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做大做强”的北京新兴医院，近期忽然尝到了“树大招风”的滋味。从8月2日《瞭望东方周刊》对北京新兴医院打响质疑的第一枪后，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对新兴医院的问题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事实上，业界对新兴医院“广告轰炸”的诟病由来已久，在7月末的一次全国男科专家研讨会上，一位国内男科学界的权威人士就曾公开表示了对新兴医院的不满，“靠广告夸大宣传的方法不可取，而且给病人大量吃中药也是不安全的，新兴医院的做法虽然日进斗金，但我们不能提倡这种模式。”

　　如今，关于新兴医院的风波仍未彻底平息。

　　发布会变成“批斗会”

　　虽然早就有人猜测，北京新兴医院的媒体见面会很难在心平气和中进行，但见面会当天会场的火药味之浓烈还是让人出乎意料。

　　8月7日下午，北京新兴宾馆，面对到场的30余家媒体记者，北京新兴医院院长朱明重压之下不禁爆出“猛料”：“在这次“新兴事件”爆发前，曾有多个同行竞争对手给我打电话、跟我进行谈判，要我与他们合作经营，想占有北京新兴医院的发展成果。我断然拒绝后，即接到了多个匿名人的恐吓电话，扬言说如果不合作、不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就要治北京新兴医院。北京新兴医院真的被‘治’了。”但是朱明在现场未出示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说法。

　　随后朱明宣读了《北京新兴医院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认为这两篇文章中，认为个别记者报道不实。“治愈率达25％”的说法是记者最关心的问题，朱明和现场的院方专家均表示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医院的估计治愈率，因为导致不孕不育的病因很多，不同的原因要按照不同的标准测算治愈率，想准确计算出治愈率几乎不可能。另外，如果是输卵管不通导致不孕不育，只要输卵管经过治疗通了，即使没有最终怀孕，也算治愈了。现场院方专家质疑媒体：为何不去问问协和医院等大医院的治愈率，偏偏揪住一家民营医院不放？

　　对于记者询问的新建大厦的资金来源问题，朱明称医院确实投资6亿多元建设了一新的治疗研究中心，目前已经投资了2亿多元。“资金来源是多方融资，亲戚、朋友、投资公司”。

　　但是，面对场下众多记者的不留情面的发问，朱明和到场的医院专家还是显得难以招架，发布会以匆匆收场告终。

　　广告效应下的日进斗金

　　在北京新兴医院遭遇媒体“批斗”后，39健康网记者也赴该院进行暗访，虽然没能验证其他媒体所称的“骗术”是否属实，但医院籍由广告带来的火爆场面以及看病费用的昂贵却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京新兴医院坐落在海淀区的一个小胡同里，唐国强的巨幅广告十分醒目。虽然当时烈日炎炎，但新兴医院内却仍然人声鼎沸，患者络绎不绝，大厅内的座椅上座满了患者。一名来自江西的患者告诉记者，他8月1日就到了北京，2日那天挂到了4日的号做检查，6日才拿到药。

　　从早上10：30到下午13：30，记者共采访了四对夫妇。他们均表示是“看了新兴医院的广告过来的”，并且特别提到了唐国强。来自云南的杨先生对记者说：“打开电视一看，什么台都在播。”来自浙江的章姓男患者说：“电视上说的还能有错么？”记者问这些患者知道不知道新兴医院治愈率具体多高，他们纷纷表示“不知道”。一名患者说：“应该很高吧，电视上说不都能治好么，应该没错吧？”

　　采访中，有一对夫妇向记者透露，医生在开药前问了他们带了多少钱过来，并提醒他们“药还是开多一点的好”。一位陈姓患者把医生开给他的药指给记者看：“医生问我带多少钱过来，我说不到5000元，挂号费、检查费共花了1000多元钱，还剩不到4000元，医生就给我开了3865元的药。

　　一位来自云南的杨姓患者向记者抱怨说：“开药之前先问你带多少钱来，带多少钱就尽着钱开药，医生也不告诉你你的病情如何，只是鼓励你多吃药，药吃完了要再来做个检查再进行治疗。”杨先生还说：“挂个号要100元，检查费也要将近1000元，一个月的药要3000元，哪一个来的患者不都要花个万儿八千的。”

　　记者离开时，注意到许多患者是拎着大包大包的药走出医院大门。大门外有几个小贩专门向这些外地患者卖塑料编织袋装药。一个小贩得意地对记者说。“生意可好了，每天这样的编织袋我能卖出去300多个。”

　　营利性医院应该如何管理？

　　虽然目前关于新兴医院的风波尚无定论，但从这一事件使营利性医院的管理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在北京乾坤医院，一个医生一上午能卖出万余元的“五虎消癌汤”。在广州一些公立医院挂满锦旗牌匾的门诊科室竟是私人承包，里面的医生竟然没有行医资格……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在人们身边，而平日厕所走廊，小报小刊中各种治疗“疑难杂症”的广告更是铺天盖地，避之不及，而这些广告的背后，大多涉及到一个幕后“主角”——营利性医院。

　　营利性医院应该如何管理？由谁来管？营利性医院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应该有两个层面的监管：一是与普通企业一样，接受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监管；二是作为一家医院还应该接受行业系统的监管。但在记者的采访中发现，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不仅没有双层监管，反而出现了“都不管”的情况。

　　根据记者对一些民办和私立医院的调查，发现他们的收费普遍很高，但消费者常常弄不清自己的钱到底花在什么地方、值不值？而且还有一些医院故意设置价格陷阱。针对患者“药价太高”的抱怨，新兴医院行政办公室的丁先生说都是根据物价局的参考价制定的。同类医院上海长江医院也称是按物价局规定定价。但当记者打电话向物价部门询问时，却得到这样的回答：“新兴医院属于营利性医院，价格都是不管的。从目前的政策来看，政府对它是没有制约的。挂号和检查费也不管，属于市场调节价。”

　　卫生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颇有些费思量。“是否对医院进行了监管？”在记者的采访中，作为新兴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海淀区卫生局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由于这种监管空当的存在，很多患者在花费巨额治疗费却不见任何效果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去与医院理论，甚至都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去投诉。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部分营利性医院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宣传是否有夸大之嫌，治疗是否安全有效，根本无章可循。

 

　　市场现状乱

　　“体检游击队”频用歪点子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局了解到，目前北京的体检市场呈现鱼龙混杂的无序状态。各体检中心之间在客源、价格和设备等方面竞争激烈，而一些四处“打游击”的体检队，由于组合松散，设备陈旧，体检质量无法保证。虽然卫生行政部门一直要求体检队在外出体检时应到卫生局备案审批，但至今没有一家体检队遵守这条规定。

　　北京体检中心主任杜兵告诉记者，一些体检队为了缩减成本，让健康的体检者和患者同用一台设备，还有的体检队为了节约成本和省事儿，将医疗应急用的手提式床旁Ｘ光机给体检者做透视，体检使用过的棉签等医疗垃圾乱丢乱扔。有的体检队所用的血压表、体重计等仪器设备也不按期检测调试，体检的检查结果往往不准确，体检质量难以保证。更为严重的是，体检队之间因互相竞争，想出了竞相压价、给予不正当回扣等歪点子，使体检服务的声誉大打折扣。

　　新规净市场

　　体检队外出要提前申请

　　为规范北京的体检市场，让健康人享受有质量的健康体检，北京市卫生局8月正式出台了《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评估标准》和《北京市医疗机构外出体检工作规范》。这也是本市首个体检质量控制标准。有业内人士认为，新标准将成为北京各体检机构的准入标尺，不能达标的体检机构将被逐步清出市场。

　　据了解，新标准对体检机构的专业、设置和人员提出了多项要求。根据新标准，从事体检的医疗机构必须有相对独立的体检场所及候检场所，体检使用总面积不得低于400平方米。在专业设置方面，新标准要求，体检机构必须设有内、外、耳鼻喉、眼、妇、口腔、体检咨询、放射影像、心电图、Ｂ超和检验专业。每个专业至少配有一名从事本专业在五年以上的执业医师。体检机构应该配备检查床、血压表、标准对数视力表、牙椅、心电图机、Ｂ超显像仪、Ｘ光机、计算机等54项基本仪器设备，如开展特殊体检项目还需要配置其他相应设备。

　　此外，在新标准和规范中还要求，医疗机构在外出体检时不得借机推销药品、化妆品或医疗器械和保健品；体检后10天内必须出结果；体检结论必须书写规范，体检报告上必须出具正常参考值，检验项目要有中英文对照；体检使用的医疗器械必须拿得出质量保证书等。

　　对于目前许多医疗机构出外为单位进行体检的情况，新规范特别要求，医疗机构在外出体检时，至少提前半个月向所在区县卫生局提出备案申请，并和邀请单位签订体检协议书，而且不得借体检之便推销产品。

　　专家管市场

　　每年至少两次抽检质量

　　为规范管理，北京市在出台新标准的同时也成立了体检专业委员会。委员会的24位成员都是从全市23家机构中选出的体检、检验、影像、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将负责指导监督全市体检质量和规范管理。

　　据介绍，这些专家将首先对全市开展体检工作的医疗机构进行摸底调查登记，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分级分类管理办法；根据体检机构评估标准进行考察、评估；制定体检科室各专业的技术操作规范；建立北京市体检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刚刚挂牌成立的市体检质控中心负责每年至少组织两次全市体检质量抽查，并向社会公示检查结果。卫生监督机构将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罚。

　　有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为体检机构制定准入制度，并推行质量管理，无形中提高了体检机构的门槛儿，将对北京的体检市场起到逐步规范的作用。

　　39健康网南京4月3日电(毛可斌吴德记者郁进东)近日，卫生部官员专门到南京市栖霞区调研当地的“医院药房托管”改革。卫生部部长高强批示说，这一模式切断了医生、医药代表之间的联系，改变了医生处方的行为方式，减轻了群众负担。“药房托管”改革最早出现在南京市栖霞区医院尧化院区。记者近日实地采访发现，这家医院由于切断了“医药代表”和医生之间的利益链条，医生开大处方、开高价药和滥开药的情况得到了扭转，病人看病药费支出有了较大幅度下降，而医院门诊人数和业务收入都大幅增长。据统计，两年来，“医药代表”不见了，而这家医院共为病人省出药费476万元。

　　2003年8月，南京栖霞区医院接管尧化卫生院。当时仅10来个医务人员的尧化卫生院，每天竟也有两三名“医药代表”来“洽谈业务”。他们给医生和药剂人员种种诱惑，让多开多进他们的药品。栖霞区卫生局结合当时开展的行风整顿和廉政制度创新竞赛活动，以医生滥开药拿回扣为突破口，将医院药房的采购权交给医药公司，切断医药代表和医生间的利益链，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这一构想得到了栖霞区纪委的支持。

　　据了解，尧化医院院区将药房采购权交给一家叫“江苏省中医药科技发展总公司”的单位经营。双方通过合同约定，医药公司每年将医院药品营业额的35%交给医院。医药公司必须保证医院的基本目录用药，满足临床用药(包括抢救药品)供应，不许擅自提高药费标准，不允许医药公司以任何方式要求医务人员开具指定药品，禁止任何形式的回扣，更不许销售假药、劣药。如有此类情况发生，协议立即终止，并追究医药公司的违约责任等。

　　尧化院区不再采购药品业务后，医院从药品的“采购员”变成“监督员”。医院专门成立了药房托管质量管理小组对药房进行监管。此外，定期检查处方和用药，如果发现可疑处方或某一种药品用量过大，立即进行分析和处理。

　　据了解，我国药品收入一般占到医院总收入的60%左右，但实行药房托管后，栖霞区医院尧化院区的业务收入不降反升。栖霞区卫生局局长李佳介绍说，这是由于单张处方值小了，老百姓看病便宜了，来医院看病的人多了，总的收入就上升了。栖霞区药房改革的实践得到了南京市纪委的肯定。在今年南京市卫生工作会议上，市卫生局决定对南京所有二级医疗机构共约200家医院全面实行“药房托管”。

　　2013年5月1日，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正式实施。基药“降价疑云”还未消散，配送完成率又成新焦点。近日，国药控股、九州通等一些医药流通企业因在新疆地区的基药配送率未达到50%的标准，受到新疆卫生厅警告、严重警告和清退等不同程度的处分：国药控股子公司在塔城、阿克苏、阿勒泰、克州和喀什地区等地被予以警告和严重警告，在和田被予以清退；九州通子公司在伊犁被予以严重警告，在巴州、阿克苏、克州、和田等地被予以清退。

　　基药配送未达标非一家之过？

　　根据2013年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要求，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各地要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二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量和销售额都应达到40%至50%，其中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的二级医院应达到50%左右；三级医院基本药物销售额要达到25%至30%。基药目录正式实施不足一月，国药控股与九州通等医药流通企业就因基药目录配送未达标，而备受舆论关注。

　　“一些企业在某些区域的基药配送未能达标，其原因是复杂的。”中国医药(行情股吧买卖点)商业协会副秘书长沈世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药配送未达标可能并非配送企业自身配送能力的问题，虽然问题出现在医药配送企业，但是问题的实质并非配送企业自身所致。诸如医院需求量、厂家供货量、配送时间的匹配程度等，都会造成配送企业的配送率达不到当地标准。

　　2013年5月25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裁谷春光接受记者采访，对其子公司在新疆地区基药配送未达标一事，表示并不知情，但谷春光认为子公司基药配送未达标对集团影响不大。

　　“既然我们已经争取到基本药物的配送资格，那么我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完成好这项工作的。但是客观现实是我们不能改变的。”谷春光表示，医院方面可能由于基药利润低而不采购基本药物，而生产厂商也可能因为生产基药利润薄而放弃生产，那么对于医药配送企业来说，达到基药配送标准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统一配送标准规范招标制度

　　尽管新版基药目录对于配送标准有一定意义的指导，但是具体的实施标准与规范仍需根据各省市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因而，出现了基药配送标配的区域性差别。

　　目前，我国基药采购的通行方式是以省为单位向医药生产厂家招标，中标的医药生产厂家自主选择区域内的配送企业。长城战略咨询项目部经理潘晓文认为，正是由于现行招标制度并不健全，加之行业内部企业无序的混乱竞争局面，造成了基药配送难以达标的问题。

　　“‘趋利’动机是出现基药配送不达标的根源。”谷春光认为，医院出于‘趋利’动机因而选择利润较高的非基药目录药品，而生产企业‘趋利’动机的驱动放弃利润较薄的基药生产。在现行的招标制度下，医药配送企业受药品生产厂家和医院的双重束缚。

　　我国医药商业流通企业数量过多，竞争态势复杂、竞争势头激烈，导致利润率不高，并且存在以商业回扣代替质量、服务竞争的情况。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今年4月底公布的《2012年医药流通行业分析报告》的内容显示，我国目前拥有1.3万余家药品批发企业，近40万家零售药品门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全国最大的前3家企业销售额只占同期医药商业市场销售总额的20%左右。

　　近年来，全国各地制造、销售假药案件频频发生。更为严重的是，假药贩子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隐秘的销售网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假药贩子采取伪造批文或挂靠正规医药公司的手段，将各种假药混入医院和药店等正规渠道流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大批假药流向全国各地

　　今年6月，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宣布破获了一个在广东汕头地区的制造假药生产窝点及其在全国的主要销售网络，案件涉及浙江、广东、河北等十多个省份，涉案价值数千万元。

　　2004年12月6日下午，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个名叫石灵巧的人在台州地区推销名牌药品，而价格却低于市场价，有重大的涉假嫌疑。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人员对此人推销的药品进行检测，确认这些药是假药，随即将案件移交给台州市公安局。警方深入调查后，确认石灵巧在2004年11月初至12月6日期间，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郑有利夫妇处购买假药，采取伪造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章和药品买卖批文的方式，向台州市六家药店推销假药。销售的药品有新康泰克、顺峰康王、三九皮炎平、救心丸等18种，冒用了石家庄制药厂、广东顺峰药业、深圳南方制药厂等10家知名制药企业的产品。

　　由于犯罪嫌疑人将假药销售给药店，涉及面广，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群，因此社会危害极大。特别是类似救心丸这样的急救药品，一旦患者用了假药，后果不堪设想。台州市公安局和药监局联合组成专案组，深查细挖，力求找到假药的来源。专案组研究发现：这些假药不但制造工艺和包装水平高，而且多为当前市场畅销的知名品牌，销量大，另外，进货价格接近生产成本。专案组由此断定，在其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生产能力的假药厂和销售网络。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一个以郑有利夫妇为中心，覆盖浙江省内台州、温州、金华、丽水、湖州、舟山及安徽省宣城等地的巨大销售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同时，侦查发现其销售的假药全部来自一个化名为“张坤”的广东省揭阳人。5月14日上午7时许，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和广东警方的配合下，在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谷绕镇大坑村将制假窝点成功捣毁。警方现场查获假药成品及半成品近10吨，8台制假机器及大量药品包装材料等，生产销售的假药覆盖全国11个省市，假药品种达31种之多，冒用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商标达30家。

　　假药“基地”与隐秘销售网“罪恶结盟”

　　据了解，近年来假药大案频频发生，仅浙江就已经发生过多起，案值也呈越来越高的态势。2003年，金华市公安局在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仓库内查扣了大批假药。经药品质量监督部门检验，这些药品根本不含有任何药物成分。警方追查发现，这些假药来自广东，并源源不断地通过一个遍布各地的隐秘销售网络进入正规医药流通渠道。浙江警方调查发现，从2000年开始，犯罪嫌疑人赵建良、王建立挂靠到河北省神兴医药药材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提供销售药品所需要的各种法定文件凭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事药品销售工作。

　　2003年3月，赵建良、王建立获悉广东人柯典杰销售进口假药的消息，便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柯典杰购买价值上百万元的假药，并利用药材有限公司提供的销售药品所需文件资料，将假药通过正规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为了推销假药，赵建良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假药卖给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并向该公司副总经理周建斌行贿2万元人民币。而该公司购入这些假药后，又通过正规渠道，将假药销售到周边的36家医疗单位，其中相当一部分药品已经被患病人员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曾有一名因大量失血而紧急抢救的病人，在连打17针假冒“立止血”后，抢救无效死亡。

　　负责侦破假药案的警官告诉记者，从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看，广东一些地方是全国制售假药的主要集散地，全国许多地区的假药都是从那里流出的。尽管目前各地警方和药监部门也正在采取措施全力打击，但由于种种原因，假药“生产基地”仍然无法根除，仍有大批假药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通过地下渠道销往全国，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昨天(5月22日)，北京市广告监测中心和市工商局广告处发布4月份广告监测情况，全市涉嫌违法广告数量比3月份增加4成。北京体坛中医院等7家医院因发布的广告严重违法被曝光。

    4月全市共监测电视、广播、平面和网络媒体广告354676条次，涉嫌违法广告量及涉嫌违法率都明显增加。全市涉嫌违法广告1268条次，较3月份增加40.46%，涉嫌违法率也由3月份的0.23%增加到0.36%。

    监测结果显示，人用药品的违法广告量增至违法量第一名，由267条次增加到478条次，主要是“含有不科学的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医疗服务类和医疗美容类广告的涉嫌违法广告量分别由17条次上升为75条次和由10条次增加到38条次，其问题主要集中在几家医疗(美容)机构上，其中涉嫌违法量大的医疗机构是北京体坛中医院、北京东城中医院、北京华仁医院、北京华都中医院、北京国医堂中医研究院、北京同仁长虹医院和北京伟力嘉美信医疗美容门诊部。此外，保健食品、化妆品广告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广告监测中心表示，上月违法广告量的飙升主要是4月逐渐进入消费旺季，也是一年中广告发布量大幅度增加的开始。此外，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消费者瘦身需求不断增加，减肥类产品广告陆续见诸各媒体，这类广告容易出现盲目保证、夸大效果的现象，如“几天就能减几斤”，“无任何副作用”，“几日见效，永不反弹”等内容，涉嫌误导消费者。减肥类违法广告的出现是导致保健食品、医疗美容类涉嫌违法广告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昨日，市民前来咨询时，发现大道堂已关门停业。日前，媒体对大道堂院长刘逢军“神奇医术”及其身份进行曝光并提出质疑。

　　看几眼病人就能开出方子，不见病人只需看三五天的近照也可以“望诊”，无论是癌症还是老年痴呆、糖尿病，吃“大道养生宝”都可转好……

　　前日，央视等媒体对北京大道堂中医养生研究院(简称大道堂)院长刘逢军的“神奇医术”进行了曝光，同时对其各种头衔等身份提出了质疑。

　　昨日，大道堂保安称单位已停业放假。

　　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大道堂涉嫌存在诊疗行为，如其涉嫌非法行医将取缔。

　　卫生局人员进门调查遭拒

　　昨天10时许，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8号的大道堂，大门紧闭。门前两、三位等候在此的咨询者不停地跺脚以驱散寒意，一位中年女士隔着大道堂的门缝，要求店内的保安开门让其进入。

　　“你让我见一下刘逢军，如果他不在，我进去给他留封信。”遭到拒绝后，该女士对周围的人称：“一次我发烧，在医院两个月都没治好，到这里两个星期就给调理好了。”该女士表示，早在1998年她的一家人就是大道堂的顾客，家里老人和孩子都来这里治病，效果不错。

　　对于大道堂被媒体曝光的事，该女士认为，曝光仅涉及药价及没有食品许可证等问题，并没有否认疗效。“我不是托。”该女士一再强调。

　　上午11时30分，一辆写有卫生监督字样的车停在大道堂门前，车上下来两名身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她们对大道堂门里的保安称“是西城区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并出示证件要求进店查看，保安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开门。两位工作人员对着紧锁的大门拍照后离开。她们称，只是了解大道堂是否还在经营。

　　预约 挂号 电话仍在运行

　　昨日上午9时，大道堂一度开门，但咨询者们很快被请出，并被告知大道堂已休息停业。但大道堂门口的告示显示：养生咨询明年1月1日元旦当天暂停营业，1月2日和3日均有养生师值班，刘逢军也会在1月3日上午提供咨询。

　　大道堂值班的保安称，大道堂已经停业放假，至于何时恢复营业，1月3日元旦假期后再来咨询，或查看大道堂的网站。

　　昨日，大道堂的电话预约仍正常开通，通过电话可以挂到刘逢军1月3日上午的号。

　　昨晚，大道堂的网站没有任何有关停业的消息，声明栏中最新的内容是，大道堂院长刘逢军更名为“刘承恩”，意为“感恩天地……使中医养生事业发扬光大，万古流长。”

　　药监称养生宝“非食非药”

　　昨天，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毛羽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采访时表示，通过目前报道，大道堂存在涉嫌诊断治疗的问题，如果其非法行医，肯定是取缔其一切活动，如果后果严重，还要负刑事责任。

　　北京市工商局西城分局也表示，将核实大道堂的经营范围、经营行为的相应资格，工商机关还要对大道堂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或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调查。

　　据了解，经刘逢军望诊后，不管咨询者想调什么病，都吃由大道堂自制的食疗产品大道养生宝。刘逢军在自己的书中就列举了使用大道养生宝治愈肺癌的病例。据估计，大道堂四个小时的销售额，就可能超过20万元。

　　北京市药监和质监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大道养生宝既没有食品许可证，也不是药品，更不是保健食品。“没有任何治疗和保健作用，连保健的功能都不具备。”

　　专家说法

　　“靠《易经》望诊荒唐”

　　每当有咨询者一落座，刘逢军一句话都没问，只抬头看几眼就开出了方子，平均每个人的“咨询时间”只有几十秒。

　　刘逢军曾解释其望诊时称：“3个小时望诊254人。一位西医教授很惊讶，她问我靠什么手段。我说，靠《易经》的高度哲学抽象法和全息论。”

　　“(刘逢军)诊断不是规范的诊断，只是说火、阴虚等，而且说吃我的东西能解除病情，那就是医疗行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主任袁钟博士称。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中医养生康复系主任翁维健教授表示，刘逢军望诊开方的行为并非咨询而是看病，其几十秒望诊开方的过程很“潦草”，即使一、两分钟处理一个病人，按照目前的诊断的规定是达不到的。

　　就神速望诊所依据的《易经》和全息论，袁钟博士认为，全息论是没有得到认同的东西，易经是一种文化，用他们来做科学的诊断疾病，比较荒唐。

　　翁维健教授称：“病是诊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目前有的人让病人无需开口，便知病情根源，看看掌纹，看看手心，看看面相，就把方子开出来，这成江湖医生了。”

　　“隔空望诊是个笑话”

　　据大道堂工作人员介绍，刘逢军靠《易经》、全息论望诊不但“神速”而且还可以“隔空”，就是在咨询者不到场的情况下，刘逢军可以通过咨询者照片望诊，只要提供三五天内带有面部和舌相的近照就可以。

　　“如果依照照片来判断疾病，这让医学界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一个笑话。”袁钟博士表示，没有人有这个能力，要是有人有这个能力，就没必要让病人到医院检查，让病人把照片寄给医生看就可以了。

　　相关

　　“神医”经历及头衔受质疑

　　在大道堂出售的书中这样介绍刘逢军：刘逢军1952年出生，1994年42岁退役，受过中医学高等教育。退役后，被聘任为北京光明中医学院养生系的系主任和教授、西藏驻京办事处医务部门的中医师和主任。刘逢军自称是卫生部养生师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但据调查，刘逢军并没有提及自己在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医学高等教育。原北京光明中医学院院长闫孝诚教授称，该学院存在时，只是一个民办性质的学校，没有评定职称的资格，也没有设立过养生系。刘逢军和大道堂与该院只是挂靠关系。西藏驻京办事处则表示，办事处没有医务部门，刘逢军仅是在10年前租过办事处的地方。

　　经调查，卫生部根本就没有养生师专家委员会。

　　结婚成家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这是南京市民葛亮和孟莉（均为化名）4年来的最大愿望，但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夫妇俩至今未能实现这个梦想。今年3月份，夫妇俩在医生的建议下满怀希望到南京妇幼保健医院做试管婴儿，然而功亏一篑，而事后他们才知道这家医院根本没有做“试管婴儿”资质。而更令记者吃惊的是，日前南京市有多家无资质的医院竟然都在做“试管婴儿”。

　　患者：“试管婴儿”失败

　　今年35岁的葛亮和29岁的孟莉结婚已经4年了，夫妇俩感情融洽，生活甜蜜，然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没有孩子。为此夫妇俩3年前就多方求医，中西医都看过，然而一直没有“开花结果”。 今年3月份，他们来到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生殖不孕治疗中心求诊。 “医生第一次就跟我讲，你们年龄不小了，像你们这种情况就要做试管婴儿。”孟莉说，医生当时还告诉她妇幼保健医院能做试管婴儿。而医生还向他们解释说，所谓试管婴儿就是将丈夫的精子和妻子的卵子取出来，放在实验室里进行培养，然后将成功受精的胚胎移植到妻子的子宫内。对于像孟莉这样输卵管有问题的不孕患者来说，做试管婴儿是拥有孩子的最好方式。

　　孟莉说，从3月20日起，她就按照医院的要求接受药物促排卵治疗，治疗之前，医院没有让她签过文字协定。而所谓的药物治疗就是打针，在10多天的时间里，她累计被注射各种药剂30多针，陆陆续续交纳各项费用近2万元。4月3日，按照医生的要求，葛亮夫妇满怀希望来地到医院，分别进行了取精和取卵手术。“第三天早晨我再去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精子和卵子不受精，必须要做第二代。并通俗地解释第二代就是强扭的瓜，把它直接扭在一起。”孟莉说，她当时听到这番话内心几乎绝望，而医生还告诉她，当时做第二代的时机过了。

　　葛亮夫妇说，更令他们气愤的是，事后他们在查阅资料时偶然发现，根据卫生部颁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南京市妇幼保健医院只能做丈夫精液的人工授精手术，根本不具备做试管婴儿的资格。

　　“医院一开始就应该跟我们讲明情况，那我可以到比较权威、有资格的医院做，假如不成功，我也心服口服。现在我们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葛亮告诉记者，他回头审视整个治疗过程，觉得医院还存在着操作上的不规范行为。首先，医院没有让他们签订知情同意书，违反了职业医师法；另外医院还让他操作精液培养箱，“精液取出来后，用塑料杯子装的，但杯口不是很严，盖子怎么也盖不上去，我当时就提醒医生，医生说，就这样吧。”葛亮说他认为医生比较马虎。

　　葛亮说，他承认医学是存在风险的，但假如医院具备资质、治疗规范，即便治疗失败，他也能接受。“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做的东西，这么大的医院竟然顶风做，我觉得这就是非法。”葛亮说，为此他们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退赔医药费两万元、身体伤害及精神伤害赔偿金各两万元，总计6万元。昨天，记者还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这场官司本应该在上周开庭审理，但是因种种原因被延迟。

　　调查：这家医院没有做试管婴儿资质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到底有没有资格做试管婴儿呢？为此，记者日前特意暗访了江苏省卫生厅。卫生厅科技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省试管婴儿这块，只有两家，鼓楼医院和省人民医院，其它没有任何资格。”

　　记者随后又从江苏省卫生厅网站上查阅到，在今年1月5日颁布的《省卫生厅关于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的通知》中规定，南京只有江苏省人民医院和南京市鼓楼医院获准开展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只是获准开展丈夫精液人工授精。通知还明确要求各单位按照审批范围严格管理。

　　日前，记者采访了鼓楼医院妇科主任、副院长胡娅莉，获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和丈夫人工授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技术。体外授精-胚胎移植就是俗称的试管婴儿技术，它的技术含量远远高于人工授精，它主要针对女性由于输卵管等疾病带来的不孕，解决女性无法直接受孕的问题。而人工授精则是针对丈夫性功能障碍而采取的措施，妻子可以直接在自己的体内受孕，不需要从女性体内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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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访：当上被告还在做试管婴儿

　　就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超出经营范围为葛亮夫妇做试管婴儿当上被告时，记者于上周特意陪同一对不孕夫妇前往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暗访，结果发现该院依然在开展试管婴儿业务。

　　按照程序，医生首先给不孕妇女作了检查，看到该妇女输卵管不通的检查结果后，医生很快断定可以做试管婴儿。

　　患者：“能做吗？”

　　医生：“可以做。”

　　患者：“你们做的试管婴儿是不是就是那种把精子卵子取出来，然后放在子宫里的那种？”

　　医生：“哎，对，就是那种。你这个是试管婴儿里面最基本的一个，还不是特别复杂的那种，人家讲第一代，就是试管婴儿里面最简单的那种，我们这个（成功率）是30%。”

　　更令记者吃惊的是，该医院负责医疗投诉的工作人员竟肯定地说，他们可以开展试管婴儿技术。该工作人员还叫记者上网查他们的资质。

　　现状：不止一家医院在暗渡陈仓

　　7月27日、28日，记者随机采访了南京两家医院，发现这两家没有资质的医院竟然都在做试管婴儿。南医大二附院生殖助孕中心的医生不仅称该医院可以做试管婴儿，还说：“没有什么大的手术操作，就是穿刺取卵。”而另一家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该医院从2000年就已经开展了试管婴儿技术。不过，患者现在需要到位于芜湖的分院去做试管婴儿。该医生告诉记者，芜湖分院是经国家批准做的。

　　暗访的结果让记者吃惊，而超范围经营导致的恶果更让加恐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统计表明，我国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比例为10%-15%，而这一人群中有10%左右需要经过生殖辅助技术的介入。这项技术能为人类带来福音，但操作不当就有可能带来伦理问题，甚至影响人们的生命安全。

　　鼓楼医院妇科主任胡娅莉介绍说，必须有很好的医生去做监测排卵这样的工作，因为卵巢过度刺激以后，会危及生命。另外，没有资质的单位做试管婴儿，就不能充分保证精子来源的可靠性，还可能在取卵时导致妇女染病。更严重的是，一些不具备资格的医院为了追求成功率，可能会在妇女宫腔里面多放几个胚胎，有可能会造成多胞胎，会危及孕妇生命，外省就有此先例。

　　呼吁：加强管理不能踢皮球

　　专家提醒说，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在世界上平均是30%。对医院资质进行规范可以降低试管婴儿技术的风险，因此加强管理势在必行。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关部门在管理上竟然在“踢皮球”。

　　记者在陪同葛亮到省卫生厅咨询时，省卫生厅科技处的负责人解释说：“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主管部门是市卫生局，这件事应该市卫生局管。”然而记者一行赶到南京市卫生局医政处采访时，市卫生局科技处处长明确告诉记者说：“管理权在省（卫生）厅，审批权也在省（卫生）厅。我们没有管理权限。”

　　无奈，记者再次返回江苏省卫生厅。江苏省卫生厅科技处负责人再次见到葛亮时说：“你为什么不到市卫生局呢？，它（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是它（南京市卫生局）的下属单位，按道理应该一级级管。”当葛亮把到市卫生局反映的情况转述时，省卫生厅科技处负责人说：“这样好吧，你把材料留下来。”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和市卫生局联系，调查了解此事。

　　葛亮告诉记者，他希望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抱着一种向群众负责的态度，把“试管婴儿”此项技术规范化，最大程度确保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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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跟我抱怨，在镇上医院做过检查了。来市医院看病，医生又要求重新花钱检查，简直是坑人！为什么明明做过检查了，相同的项目，来到新的医院又要重新做一遍。医院是不是为了挣钱，才这样的？就不能根据之前的检查看病吗？

 

坑人？非也！！！这的确是一个现实又无奈的问题。听完朋友的一通抱怨，我想了想说，如果是我，我有可能也会让你重新检查。

 

我的研究课题是关于肿瘤的。肿瘤虽然可以从基因层面进行判别，但是病理结果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有次跟病理科老师交流的时候。她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在县里诊断为胃癌的人，一脸失落，准备来这里做手术。

 
来这里又做了一次病理，她们觉得不能完全符合胃癌细胞的诊断，他们科反复多次讨论之后，一致认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胃炎，不能定之为胃癌，病人听到这个结果，非常开心。

 

 

如果根据病人在之前医院的检查，来了就直接做手术，恐怕损失最多，受创伤最大的还是病人。很多病人一听说是癌症，整个人心理就崩溃了。手术创伤，对病人的伤害同样不小。虽然现在有医保报销政策，病人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仍然不小。但是多做了这一次检查，多收了一次检查费，就让病人免于一场手术和癌症的巨大心理压力。

有次我们科也碰到过，一个人在开发区某医院做的，尿中白细胞1000多个，尿蛋白三个+，这种结果看肾脏功能损伤比较厉害了，但来我们科复查，白细胞也正常，尿蛋白也正常。

 
同一天一个人的结果，固然有波动，但不应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因为仪器出了问题，还是由于标本跟别人混了。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根据之前的结果，直接用药，对病人也是一种伤害。

 

再做检查，会增加病人的经济成本，的确很无奈。但是不同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的不平衡。造成很多医院大夫，不相信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这也是现实存在的。

 

希望国家能继续加大对医疗方面的投入，增大病人看病的报销比例，尽可能的减少病人看病的经济压力。同时加大对个级别医疗机构的技术培训，总体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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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营利，这个看似很合理的商业定位却限制了民间资本投资医院的热情。在整个社会的医疗保证体系尚未改革的情况之下，追逐税收优惠和医保政策成了民营医院迂回发展的一种策略。

　　“看病请往此处”——这是上海仁爱医院当初成立时，贴在附近的一张纸条上的一句话，告诉病人这里有一家医院。

　　“那时候刚开始，条件极为简陋，我们都不敢声张，尽管当时我们已经取得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海仁爱医院院长助理刘春龙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他们当年的窘境。

　　现在尴尬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2003年上海市卫生工作会议召开时，仁爱医院和其他民营医院一样被正式邀请出席，而且他们这些民营医院的代表还坐在最前排。

　　但是依然有许多政策瓶颈限制着他们的发展。

　　1 上海一家民营医院的困惑

　　上海仁爱医院成立于2001年9月，是深圳博爱集团在国内投资的第13家医院。与那些通过托管、转制方式进入上海医疗市场的民营医院不同的是，这是第一家通过新建方式进入的营利性民营医院，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

　　目前，仁爱医院拥有80张病床，是目前上海民营医院中规模较大且为数不多的经营有方的一家，2002年度就已达到了收支平衡。尽管经营状况不错，但院方认为，虽然医疗市场的改革总体趋势在向前，但还十分缓慢，民营医院在发展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

　　“医保”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民营医院最大的困扰。据统计，上海1700万常住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民营医院因为没有医保定点资格只能为剩下的700万人服务，而且这700万人同时也是国有医院争夺的对象。目前，仁爱医院的门诊量是500人／天，患者以非上海市户籍的年轻人为主，享受医保的患者来看病的比率很小。

　　医疗设备审批制度也是民营医院发展的阻力之一。据悉，现在医院要引进价值超过100万元以上的大型医疗设备，必须经过卫生部门的审批，而且每年引进的设备还有一定的额度。审批的初衷是防止医疗设备的重复引进。政府部门防止国有医院动用国家财政盲目引进设备很有必要，但民营医院花自己的钱购买设备也要审批，其自主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干涉。

　　仁爱医院遭遇的尴尬与困惑并不是个案，据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去年8月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上海全市90多亿元的社会医保经费全被政府配置给国有医院了，现行医保制度已经成为各种医疗机构之间展开公平竞争的最大障碍。各类经政府依法批准开业的非公医院，在用地、登记、设备购置、纳税、收费、病患资源及医务人员的待遇等众多方面，并不能享受和国有医院的同等待遇。有关调查资料表明，上海市非公医院平均日门诊量不超过100人。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现在医疗机构的准入门槛太低，只要有资金谁都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应该严格审核；而对通过审核准许进入的民营医院，就应给予公平的待遇。

　　2 浙江民营医院的“国民待遇”

　　浙江可能是中国医疗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地方了。

　　继2002年民营企业绍兴咸亨集团出资3320万元买下了绍兴第五医院，首开浙江省民间资本竞拍参与医院产权改革的先河后，医疗领域的“开闸”吸引了众多社会资本进入。2003年一年，浙江省就有23家民营医院获准成立。目前，浙江省获批的民营医院已经达到70家（不包括不成规模的私人诊所、门诊部等）。

　　在中国空调行业享有“黑马”之誉的三星奥克斯集团也加入了民营医院的投资热潮中，该集团投资总额达5亿元的明州医院已经开工建设。该集团一位参与医院项目的高层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浙江省以及宁波当地的政府部门非常支持，明州医院的项目是作为浙江省重点项目工程来抓的。”

　　明州医院选址宁波市高教园区西区，占地236亩，计划总投资5个亿，建成一家集医疗、科研、教育、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

　　正在建造中的明州医院是营利性医院，得到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是国家的普惠政策，即开业前3年免税，而宁波当地政府似乎并未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

　　对于仅拿到省卫生厅批文的明州医院来讲，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医保指标能不能得到？病床数能批下多少？当初立项时明州医院确定了病床数从750张发展到1200张的最终目标。但不确定因素却使奥克斯集团的上述高层人士出言谨慎：“这一切有待于开业以后相关部门的考核而定。”

　　民营的明州医院能成为“浙江省重点项目工程”，体现了政府对民营医院持相对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而2003年9月，杭州市卫生局推出的鼓励民资和外资兴办医院的政策，更是大胆、超前。

　　杭州市的医疗政策不仅对办医主体、办医类别、兴办数量、设置区域不作任何限制，而且还附有多项诱人的优惠政策。一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受区域和数量限制均可申办，并享受工业企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二是凡新办医院前3年的医疗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且财务制度健全、核算准确的，可申请免征营业税及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自产自用制剂的增值税等；按照前3年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额度（含计税工资的纳税调整），通过单位申请，由财政给予专项资金补助。后3年参照企业有关政策所缴纳的各种税收（地方留成部分），通过单位申请，由财政给予减半补助。上述财政补助在医药卫生发展资金中列支。三是符合条件的营利性医疗机构经申请核准可为医保定点单位。

　　民营医院获得与国有医院一样的“国民待遇”，刺激了民间资本加速进入医疗市场。据悉，在该政策出台后不久，杭州五家民营医院便获得了办医资格，与此同时，万向集团、横店集团、广厦集团等知名民企集团，也纷纷进入杭州医疗市场。

　　3 营利与非营利之辩

　　《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规定：“城镇个体诊所、私立医院、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资医疗机构一般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民营医院都被定位为营利性医院，因而托管、合资、并购成为许多社会资本迂回进入国有医院取得非营利性医院资格的方式。尽管以这种方式进入医疗市场的难度比新建一座医院更大，但不少民间资本却乐此不疲，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取得医保定点资格，而且可以享受非营利性医院免税的政策。目前，并没有相关政策硬性规定国有医院通过以上方式转化成民营医院后一定要转为营利性医院。

　　这种“曲线救国”产生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复旦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力扬认为，非营利性医院的基本定义是：主要提供公益型基本医疗服务，所获收益主要用于改善本机构的医疗卫生条件。

　　但国有医院和社会资本混合经营的害处在于，由于两者的性质、目的不同，资本的意志最终将使国有医院背离初衷。投资者可以采用多种手法转移利润，比如成立体外公司，将医院的一些经营活动转移到体外公司，医院的成本则成为体外公司的收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关联交易，把包括基建、设备、物流、物业管理、后勤服务等转包给体外公司。

　　医院投资大，回报周期较长，前期开销大，但后期回报稳定。王力扬指出，虽然正规的投资者不少，但不排除民间资本投资医院的趋利性。而如果民间资本没有很好的退出渠道，将迫使其追求短期效益，选择“一投入就要盈利，一盈利马上又准备退出”的方式。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鼓励一定比例的国有医院改为营利性医院，并且政府必须保证市场的公平、公正，要有“赚钱效应”；其次，对民间资本进行梳理、分类、分流，同时要保证民间资本的拥有者不直接与医院的经营者发生联系。从资本形态上看，能满足以上要求的有信托投资、投资基金、债券等金融产品。

　　但上海某民营医院的有关人士却认为，不能光把板子打在民营医院身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国有医院的经营范围超出了非营利性医院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涉及美容、整形这样的营利性项目。这已超出了公平竞争的范畴。

　　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汪亮认为，按照理想的模式，投资营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应该是由投资者自主选择，但由于目前医疗领域计划色彩还比较浓重，达不到这一步。由于政策配套不完善，现在营利性医院的发展环境不好，而以非营利性面貌出现的国有医院中，以非营利之名行营利之实的医院不在少数。

　　“未来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减少非营利性医院的数量，鼓励民间资本、国际资本投资营利性医院。非营利性医院也并不一定要完全由政府一手操办，政府同样可以有选择性地将非营利性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其公共医疗机构的主体框架中。”汪亮如是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