的目标是那些外地患者,他们或利用患者看病心切的心理,通过编造各种感人的患者故事、病愈历程“现身说法”,为一些行医点抢拉患者;或谎称患者要到医院寻找的专家不在或号满,骗看病的患者随其就诊;有的还以医疗费用低廉为诱饵,拉患者就诊。

      据邢台眼科医院一位护士长介绍,前不久,她的舅舅告诉她第二天要去找她看眼病。可第二天,该护士长一直等到中午12时,才见到老人背着一大包“中药”来了,说是被一位“热心人”领着看了“老中医”,花了500多块钱。善良的老人一直夸那位“热心人”心肠好。但经了解,这位所谓“老中医”正是前不久被卫生监督所查处的非法行医者。

      面对如此猖獗的医托,邢台几家正规医院都对“医托”的泛滥表示坚决打击,有的医院对于打击“医托”采取了很多措施,甚至联合当地媒体报道过很多揭露医托骗钱误诊的文章,还成立了专人负责的“打击”小组,在医院附近的路口、站台发放宣传单、播放宣传录音,或在医院门口悬挂宣传标语等,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对此,有关医院负责人称,遥控医托的是一些不法医疗机构,希望有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行医,规范各类诊所的行医行为。同时各正规医院纷纷希望通过本报提醒患者,寻诊看病时要相信正规医院,不要被医托动听的看病故事和虚情假意的“热心”所迷惑,以免耽搁治病。

  •   昨日,市民前来咨询时,发现大道堂已关门停业。日前,媒体对大道堂院长刘逢军“神奇医术”及其身份进行曝光并提出质疑。

      看几眼病人就能开出方子,不见病人只需看三五天的近照也可以“望诊”,无论是癌症还是老年痴呆、糖尿病,吃“大道养生宝”都可转好……

      前日,央视等媒体对北京大道堂中医养生研究院(简称大道堂)院长刘逢军的“神奇医术”进行了曝光,同时对其各种头衔等身份提出了质疑。

      昨日,大道堂保安称单位已停业放假。

    北京大道堂违规看病遭曝光停业 卫生局调查遭拒

      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大道堂涉嫌存在诊疗行为,如其涉嫌非法行医将取缔。

      卫生局人员进门调查遭拒

      昨天10时许,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8号的大道堂,大门紧闭。门前两、三位等候在此的咨询者不停地跺脚以驱散寒意,一位中年女士隔着大道堂的门缝,要求店内的保安开门让其进入。

    北京大道堂违规看病遭曝光停业 卫生局调查遭拒

      “你让我见一下刘逢军,如果他不在,我进去给他留封信。”遭到拒绝后,该女士对周围的人称:“一次我发烧,在医院两个月都没治好,到这里两个星期就给调理好了。”该女士表示,早在1998年她的一家人就是大道堂的顾客,家里老人和孩子都来这里治病,效果不错。

      对于大道堂被媒体曝光的事,该女士认为,曝光仅涉及药价及没有食品许可证等问题,并没有否认疗效。“我不是托。”该女士一再强调。

      上午11时30分,一辆写有卫生监督字样的车停在大道堂门前,车上下来两名身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她们对大道堂门里的保安称“是西城区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并出示证件要求进店查看,保安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开门。两位工作人员对着紧锁的大门拍照后离开。她们称,只是了解大道堂是否还在经营。

      预约 挂号 电话仍在运行

      昨日上午9时,大道堂一度开门,但咨询者们很快被请出,并被告知大道堂已休息停业。但大道堂门口的告示显示:养生咨询明年1月1日元旦当天暂停营业,1月2日和3日均有养生师值班,刘逢军也会在1月3日上午提供咨询。

      大道堂值班的保安称,大道堂已经停业放假,至于何时恢复营业,1月3日元旦假期后再来咨询,或查看大道堂的网站。

      昨日,大道堂的电话预约仍正常开通,通过电话可以挂到刘逢军1月3日上午的号。

      昨晚,大道堂的网站没有任何有关停业的消息,声明栏中最新的内容是,大道堂院长刘逢军更名为“刘承恩”,意为“感恩天地……使中医养生事业发扬光大,万古流长。”

      药监称养生宝“非食非药”

      昨天,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毛羽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时表示,通过目前报道,大道堂存在涉嫌诊断治疗的问题,如果其非法行医,肯定是取缔其一切活动,如果后果严重,还要负刑事责任。

      北京市工商局西城分局也表示,将核实大道堂的经营范围、经营行为的相应资格,工商机关还要对大道堂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或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调查。

      据了解,经刘逢军望诊后,不管咨询者想调什么病,都吃由大道堂自制的食疗产品大道养生宝。刘逢军在自己的书中就列举了使用大道养生宝治愈肺癌的病例。据估计,大道堂四个小时的销售额,就可能超过20万元。

      北京市药监和质监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大道养生宝既没有食品许可证,也不是药品,更不是保健食品。“没有任何治疗和保健作用,连保健的功能都不具备。”

      专家说法

      “靠《易经》望诊荒唐”

      每当有咨询者一落座,刘逢军一句话都没问,只抬头看几眼就开出了方子,平均每个人的“咨询时间”只有几十秒。

      刘逢军曾解释其望诊时称:“3个小时望诊254人。一位西医教授很惊讶,她问我靠什么手段。我说,靠《易经》的高度哲学抽象法和全息论。”

      “(刘逢军)诊断不是规范的诊断,只是说火、阴虚等,而且说吃我的东西能解除病情,那就是医疗行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主任袁钟博士称。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中医养生康复系主任翁维健教授表示,刘逢军望诊开方的行为并非咨询而是看病,其几十秒望诊开方的过程很“潦草”,即使一、两分钟处理一个病人,按照目前的诊断的规定是达不到的。

      就神速望诊所依据的《易经》和全息论,袁钟博士认为,全息论是没有得到认同的东西,易经是一种文化,用他们来做科学的诊断疾病,比较荒唐。

      翁维健教授称:“病是诊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目前有的人让病人无需开口,便知病情根源,看看掌纹,看看手心,看看面相,就把方子开出来,这成江湖医生了。”

      “隔空望诊是个笑话”

      据大道堂工作人员介绍,刘逢军靠《易经》、全息论望诊不但“神速”而且还可以“隔空”,就是在咨询者不到场的情况下,刘逢军可以通过咨询者照片望诊,只要提供三五天内带有面部和舌相的近照就可以。

      “如果依照照片来判断疾病,这让医学界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笑话。”袁钟博士表示,没有人有这个能力,要是有人有这个能力,就没必要让病人到医院检查,让病人把照片寄给医生看就可以了。

      相关

      “神医”经历及头衔受质疑

      在大道堂出售的书中这样介绍刘逢军:刘逢军1952年出生,1994年42岁退役,受过中医学高等教育。退役后,被聘任为北京光明中医学院养生系的系主任和教授、西藏驻京办事处医务部门的中医师和主任。刘逢军自称是卫生部养生师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但据调查,刘逢军并没有提及自己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医学高等教育。原北京光明中医学院院长闫孝诚教授称,该学院存在时,只是一个民办性质的学校,没有评定职称的资格,也没有设立过养生系。刘逢军和大道堂与该院只是挂靠关系。西藏驻京办事处则表示,办事处没有医务部门,刘逢军仅是在10年前租过办事处的地方。

      经调查,卫生部根本就没有养生师专家委员会。

  •   《法制播报》栏目3月12日播出节目《首例准变性人状告医院案败诉》,以下为节目实录。

      主持人:以往我们听说过各种类型的医疗纠纷,但是对于变性手术引起的医疗纠纷,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在去年的9月,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变性人状告医院”的案子,面对这场纠纷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变性人”要同能为其解除性别烦恼的医院对薄公堂呢?是手术不成功,还是另有原因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解说:高婷婷,原名高勇贵,本案的原告,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汉子,但是他却没有男人的阳刚,有的只是女人的温柔,除了身体上的差异,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女人的性情。

      高婷婷:上小学的时候,觉得班里有的漂亮女生,她们的一举一动让非常可爱,非常完美,很羡慕他们。

      解说:1998年当了三年兵的高婷婷在父母和媒人的安排下和一位叫高贤美的农村姑娘结婚了。婚后第二年,一对双胞胎女儿降生,但这一切并没有让高婷婷感到生活的美好与快乐。

      高婷婷:结婚以后总是觉得对夫妻生活这方面不是很高兴去做,有时候比较失望,觉得没有多么的快乐。

      解说:一直以来,包括结婚生女之后,周围的人一直把高婷婷当做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对待。“娘娘腔”,“不象男人”对于这些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高婷婷不但不以为然,反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

      高婷婷:其实在1994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自己的性别有些不适应,不过那时侯还没有变性手术这方面的考虑,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之后,心里开始有这个想法。

      解说:高婷婷和妻子提出了自己要做变性手术的想法,妻子并没有反驳他。

      高婷婷:我说我也干脆变成女孩算了,她说你要变就变吧。

      解说:妻子的话,使高婷婷如释重负,更坚定了他做女人的决心。想着以后能与妻子姐妹相称,对这段婚姻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所以他开始广泛的收集与变性手术相关的信息。虽然下定了决心做变性手术,但高额的手术费用是生活在农村的高婷婷无法承担的。所以他离开家乡、离开妻子和一双女儿,以女人的身份来到山东省济南市,靠打工赚取手术费用。2004年5月份,高婷婷又从山东济南来到江苏南京继续打工,无意间看到了南京东方医院的一则医疗整形广告,随即就来到了这家医院。

      高婷婷:那天我走在长乐路上,看了他那些等项广告,广告牌上有这个医院,有整形美容中心,我就去联系了。

      东方医院办公室主任 胡为民:来了以后,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穷困潦倒,很可怜说实在的,我们东方医院有这么个传统,历年都是献爱心扶持帮助那些受病魔所困扰的弱势群体,那么今年正好鉴于他这种情况,当时我们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就是献献爱心帮助这么一个人,就把他收留下来了。

      解说:得到医院无偿的帮助,高婷婷感到万分的幸运,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婷婷住进了东方医院为他准备的高级病房。住进南京东方医院的第二天,医院免费为高婷婷做变性手术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南京市、江苏省以及全国各地的多家媒体纷纷来到东方医院进行采访。

      东方医院办公室主任 胡为民:随着消息的传播,来的记者个方面的人员比较多,无形当中给我们医院正常的医疗服务,为病人诊治的秩序受到了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院方就给他定了这么一个协议。

      解说:协议中约定,医院根据高婷婷的自身条件采取免费的分期手术,高婷婷在手术期间,要配合医院接受媒体采访,未经过医院同意,不得私自在任何公共渠道传播、发布与手术以及个人相关的任何信息。医院享有独家报道权。协议签订后,高婷婷又积极地配合东方医院召开了由多家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

      东方医院办公室主任胡为民:媒体关心这个事,因为这毕竟是生活中的一个亮点,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我们干脆就开了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是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前提下,干脆一下子公布完了,然后我们该正常工作正常医疗,主要也就是把这么一个事公布一下,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解说:之后,南京东方医院为高婷婷先后做了隆鼻手术和两次祛除胡须手术。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实质性的手术了,可是意外却发生了。

      东方医院办公室主任 胡为民:到了7、8月份高温了,做这种整形手术肯定不太合适,正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他回去办理一下相关的法律证书,法律文件,办理完毕以后,等到秋凉了,当时我们这样想秋凉了然后我们进行第二步的实施等等这一块,把这项工作就做完了。

      解说:胡主任所说的手续是指自1992年起,临床上对变性手术制定的相关制度中要求的,做变性手术必须出具的相关证明。对于医院的要求,高婷婷并没有多想,高高兴兴的返回了山东老家。办理了精神鉴定和公安机关同意变性的证明之后,在争得家里人同意的情况下,2004年8月18日,高婷婷带着相关证明回到了南京医院。

      东方医院办公室主任 胡为民:来了以后呢就是相关的法律证书带来了大概一部分,其中主要的几项法律证书他都没有带来,其中主要的呢就是一个他目前自己的婚姻证明到现在也没有提供出来,没有带来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实施变性手术是不可能的。

      解说:不能继续手术了,高婷婷也被迫离开了东方医院。此时的他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住的地方。而想到自己只进行了一部分的手术,高婷婷有一种被愚弄了的感觉。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法律服务所的孙国根律师,打算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秦淮区中华门法律服务所 孙国根律师: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呢,高婷婷和东方医院他们之间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制定了一份合同,那么既然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签订了合同,而且这个合同的内容是合法的,我们认为双方都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

      解说:孙律师认为,东方医院以高婷婷提供的证明不全为由拒绝继续进行手术是不合理的。既然是需要出具相关证明,医院就应该在高婷婷全部出具相关证明之后再进行变性手术,而不应该是在手术中途提出。

      秦淮区中华门法律服务所 孙国根律师:我曾经举个一个例子,就是用工单位用了一批童工,在用工之前没有去仔细查验身份证或者户口本,或者进一步了解他们到底多大年龄,在这些童工工作了一年之后,他要求这些童工把户口拿来核对,一核对说你不满16岁说不行,我不能用童工啊,用童工是违法的,所以你们回去吧,工资我也不能发给你们了。

      解说:南京东方医院对于这样做法有着自己的说法,就是医院从未拒绝继续为高婷婷进行手术,只是在高婷婷没有提供法院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离婚证明之前暂缓手术的进行。

      主持人:对于这样的说法高婷婷显然不会接受,他觉得从始至终自己一直被东方医院所利用。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为了继续圆自己的女人梦。在和律师多次沟通之后,高婷婷一纸诉状将南京东方医院告到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04年9月21日,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原告:被告除为原告做鼻子整形手术和激光脱胡须的手术以外,其他项目的手术一拖再拖,没有及时做,因此原告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定被告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尽快为原告做变性手术。

      被告:我们为什么暂缓为高婷婷做手术,理由其实在开庭前在媒体面前已经讲过千万遍了就是高婷婷的手续不全,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我们不好给你做这个手术,关于变性问题目前为止,法律还没有一个规定,法律或者相关的行政部门他没有规定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医疗手术可以不受限制来操作。

      解说:法庭审理至此看来关键的问题是,高婷婷与妻子的离婚协议书能否构成做变性手术所需的要件。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法学教研室主任田侃教授认为,作变性手术必须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出具法院证明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虽然在变性手术临床医学方面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但这一制度的约束力究竟有多大,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法学教研室主任 田侃教授:实际上,对你的婚姻状况法院并没有义务来提供这样的证明,不存在一个法院主动出具证明的问题。话又说回来,对自己身体的所谓处置权这种基本权利应该属于个人,就说我个人有权利处置我的身体。

      解说:经过法庭上的激烈辩论,最后法官当庭做出一审判决。

      法官:仅仅提供了与妻子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不具备法律效力,故原告要求被告尽快为期做变性手术的请求因目前尚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婷婷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解说:面对这样的判决结果,高婷婷显得很镇定。当然,这也使他想成为女人的决心更加坚定。

      高婷婷:维护我高婷婷的合法权利。女人梦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

      解说:做女人的梦想支撑着高婷婷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他坚信做女人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同时,有一件事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别人说了算。(编导:张希)

  •   国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昨天透露:卫生部将对患者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花费550万元人民币治疗费一案,一查到底,并作出严肃处理。

      前日,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有重大进展。卫生部调查组近日发现,在该事件中,哈医大二院涉嫌严重造假:患者病历和医疗信息存在涂改现象,尤其是病历的第2-8页出现了较严重的伪造现象。

      重症监护室管理混乱

      据悉,哈尔滨“550万元天价医药费”事件经央视播出之后,卫生部调查组立即召集黑龙江省卫生厅和哈医大相关领导召开紧急会议。

      调查组成员、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表示,哈医大二院的ICU(重症监护室)管理混乱,问题比《新闻调查》中播出的情况还严重。

      “1180次会诊”属明显造假

      11月22日晚,调查组成员发现,哈医大二院在该事件中涉嫌严重造假:患者病历和医疗信息存在涂改现象,尤其是病历的2-8页出现较严重的伪造现象。

      卫生部调查组指出,哈医大二院提供的患者病历有13处修改,分明是明显的伪造,相关人却互相推卸责任;病历中的1180次会诊,也属于明显造假。

      造假还体现在,哈医大二院血库的出血单与医嘱单并不相符,病历、收费单、化验单也互相不符。血库的出血量大于医嘱,血的去向不明。调查组要求必须查清信息中心和血库是否也在配合ICU造假,以作为下一步组织处理的依据。

      输血问题曾遭到患者翁文辉的家属强烈的质疑,在67天住院时间内,翁文辉总共输入了25.8万多元的血液制品,其中7月30日这天,一天输血就达94次。

      存在重复收费现象

      ( 新浪网 新京报)

  •   在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前后,国内各大上市药企再度掀起收购医院的热潮,复星医药豪掷6.9亿元切入民营医院的重镇佛山,在行业内引起巨大震动。

      各路资本角逐民营医院甚至公立医院由来已久,自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旗下的金陵药业于2003年入主宿迁人民医院后,马应龙、九州通、双鹭药业、武汉健民、天士力等十余家药企都曾先后投资或控股了多家医院。而在并购佛山禅城医院之前,复星医药早已拥有安徽济民肿瘤医院、岳阳广济医院等,此番入主禅城医院只是复星医药业务的战略延伸。

      医院情结

      在传统的医药工业与医药商业之外,以复星医药、广药集团为代表的医药巨头正在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复星医药表示,收购佛山禅城医院意在将其发展成为复星系其他成员医院的培训基地,同时也有助于强化复星系医疗服务业务。

      复星系掌门人郭广昌一直有意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医院集群,且规模高达500家。事实上,目前横跨医药、地产、钢铁等多重领域的复星系在完成资本积累期间即与医院建立了不解之缘。20年前郭广昌以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介入生物医药产业,由复星方面提供诊断检测设备,下游的医院则为复星提供场地,双方采取利润分成的方式共享经营所得。

      “复星20年前与医院的合作模式一直沿用至今。事实上,现在很多医疗器械公司不再是简单地将器械卖给医院等医疗机构,还与医院形成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分别提供更具优势的资源,医疗器械公司主要提供操作员,他们比医护人员具有更为专业的设备操作水平。”齐鲁证券一位长期关注复星系的研究员告诉记者。

      相比纯粹的医药工业或医药商业公司,医疗器械行业与医疗机构的合作更为密切。对于医疗器械公司而言,医疗机构是其直接的下游需求方,而对于工业类或商业类药企来说,医疗机构占据全国范围内70%以上的药品零售渠道则更具吸引力。

      但不管是何种类型的药企,医疗机构均是其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这个产业链上,医疗机构客观上占据了买方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药企。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去年国内各类药品规模超过9200亿元,但来自零售终端的药品规模不过1700亿元,以政府采购为主导的公立医疗机构始终牢牢占据药品销售市场的龙头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盈利能力较强且渠道资源较多的药企开始直接涉足医疗机构。如贵州百灵日前披露,将动用2648万元超募资金全资收购贵阳天源医院同时进行增资重组。尽管天源医院去年及今年前7个月均告亏损,但由于贵州百灵的一项在研药品“糖宁通络胶囊”即将实施申报且申报主体必须是现有医疗机构,因此贵州百灵才计划收购天源医院。在这里,天源医院实际上充当了贵州百灵的“壳资源”。

      在更早前,金陵药业并购仪征医院,康美药业兴建普宁康美医院,华润三九兼营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独一味入主德阳美好明天医院等,此外还有双鹭药业、千红制药、马应龙、白云山、武汉健民、益佰制药、仙琚制药等近10家上市药企也通过设立或并购的方式纷纷涉足医疗机构。药企对医疗机构的角逐,已不再局限于金陵药业等国资背景药企及复星医药等医药集团,此前爱尔眼科在全国的扩张行为即被视为跑马圈地。

      前瞻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佩娟介绍,2010年以来,行业政策密集出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机构。而在李佩娟看来,药企本身作为大医疗、大健康产业一员,进军医疗机构具有先天优势。

      不过,目前药企开医院尚未形成主流,绝大多数药企选择观望态度。华南一家中药类上市公司对记者表示,公司主业发展良好,且拳头产品悉数进入国家或广东基药目录,加之对下游的医疗机构运作并不熟悉,短期内不会考虑直接切入此领域。

      已尝到民营医院甜头的药企或其他资本加码投资医院,将民营医院视为非主流的药企保持谨慎,这是目前各路资本对民营医药的基本态度。

      盈利分化

      以深圳市最大的城中村上沙-下沙片区为例。周边仅有深圳妇幼保健院、福田人民医院香蜜湖分院等少数几家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下辖的社康服务中心也只有2家左右,但包括深圳仁爱医院在内的大小10多个民营医疗机构和私人诊所却遍布整个区域。与公立医院不同,这些民营医疗机构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盈利。资本的竞相追逐说明,民营医疗机构盈利前景似乎值得期待。

      爱尔眼科、马应龙、冲刺上市的慈铭体检以及一直存在上市愿景的拜尔齿科等相关医疗机构的运营数据显示,医疗机构利润惊人。以爱尔眼科为例,本身可以被视作专科医疗机构,该公司仅今年上半年营收即接近10亿元,毛利率常年高达45%以上,盈利能力直逼拥有重磅独家品种的片仔癀、云南白药。

      安信证券将爱尔眼科的主业视为眼科蓝海,认为爱尔眼科填补了综合医院眼科的薄弱环节,同时利用资本优势避开了民营诊所的竞争,故能充分享受行业的高增长。事实上,仅在目前180多家上市药企中,具备与爱尔眼科同等资本优势的企业不在少数,爱尔眼科在医疗领域的成功无疑令部分主业不振但资本雄厚的药企蠢蠢欲动。

      享受民营医院高利润的还有马应龙,该公司2012年中报显示,医院诊疗业务已发展成为马应龙第三大业务,毛利率接近40%,远高于马应龙医药流通业务10%的毛利率水平。长江证券则表示,马应龙控制的6家肛肠连锁医院正式进入加速扩张期,北京、西安两地的医院还长期满负荷运转,丝毫不亚于部分公立三甲医院。

      然而,爱尔眼科、马应龙并不能客观反映当前所有切入医疗机构药企的盈利生态。以金陵药业为例,该公司自2003年即率先进入了医院领域,医疗服务业务已经成为了金陵药业第二大业务,但其毛利率近三年来呈递减态势,今年上半年则降至17.26%,低于医药行业整体毛利率。控股丹东人民医院的诚志股份上半年医疗服务毛利率也仅有10%,几乎接近处于微利局面的医药商业。

      至于三精制药、武汉健民、双鹭药业、益佰制药等药企,其医疗服务甚至未在报表中予以体现,远远未能形成这些药企的新的利润增长点,个别药企旗下的医院还常年亏损,客观上形成了这些药企的劣质资产。

      “很多医院带有公益属性,也不能一味的追求盈利,当然我们会尽可能培育其盈利能力。”武汉某上市药企董秘上周告诉记者。

      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培育医院盈利困难重重,特别是新建医院,要达到盈亏平衡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时间,这些现实因素对于以年度为考核周期的上市药企而言形成了天然的瓶颈。

      诸多考验

      在目前控制医院的十余家药企中,复星医药是拥有医院数量最多的药企之一。复星系沉淀20余年,拥有庞大的分销网络和强大的资源掌控能力,且与中国医药集团在国药控股方面展开了深度合作,即便如此,复星也须面临来自政策、管理等方面的诸多考验,这正是所有涉足医院药企的共同问题。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相关人士曾一针见血指出,民营医院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定位问题。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国家食药总局一般每隔四年会调整国家基药目录,而各个省区亦会根据国家基药目录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补充,每年在政府采购平台上统一采购药品,分配给公立医院。此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基层政府的成员单位,在很大程度上要贯彻公益属性。

      因此,公立医院可以优先享受政府倾斜性政策,如税收、财政补贴等,而无须过分追求利润增长。民营医院则不同,尽管不一定将利润作为唯一的考核目标,但最终的业绩却能影响民营医院的存续能力。

      “我们每年也能通过科研立项的方式获取一些补贴,但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经营,没有人给我们兜底,经营不善,医生工资都发不出去。”深圳福华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上述负责人坦言,该院在经营、管理方面实际上主要参照企业制度,用业绩来对医生和护士进行考核,这与公立医院对医生实施的挂号工作量有明显的区别。另外,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略高,医保报销范围较公立医院略小,且知名度普遍不及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性质的公立医院,故民营医院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广告推介,客观上增加了营销费用支出。

      “但我们又不能只看盈利,毕竟我们还是一家医院,业务上还要接受市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的监管。”该人士称。

      其实类似的现象在民营医院广泛存在,定位不清导致经营方面出现了很多盲区,而一般的药企对民营医院的管理更加生疏,能够将民营医院发展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值得怀疑。因此目前普遍的做法是,药企在控股民营医院后,一般不直接介入管理,只是在战略方向和成本费用方面进行控制。

      此外,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性质决定了医生在职称评审方面享有优先权,即使如此,以药补医的现象也广泛存在,而民营医院则未必具备为医生争取政府公认的职称的能力。因此,目前以公立三甲医院为代表的大中型医院仍然是高资质医生的主要工作场所,这也是此前多地试点的医生“多点执业”宣告失败的重要原因。

      多位市场研究人士还认为,药企布局医院未必是为了将医院打造成利润增长点,而是为了抢占医院所拥有的渠道资源。但即便单纯是为了抢占下游渠道,药企在介入民营医院领域的时候,仍将面临众多博弈,特别是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

  •   编者按:营利,这个看似很合理的商业定位却限制了民间资本投资医院的热情。在整个社会的医疗保证体系尚未改革的情况之下,追逐税收优惠和医保政策成了民营医院迂回发展的一种策略。

      “看病请往此处”——这是上海仁爱医院当初成立时,贴在附近的一张纸条上的一句话,告诉病人这里有一家医院。

      “那时候刚开始,条件极为简陋,我们都不敢声张,尽管当时我们已经取得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海仁爱医院院长助理刘春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他们当年的窘境。

      现在尴尬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2003年上海市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时,仁爱医院和其他民营医院一样被正式邀请出席,而且他们这些民营医院的代表还坐在最前排。

      但是依然有许多政策瓶颈限制着他们的发展。

      1 上海一家民营医院的困惑

      上海仁爱医院成立于2001年9月,是深圳博爱集团在国内投资的第13家医院。与那些通过托管、转制方式进入上海医疗市场的民营医院不同的是,这是第一家通过新建方式进入的营利性民营医院,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

      目前,仁爱医院拥有80张病床,是目前上海民营医院中规模较大且为数不多的经营有方的一家,2002年度就已达到了收支平衡。尽管经营状况不错,但院方认为,虽然医疗市场的改革总体趋势在向前,但还十分缓慢,民营医院在发展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

      “医保”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营医院最大的困扰。据统计,上海170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医院因为没有医保定点资格只能为剩下的700万人服务,而且这700万人同时也是国有医院争夺的对象。目前,仁爱医院的门诊量是500人/天,患者以非上海市户籍的年轻人为主,享受医保的患者来看病的比率很小。

      医疗设备审批制度也是民营医院发展的阻力之一。据悉,现在医院要引进价值超过100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设备,必须经过卫生部门的审批,而且每年引进的设备还有一定的额度。审批的初衷是防止医疗设备的重复引进。政府部门防止国有医院动用国家财政盲目引进设备很有必要,但民营医院花自己的钱购买设备也要审批,其自主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干涉。

      仁爱医院遭遇的尴尬与困惑并不是个案,据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去年8月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上海全市90多亿元的社会医保经费全被政府配置给国有医院了,现行医保制度已经成为各种医疗机构之间展开公平竞争的最大障碍。各类经政府依法批准开业的非公医院,在用地、登记、设备购置、纳税、收费、病患资源及医务人员的待遇等众多方面,并不能享受和国有医院的同等待遇。有关调查资料表明,上海市非公医院平均日门诊量不超过100人。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现在医疗机构的准入门槛太低,只要有资金谁都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应该严格审核;而对通过审核准许进入的民营医院,就应给予公平的待遇。

      2 浙江民营医院的“国民待遇”

      浙江可能是中国医疗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地方了。

      继2002年民营企业绍兴咸亨集团出资3320万元买下了绍兴第五医院,首开浙江省民间资本竞拍参与医院产权改革的先河后,医疗领域的“开闸”吸引了众多社会资本进入。2003年一年,浙江省就有23家民营医院获准成立。目前,浙江省获批的民营医院已经达到70家(不包括不成规模的私人诊所、门诊部等)。

      在中国空调行业享有“黑马”之誉的三星奥克斯集团也加入了民营医院的投资热潮中,该集团投资总额达5亿元的明州医院已经开工建设。该集团一位参与医院项目的高层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浙江省以及宁波当地的政府部门非常支持,明州医院的项目是作为浙江省重点项目工程来抓的。”

      明州医院选址宁波市高教园区西区,占地236亩,计划总投资5个亿,建成一家集医疗、科研、教育、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

      正在建造中的明州医院是营利性医院,得到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是国家的普惠政策,即开业前3年免税,而宁波当地政府似乎并未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

      对于仅拿到省卫生厅批文的明州医院来讲,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医保指标能不能得到?病床数能批下多少?当初立项时明州医院确定了病床数从750张发展到1200张的最终目标。但不确定因素却使奥克斯集团的上述高层人士出言谨慎:“这一切有待于开业以后相关部门的考核而定。”

      民营的明州医院能成为“浙江省重点项目工程”,体现了政府对民营医院持相对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而2003年9月,杭州市卫生局推出的鼓励民资和外资兴办医院的政策,更是大胆、超前。

      杭州市的医疗政策不仅对办医主体、办医类别、兴办数量、设置区域不作任何限制,而且还附有多项诱人的优惠政策。一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受区域和数量限制均可申办,并享受工业企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二是凡新办医院前3年的医疗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且财务制度健全、核算准确的,可申请免征营业税及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自产自用制剂的增值税等;按照前3年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额度(含计税工资的纳税调整),通过单位申请,由财政给予专项资金补助。后3年参照企业有关政策所缴纳的各种税收(地方留成部分),通过单位申请,由财政给予减半补助。上述财政补助在医药卫生发展资金中列支。三是符合条件的营利性医疗机构经申请核准可为医保定点单位。

      民营医院获得与国有医院一样的“国民待遇”,刺激了民间资本加速进入医疗市场。据悉,在该政策出台后不久,杭州五家民营医院便获得了办医资格,与此同时,万向集团、横店集团、广厦集团等知名民企集团,也纷纷进入杭州医疗市场。

      3 营利与非营利之辩

      《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城镇个体诊所、私立医院、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医疗机构一般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民营医院都被定位为营利性医院,因而托管、合资、并购成为许多社会资本迂回进入国有医院取得非营利性医院资格的方式。尽管以这种方式进入医疗市场的难度比新建一座医院更大,但不少民间资本却乐此不疲,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取得医保定点资格,而且可以享受非营利性医院免税的政策。目前,并没有相关政策硬性规定国有医院通过以上方式转化成民营医院后一定要转为营利性医院。

      这种“曲线救国”产生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复旦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力扬认为,非营利性医院的基本定义是:主要提供公益型基本医疗服务,所获收益主要用于改善本机构的医疗卫生条件。

      但国有医院和社会资本混合经营的害处在于,由于两者的性质、目的不同,资本的意志最终将使国有医院背离初衷。投资者可以采用多种手法转移利润,比如成立体外公司,将医院的一些经营活动转移到体外公司,医院的成本则成为体外公司的收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关联交易,把包括基建、设备、物流、物业管理、后勤服务等转包给体外公司。

      医院投资大,回报周期较长,前期开销大,但后期回报稳定。王力扬指出,虽然正规的投资者不少,但不排除民间资本投资医院的趋利性。而如果民间资本没有很好的退出渠道,将迫使其追求短期效益,选择“一投入就要盈利,一盈利马上又准备退出”的方式。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鼓励一定比例的国有医院改为营利性医院,并且政府必须保证市场的公平、公正,要有“赚钱效应”;其次,对民间资本进行梳理、分类、分流,同时要保证民间资本的拥有者不直接与医院的经营者发生联系。从资本形态上看,能满足以上要求的有信托投资、投资基金、债券等金融产品。

      但上海某民营医院的有关人士却认为,不能光把板子打在民营医院身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国有医院的经营范围超出了非营利性医院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涉及美容、整形这样的营利性项目。这已超出了公平竞争的范畴。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汪亮认为,按照理想的模式,投资营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应该是由投资者自主选择,但由于目前医疗领域计划色彩还比较浓重,达不到这一步。由于政策配套不完善,现在营利性医院的发展环境不好,而以非营利性面貌出现的国有医院中,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的医院不在少数。

      “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减少非营利性医院的数量,鼓励民间资本、国际资本投资营利性医院。非营利性医院也并不一定要完全由政府一手操办,政府同样可以有选择性地将非营利性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其公共医疗机构的主体框架中。”汪亮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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