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可切除性局部晚期直肠腺癌(LARC)的综合治疗已成为常规策略,成功延长了患者生存期。近年来,一刀切的治疗策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对新辅助治疗与肿瘤长期预后相关性的认识提高,个体化治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来治疗方法迅速发展,使得临床II期(T3-T4, N0)和III期(Tany, N1-N2)直肠癌的治疗有了多种选择。当前的前瞻性试验聚焦研究疾病复发和远处转移的主要治疗策略,此外,直肠器官保留是一个有前景和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重点。
辅助化疗
辅助化疗(ACT)仍然是指南推荐的LARC综合治疗中的一种方法,预期目标是根除微转移性疾病。然而,对所有新辅助放化疗和TME(直肠系膜全切除)术后的临床II期和III期直肠癌患者采用ACT,支持这一建议的数据仍有限,因此 常规应用ACT仍存在争议。
事实上,ACT用于LARC患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结肠癌大型试验的获益外推的,这些试验评估了5-氟尿嘧啶(5-FU)和奥沙利铂在淋巴结阳性结肠癌中的作用。也有一些随机试验评估了ACT在直肠癌患者中的作用,然而,大多数试验都有显著局限性,例如放疗和化疗方案存在差异以及对预定治疗策略的依从性不佳。这些试验显示,与观察组相比,新辅助放化疗后接受ACT的患者,并未显示生存获益或无病生存期(DFS)的改善。
ADORE试验根据病理学将接受过新辅助放化疗的高危患者(ypT3-ypT4或ypN阳性)随机分配接受5-FU+亚叶酸钙或叶酸、氟尿嘧啶+奥沙利铂(FOLFOX)辅助治疗4个月。FOLFOX组的6年DFS得到改善(68% vs 57%),然而,这一获益仅在III期患者中明显,II期患者不明显。尽管DFS有所改善,但6年OS(总生存率)并无差异(78% vs 76%),提示 只有某些亚组患者可能受益于以奥沙利铂为基础的ACT辅助疗法。
进行放化疗和TME之后,是否应该对所有患者或特定患者给予ACT仍是一个争论话题。除此以外, 化疗的最佳持续时间也不清楚。常见的策略是,2个月的5-FU为基础的化疗加放疗,之后进行4个月的FOLFOX辅助化疗,即累计6个月疗程的化疗。这一疗程是基于MOSAIC试验的结果,即6个月的FOLFOX方案可作为淋巴结阳性结肠癌的治疗标准。近期的IDEA协作研究中,探讨了结肠癌较短时间辅助治疗的策略,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影响直肠癌化疗的持续时间。
在许多直肠癌试验中,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 ACT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差。在EORTC 22921试验中,57%的患者没有接受或未完成预期的ACT疗程。其他研究报告,只有61%的患者接受了术后化疗。
新辅助化疗
理论上讲,新辅助 INCT(诱导化疗)具有许多优势,目前已被NCCN指南所接受。手术之前早期应用细胞毒化疗有可能消除肿瘤的隐匿性微转移。对化疗的反应也可以帮助定义预后良好或不良的患者组,并预测对放疗的反应。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考虑,也有研究显示,INCT肿瘤缩小和降期的作用可增加pCR率,有可能扩大适合直肠器官保留的患者比例。
在放(化)疗后、手术前进行 巩固化疗(CCT)可能导致局部受损但同时也可能会改善患者生存,患者对细胞毒性化疗的敏感性增加,从而防止肿瘤复发并改善预后。与INCT相似,CCT也可增加cCR和pCR率,但与DFS和OS改善的直接相关性尚不确定。
OPRA试验直接比较了INCT和CCT,结果显示CCT组的三年直肠器官保留率更高(58%vs 43%;P = 0.01)。但是,INCT和CCT组的3年DFS和无转移生存率无差异,3年DFS率分别为78%和77%,3年远处无转移生存率分别为81%和83%。2019年发表的CAO/ARO/AIO-12试验比较了INCT与CCT,显示CCT组的pCR数值更高(25% vs 17%)。 在新辅助治疗中添加化疗是否会改善OS尚无定论,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但很明显,pCR率增加了,而且可为相当多的LARC患者提供器官保留的可能性。
新辅助放射治疗
早期的随机试验显示出术后放化疗对OS、DFS和局部控制的益处,随后一项德国试验奠定了50.4Gy(25-28分割)术前放化疗可用于LARC。尽管高质量的直肠MRI已得到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过度分期从而接受了不必要的新辅助放化疗。ESMO指南推荐早期风险和中等风险的直肠癌患者最好仅进行直肠切除来治疗,避免骨盆放疗的毒性。
最佳放疗方案仍有很多争论。尽管长程CRT是常用策略,但 术前短程放疗(SRT)也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无需同时进行化疗。采用非最佳直肠手术(即未采用TME)的一项研究中,SRT改善了肿瘤学结局,后来在TME手术的随机试验中也得到证实,这项开创性的荷兰试验显示,与单纯手术相比,加上SRT的局部复发风险降低了50%;两组间的OS无明显差异。
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SRT和CRT治疗II期和III期直肠癌的疗效,5年DFS或OS无差异,但相比SRT组,CRT组的局部复发率降低。从现有证据看来,尽管首选的新辅助放疗方法尚不完全清楚,但与CRT相比,SRT成本更低,对患者更友好,并且3级和4级急性毒性发生率较低,因此可以提高依从性。
外科手术的时机
即使新辅助治疗取得较大进展,但要想治愈不可避免需要手术切除。不完整的TME将导致直肠系膜组织残留,存在潜在疾病,从而导致盆腔局部复发。关于手术时机, TME通常被推荐在SRT的1周内或放化疗后6-8周内进行。GRECCAR6试验报道,与7周间隔相比,放化疗后11周间隔与更高的术后并发症相关。但其他大型研究没有显示出时间间隔与手术并发症的关系,因此,延长时间间隔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CA Cancer J Clin. 2021 Feb 16. doi: 10.3322/caac.21661.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是指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绝对或相对不足,随意停用胰岛素,短信和长效胰岛素用混,以及升糖激素不适当升高造成糖、蛋白质、脂肪、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的代谢严重紊乱综合征,系内科常见的急危症之一。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早期表现为多尿、极度口渴、多饮、全身乏力,然后逐渐出现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常伴头痛、腹胀、腹痛、烦躁、嗜睡等症状,呼吸深快,呼气中有烂苹果味(酮体气味);病情进一步发展会出现严重脱水症状,尿量减少,皮肤干燥无弹性,眼球下陷,脉快弱,血压下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晚期血糖显著升高,各种反射迟钝甚至消失,出现昏迷。治疗上基本都是通过大量补液,排尿排糖,小剂量速效,短效胰岛素降糖。血糖降到13.9左右(具体情况个体差异),不能立即改为皮下胰岛素,应该静点维持在2-3小时后改为皮下注射胰岛素。
患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科普知识,是有关肝功能检查的相关内容。肝功能检查是反应患者肝功能状态非常灵敏且重要的指标。对于肝功能指标异常的患者,需要积极的护肝治疗,常可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肝功能检查都有哪些项目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肝功能指标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转氨酶的指标,包括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这两个指标可以反映肝细胞是否健康,有无明显受损的症状。若转氨酶的指标超过正常值的三倍以上,提示肝功能损伤严重,需要联合应用护肝的药物进行积极治疗。
2.胆红素指标包括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胆红素指标升高常提示胆汁反映入血,有可能出现了梗阻性黄疸的表现。患者和完善肝胆彩超和磁共振检查明确有无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必要时可行手术去除结石,解除梗阻。
3.白蛋白的指标,包括总白蛋白,前白蛋白,白蛋白。白蛋白的指标反映患者的营养状况,若白蛋白指标明显降低,提示患者营养不良,需要补充白蛋白,以免引起腹腔积液等严重的并发症。
以上就是本次话题的相关内容,患者朋友们,你若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或者关注我给我发私信,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我们随时交流。
“明天我一定要早起!”
每天晚上睡觉前,有多少人在心里呐喊这句话,信誓旦旦?
很可惜的是,现实常常事与愿违,能“痛改前非”并养成早起习惯的人真的很少。
据《2019 年中国睡眠科技白皮书》,全球约 1/4 的人有睡眠问题,而中国达到了 38.2%,国人的平均睡眠时间从 2013 年的 8.8 小时,缩短到 2018 年的 6.5 小时。
而最近的研究显示,也许有的人天生就不适合“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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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医学院在《自然-通讯》发表了一篇论文,该研究纳入了两组人群,共 697828 人,分析他们的遗传变异以及基因与晨型睡眠的关系。
研究结果指出,遗传变异会影响一个人是否能成为晨型人,并且会给心理健康带来潜在后果。
在实验中,证实睡眠时型的基因座与入睡时间有关,但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间无关,而晨型人主观幸福感较强,同时,患上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风险较低,在学习记忆以及工作效率上也有所提高。
是不是很羡慕?别急,接下来告诉你如何拥有好睡眠。
“早起”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早起的人自己本来就拥有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例如晚上睡得早,早上没有睡懒觉,那么早起是正常的。健康的睡眠要符合我们人体的生理周期,一般晚上 10 点左右入睡,早上自然醒是最符合人体睡眠周期的。
此外,早起未必就是健康,导致的原因除了自身的生物钟,也可能表明有失眠或其他睡眠问题。
比起睡眠时间,睡眠的质量更为重要,我们身体的修复需要不同阶段的睡眠。一般来说,睡眠有 3 个阶段:
这 3 个阶段,深睡眠对于疲劳的缓解效果最明显,生理修复功能也比较强大。判断深睡眠是否充足,可以从醒来后是否神清气爽、不觉困倦来看,如果是,那么则认为是深睡眠充足!
相反,如果睡眠质量不好,那么对我们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相关研究显示,如果身体不能获得充足的深度睡眠,那么学习、记忆能力会受到抑制,细胞再生和身体机能的修复也会受到负面影响。我们也都会发现,睡不好时白天容易感到困顿,学习、功能的效益也都相应的随着下降。
想要提高睡眠质量,首先要保证睡眠时间。
每个年龄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不同,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对各年龄所需要睡眠时间都分别做了列表,如下:
睡眠时间知道了,那要怎么睡?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
1.创造理想的睡眠环境:这点很重要,室内温度、光线等都会影响入睡,而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考虑使用耳塞、眼罩、加湿器等等来帮助改善。
2.减少摄入咖啡因和酒精:很多人会通过喝咖啡来抵抗白天的困乏,但长期喝咖啡,尤其是浓咖啡容易导致睡眠不足,入睡困难,应减少咖啡因的摄取!此外酒精不能助眠,“喝酒更有利于睡眠”属于错觉。酒精状态下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且后半夜容易清醒,更影响睡眠质量。
3.舒适的床品:舒适的床垫跟枕头会让人睡得更舒服、放松。
4.不要吃太晚:太晚饮食消化慢,对睡眠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在睡前 2 小时最好不要进食,并且尽量减少脂肪或辛辣食物的摄取!
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为了更健康的生活,我们应该重视睡眠质量。晚上睡得好,白天人也会更为精神,工作、学习也会更有效率,而且睡眠好,对身体健康也大有好处。
无论能不能早起,都要多多关注自己的
全球范围内,三分之一的女性死亡原因是缺血性心脏病(IHD)。虽然育龄女性IHD的患病率较低,但就目前的趋势而言,如孕妇年龄增加,孕妇糖尿病、肥胖和高血压患病率增加,可能导致了这类群体中冠状动脉疾病的患病率增加。此外,有研究证实,怀孕本身就会比同龄非怀孕女性的急性心肌梗死(AMI)风险更高。心脏病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IHD占心脏病病因的五分之一以上。
妊娠期心肌梗死的患病率
据报道, 妊娠期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为6.2/10万妊娠。动脉粥样硬化仍然是妊娠期AMI的最主要原因,其他原因也比非妊娠人群更为常见。孕妇AMI的各种病因患病率如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伴或不伴冠状动脉内血栓(27%–40%)、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SCAD,27%–43%)、冠状动脉内血栓不伴动脉粥样硬化(8%–17%),冠状动脉痉挛 (2%)。
对2006-2011年间150例AMI患者的类型和时间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患者表现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75%),其余患者表现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妊娠晚期(STEMI,25%;NSTEMI,32%)或产后(STEMI,45%;NSTEMI,55%)。梗死累及左室前壁(69%)、下壁(27%)、侧壁(4%)。
冠状动脉疾病的药物治疗和孕期安全性
大多数用于IHD的药物,不管是治疗AMI或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可以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继续使用,但有一些药物例外。如果有致畸性或其他对胎儿有害的影响,建议停止该药物。此外,可能需要调整药物剂量,因为妊娠期间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会影响药代动力学。 他汀类药物在孕期和哺乳期禁用,但是这些女性在孕期和产后停药,发生AMI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使用冠状动脉造影的注意事项
对于急性斑块破裂导致的STEMI,建议通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和支架植入及时进行冠状动脉再灌注。基于妊娠期间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出血风险,选择药物洗脱支架(DES)还是裸金属支架(BMS)。DES再狭窄的风险较低;然而,与BMS相比,会需要更长时间的抗血小板药物治疗(12个月vs 1个月)。考虑到BMS可缩短抗凝治疗时间,BMS可能是有优势的,尤其是在分娩期间。
血管造影是妊娠期IHD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只有60%的AMI女性接受了冠状动脉造影,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对胎儿产生危险。目前可接受的妊娠期辐射累积剂量为50mGy,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妊娠所处时期。在妊娠的头2周,无论辐射剂量多大,都可能导致自发流产。妊娠第3周到第8周,出生缺陷、流产或生长迟缓的风险较低,除非辐射量超过200 mSv。妊娠8至15周,对中枢神经系统(CNS)的风险较高,包括小头畸形和其他CNS畸形,辐射阈值为300 mSv。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进行溶栓
在无法进行PCI的情况下,必要时可考虑使用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以前人们认为妊娠期间应禁止溶栓,但新数据表明,妊娠期使用TPA的风险并不高于非妊娠女性。要注意的是,在冠状动脉夹层所致心肌梗死患者中,溶栓可能会加重出血和夹层。
妊娠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普通人群中,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SCAD)并不是AMI的常见病因; 但妊娠期AMI中 ,SCAD可占到27%-43%。SCAD的典型表现与AMI相似,伴有胸痛、呼吸困难和出汗。SCAD诊断通常比较困难,因为典型患者通常是年轻人,没有其他可识别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基于研究的发现,对于患有纤维肌发育不良(25%–86%)、处于妊娠期(2%–8%)、有结缔组织疾病(1.2%–3%)、全身炎症(<1%–8.9%)、服用外源性激素(10.7%–12.6%)和诱发应激事件的患者,应怀疑SCAD的可能性。超过50%的患者会报告有促发因素,包括分娩、服用外源性激素、高强度运动。妊娠期SCAD的潜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是妊娠期间动脉壁激素减弱时血液动力学压力增加的结果。
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最初的临床表现为心源性休克(2%-5%)、STEMI(26%-87%)、室性心律失常或心源性猝死(3%-11%)。在一项包括168名患者的队列研究中,所有患者都出现了肌钙蛋白I水平升高。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通常保持不变,但超声心动图或早期血管造影可发现左心室壁运动异常。
任何动脉都可能受到影响, 左前降支最常见,可占到32%-46%。与非孕期SCAD的管理类似,建议大多数孕妇采用 保守治疗并住院监测。在一项包括131例SCAD病例的观察性研究中,自发性愈合率为88.5%,35天后,所有患者的血管造影均观察到愈合。在需要做血管造影的病例中,需要注意球囊膨胀或支架扩张所产生的径向力可能导致夹层;在PCI前对SCAD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
在对孕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P-SCAD)与非孕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NP-SCAD)的比较中,P-SCAD更多表现为急症,包括STEMI (57% vs 36%),左主血管或多血管SCAD (24% vs 5%),以及左心室功能≤35% (26% vs 10%)。
P-SCAD最常发生在产后第一个月。在2000-2015年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中,有超过120例发生了妊娠期SCAD,超过87名患者(72.5%)发生在产后第3天至第210天之间。与NP-SCAD相比,P-SCAD患者伴有纤维肌发育不良和冠状动脉外血管异常的可能性更小。
临床诊疗建议
1. 已有IHD的女性应在怀孕前接受全面的心脏评估。
2. 现有的工具如CARPREG Ⅰ、CARPREG Ⅱ、ZAHARA和改良WHO分类,通常可用于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和心肌病的评估,但在IHD女性的风险评估中作用有限。
3. 从现有趋势来看,如孕妇年龄偏大、合并症患病率增加,可能导致妊娠期IHD的发病率增加。
4. 识别和治疗妊娠期间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和冠状动脉痉挛非常重要,因为其临床表现可能不典型。
5. 大多数用于IHD或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的药物可以在怀孕期间继续使用,但某些药物除外。
参考文献:
Cardiol Clin. 2021;39(1):91-10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2018年5月份,美国癌症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发布了一项最新指南[1],推荐意见指出,一般人群从45岁就可以开始结直肠癌的筛查(有条件推荐),50岁以上人群定期筛查结直肠癌是强推荐。指南还指出:① 身体健康、未来预期寿命超过10年的人群,应持续筛查至年龄75岁;② 针对76岁至85岁的人群,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意愿、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和既往筛查情况,制定个体化筛查策略;③ 年龄大于85岁的人群,不推荐继续进行结直肠癌筛查。
结直肠癌筛查的方法有:每年进行粪便免疫化学检测;每年进行高灵敏度愈创木脂大便潜血测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多靶点粪便DNA检测;每10年进行一次结肠镜检查;每5年进行一次CT结肠造影检查;每5年进行一次柔性乙状结肠镜检查。
ACS新指南引争议
如果按照这个新指南提出的筛查建议,美国可进行结直肠癌筛查的人群数量增加了2200万,指南发布后也引起了关于筛查风险获益以及对医疗资源影响的讨论。
50岁以下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的直接有效性证据很少,大多数证明结直肠癌筛查益处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证据都是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这次指南更新的内容是基于2017年一项对SEER数据库(注:美国权威的癌症统计数据库)的分析结果[2],显示从2000年到2013年,40-49岁人群结直肠癌(即早发结直肠癌)发病率相对增加了22%,从5.9例/10万人年增加到7.2例/10万人年。虽然看起来数字增加了,但是众多专家对提前筛查年龄持批评态度,因为50岁以下的人群发生结直肠癌的绝对风险依然非常低,而且缺乏支持这个年龄组进行筛查有效的有力证据。
修订后的这一指南建议,并未考虑提早筛查年龄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不论是医疗花费还是医疗资源都会从疾病风险更大的人群中分散出去,疾病风险更大的人群才是筛查的重点对象。
年轻成人结直肠癌风险有多高?
在上述背景下,《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年鉴)期刊上近期发布了一项新报告[3],对SEER数据库进行一次更新、更全面的分析,描述了年轻成人的结直肠癌风险,包括20-29岁、30-39岁、40-49岁以及50-54岁年龄组的人群。
2017年的SEER数据库研究将“结直肠癌”作为一个整体,而在近期的这项报告中,作者将结直肠癌腺癌(筛查的主要类型)和其他组织学类型的结直肠癌分割开来,后者包括神经内分泌肿瘤(类癌)(不推荐对这个类型进行筛查)。新报告的分析表明,既往研究中提到的结直肠癌,4%到20%不是腺癌,而是类癌。既往研究中早发结直肠癌中发病率增幅最大的部分,即直肠癌,多达34%是类癌而并非腺癌。
针对癌症预防性干预措施(如癌症筛查)的指南建议,应基于癌症绝对风险和筛查后绝对风险降低的数据来制定。这项新报告给出的结果很有价值,因为它阐明了结直肠腺癌的风险要低于ACS指南中估计的风险,基于这项新数据,2018年ACS指南中估计的45岁至49岁结直肠癌新发病例数应下调。
有必要对50岁以下人群进行筛查吗?
40至49岁人群的结直肠癌绝对风险为7.2例/10万人年,约为50至59岁人群的三分之一,60岁及以上人群的十分之一。结肠镜检查相关的30天死亡率估计为3/10万检查。由于没有针对40至49岁人群的临床筛查试验,因此无法量化该年龄组筛查带来的获益,只能基于模型来估算。即使是乐观的情况,假设在40至49岁的人群中进行筛查可将CRC发病率降低达50%,计算一下,每10万例结肠镜检查导致3例死亡的危害,也超过了每10万人年可避免3.6例结直肠癌发生的收益。此外,对45至49岁年龄组筛查的成本也会很高。
正如最新报告指出的那样,类癌不是结直肠癌筛查的目标,但这一发现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类癌通常为惰性,比大多数其他癌症类型的预后更好。这项新研究发现,类癌的发病率上升最快的人群是年龄在50至54岁之间的人群,这类人群的筛查已经很普遍了。因此,筛查确定了大多数类癌,代表了多数都是偶然发现的。实际上,很多可能是被过度诊断的肿瘤,这也增加了筛查的负担和危害。
2020年10月,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发布了结直肠癌筛查建议的更新[4],该建议考虑将结直肠癌开始筛查的年龄降低到45岁。自2016年USPSTF指南更新以来,未出现任何新的有力证据可证明50岁以下人群进行筛查的有效性。和2018年ACS指南一样,工作组完全依赖模型估计。上述新报告提供的新数据应促使研究人员重新计算对筛查的益处和危害的估计。
毫无疑问,早发性结直肠癌是一个重要但仍知之甚少的领域。但是,也不应该根据次优数据来制定筛查决策,尤其是当这一建议可能影响数百万人时。ACS在2018年指南中将该建议标记为有条件推荐(B级)。尽管这样看起来比较严谨,但在美国,45至49岁人群的结直肠癌筛查已经增加了50%以上。一些患者不管其推荐强度如何,只会关注指南推荐的内容。许多医疗机构也在不完全了解数据或潜在影响的情况下,迅速遵循了新的指南建议。
结合《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新报告的数据,并考虑到基于建模数据制定指南推荐意见的不确定性,在评估50岁以下人群进行结直肠癌筛查的益处时,应格外谨慎。结直肠癌筛查在年轻成人中的功效,仍不确定,要求进行更严格的临床试验,而不是广泛实施指南推荐。
参考文献:
1. CA Cancer J Clin. 2018;68:250-81.
2. CA Cancer J Clin. 2017;67:177-93.
3. Ann Intern Med. 15 December 2020. doi:10.7326/M20-0068
4.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Draft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5. Ann InternMed. doi:10.7326/M20-7244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梁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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