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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荣

抑郁症:全病程的视角

抑郁症:全病程的视角

抑郁症治疗的第一要义是理解“全病程”,然后保持耐心。用专业的言语就是,抑郁症是一种慢性、容易复发的心理疾病,它的病因有生物学、心理、社会因素。生物学因素需要药物或者物理干预去纠正,需要认识到的是生物学因素不会凭空会消失,对药物的抗拒可能会延误病情。心理因素需要心理治疗去引导良好的应对模式和促进自我觉察等。而社会因素通常难以改变,值得举例的是类似于被极端化的“棍棒底下出孝子”、“重男轻女”、“百行孝为先”等一系列传统观念,在此我们就把它狭义指代为社会支持中的家人陪伴模式吧,以及这个社会对于疾病的不理解和病耻感。

抑郁症的治疗包括了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急性期就是最严重的时候,通常需要规范治疗 4~6 周,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便是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案。由于该阶段要么患者接受住院治疗,要么伴有自杀自伤风险,陪伴着通常非常关注患者的情况。因此该阶段是陪伴者最佳的健康教育时期,他们需要认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了解到抑郁症是什么样的疾病,对患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陪伴着需要反思自己以往的支持方式是否妥当,以及了解到积极有效的陪伴方式,减少在家庭人际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这将在后续的疗愈中发挥积极意义。

在度过这最痛苦的阶段就是巩固期,大约需要 6~9 个月,通常这个时期容易波动,因此需要在药物治疗基础上,接受心理治疗,就像是找一个观察者共同来面对遇到的困难,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自己所面对的情形,以及观察自己在该情形下的反应、应对模式。这样的观察一方面可以回答“我为何如此痛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在示范“我可以如何观察自己”,即促进自我觉察。自我觉察能力的提升有效帮助患者在孤立无援时,进行自我纾解。通常在这样一个阶段都不会建议患者随意减停治疗方案中主要的抗抑郁药物。

终于在巩固期坚持使用药物的基础,并通过一个阶段的心理治疗认识到对疾病对自己的影响、看清楚自己在疾病状态的反应模式,然后对一些不良应对模式进行修正、或寻找到一些新的应对模式,便使自己获得了对抗抑郁的力量。这些变化是药物难以去达成的效果,因此需要重视心理治疗的作用。阻碍心理治疗依从性的可能一方面是对于心理治疗的不理解态度,另一方面觉得不值得花钱,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心理治疗在外行看来,似乎只是谈心和健康教育,事实上是治疗在塑造一个人对自我的感知和掌控能力;另外也会觉得只是聊天,摸不着看不见似乎成本极其低,却要收取不菲的费用,却不知治疗师在整个过程付出的培训和工作是很辛苦的。

如果能保持耐心,顺利完成了巩固期的内容,维持期就会是轻车熟路了。在此期间,尝试减药,并逐渐延长心理治疗的间隔,就像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开始去实习,有更多的机会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处理可能遭遇的情形。就好似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而我已不是原来的我。如果足够顺利,可以在人生某个顺遂的阶段尝试完全停药,再回头看待自己以往抑郁症的时候,就像是走过的一条山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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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抑郁症:看见“扭伤的脚”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重性抑郁在我国人群约有 6%的患病率,总人数 5000 万。 其中超过 50%的抑郁症患者在青少年期发病,2020 年我国心理健康筛查显示,有 20.7%青少年符合抑郁诊断标准。 根据现代医学较为推崇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抑郁症的发病可归纳为源自 家族遗传、神经发育、神经突触可塑性改变、神经递质分泌不足等生物学因素; 个体心理韧性、人格特质、压力应激事件(例如创伤、人际关系、学习工作压力)等心理学因素; 经济水平、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社会稳定性等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通常是稳定和难以改变的,即所谓个体无法逃离时代的大背景。 大家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心理因素模型,并会误解为疾病的治疗关键在于去除心理事件的影响,或者归咎为患病个体不够“坚强”。这体现出精神卫生知识普及的缺乏,尤其对于重度抑郁的个体,其生物学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而心理因素可能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一点,是与抑郁症个体建立关系的重要一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扭伤了脚的运动健将,是没有办法同其他运动员一样在赛场飞奔,并不是他不思进取,而是他有心无力,甚至他会为此感到难过和自责。“扭伤的脚”是容易被大家看到的事实,因此不会有人责怪他不“坚强”,而一个抑郁症患者大脑神经微小结构或分子水平的变化,即使是高精度的医疗器械也难以捕捉,因此在普通大众中形成“无病”甚至“装病”的认知偏差。 对于一个已经患有抑郁的个体,我们要做的就是理解他的痛苦,给予积极的支持,接受规范的治疗。想要让陪伴者看见“扭伤的脚”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陪伴者心里已经有一个“运动冠军”的形象,他们只能关注自己内心的期待,而无法觉察真实发生的事实。这样的陪伴者并不应该受到指责,他们需要的是被引导和自我觉察,因为他们内心期望的产生本身源自对所关注个体执着的爱。尽管这种爱变得扭曲和带有伤害,他们转变的潜力是巨大的。

马亚荣

主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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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抑郁症:全病程的视角

抑郁症治疗的第一要义是理解“全病程”,然后保持耐心。用专业的言语就是,抑郁症是一种慢性、容易复发的心理疾病,它的病因有生物学、心理、社会因素。生物学因素需要药物或者物理干预去纠正,需要认识到的是生物学因素不会凭空会消失,对药物的抗拒可能会延误病情。心理因素需要心理治疗去引导良好的应对模式和促进自我觉察等。而社会因素通常难以改变,值得举例的是类似于被极端化的“棍棒底下出孝子”、“重男轻女”、“百行孝为先”等一系列传统观念,在此我们就把它狭义指代为社会支持中的家人陪伴模式吧,以及这个社会对于疾病的不理解和病耻感。 抑郁症的治疗包括了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急性期就是最严重的时候,通常需要规范治疗 4~6 周,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便是确定有效的治疗方案。由于该阶段要么患者接受住院治疗,要么伴有自杀自伤风险,陪伴着通常非常关注患者的情况。因此该阶段是陪伴者最佳的健康教育时期,他们需要认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了解到抑郁症是什么样的疾病,对患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陪伴着需要反思自己以往的支持方式是否妥当,以及了解到积极有效的陪伴方式,减少在家庭人际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这将在后续的疗愈中发挥积极意义。 在度过这最痛苦的阶段就是巩固期,大约需要 6~9 个月,通常这个时期容易波动,因此需要在药物治疗基础上,接受心理治疗,就像是找一个观察者共同来面对遇到的困难,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自己所面对的情形,以及观察自己在该情形下的反应、应对模式。这样的观察一方面可以回答“我为何如此痛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在示范“我可以如何观察自己”,即促进自我觉察。自我觉察能力的提升有效帮助患者在孤立无援时,进行自我纾解。通常在这样一个阶段都不会建议患者随意减停治疗方案中主要的抗抑郁药物。 终于在巩固期坚持使用药物的基础,并通过一个阶段的心理治疗认识到对疾病对自己的影响、看清楚自己在疾病状态的反应模式,然后对一些不良应对模式进行修正、或寻找到一些新的应对模式,便使自己获得了对抗抑郁的力量。这些变化是药物难以去达成的效果,因此需要重视心理治疗的作用。阻碍心理治疗依从性的可能一方面是对于心理治疗的不理解态度,另一方面觉得不值得花钱,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心理治疗在外行看来,似乎只是谈心和健康教育,事实上是治疗在塑造一个人对自我的感知和掌控能力;另外也会觉得只是聊天,摸不着看不见似乎成本极其低,却要收取不菲的费用,却不知治疗师在整个过程付出的培训和工作是很辛苦的。 如果能保持耐心,顺利完成了巩固期的内容,维持期就会是轻车熟路了。在此期间,尝试减药,并逐渐延长心理治疗的间隔,就像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开始去实习,有更多的机会去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处理可能遭遇的情形。就好似生活还是原来的生活,而我已不是原来的我。如果足够顺利,可以在人生某个顺遂的阶段尝试完全停药,再回头看待自己以往抑郁症的时候,就像是走过的一条山路罢了。

马亚荣

主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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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依恋:人际互动的原型

一、我们与外界互动的起源 婴儿出生,即在物理层面出现“我”与“非我”的分别。3 岁以前,最重要的“非我”即父母或抚养者。皮亚杰(Piaget)认为,我们生来就有一套心智和行为程式,他把这套系统统称为图式(schema)。婴儿的程式包含:吸吮、抓握、聆听、发声、运动四肢,利用这些程序来探索和处理周遭的信息。在与“非我”互动中,行为程式不断得到发展和丰富,在一定程度环境达到对人的塑造。另一方面,孩子天生具有心智的潜力、结构、需要以及多方面的渴求,鲍尔比(Bowlby)将其称作内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孩子可以通过在与母亲的主动互动中,探索人际关系从而建立理解人类联结的模型。所以,人际互动的原型既有环境塑造的作用,也有其先天的部分。 二、依恋形成的类型 安斯沃斯(Ainsworth)的“陌生情境”试验,清晰地展示了不同的依恋类型。她提出“安全基地(secure base)”的概念,来形容依恋对象(如母亲)对于孩子在探索中的作用,当孩子在探索中感到焦虑或不安时,确认“安全基地”的存在焦虑就会得到安抚。由生而具有的特质以及与基地长久的互动过程中,不同与“安全基地”的互动形成了特定的模式,安斯沃斯将其归为四种类型: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基地是安全可靠的,自己随时都可以收到基地的回应;焦虑型依恋(anxiety attachment):基地是安全可靠的,自己可能会被基地抛弃;回避型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基地是不可靠的,自己不能依赖基地,可能要和基地保持距离;混乱型依恋(disorganized attachment):不确定基地是否可靠,不确定应该依赖还是保持距离。 三、依恋的对象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有学者在某市区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儿童(年龄 7 月至 4 周岁)主要抚养人是(外)祖父母。试想,如果安全型依恋形成的必须是由母亲抚养,那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儿童可以有不同的依恋对象。研究者也用试验去测试了这一话题,实验证明,毛绒玩具可以替代小猴子的母亲成为依恋对象。所以我们被父母以外的人带大,同样有机会发展为安全型依恋,容易受影响的是频繁更换抚养对象的孩子,容易发展为不安全型依恋。但是,不得不强调与母亲依恋关系的重要性,正如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这种依恋行为的激活常由于个体感受到危险,即使这种危险来自于一个母亲本身,孩子会自动默认这样可以脱离危险。 四、依恋对个体的影响 我们与最初的依恋对象的互动模式,即原始的依恋行为,可能在今后的人际互动中重复上演,直到自己觉察到这种模式产生的来源,并在下次出现的时候做出不同的选择。在不安全依恋关系里,个体的人际处理方式趋于僵化,很容易陷入二元思维的深渊,对自我与他人都带来困扰。焦虑型依恋可能表现得无比“粘人”,对依恋对象的“分离”在心理上等同为丧失(此处“分离”可直观理解为离别,更一般的可理解为依恋对象与自己的预期未能保持高度一致)。而回避型依恋可能表现为无比独立、完全不需要他人,认为自己不需要依恋对象。混乱型依恋则在焦虑和回避之间摇摆,令人捉不住头脑。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可能容易在人际互动中体验到强烈的情绪波动,在情绪支配下很难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而简单地做出一些冲动的言行,最终破坏人际关系(这可能反而会错误地拿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值得庆幸的是,即使不安全依恋的个体,也能在人格成熟过程中逐渐发展处安全依恋。这种成熟不是要去指责抚养者造成不安全依恋,也不是哀怨自己命运的不幸,而是认识到不安全依恋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因为这样的抚养者自己可能也是不安全依恋的受害者,并在过去及当下持续受到影响,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出发点都是对依恋对象的保护,是真挚的爱。能看清这些事情,并发展成熟的过程会是痛苦的,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保持觉察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会是好的开始。

马亚荣

主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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