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医药工业已将制定“十三五”战略规划摆上了工作议程。昨天，在第31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吴海东副司长首次透露，在“十三五”规划中，将考虑医药行业的“换挡”发展思路。

　　2013年以来，医药工业增速下滑趋势明显，增速从20%“下”了一个台阶。“十一五”医药的增速为23%，2011年为25.8% ，2012年为20.4%，到今年1-4月已降至13.2%。

　　“虽然一些医药企业的领导表示到下半年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但市场能不能容忍15%-16%增速呢？”吴海东表示，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一切机遇和挑战对医药行业同样存在。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为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优质、充足的医药用品;另一方面，医药工业的增长速度要在15%-16%间保持一个平稳增长。而在医药工业的“换挡”发展阶段，医药工业的结构调整将开始做“减法”，自主创新要加快，品牌建设要加强。除此之外，国家的产业政策、价格思路都将做出重大调整。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宋大才在会上透露，发改委正在致力于完善药品价格改革，降低外资原研药和国内仿制药之间的价格差以及扶持优秀药企做大做强等，目前已开始尝试。

　　据宋大才介绍，发改委价格司引用现在国际上经过证明的有效的合理的价格制定方法，分析了我国生产流通的外资药品价格，发现外资药的价格处于国际中间、略微偏高的状况，而我国仿制药整体价格水平低于国际中间价格水平，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也是比国际水平偏高。因此，未来将完善药品的定价方法，减小原研药和仿制药的价差，为国内的仿制药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北京市推行“奶粉进药店”半年以来，如今正面临消费者冷落的尴尬。

　　日前有报道称，北京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该市将逐步实现合格婴幼儿配方奶粉完全进药店销售。如果要达到“完全”进入药店，意味着将从现有试点的207家增至5300多家的全覆盖。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日走访了首批试点药店之一的永安堂大药房（东四店），发现婴幼儿配方奶粉专区冷冷清清，在记者停留的半个小时里，没有看到有消费者前来购买。

　　乳业资深专家王丁棉向本报记者表示，他对北京半年前推行的上述新政试点“不反对，但也不乐观”。“如果药店价格跟超市等其他渠道差不多，消费者为何要来药店买？增加一个销售渠道无可厚非，但是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应该让企业和消费者"顺其自然"。”

　　“第四渠道”的尴尬

　　初衷往往都是美好的，但是终究还是绕不开现实的考验。

　　2013年10月26日，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国际品牌管理中心牵头的“奶粉进药店”试点正式启动，在北京四家连锁药店医保全新、嘉事堂、金象和永安堂的5个门店，通过设立ATM机的方式，消费者可以“自助”购买到11个品牌的婴幼儿奶粉。

　　当时进入首批试点的奶粉品牌包括伊利、贝因美、飞鹤、雅士利、三元等7个国产品牌，以及惠氏、多美滋、雀巢和雅培等4个外资品牌。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国际品牌管理中心主任许京此前对外表示，此次奶粉进药店的品牌奶粉均由厂商直接发货，并在每罐奶粉罐身贴上监管二维码直运到北京，然后通过有医药物流配送标准的第三方物流进行配送，进入药店装入奶粉售卖机中，全程封闭，每一环节均可追溯，一旦出现任何问题便于追责。

　　东方艾格乳业首席分析师陈渝昨日向本报记者称：“政策试点半年以来，效果并不是很好，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增加一个奶粉销售渠道，但不能把药店限制为"唯一"渠道，否则就是对消费者权利的剥夺。”

　　在永安堂大药房（东四店）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专区，记者发现确实有一台自动售货机，不过专区周围冷冷清清，几个店员在旁边聊天。当记者询问如何使用该机器时，店员前来支招，不过随后又离开了，并没有继续讲解和推销。该药店中仅有少数几个品牌有赠品活动，未见折扣优惠，惠氏金装幼儿乐罐装配方奶粉的售价是178元。

　　随后，记者来到附近的沃尔玛超市看到，婴幼儿配方奶粉占据了一整排货架，美赞臣、惠氏、多美滋等多个品牌均有不同力度的折扣或赠品活动。上述惠氏金装幼儿乐罐装配方奶粉在沃尔玛则是折扣价148元，两位年轻女士正在选购雅培亲护配方奶粉，她们正在和销售人员商量，希望能争取到一些赠品。

　　“这项工作在中国市场推行有点"想当然"的感觉，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大家对国产奶粉的信任问题”，王丁棉认为，奶粉的安全事故，绝大多数出现在生产环节，政府不该过多干预销售终端，最好应该“顺其自然”。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西部乳业发展协作会秘书长、西安市乳业协会秘书长王伟民的认同，他认为，“奶粉质量好坏，与在药房还是超市售卖没有必然联系，不能靠拍脑袋推行，国家可以引导消费者到药店购买，但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搞渠道垄断是行不通的。”

　　在“奶粉进药店”之前，国内奶粉销售主要有商超、母婴店和网购等渠道。有业内人士直言，药店实际上是新兴的第四渠道，但能否被广大消费者接受，从目前来看还是相当困难的。

　　提振国产奶粉信心

　　自推出以来就饱受争议的“奶粉进入药店”新政，其初衷毋庸置疑是美好的，对婴幼儿配方奶粉这种特殊食品进行严格监控，保障食品安全健康。

　　再继续深入推敲，之所以这种千方百计的严控，还是源于国内乳粉领域的信任危机。如何重新提振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并有效管理“洋奶粉”的安全，成为摆在国家有关部门面前的考题。

　　“奶粉进入药店”也仅仅是从终端着手的一步棋，与此同时，国家也从源头上出台了相关文件。日前，国家认监委公布了两批共计46家婴幼儿乳品生产企业在华注册名单，未经注册的境外生产企业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不允许进口中国。

　　乳业分析师宋亮对此表示，“此举从源头上保证国内销售的进口奶粉乳品符合中国食品安全要求。国家对洋奶粉的新规，能规避大批海外代购及海外小规模代工行为，杜绝国外仿制大品牌奶粉流入国内”。

　　近日，国家食药监局通报称，国内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证审查和再审核工作已经进入收官阶段，5月31日止，如果无法取得新的生产许可证，将无法继续生产销售婴幼儿奶粉。

　　2013年12月25日发布的新版《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13版）》也被称为乳业“最严奶粉新规”，设定了更加严格的审查项目和许可条件。该细则要求企业应当具备自建自控奶源，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应按照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GMP）等要求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以及严格的信息化管理、产品追溯及召回制度等。

　　除此之外，三元股份（600429.SH）日前还获得北京市千万元的财政补贴，用于三元的“安全健康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研究与产业化”研发项目。

　　“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乳业在行业运行和企业管理上处于混乱失控状态，造假流行、消费者提心吊胆不敢放心饮用；2008年之后，国家对乳业的管控更加严格并日趋规范，企业运行得更加有序，但百分百恢复信心仍存一定距离。”王丁棉认为，抓食品安全，不仅要抓原料和加工环节不出问题，对人的教育和素质的提升也不能疏忽，同样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胶东在线消息　近日，记者从药监部门获悉，有14种假药正被药监稽查，请广大市民在购买药品时要多加注意。如发现下列药品，请及时向药监部门举报。

　　14种假药名单为：（1）洛赛克肠溶胶囊，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0403007，规格：20毫克×14粒/瓶，该批号药品非该公司生产。（2）清血化毒丸，广西南珠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3）前列畅通五苓片，昆明华都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53021390。标示企业未生产过“前列畅通五苓片”，盗用标示企业“五苓片”批准文号。（4）藏牛雄鞭，云南康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标示生产企业不存在。（5）金匮肾宝胶囊，云南省陇川屏风制药厂生产，标示企业不存在。（6）铂筋抗骨胶囊，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7）消喘康胶囊，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8）力伟胶囊，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9）雄肾宝回春如意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0）雄肾宝延时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1）雄肾宝速效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2）雄阳春回春如意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3）雄阳春延时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4）雄阳春速效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记者 刘彭令 通讯员 刘玉兰 李香花）

　　近年来，全国各地制造、销售假药案件频频发生。更为严重的是，假药贩子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隐秘的销售网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假药贩子采取伪造批文或挂靠正规医药公司的手段，将各种假药混入医院和药店等正规渠道流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大批假药流向全国各地

　　今年6月，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宣布破获了一个在广东汕头地区的制造假药生产窝点及其在全国的主要销售网络，案件涉及浙江、广东、河北等十多个省份，涉案价值数千万元。

　　2004年12月6日下午，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个名叫石灵巧的人在台州地区推销名牌药品，而价格却低于市场价，有重大的涉假嫌疑。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人员对此人推销的药品进行检测，确认这些药是假药，随即将案件移交给台州市公安局。警方深入调查后，确认石灵巧在2004年11月初至12月6日期间，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郑有利夫妇处购买假药，采取伪造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章和药品买卖批文的方式，向台州市六家药店推销假药。销售的药品有新康泰克、顺峰康王、三九皮炎平、救心丸等18种，冒用了石家庄制药厂、广东顺峰药业、深圳南方制药厂等10家知名制药企业的产品。

　　由于犯罪嫌疑人将假药销售给药店，涉及面广，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群，因此社会危害极大。特别是类似救心丸这样的急救药品，一旦患者用了假药，后果不堪设想。台州市公安局和药监局联合组成专案组，深查细挖，力求找到假药的来源。专案组研究发现：这些假药不但制造工艺和包装水平高，而且多为当前市场畅销的知名品牌，销量大，另外，进货价格接近生产成本。专案组由此断定，在其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生产能力的假药厂和销售网络。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一个以郑有利夫妇为中心，覆盖浙江省内台州、温州、金华、丽水、湖州、舟山及安徽省宣城等地的巨大销售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同时，侦查发现其销售的假药全部来自一个化名为“张坤”的广东省揭阳人。5月14日上午7时许，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和广东警方的配合下，在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谷绕镇大坑村将制假窝点成功捣毁。警方现场查获假药成品及半成品近10吨，8台制假机器及大量药品包装材料等，生产销售的假药覆盖全国11个省市，假药品种达31种之多，冒用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商标达30家。

　　假药“基地”与隐秘销售网“罪恶结盟”

　　据了解，近年来假药大案频频发生，仅浙江就已经发生过多起，案值也呈越来越高的态势。2003年，金华市公安局在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仓库内查扣了大批假药。经药品质量监督部门检验，这些药品根本不含有任何药物成分。警方追查发现，这些假药来自广东，并源源不断地通过一个遍布各地的隐秘销售网络进入正规医药流通渠道。浙江警方调查发现，从2000年开始，犯罪嫌疑人赵建良、王建立挂靠到河北省神兴医药药材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提供销售药品所需要的各种法定文件凭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事药品销售工作。

　　2003年3月，赵建良、王建立获悉广东人柯典杰销售进口假药的消息，便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柯典杰购买价值上百万元的假药，并利用药材有限公司提供的销售药品所需文件资料，将假药通过正规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为了推销假药，赵建良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假药卖给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并向该公司副总经理周建斌行贿2万元人民币。而该公司购入这些假药后，又通过正规渠道，将假药销售到周边的36家医疗单位，其中相当一部分药品已经被患病人员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曾有一名因大量失血而紧急抢救的病人，在连打17针假冒“立止血”后，抢救无效死亡。

　　负责侦破假药案的警官告诉记者，从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看，广东一些地方是全国制售假药的主要集散地，全国许多地区的假药都是从那里流出的。尽管目前各地警方和药监部门也正在采取措施全力打击，但由于种种原因，假药“生产基地”仍然无法根除，仍有大批假药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通过地下渠道销往全国，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2013年5月1日，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正式实施。基药“降价疑云”还未消散，配送完成率又成新焦点。近日，国药控股、九州通等一些医药流通企业因在新疆地区的基药配送率未达到50%的标准，受到新疆卫生厅警告、严重警告和清退等不同程度的处分：国药控股子公司在塔城、阿克苏、阿勒泰、克州和喀什地区等地被予以警告和严重警告，在和田被予以清退；九州通子公司在伊犁被予以严重警告，在巴州、阿克苏、克州、和田等地被予以清退。

　　基药配送未达标非一家之过？

　　根据2013年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要求，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各地要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二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量和销售额都应达到40%至50%，其中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的二级医院应达到50%左右；三级医院基本药物销售额要达到25%至30%。基药目录正式实施不足一月，国药控股与九州通等医药流通企业就因基药目录配送未达标，而备受舆论关注。

　　“一些企业在某些区域的基药配送未能达标，其原因是复杂的。”中国医药(行情股吧买卖点)商业协会副秘书长沈世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药配送未达标可能并非配送企业自身配送能力的问题，虽然问题出现在医药配送企业，但是问题的实质并非配送企业自身所致。诸如医院需求量、厂家供货量、配送时间的匹配程度等，都会造成配送企业的配送率达不到当地标准。

　　2013年5月25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裁谷春光接受记者采访，对其子公司在新疆地区基药配送未达标一事，表示并不知情，但谷春光认为子公司基药配送未达标对集团影响不大。

　　“既然我们已经争取到基本药物的配送资格，那么我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完成好这项工作的。但是客观现实是我们不能改变的。”谷春光表示，医院方面可能由于基药利润低而不采购基本药物，而生产厂商也可能因为生产基药利润薄而放弃生产，那么对于医药配送企业来说，达到基药配送标准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统一配送标准规范招标制度

　　尽管新版基药目录对于配送标准有一定意义的指导，但是具体的实施标准与规范仍需根据各省市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因而，出现了基药配送标配的区域性差别。

　　目前，我国基药采购的通行方式是以省为单位向医药生产厂家招标，中标的医药生产厂家自主选择区域内的配送企业。长城战略咨询项目部经理潘晓文认为，正是由于现行招标制度并不健全，加之行业内部企业无序的混乱竞争局面，造成了基药配送难以达标的问题。

　　“‘趋利’动机是出现基药配送不达标的根源。”谷春光认为，医院出于‘趋利’动机因而选择利润较高的非基药目录药品，而生产企业‘趋利’动机的驱动放弃利润较薄的基药生产。在现行的招标制度下，医药配送企业受药品生产厂家和医院的双重束缚。

　　我国医药商业流通企业数量过多，竞争态势复杂、竞争势头激烈，导致利润率不高，并且存在以商业回扣代替质量、服务竞争的情况。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今年4月底公布的《2012年医药流通行业分析报告》的内容显示，我国目前拥有1.3万余家药品批发企业，近40万家零售药品门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全国最大的前3家企业销售额只占同期医药商业市场销售总额的20%左右。

　　一直以来，网上药店通过低价、打折、促销等手段引发的价格战饱受诟病，尤其对药企而言，维价着实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在第73届全国药交会上，笔者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试想下，如果网上药店不打价格战了，其商业模式将会是怎样的，网上药店对药企的意义又是什么？是销售渠道，还是可以有其他更多的设想？

　　网上药店竞争白热化

　　CFDA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获批的网上药店共270家，其中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的数量为158家。而发展至2015年4月，已有296家企业获得网上药店的证书，其中178家企业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占比达60.1%。

　　根据去年公布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国家未来政策将放宽网上药店审批条件，同时下放审批权和简化审批流程。此外，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尽快敲定上述管理办法。有业内人士预测，处方药网售放开值得期待。在政策利好、处方药千亿市场蛋糕的驱动下，未来可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快在互联网售药上的布局。并且，品牌商开设网上旗舰店在业内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结合网上药店的经营现状，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主体加入互联网售药阵营的趋势，不禁让人对这个行业的未来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感受：网上药店的价格战必将愈演愈烈了。

　　摆脱了价格战，还能有什么打法？

　　在传统观念里，人们对网上药店更多的是狭隘地将其定位为一个销售平台。基于此，自然而然一切工作都将与销量挂钩，价格战实难避免。

　　但是，发展至今，对于一批目前市场定位已基本确定、且奠定了一定品牌基础的网上药店而言，走过了卡位时代，单纯谈销售并不利于发展，这也意味着竞争手段需要升级。而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核心关键必然是搞定产业链的前后两端，即上一环节的上游工业企业和产业链末端的消费者。并且，两端的打法必须是相互配合、相互联动的。否则，可能因未能稳固产业链关系而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进而影响自己的市场地位。

　　在这方面，已经有部分网上药店作出了探索。例如，此前老百姓网上药店在与上游工业之间合作时，就将企业的电商业务定位为工业企业经营模式的升级和补充，为其开展新的营销变革奠定基础。在他看来，网上药店不仅是一个销售平台，它还包括品牌塑造以及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

　　无独有偶，在本次药交会现场，笔者发现，部分较早入行、份额排名靠前的网上药店，在寻求上游厂商的合作时，也逐渐从此前的以价格和毛利为核心的初级阶段，过渡到了更为综合的平台资源整合洽谈以及互联网营销和品牌推广的合作上。

　　例如，天猫医药馆旗舰店销售排名首位的康爱多在此次药交会现场亮出了企业2015年及未来与上游企业的全盘合作计划，解决转型医药互联网药企的布局难点。其中包括凭借O2O、DTP完善线上线下渠道布局，开拓院外门店合作以及承接品牌馆、旗舰店代运营及会员管理、客服工作等。据了解，康爱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在与上游药企的接洽过程中也发现，他们在转型电商业务中对此确有需求。

　　事实上，结合上述两家企业的战略走向，不难看出，未来医药电商如果是单纯做电商销售平台不具备长远发展空间，而应具备为上游品牌药企提供互联网转型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强大能力。

　　工商合力做好服务型电商

　　商业模式的升级换代，无疑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网上药店企业关注的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和毛利，而是如何与工业企业携手，共同做好消费者的服务，唯有这样，才能实现更大的销售增长空间。

　　因为，随着网络售药的政策日益完善，行业发展必将越来越规范。并且，在互联网上，一切东西都是透明的，这必将促使传统的以牺牲消费者体验换得市场份额的运作模式走向衰亡。

　　基于此，对于药品工业企业而言，未来在拥抱电商的过程中，在多渠道布局的同时，也应对合作方作出权衡，不仅需要关注其总体销售规模，还应重点评估企业在药品销售上的实力、医药专业服务能力以及消费者品牌影响力，并据此分配自身在不同渠道、不同企业之间的投入力度和政策倾斜度。

　　而对于网上药店而言，从销售型、流量型的电商平台走向服务型电商异常关键，网上药店的专业服务必须做到“用药干预+用药经济学”才能产生商业价值。由此，基于用户需求完善药事服务异常关键。

　　“现在就得拼服务，获客成本这么高，怎么办？天猫上恶性价格竞争，靠价格是不长久的，你不跟人家拼价格，人家跟你拼，你想卖高价，怎么办？所以必须做出附加值，附加值就得靠服务。”康爱多董事长王燕雄表示。

你身边有多少人在点外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4.69亿，几乎一半网民都在点外卖。

 

 

提起外卖，人们似乎习惯把它和不健康、不卫生、发胖等划上等号。其实，一个会吃的人，外卖也能吃得健康。

 

《生命时报》采访营养专家，解锁一份外卖的营养真相，并教你一套科学下单技巧。

 

受访专家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   范志红

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食品工程博士  云无心

 

近一半网民都在点外卖

 

工作日没空下厨，点顿外卖凑合一下；休息日又太难得，不想再费心费力做饭……

 

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全国有4.69亿人在网上“找吃的”，较2020年12月增长4976万，在各类调查应用中增速最为明显。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办公室点外卖，《中国外卖产业调查研究报告(2019年上半年)》显示，办公室成了除住宅区外卖消费的第二主要阵地。

 

在餐品选择方面，小吃、西餐、海鲜、烧烤都榜上有名……

 

 

广东、江苏、浙江外卖下单量“领跑”全国，北上广深四个城市订单量占比达到17.6%。

 

就最爱点外卖的人群来说，非80后、90后莫属：某外卖平台2019年上半年外卖订单中，20到34岁用户的订单占比高达86.3%。

 

 

当然，与总吃外卖相比，在家做饭的人患病风险更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还发现，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的人，比不做饭的人幸福感更强。

 

但生活节奏快、没时间成了人们在家下厨的最大障碍，一份小小的外卖，也映射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我们为什么不推荐你总吃外卖

 

看似同样的食材，和自己烹饪相比，从外卖、快餐中吃到，你实际得到的营养素也许已经大打折扣了。

 

现在，打开你的历史订单，看看你点过的餐品是否存在下面这些问题↓

 

 

!  营养素丢失

 

从饭菜做好到开始进餐，时间间隔过长。为了保证进食时的口感，商家大多会让菜品持续保温。

 

这时，一些害怕长时间加热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C、叶酸、维生素B1等维生素，以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就会被损耗掉。

 

• 持续加热，就意味着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的持续损失。
• 反复加热，意味着营养素会增大损失，而保温时间越长，保温温度越高，营养素损失就越大。
• 食材在存储、运输中，也很难做到像家庭一样，购买后就放在冰箱里冷藏，这也会带来维生素、抗氧化成分等营养素的损失。

 

!  “养成”重口味

 

不少包括外卖在内的餐馆食品，为追求“好吃”，加入很多油、盐或糖，违背了健康饮食控制原则。

 

人对口味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重口味的食物吃多了，就难以接受清淡饮食，需要吃更多重口味食物才能满足口腹之欲。

 

!  饮食搭配不合理

 

大多数外卖的营养搭配不合理，蔬果和全谷类食物严重不足。

 

经常吃外卖可能造成脂肪和盐摄入超标，营养不均衡，易出现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胃肠疾病等。

 

!  摄入有害物质

 

即便外卖安全和营养有保证，一次性餐盒中的有害成分仍是一大问题，如果配送时间长或使用劣质餐盒，安全隐患更高。

 

美国米尔肯公共卫生研究学院称，很多食物尤其是谷物和肉类，在加热和盛装过程中，会造成塑料容器中的邻苯二甲酸酯（一种增塑剂）溶出，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增加生殖系统疾病、自闭症、哮喘风险。

 

营养专家的科学下单技巧

 

虽然不推荐大家总吃外卖，但当你不得不点时，怎样才能吃得健康？

 

 

配菜起码一荤一素

 

一餐需要供应一天中1/3的营养成分，应包括蔬菜、淀粉类主食、富含蛋白质的肉蛋奶或豆制品。

 

点外卖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肉类和蔬菜都要有，不喜欢吃肉可以用蛋类代替。

 

如果一荤一素两个菜吃不完，推荐点一个半荤半素的菜，比如青椒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

 

避开油炸选项

 

最好放弃炸鸡翅、薯条等油炸食品，把饮料换成热红茶、热牛奶。

 

干锅、干煸都是重油重盐的菜品，烹制过程中需要大量用油，餐馆用油往往反复、多次使用，对健康不利；以蒸煮、白灼、清炒为宜。

 

 

每天只吃一顿外卖

 

每天只吃一餐外卖、快餐，其余两餐自己做，特别要注意弥补外卖里没有的食物。

 

可以在晚间或者周末在家做饭时，做一些平时吃得比较少的食物，如全谷杂粮、各品类的蔬菜，同时增加蔬菜数量。

 

主食来点“原汁原味”的

 

由于外卖菜肴难免油多盐多糖多，因此主食选择上，尽量选择做法简单、口味清淡的米饭、馒头，或素馅、肉菜混合馅的饺子、包子。

 

主食中若能加点原汁原味的红薯、玉米、芋头等杂粮更理想。

 

餐后添上“营养补丁”

 

若在外就餐次数多，餐后可以增加一些新鲜蔬果，如黄瓜、西红柿、橙子等。

 

可以试着每天上班带点适合生吃的果蔬，用餐时，把自带的果蔬当凉菜吃。

   　 药品降价即刻销声匿迹  改头换面价格反而暴涨

　　从平价药店生存危机引出的话题

    让平价药店老板王安然越来越担心的是，每次药品调价之后，很多常用的平价药都不得不退架，“平价药房”的概念还能存在多久？

    王安然，北京某平价药房的老板。在他的办公室里，呛人的烟味盖过了浓浓的药味，烟灰缸和地上都是烟头。

    “王总最近总是这样，每天都抽很多烟。”工作人员说。

    “现在很闹心，逼得我们都快没有退路了。”这位来自东北的汉子对记者直言不讳，国家不断调整药品的价格，使他们这些走平价药路子的药房已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按照王安然的计划，利用国庆节这个机会到各药厂“跑跑”、进些货，然后在节后上一大批新药，“也算是给老百姓‘献礼’了。”

    然而，在国庆节前夕就开始四处“跑跑”的王安然，节后却依然一无所获。“主要是因为，国家发改委这次降价的焦点集中在了抗微生物药品和心血管药品上。”王安然指的是从8月28日起开始执行的国家第19次药品价格调整。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此次药价下调涉及99种抗微生物药品和心血管药品、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达30％、最大降幅达76.8％，降价金额为43亿元。

    “抗微生物药品和心血管药品是一些常用药品、治疗慢性病的药，但现在降价之后在大药厂却很难拿到货单。”

    王安然进一步解释说，部分药品的国家限价已经接近甚至低于出厂价，因此,有些药厂都暂停了部分降价药的生产。他举例说，在此次降价的药品中，青霉素V（250mg×12片／盒）的最高零售价是5.2元，而他们药店该种药的进价则是5.8元。

    因此，在青霉素V的最高零售价公布之后，王安然就从药架上撤了货。他指着墙角一排纸箱说，那里面装的都是从药架上撤下的降价药。“在这次调价中，我们这里有几种药品的进价都高于此次规定的最高零售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降价药品先撤架，然后再退回厂家，要不然我们药店就会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名为利巴韦林胶囊（150mg×10粒/盒）的常用抗病毒消炎药物，王安然是4.3元进的货，然而发改委的限价则是3.9元，“利巴韦林我们的零售价格是4.8元，最高的时候卖过5.1元。” 

    据王介绍，这些年来,每次药品降价许多药店都会有几种药品出现这样的现象，普遍的做法是将这些降价药撤架然后再退还给厂家，转而进其他不在限价范围内的药品。

    “我们的利润本来就很低，一般是5个点到10个点。”王安然说，平价药房一般是直接从厂家进货“直销”，把中间流通的利润让出来，从而降低药品的零售价格。“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跟厂商签订类似于代理的协议，由厂家定价，药店再根据销售量从厂家那里返点。”

    然而,让王安然越来越担心的是，每次药品调价之后，很多常用的平价药都不得不退架，“平价药房”的概念还能存在多久？

    “我的两个平价药房都开在五环路之外，地处偏僻、交通一般，药房装修也很简单，目的就是为了把药价降下来，把平价药卖给老百姓。但这次降价把我们搞得很尴尬，比如前面提到的利巴韦林胶囊和青霉素V等下架之后，许多老顾客都开始质问和指责我们，说平价药房不卖平价药,但我又能够说什么呢？”

    这正是王安然的忧郁之所在。

　　老百姓离实惠还很远

    “降价药从药架上撤下来之后，并不意味着这些药会从市场上消失，或者说这种‘消失’只是暂时的，其很快就会重新粉墨登场，平价药房卖不出平价药了。”

    8月28日，国家第19次药品价格调整拉开了序幕。

    “抗微生物药品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价格虚高、矛盾突出，患者经济负担沉重、群众反映强烈。”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这样解释第19次药价调整的动因。

    在这次调整中，一盒12粒、每粒250毫克的头孢拉定，最高零售价格由11.4元降低到了6.9元；一盒60粒、每粒100毫克的磷霉素，最高零售价格由超过70元降低到了19.8元。降价幅度为历年之最。

    不言而喻，调整药价的根本目的直指药价虚高。尽管老百姓看着药品一轮轮降价，但离实惠还是很远。在王安然们看来，“每一次药品降价都意味着一批廉价药品的退市和新药品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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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然担心“平价药房”存亡的原因也在于此：“降价药从药架上撤下来之后，并不意味着这些药会从市场上消失，或者说这种‘消失’只是暂时的，其很快就会重新粉墨登场，平价药房卖不出平价药了。”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以往的十几次药品降价中，“涉及到了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而且平均降价幅度达到了15％。”

    “按理说，老百姓看病贵、买药难的问题应该得到一些解决，起码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吧。而实际情况是，伴随着药品的一次次降价，老百姓看病难、买药难的现象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表现出了越来越难的趋势。”王安然告诉记者，药品降价必然意味着利润空间的缩水，因此厂家也主张退回降价药。“一方面，厂家对这些被降了价的药进行重新包装、改变剂型，以一种新药的身份出现，但这种新药肯定比旧药的价格要高得多。因此,降价对于厂家而言损失的只是一个品牌。由于现在病患者在药品选择上首先是选择厂家，因此品牌的消失对药厂的影响远远不及其他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厂家其实并不在意降价，或者说降价对其来说并不是坏消息，只要给被降了价的药换个脸面、换个商品名，反而可以高价待沽。”

    王安然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在某医院门诊部，一位在取药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常服用青岛某制药厂生产的一种快胃片，以前是瓶装60粒、价格9元多，可以吃10次。后来，这种规格的快胃片在市场上找不到了，换成了压缩片，一盒24粒、价格14元多，只能有8次口服量。

    “改换药品包装和规格，就意味着变相加价。”这已经成为药品市场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也是药厂对付药品降价一种心照不宣的“变脸术”。

    “对于药品‘改头换面’的工作很多,如将注射剂改成片剂、胶囊等；药还是原来的药，审批时换个商品名，称为‘新药’；有些药原来用的是塑料小袋包装，改成铝箔片或添加少许无关紧要的成分，再以‘新药’报管理部门审批，规格一变就不在降价之列了，又可以高价售给患者。为什么呢？首先是新药的研发成本太高。其次，如果生产另一种药，那么将意味着对既有技术和生产线的放弃。”王安然说。

　　药品降价走到十字路口

    在新一轮药品降价后，王安然进货时惊异地发现，被列入第19次降价药名单的药品有八成已经销声匿迹,“阿司匹林降价后反而涨了20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

    药品的价格还要不要降？应该如何降？这已经是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开始正视的问题了。

    在新一轮药品降价后，王安然进货时惊异地发现，被列入第19次降价药名单的药品有八成已经销声匿迹,“阿司匹林降价后反而涨了20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在企业与政府价格调控的博弈之中，政府显然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事实上，对药品降价后的市场惊诧和无奈的并不仅仅是王安然们。“我们也很无奈，药品降价达不到老百姓的预期，关键原因在于现有体制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曾经多次以顾问身份参与药品价格调整调研的一位专家说，“按照市场规律，我们只能对市场做出指导和引导，并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企业如何如何。因此，一种药品调整价格之后，企业有权做出选择。”

    在这位不愿公开身份的专家看来，“新药进入市场的门槛太低了，这是药品价格调整难以实现预期效果的一个大障碍。”不过，他并不愿意就此做深入分析。

    与该专家熟悉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期望借药价调整来改变“看病贵”的想法并不完全现实。“在1998年的第一次药品降价时便有人预言，降价将成为无用功。在医药不分家的我国，医必然需要药来养活。”

    “其次，代理商和药厂之间的利益是共存的。一家大型药厂的某种药品往往就有几百个代理商，这种利益共存的结果是，当药品降价后，代理商就会逼着制药企业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产品。对于药价虚高的质问，这些代理商给出的理由同样是为了生存。这是第二个链条，而这个链条是最可怕的，因为其游离于了政府控制和政策之外。”在接近发改委的这位知情人士看来，对发改委每次药品调价影响消融最大的力量就在于此。

    上述人士同样承认新药上市的低门槛削弱了药品降价的影响力，“一种药只要做出任何改变(包括包装、剂量等等)都必须重新申请,这种谨慎的态度反而为降价药的‘重生’提供了机会，发改委的降价措施便被化解了。”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该人士认为，要让药品降价取得效果，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我国的医药管理格局十分复杂——发改委负责药价的调控；卫生部门管医院；药监局分管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此外，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宏观监管。因而，药品降价是需要各有关部门协作与配合的，单凭任何一个部门唱‘独角戏’，无论其表演多么出众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要想有效降低药价，必须要有各个部门的配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药价就不调整了，调整药价是必然的，关键是怎么操作。”上述人士表示，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考虑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第17次调整药价就与以往历次药品降价不同了，该次降低的价格是患者从医院拿到的终端药价，而不是制药企业的药品出厂价。

    “我相信,药品价格改革很快就会有新思路，”该知情人士说，“不久前出台的《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药品最终降价，需要靠‘以药养医’的财政体制改革、医疗机构职能调整和布局优化改革、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医药产业合理发展基础上的医药购销体制改革的联动来解决。这可以看成是对19次药品价格降价进行反思的成果。据我所知，他们正在考虑下一轮药品价格调整，将从单一的药品价格管制制度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两个环节入手。”

2

　　12日，市药品监督信息系统工程药店终端电子监管项目设备发放与操作培训会召开。会上，来自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网管中心的专家为与会人员现场演示了该套系统的硬件安装和软件操作过程。我市300家零售药店经营负责人参加了培训。今后，我市药品电子监管将从批发环节延伸到零售环节。

　　“每种药品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20位数的电子监管码，包含有该药品的生产日期、批号等相关信息。”现场，专家演示了整个操作过程。

　　各试点零售药店将使用终端设备和扫描设备，读取依附在药品包装上的监管码，通过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客户端软件实现对监管码的识别、数据处理以及与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的通信，实现药品流通过程的“核注”、“核销”。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珊介绍，为进一步加强药品流通领域管理，确保群众用药安全有效，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和市委加快建设“数字城市，智慧雅安”的战略要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选取了300家符合条件的零售药店参与西部十二省药品终端信息试点在雅项目。该项目于4月2日正式启动。经过前期基础数据填报与审核上报工作。全市300套电子监管设备已于本月8日运抵雅安，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安装操作培训再免费发放到各药店。

　　该项目完成后，将实现药品从生产到批发再到零售环节全过程监管，并在药品发生不良反应时，快速溯源，进一步确保群众用药安全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为了方便县区各个药店零售商，300套设备已经通过快递等方式送到各个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再行发放。

　　“现在查询各种药品信息就方便多了，等回去实际操作后，相信便捷之处就可以立马显现了。”来自石棉县某药店经营负责人在参加培训后说。

　　据了解，西部十二省药品终端信息试点项目是国家药品监管信息系统一期工程流通监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贯彻落实《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创新监管手段，进一步推进药品电子监管工作，按照“整体规划，试点先行”的原则，依托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选择西藏、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四川、云南、贵州、陕西、重庆、广西、内蒙古等12个西部省份的零售药店作为试点，开展药品电子监管零售药店终端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