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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连续8年降价处境尴尬
药品降价即刻销声匿迹 改头换面价格反而暴涨
从平价药店生存危机引出的话题
让平价药店老板王安然越来越担心的是，每次药品调价之后，很多常用的平价药都不得不退架，“平价药房”的概念还能存在多久？
王安然，北京某平价药房的老板。在他的办公室里，呛人的烟味盖过了浓浓的药味，烟灰缸和地上都是烟头。
“王总最近总是这样，每天都抽很多烟。”工作人员说。
“现在很闹心，逼得我们都快没有退路了。”这位来自东北的汉子对记者直言不讳，国家不断调整药品的价格，使他们这些走平价药路子的药房已面临生死存亡的选择。
按照王安然的计划，利用国庆节这个机会到各药厂“跑跑”、进些货，然后在节后上一大批新药，“也算是给老百姓‘献礼’了。”
然而，在国庆节前夕就开始四处“跑跑”的王安然，节后却依然一无所获。“主要是因为，国家发改委这次降价的焦点集中在了抗微生物药品和心血管药品上。”王安然指的是从8月28日起开始执行的国家第19次药品价格调整。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此次药价下调涉及99种抗微生物药品和心血管药品、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达30％、最大降幅达76.8％，降价金额为43亿元。
“抗微生物药品和心血管药品是一些常用药品、治疗慢性病的药，但现在降价之后在大药厂却很难拿到货单。”
王安然进一步解释说，部分药品的国家限价已经接近甚至低于出厂价，因此,有些药厂都暂停了部分降价药的生产。他举例说，在此次降价的药品中，青霉素V（250mg×12片／盒）的最高零售价是5.2元，而他们药店该种药的进价则是5.8元。
因此，在青霉素V的最高零售价公布之后，王安然就从药架上撤了货。他指着墙角一排纸箱说，那里面装的都是从药架上撤下的降价药。“在这次调价中，我们这里有几种药品的进价都高于此次规定的最高零售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降价药品先撤架，然后再退回厂家，要不然我们药店就会亏。”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名为利巴韦林胶囊（150mg×10粒/盒）的常用抗病毒消炎药物，王安然是4.3元进的货，然而发改委的限价则是3.9元，“利巴韦林我们的零售价格是4.8元，最高的时候卖过5.1元。”
据王介绍，这些年来,每次药品降价许多药店都会有几种药品出现这样的现象，普遍的做法是将这些降价药撤架然后再退还给厂家，转而进其他不在限价范围内的药品。
“我们的利润本来就很低，一般是5个点到10个点。”王安然说，平价药房一般是直接从厂家进货“直销”，把中间流通的利润让出来，从而降低药品的零售价格。“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跟厂商签订类似于代理的协议，由厂家定价，药店再根据销售量从厂家那里返点。”
然而,让王安然越来越担心的是，每次药品调价之后，很多常用的平价药都不得不退架，“平价药房”的概念还能存在多久？
“我的两个平价药房都开在五环路之外，地处偏僻、交通一般，药房装修也很简单，目的就是为了把药价降下来，把平价药卖给老百姓。但这次降价把我们搞得很尴尬，比如前面提到的利巴韦林胶囊和青霉素V等下架之后，许多老顾客都开始质问和指责我们，说平价药房不卖平价药,但我又能够说什么呢？”
这正是王安然的忧郁之所在。
老百姓离实惠还很远
“降价药从药架上撤下来之后，并不意味着这些药会从市场上消失，或者说这种‘消失’只是暂时的，其很快就会重新粉墨登场，平价药房卖不出平价药了。”
8月28日，国家第19次药品价格调整拉开了序幕。
“抗微生物药品使用范围非常广泛，价格虚高、矛盾突出，患者经济负担沉重、群众反映强烈。”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这样解释第19次药价调整的动因。
在这次调整中，一盒12粒、每粒250毫克的头孢拉定，最高零售价格由11.4元降低到了6.9元；一盒60粒、每粒100毫克的磷霉素，最高零售价格由超过70元降低到了19.8元。降价幅度为历年之最。
不言而喻，调整药价的根本目的直指药价虚高。尽管老百姓看着药品一轮轮降价，但离实惠还是很远。在王安然们看来，“每一次药品降价都意味着一批廉价药品的退市和新药品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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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然担心“平价药房”存亡的原因也在于此：“降价药从药架上撤下来之后，并不意味着这些药会从市场上消失，或者说这种‘消失’只是暂时的，其很快就会重新粉墨登场，平价药房卖不出平价药了。”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以往的十几次药品降价中，“涉及到了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而且平均降价幅度达到了15％。”
“按理说，老百姓看病贵、买药难的问题应该得到一些解决，起码可以得到一些缓解吧。而实际情况是，伴随着药品的一次次降价，老百姓看病难、买药难的现象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表现出了越来越难的趋势。”王安然告诉记者，药品降价必然意味着利润空间的缩水，因此厂家也主张退回降价药。“一方面，厂家对这些被降了价的药进行重新包装、改变剂型，以一种新药的身份出现，但这种新药肯定比旧药的价格要高得多。因此,降价对于厂家而言损失的只是一个品牌。由于现在病患者在药品选择上首先是选择厂家，因此品牌的消失对药厂的影响远远不及其他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厂家其实并不在意降价，或者说降价对其来说并不是坏消息，只要给被降了价的药换个脸面、换个商品名，反而可以高价待沽。”
王安然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在某医院门诊部，一位在取药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常服用青岛某制药厂生产的一种快胃片，以前是瓶装60粒、价格9元多，可以吃10次。后来，这种规格的快胃片在市场上找不到了，换成了压缩片，一盒24粒、价格14元多，只能有8次口服量。
“改换药品包装和规格，就意味着变相加价。”这已经成为药品市场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也是药厂对付药品降价一种心照不宣的“变脸术”。
“对于药品‘改头换面’的工作很多,如将注射剂改成片剂、胶囊等；药还是原来的药，审批时换个商品名，称为‘新药’；有些药原来用的是塑料小袋包装，改成铝箔片或添加少许无关紧要的成分，再以‘新药’报管理部门审批，规格一变就不在降价之列了，又可以高价售给患者。为什么呢？首先是新药的研发成本太高。其次，如果生产另一种药，那么将意味着对既有技术和生产线的放弃。”王安然说。
药品降价走到十字路口
在新一轮药品降价后，王安然进货时惊异地发现，被列入第19次降价药名单的药品有八成已经销声匿迹,“阿司匹林降价后反而涨了20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
药品的价格还要不要降？应该如何降？这已经是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开始正视的问题了。
在新一轮药品降价后，王安然进货时惊异地发现，被列入第19次降价药名单的药品有八成已经销声匿迹,“阿司匹林降价后反而涨了20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在企业与政府价格调控的博弈之中，政府显然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事实上，对药品降价后的市场惊诧和无奈的并不仅仅是王安然们。“我们也很无奈，药品降价达不到老百姓的预期，关键原因在于现有体制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曾经多次以顾问身份参与药品价格调整调研的一位专家说，“按照市场规律，我们只能对市场做出指导和引导，并不能用行政命令强制企业如何如何。因此，一种药品调整价格之后，企业有权做出选择。”
在这位不愿公开身份的专家看来，“新药进入市场的门槛太低了，这是药品价格调整难以实现预期效果的一个大障碍。”不过，他并不愿意就此做深入分析。
与该专家熟悉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期望借药价调整来改变“看病贵”的想法并不完全现实。“在1998年的第一次药品降价时便有人预言，降价将成为无用功。在医药不分家的我国，医必然需要药来养活。”
“其次，代理商和药厂之间的利益是共存的。一家大型药厂的某种药品往往就有几百个代理商，这种利益共存的结果是，当药品降价后，代理商就会逼着制药企业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产品。对于药价虚高的质问，这些代理商给出的理由同样是为了生存。这是第二个链条，而这个链条是最可怕的，因为其游离于了政府控制和政策之外。”在接近发改委的这位知情人士看来，对发改委每次药品调价影响消融最大的力量就在于此。
上述人士同样承认新药上市的低门槛削弱了药品降价的影响力，“一种药只要做出任何改变(包括包装、剂量等等)都必须重新申请,这种谨慎的态度反而为降价药的‘重生’提供了机会，发改委的降价措施便被化解了。”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该人士认为，要让药品降价取得效果，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我国的医药管理格局十分复杂——发改委负责药价的调控；卫生部门管医院；药监局分管药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此外，还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宏观监管。因而，药品降价是需要各有关部门协作与配合的，单凭任何一个部门唱‘独角戏’，无论其表演多么出众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要想有效降低药价，必须要有各个部门的配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药价就不调整了，调整药价是必然的，关键是怎么操作。”上述人士表示，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考虑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第17次调整药价就与以往历次药品降价不同了，该次降低的价格是患者从医院拿到的终端药价，而不是制药企业的药品出厂价。
“我相信,药品价格改革很快就会有新思路，”该知情人士说，“不久前出台的《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药品最终降价，需要靠‘以药养医’的财政体制改革、医疗机构职能调整和布局优化改革、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以及医药产业合理发展基础上的医药购销体制改革的联动来解决。这可以看成是对19次药品价格降价进行反思的成果。据我所知，他们正在考虑下一轮药品价格调整，将从单一的药品价格管制制度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两个环节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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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医药工业已将制定“十三五”战略规划摆上了工作议程。昨天，在第31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吴海东副司长首次透露，在“十三五”规划中，将考虑医药行业的“换挡”发展思路。 2013年以来，医药工业增速下滑趋势明显，增速从20“下”了一个台阶。“十一五”医药的增速为23，2011年为25.8 ，2012年为20.4，到今年1-4月已降至13.2。 “虽然一些医药企业的领导表示到下半年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但市场能不能容忍15-16增速呢？”吴海东表示，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一切机遇和挑战对医药行业同样存在。一方面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为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优质、充足的医药用品;另一方面，医药工业的增长速度要在15-16间保持一个平稳增长。而在医药工业的“换挡”发展阶段，医药工业的结构调整将开始做“减法”，自主创新要加快，品牌建设要加强。除此之外，国家的产业政策、价格思路都将做出重大调整。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宋大才在会上透露，发改委正在致力于完善药品价格改革，降低外资原研药和国内仿制药之间的价格差以及扶持优秀药企做大做强等，目前已开始尝试。 据宋大才介绍，发改委价格司引用现在国际上经过证明的有效的合理的价格制定方法，分析了我国生产流通的外资药品价格，发现外资药的价格处于国际中间、略微偏高的状况，而我国仿制药整体价格水平低于国际中间价格水平，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也是比国际水平偏高。因此，未来将完善药品的定价方法，减小原研药和仿制药的价差，为国内的仿制药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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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国各地制造、销售假药案件频频发生。更为严重的是，假药贩子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隐秘的销售网络。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假药贩子采取伪造批文或挂靠正规医药公司的手段，将各种假药混入医院和药店等正规渠道流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 大批假药流向全国各地 今年6月，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宣布破获了一个在广东汕头地区的制造假药生产窝点及其在全国的主要销售网络，案件涉及浙江、广东、河北等十多个省份，涉案价值数千万元。 2004年12月6日下午，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个名叫石灵巧的人在台州地区推销名牌药品，而价格却低于市场价，有重大的涉假嫌疑。台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人员对此人推销的药品进行检测，确认这些药是假药，随即将案件移交给台州市公安局。警方深入调查后，确认石灵巧在2004年11月初至12月6日期间，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郑有利夫妇处购买假药，采取伪造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章和药品买卖批文的方式，向台州市六家药店推销假药。销售的药品有新康泰克、顺峰康王、三九皮炎平、救心丸等18种，冒用了石家庄制药厂、广东顺峰药业、深圳南方制药厂等10家知名制药企业的产品。 由于犯罪嫌疑人将假药销售给药店，涉及面广，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群，因此社会危害极大。特别是类似救心丸这样的急救药品，一旦患者用了假药，后果不堪设想。台州市公安局和药监局联合组成专案组，深查细挖，力求找到假药的来源。专案组研究发现：这些假药不但制造工艺和包装水平高，而且多为当前市场畅销的知名品牌，销量大，另外，进货价格接近生产成本。专案组由此断定，在其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生产能力的假药厂和销售网络。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一个以郑有利夫妇为中心，覆盖浙江省内台州、温州、金华、丽水、湖州、舟山及安徽省宣城等地的巨大销售网络逐渐浮出水面。同时，侦查发现其销售的假药全部来自一个化名为“张坤”的广东省揭阳人。5月14日上午7时许，在公安部的直接指挥和广东警方的配合下，在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谷绕镇大坑村将制假窝点成功捣毁。警方现场查获假药成品及半成品近10吨，8台制假机器及大量药品包装材料等，生产销售的假药覆盖全国11个省市，假药品种达31种之多，冒用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商标达30家。 假药“基地”与隐秘销售网“罪恶结盟” 据了解，近年来假药大案频频发生，仅浙江就已经发生过多起，案值也呈越来越高的态势。2003年，金华市公安局在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仓库内查扣了大批假药。经药品质量监督部门检验，这些药品根本不含有任何药物成分。警方追查发现，这些假药来自广东，并源源不断地通过一个遍布各地的隐秘销售网络进入正规医药流通渠道。浙江警方调查发现，从2000年开始，犯罪嫌疑人赵建良、王建立挂靠到河北省神兴医药药材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提供销售药品所需要的各种法定文件凭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事药品销售工作。 2003年3月，赵建良、王建立获悉广东人柯典杰销售进口假药的消息，便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柯典杰购买价值上百万元的假药，并利用药材有限公司提供的销售药品所需文件资料，将假药通过正规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为了推销假药，赵建良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假药卖给义乌市医药有限公司，并向该公司副总经理周建斌行贿2万元人民币。而该公司购入这些假药后，又通过正规渠道，将假药销售到周边的36家医疗单位，其中相当一部分药品已经被患病人员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曾有一名因大量失血而紧急抢救的病人，在连打17针假冒“立止血”后，抢救无效死亡。 负责侦破假药案的警官告诉记者，从目前警方掌握的情况看，广东一些地方是全国制售假药的主要集散地，全国许多地区的假药都是从那里流出的。尽管目前各地警方和药监部门也正在采取措施全力打击，但由于种种原因，假药“生产基地”仍然无法根除，仍有大批假药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通过地下渠道销往全国，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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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在线消息 近日，记者从药监部门获悉，有14种假药正被药监稽查，请广大市民在购买药品时要多加注意。如发现下列药品，请及时向药监部门举报。 14种假药名单为：（1）洛赛克肠溶胶囊，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0403007，规格：20毫克×14粒/瓶，该批号药品非该公司生产。（2）清血化毒丸，广西南珠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3）前列畅通五苓片，昆明华都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53021390。标示企业未生产过“前列畅通五苓片”，盗用标示企业“五苓片”批准文号。（4）藏牛雄鞭，云南康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标示生产企业不存在。（5）金匮肾宝胶囊，云南省陇川屏风制药厂生产，标示企业不存在。（6）铂筋抗骨胶囊，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7）消喘康胶囊，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8）力伟胶囊，安徽大东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标示企业未生产过该产品。（9）雄肾宝回春如意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0）雄肾宝延时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1）雄肾宝速效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2）雄阳春回春如意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3）雄阳春延时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14）雄阳春速效胶囊，山西正中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4021829，该药盗用标示企业名称，盗用标示企业“回春如意胶囊”的批准文号。（记者 刘彭令 通讯员 刘玉兰 李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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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买药比较便宜。”不少有网上购药经历的人有这样的共识，虽然节省了不少银子，但很可能买到假药。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五部门开始共同部署打击网上非法售药行为。 记者经过搜索发现，有超过500万个中文网页向消费者宣传药品，但目前全国可向个人消费者提供药品销售的正规网上药店仅95家。 现状 网售处方药均为假药 记者近日以“网上购药”为关键词通过搜索发现，有500多万个中文网页可能存在向个人消费者宣传药品的行为。而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表示，全国仅有95家网站获得了国家食药监总局核发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可向个人消费者提供药品销售。而网上大肆宣传兜售的各种专治疑难杂症特效药，均为假药劣药。 云南省食药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7月份，省食药监局查到“昆明志强药业有限公司”和“云南龙马药业有限公司”两家网站存在未经审批擅自发布互联网药品信息，利用网络招商销售药品的行为，并责令这2家企业网站立即停止利用互联网发布药品信息服务及销售药品的违法行为。此外，今年内省食药监局还移送省通信管理部门依法强制关闭了云南医药健康网、云南仁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网站、昆明医学院康复门诊部网站等多家本地违法涉药网站。 出招 五部门打击网上非法售药 据悉，去年中国医药B2C全年规模已达16.65亿元，3年来实现了3倍增长。 食药监总局安监司司长李国庆近日表示，目前网上售药有问题的部分比例甚至高达八成，非法网上售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公害。 此次五部门联合行动，将重点打击3类违法行为，包括利用网络销售假药行为、未取得互联网药品交易资质非法从事药品销售的行为、具有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或药品交易资质，但发布虚假药品信息或违法销售药品欺骗公众的行为。监管部门将以当前网上非法销售问题最突出的肿瘤、性功能障碍、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症的治疗药品为重点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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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日，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正式实施。基药“降价疑云”还未消散，配送完成率又成新焦点。近日，国药控股、九州通等一些医药流通企业因在新疆地区的基药配送率未达到50的标准，受到新疆卫生厅警告、严重警告和清退等不同程度的处分：国药控股子公司在塔城、阿克苏、阿勒泰、克州和喀什地区等地被予以警告和严重警告，在和田被予以清退；九州通子公司在伊犁被予以严重警告，在巴州、阿克苏、克州、和田等地被予以清退。 基药配送未达标非一家之过？ 根据2013年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要求，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各地要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二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量和销售额都应达到40至50，其中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的二级医院应达到50左右；三级医院基本药物销售额要达到25至30。基药目录正式实施不足一月，国药控股与九州通等医药流通企业就因基药目录配送未达标，而备受舆论关注。 “一些企业在某些区域的基药配送未能达标，其原因是复杂的。”中国医药(行情股吧买卖点)商业协会副秘书长沈世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药配送未达标可能并非配送企业自身配送能力的问题，虽然问题出现在医药配送企业，但是问题的实质并非配送企业自身所致。诸如医院需求量、厂家供货量、配送时间的匹配程度等，都会造成配送企业的配送率达不到当地标准。 2013年5月25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裁谷春光接受记者采访，对其子公司在新疆地区基药配送未达标一事，表示并不知情，但谷春光认为子公司基药配送未达标对集团影响不大。 “既然我们已经争取到基本药物的配送资格，那么我的主观意愿是想要完成好这项工作的。但是客观现实是我们不能改变的。”谷春光表示，医院方面可能由于基药利润低而不采购基本药物，而生产厂商也可能因为生产基药利润薄而放弃生产，那么对于医药配送企业来说，达到基药配送标准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统一配送标准规范招标制度 尽管新版基药目录对于配送标准有一定意义的指导，但是具体的实施标准与规范仍需根据各省市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因而，出现了基药配送标配的区域性差别。 目前，我国基药采购的通行方式是以省为单位向医药生产厂家招标，中标的医药生产厂家自主选择区域内的配送企业。长城战略咨询项目部经理潘晓文认为，正是由于现行招标制度并不健全，加之行业内部企业无序的混乱竞争局面，造成了基药配送难以达标的问题。 “‘趋利’动机是出现基药配送不达标的根源。”谷春光认为，医院出于‘趋利’动机因而选择利润较高的非基药目录药品，而生产企业‘趋利’动机的驱动放弃利润较薄的基药生产。在现行的招标制度下，医药配送企业受药品生产厂家和医院的双重束缚。 我国医药商业流通企业数量过多，竞争态势复杂、竞争势头激烈，导致利润率不高，并且存在以商业回扣代替质量、服务竞争的情况。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今年4月底公布的《2012年医药流通行业分析报告》的内容显示，我国目前拥有1.3万余家药品批发企业，近40万家零售药品门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全国最大的前3家企业销售额只占同期医药商业市场销售总额的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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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柜关店红火不再 药品撤柜、药店关张，这几乎可以概括今年上海药品零售行业的部分现状。年初，开心人大药房有限公司9家门店悉数转手；宝丰大药房因经营困难已有两家关门；老百姓大药房进入上海8年发展近30家门店后因大势不景气而停止扩张；芝林药房目前仅寥寥数家门店维持运转；最早在上海打造出“过期药回收”概念的海王连锁药房、老牌国大药房，下半年以来也开始关闭、缩小门店范围。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上海零售药店所剩的两大巨头华氏和益丰，也不过是勉强维持。年初，益丰大药房当家人刘湘岳曾宣布今年门店数量预计可达120家；而前不久，刘湘岳公开表示，短期内暂时不再考虑收购发展新店，努力把手里的104家店维持好。 以上种种现象，都折射出上海零售药店的困境。数据显示，今年1-3季度，上海大多数药品零售连锁商的销售额相比去年同期平均下跌20。如果考虑到此前三年中行业整体态势，可以说上海药店从最繁盛时期至今已经历“四连跌”，上海药品零售行业正疾步跌入“冰点”。 政策冲击几多利空 针对上述现状，相关人士分析，除去消费不振外，导致行业整体“过冬”的原因，仍然与上海医药不分家的政策现状密切相关。保守统计，上海药品零售市场中，来自医院内药房的份额至少占了80。刘湘岳表示，自去年6月上海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社区配药全部实现“零加成”，而药店由于近两年商业成本、用工成本同比上升15，大多没有跟进降价，在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 事实上，自去年7月起，上海外来人员的“综保”向“城保”转型过渡，原来主要在药房消费的外来人员每月20元的“综保”补贴开始流向医院。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项就将使零售药业一年流失12亿元。 同时，为加强抗生素和感冒药的管理，今年相关部门还对药店零售药品实施了更严格的限方、限购政策。感冒药过去一次限购5盒，现在严控到2盒；抗生素过去可以凭病历卡登记购买，现在则必须严格按照处方售药，而今年以来医院处方外流的越来越少。“纯治疗性药品的销售，目前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谷。”一家经济型大药房负责人透露。 刘湘岳对此表示，从表面上看，上述政策限制了药品零售业的自由发展，但从民生角度而言政策无错，根本问题出在迟迟未能推进“医药分家”，占据资源主导地位的医院垄断把持了八成以上的药品零售市场。 转型蛰伏静侯时机 困境之下，一些药房开始谋求转型突围，向快速消费日用品转型。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上海平价药房的产品结构中，药品所占比重已由8年前的90以上，下降至如今的60以下，在一些药店甚至不足40。 有业内专家分析，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多元化经营是药店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对药店在供应链、物流、仓储、资金运作等方面提出了更多要求。也有上海医药管理部门专家指出，药店还应该在深化医师服务上多下功夫，为用药者提供更多指导，而随着上海商务成本的上升，平价药店也要掌控好规模，才能给消费者更多实惠。除此以外，对于药品这类特殊消费品，更应该减少销售中间环节，更多让利于消费者。 而对于上海药店的未来发展，一位医药商业政策分析专家预测，谁扛过了这一“冰点期”，谁就有望在下一阶段的“医药分家”改革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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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与各种疾病斗争的“武器”，人们对药品的关注和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种新药从概念到临床再到普及，每一次的突破都可以说代表着医学技术的一次进步。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以治疗心血管疾病、肿瘤、乙肝等疾病药物为代表的药品市场，将会在2005年有着更大的市场开拓前景。 中药在心血管病治疗中比重大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刘剑萍介绍，随着心血管疾病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治疗心血管病的药物种类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目前，该类药物的销售额占药物销售总额的百分比已经由上世纪80年代的15上升到目前的20左右，销售额居各类药品的首位。据估计，2004年全国医院心脑血管系统用药总价值超过70亿元。进入2005年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和新药的不断开发上市，治疗心血管病药物的销售额还将呈继续增长的态势。 从增长趋势上看，ACEI复方制剂、冠状动脉硬化治疗药物、血管紧张素II拮抗剂和周围血管扩张药的销售量将会持续增加。中药在心血管病的治疗中占的比重也可能更大，除了“地奥心血康”“步长脑心通”和“复方丹参滴丸”三大品种外，一些新的中药也将进入心血管类药物市场。 刘剑萍称，伴随越来越多都市人出现高血压、血脂异常等“生活方式病”后，明年的心血管病药物市场仍将从品种和销售量上保持增加趋势，而最有可能出现的“新面孔”将会集中在降血压和胆固醇药物这两类市场上。 “预防性”抗肿瘤药物将增多 近年来，抗肿瘤药物数量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两位数左右，大大高于其它类药物的增长率。由于肿瘤患者的年轻化及发病率的上升，临床上对疗效更好、毒副反应小的抗肿瘤药物的需求量在激增。可以预料，肿瘤药物市场的翻新升温是必然的。 在日前结束的“第三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上，我国化疗药物研究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胥彬介绍了世界肿瘤药物研究的最新进展：天然抗肿瘤药物研究成为国际热点。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医药文化传统，天然药物资源丰富，在这一领域有着天然优势。我国对抗肿瘤中药的研究历来非常重视，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进行研究，目前已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绩。在2005年，相信会有更多的传统“中药”进入抗肿瘤药品市场。 除此之外，抗肿瘤药物市场的发展还有一个比较明朗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正在寻找可预防或延缓肿瘤滋生的药物。以往医学界一直将抗肿瘤的重点放在治疗方面，制药企业与政府也花费巨资开发治疗肿瘤的药物。虽然今后这方面的努力还将持续，但目前正在进行的用于肿瘤预防的化合物和药品临床研究已经越来越多。 肝炎类药物抗病毒是关键 目前我国有多少治疗肝炎的药物？据《病毒性肝炎药物手册》记载，西药有100多种，中药有600多种，但这已是多年前的数字。成都市传染病医院乙肝专家胡蓉称，目前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一线药物中，仅有干扰素及贺普丁等为数不多的品种是较受肯定的。但这些药物价格较贵，有些药一个疗程甚至高达数万元，而有些药停药后肝功能及病毒指标也可能出现反弹。因此，乙肝专家普遍认为，我国乙肝药物的开发空间还十分巨大。 如此丰富的药源，对应的却是疗效并不显著。我国乙肝防治工程的宣传已经让越来越多的患者明白，药物如果只在恢复肝功、调整免疫功能以及抗纤维化等方面具有优势，对乙肝的治疗是起不到关键作用的。乙肝药物的发展必将集中在抗病毒的研究上。在肝病制药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肝药新品种层出不穷的明天，市场竞争将十分激烈。我们最希望看见的是，在2005年，能有让人信服的抗病毒新药出现在肝炎类药物市场上。本报记者黄睿 相关链接 药品市场总格局的变化 据预测，今后10年，全球药品销售每年增长7左右。到2020年，居世界经济前15位的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医疗水平的提高，将使药品市场消费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具体包括： 生物技术为突飞猛进的医药产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基因序列，功能基因，基因芯片，基因治疗的研究和产业化，将为人类最终战胜疾病，消灭长期困扰的遗传病，根治癌症、艾滋病等“世纪之症”创造条件。 非处方药(OTC)市场销售增长速度加快。主要原因是人们自我药疗和自我保健意识日益增强，自购自用药品的现象日益增多，尤其是一些疗效好并畅销的药品在专利期满改换成OTC药品。这一切将促使非处方药品发展速度加快。 在制剂方面，退皮吸收控释药物制剂前景广阔。该类技术能使药物达到患者的病变部位，使药物得到充分吸收。大分子多肽蛋白质药物经鼻粘膜给药已有产品问世，口腔粘膜、眼粘膜给药也有产品问世。 老年疾病用药以及妇女儿童用药市场发展速度将加快。美国2.3亿人口中有2700万在65岁以上的老人，约占总人口的12。德国达到22.3，意大利达到20.1。我国将达到10，为1.4亿人左右。 天然药物发展潜力巨大。天然药物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目前在自然资源药物研究中越来越多地采用高新技术和生物技术，由此可产生有益于人类治疗各种疑难疾病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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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网上药店通过低价、打折、促销等手段引发的价格战饱受诟病，尤其对药企而言，维价着实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在第73届全国药交会上，笔者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试想下，如果网上药店不打价格战了，其商业模式将会是怎样的，网上药店对药企的意义又是什么？是销售渠道，还是可以有其他更多的设想？ 网上药店竞争白热化 CFDA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12月底，获批的网上药店共270家，其中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的数量为158家。而发展至2015年4月，已有296家企业获得网上药店的证书，其中178家企业在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占比达60.1。 根据去年公布的《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国家未来政策将放宽网上药店审批条件，同时下放审批权和简化审批流程。此外，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尽快敲定上述管理办法。有业内人士预测，处方药网售放开值得期待。在政策利好、处方药千亿市场蛋糕的驱动下，未来可预计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快在互联网售药上的布局。并且，品牌商开设网上旗舰店在业内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结合网上药店的经营现状，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主体加入互联网售药阵营的趋势，不禁让人对这个行业的未来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感受：网上药店的价格战必将愈演愈烈了。 摆脱了价格战，还能有什么打法？ 在传统观念里，人们对网上药店更多的是狭隘地将其定位为一个销售平台。基于此，自然而然一切工作都将与销量挂钩，价格战实难避免。 但是，发展至今，对于一批目前市场定位已基本确定、且奠定了一定品牌基础的网上药店而言，走过了卡位时代，单纯谈销售并不利于发展，这也意味着竞争手段需要升级。而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核心关键必然是搞定产业链的前后两端，即上一环节的上游工业企业和产业链末端的消费者。并且，两端的打法必须是相互配合、相互联动的。否则，可能因未能稳固产业链关系而使自身的发展陷入困境，进而影响自己的市场地位。 在这方面，已经有部分网上药店作出了探索。例如，此前老百姓网上药店在与上游工业之间合作时，就将企业的电商业务定位为工业企业经营模式的升级和补充，为其开展新的营销变革奠定基础。在他看来，网上药店不仅是一个销售平台，它还包括品牌塑造以及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 无独有偶，在本次药交会现场，笔者发现，部分较早入行、份额排名靠前的网上药店，在寻求上游厂商的合作时，也逐渐从此前的以价格和毛利为核心的初级阶段，过渡到了更为综合的平台资源整合洽谈以及互联网营销和品牌推广的合作上。 例如，天猫医药馆旗舰店销售排名首位的康爱多在此次药交会现场亮出了企业2015年及未来与上游企业的全盘合作计划，解决转型医药互联网药企的布局难点。其中包括凭借O2O、DTP完善线上线下渠道布局，开拓院外门店合作以及承接品牌馆、旗舰店代运营及会员管理、客服工作等。据了解，康爱多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在与上游药企的接洽过程中也发现，他们在转型电商业务中对此确有需求。 事实上，结合上述两家企业的战略走向，不难看出，未来医药电商如果是单纯做电商销售平台不具备长远发展空间，而应具备为上游品牌药企提供互联网转型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强大能力。 工商合力做好服务型电商 商业模式的升级换代，无疑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网上药店企业关注的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和毛利，而是如何与工业企业携手，共同做好消费者的服务，唯有这样，才能实现更大的销售增长空间。 因为，随着网络售药的政策日益完善，行业发展必将越来越规范。并且，在互联网上，一切东西都是透明的，这必将促使传统的以牺牲消费者体验换得市场份额的运作模式走向衰亡。 基于此，对于药品工业企业而言，未来在拥抱电商的过程中，在多渠道布局的同时，也应对合作方作出权衡，不仅需要关注其总体销售规模，还应重点评估企业在药品销售上的实力、医药专业服务能力以及消费者品牌影响力，并据此分配自身在不同渠道、不同企业之间的投入力度和政策倾斜度。 而对于网上药店而言，从销售型、流量型的电商平台走向服务型电商异常关键，网上药店的专业服务必须做到“用药干预+用药经济学”才能产生商业价值。由此，基于用户需求完善药事服务异常关键。 “现在就得拼服务，获客成本这么高，怎么办？天猫上恶性价格竞争，靠价格是不长久的，你不跟人家拼价格，人家跟你拼，你想卖高价，怎么办？所以必须做出附加值，附加值就得靠服务。”康爱多董事长王燕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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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2次降低药品价格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降价仍未到位，将继续降低虚高药价。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了解到，3月底前，将再次出台药品价格调整方案，涉及近500种药品。今年全年药品降价金额将超过200亿元。 “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减轻群众医药费负担。”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同时，为保证廉价药品的生产和使用，将适当提高部分临床疗效确切、价格低廉的药品价格，使一些已在市场消失的经典老药，恢复供应。 目前我国政府管理价格的药品有2400种，占药品种类的20％、市场份额的60％。针对一些降价药品在大医院用量减少的问题，价格司有关负责人指出，80％的药品通过医生处方销售，解决这种现象要靠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国家发改委在全面调整政府定价药品价格的同时，将县及县以上医院销售药品的加价率严格控制在15％以内，以改变医疗机构药品销售加价率偏高的局面，逐步改变“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预计降低加价率后，将使患者受益上百亿元。”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不赞同药品一味限价 钟南山：部分必需药应涨价 1日，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味调低药价，可能导致药品“降价死”，建议设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成本核算后，通过专家评定药品合理价格；对于一些有需要的药，有时还应考虑适当地调高价格。 钟南山表示，虽然去年药品安全方面出现很多问题，国家近期又提出要把15万余种药品重新审核，但他个人不认为这意味着过去几年药监部门做的都是错的。他认为药监的问题主要是政务不够公开，药品审批暗箱操作的多，有贿赂寻租的空间。 另外则是药监部门缺乏监督。钟南山表示，在欧美的药品监管体制中，有药品质量监理(QP)角色。一旦出现药品问题，QP将是第一责任人。他建议药监部门重点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改革。 一味降价未必是真实惠 对于有网民反映国家虽然多次调低药价，但是老百姓却感到难以享受到实惠的问题，钟南山表示，一味调低药品的最高限价，未必能真正使老百姓享受到实惠。 他表示，由于药品降价后利润空间变小，对一些廉价的老药，药厂不愿意生产，导致药品“降价死”，或者换个包装就升价，结果吃亏的还是老百姓。钟南山举例说，像治疗酸中毒的老药碳酸氢钠，现在在市面上已经比较少了。而且一味降价，可能也会影响民族制药业的发展。 可适当调高必需药价格 钟南山建议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由专家遴选出一个基本药物目录，鼓励药厂通过简化包装、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等方式，减少中间流通环节，为农村和社区提供安全、有效、价廉的基本药物。对于一些有需要的药，有时还应考虑适当的调高价格。他建议国家发改委、物价等部门联动，对于药品定价问题，在成本核算后，由专家联合进行评定，最终定出合理的价格，而不是一味地调低药品最高限价。 回应 药监部门：药品降价不能仅凭命令 对钟南山的相关建议，药品监督部门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赞同。“药品降价仅凭行政命令不行，一旦利润下降，药品生产企业肯定会做相应调整。” 他认为，除了导致药品出现“降价死”，一味地降价还会导致药品企业在制药环节上为节省成本“偷工减料”。他表示，齐二药和欣弗事件经事后调查，都发现与制药企业为节省成本，没有严格按工序生产有关。虽然这只是个例，但也足以敲响警钟，要谨防药品生产企业在一味降价的要求下，降低对药品质量的要求。 他建议，为了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首先要在药品审批方面，增加透明度。除了设立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还应增加医疗的供给，分清医疗价格和药品价格，增加医疗投入，尽快避免以药养医的现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从目前来说与药价贵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加大医疗投放，适当合理定出药价，应该是解决出路之一。”该人士说。 快评 廉药涨价是对药品“涨价死”的突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为保证廉价药品的生产和使用，将适当提高部分临床疗效确切、价格低廉的药品价格。 排解药品“降价死”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两个：一个是急中生智的当下应急力法，二个是刨根兜底的长远治本办法。看来，适当提高部分临床疗效确切、价格低廉的药品价格，使一些已在市场消失的经典老药恢复供应，就不失为一个逆向思维出奇制胜的好思路好办法。其理论效应显而易见，一来可使患者得到被临床证明显效速效却价格低廉的良药；二来可调动生产使用良药者的积极性；三来可缓解“就医难”“看病贵”的民生现状，突围药品价格降而不落非降反升愈降愈高的囚徒困境，重树公众信心和政府公信力。 适当提高部分临床疗效确切、价格低廉药品价格也应防止贻入无度涨价的极端和浑水摸鱼借机搭车涨价的误区。可喜的是，国家发改委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全面调整政府定价药品价格的同时，将县及县以上医院销售药品的加价率严格控制在15％以内，试图改变医疗机构药品销售加价率偏高的局面，进而逐步改变“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 >>药品频道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