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通常为阿司匹林联合ADP受体抑制剂,如氯吡格雷、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是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生后的治疗基石。多项临床试验表明,这种联合治疗能显著降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缺血事件复发的风险(包括支架血栓形成)。然而,这种风险的降低是以出血风险的增加为代价的。
2014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指南推荐 氯吡格雷或替格瑞洛用于非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治疗,且更倾向于替格瑞洛。出血风险不高的患者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时可采用普拉格雷。PLATO试验表明,对于有或无血运重建的中到高危缺血患者,替格瑞洛比氯吡格雷获益更大。2020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非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治疗指南优先推荐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作为所有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标准治疗,除非患者有禁忌。
2019年,ISAR-REACT试验将4018名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随机分配到替格瑞洛组或普拉格雷组。结果发现, 普拉格雷优于替格瑞洛,即1年内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发生率更低,且出血风险没有增加。然而,这项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该研究为开放标签设计,样本量不够大,替格瑞洛组的停药率更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替格瑞洛会导致呼吸困难)。ESC指南建议, 对于接受PCI的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考虑使用普拉格雷而不是替格瑞洛。
DAPT治疗的持续时间
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急性冠脉综合征后建议 DAPT至少持续12个月,以下情况例外:急需手术的患者,因心房颤动需要抗凝的患者,其他原因所致出血风险过高的患者,如血小板减少症、肝病或肾病。ESC指南推荐的阿司匹林日剂量为75-100mg,ACC-AHA指南推荐的日剂量为81-325mg。目前,一项临床试验(ADAPTABLE)正在评估冠状动脉疾病患者阿司匹林长期治疗的合适剂量,预计2021年将有结果公布。
当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停止DAPT以进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时, 应该在术后恢复DAPT,但这在术后经常被忽视。因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而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未接受支架)也能从DAPT中获得缺血事件风险降低的益处。DAPT超过12个月可导致缺血事件并发症的风险降低,但出血风险增加。
一项名为DAPT的研究比较了冠状动脉支架术后DAPT治疗30个月和12个月的疗效,结果显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下降幅度大于冠状动脉疾病比较稳定的患者,30个月治疗组的下降幅度也大于12个月治疗组,但30个月组的出血率更高。
PEGASUS-TIMI试验显示,急性心肌梗死后继续使用替格瑞洛治疗超过12个月,可以减少MACCE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冠状动脉解剖结构复杂、患有其他血管疾病或未经治疗的残余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如果出血风险不高,可从较长的DAPT疗程中获益, 特别是在DAPT治疗的1年内没有发生过大出血的患者。
近期的一些试验研究了停止使用阿司匹林继续使用P2Y12抑制剂的策略。例如,TWILIGHT试验比较了3个月的DAPT治疗后,继续采用DAPT(阿司匹林+替格瑞洛)与仅采用替格瑞洛单药治疗的疗效。其中半数以上的患者在接受PCI前曾出现过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1年时的分析显示,与替格瑞洛尔+阿司匹林相比, 替格瑞洛单药治疗的临床出血率较低,并且没有增加缺血事件。
TICO试验显示,在进行3个月的DAPT治疗(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后,与继续DAPT相比, 仅继续使用替格瑞洛单药(不含阿司匹林)的策略,主要终点事件(出血和缺血事件的复合终点)的发生率更低。TICO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性是观察到的事件数量较少,这意味着研究者无法量化对比出血事件减少的益处和缺血性事件增加的风险。
O'Donoghue等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中,DAPT 1至3个月后,停用阿司匹林并继续P2Y12单药治疗可降低出血风险,且不会增加缺血事件风险。目前能够获得的大多数数据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早期高强度的DAPT治疗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安全地降级, 停用阿司匹林并继续使用P2Y12抑制剂,对缺血事件有益,同时能降低出血风险。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DAPT的降级,将更强效的P2Y12抑制剂如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换成氯吡格雷,例如出血风险高或需要口服抗凝剂时。应避免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后或PCI术后的头30天内降级,因为该期间血栓并发症的风险很高。目前还缺乏可以为降级方案提供指导的临床试验证据。
抗凝治疗
目前的临床指南推荐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住院患者进行DAPT和抗凝治疗的联合治疗策略,无论计划采取侵入性还是保守性治疗策略。 依诺肝素、比伐卢定、磺达肝癸钠或普通肝素,是初始阶段(事件发生后48小时内)的I类推荐用药。抗凝剂的选择,需要考虑到早期是否使用侵入性策略以及时机,例如,计划采取侵入性治疗策略的患者,几小时内转到导管室进行PCI,可能最好使用普通肝素或比伐卢定,而计划采取非侵入性策略的患者可能更适合使用依诺肝素或磺达肝癸钠。
对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伴心房颤动的患者,所有的证据都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 短期的三联疗法,然后用P2Y12抑制剂(氯吡格雷)和直接口服抗凝剂(DOAC)进行至少12个月的双重抗栓治疗。AFIRE试验的结果表明,利伐沙班单药治疗可能是房颤伴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长期治疗(PCI或搭桥手术后至少1年)的一个安全选择。
参考文献:
N Engl J Med 2021;384:4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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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过去40年来,早发性结直肠癌(缩写为EOCRC;诊断时年龄<50岁)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超过140%。研究提示,已知的癌症危险因素与EOCRC有关,如饮食、久坐、吸烟和饮酒等。普遍认为,EOCRC从病理、流行病学、解剖学、代谢和生物学上均与晚发结直肠癌不同(LOCRC;诊断时年龄>50岁),因此,对EOCRC的调查、评估和管理不同于LOCRC。一些已知和未知但可疑的风险因素,可能解释了年轻人中结直肠癌发病率增加的原因。行为因素(如饮食、压力和锻炼)经历了代际转变,包括饮食西方化(热量高、营养少)、缺乏体育锻炼,均对结肠健康不利。
肥胖
毫无疑问,全球肥胖人数正在增加,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有21.6亿成年人超重,11.2亿人肥胖。许多研究都探讨了肥胖与EOCRC的相关性,一个合理的假设是,EOCRC发病率的升高是人群平均BMI更高的结果。由于癌变过程长达十年,进一步的假设是,20多到40多岁诊断的癌症,可能是成年之前肥胖的后果。然而,将婴儿肥胖或母亲肥胖与EOCRC联系起来的研究尚未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肥胖与结肠癌相关,但有关肥胖导致直肠癌的证据较弱。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观察到的EOCRC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直肠癌发病率增加引起的。此外,非肥胖者和肥胖者都会发生EOCRC。这些发现都指向一个观点,即还有全球肥胖流行之外的因素导致了EOCRC的增加。更复杂的是,有证据表明,儿童时期限制热量会增加以后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
压力
研究显示,压力不仅会增加本人直肠癌的发生风险,怀孕期间有压力还会增加后代结直肠癌的风险。这个假设的可信度较强,主要理由是:第一,过去40年里,全球性压力增加与EOCRC的发病率增加同步;第二,睡眠减少会导致压力、肥胖和结直肠癌,反之亦然;第三,肥胖与EOCRC有关,而产前压力与后代肥胖有关;第四,社会心理压力增加了糖尿病的风险,而糖尿病与EOCRC有关;第五,压力会导致体力活动减少和饮食习惯恶化;第六,炎症环境、先天免疫、免疫细胞功能和微生物群在压力下会受到损害,而免疫力下降会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压力不仅影响本人,在其后代中也会引起遗传、表观遗传和微生物群的变化,这种代际转移,包括异常DNA甲基化,也与结直肠癌有关。
膳食方式
大量文献一致表明,采用富含红肉、高饱和脂肪、低纤维的西方饮食对结肠会产生不利影响,而更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则能促进结肠健康。西方饮食也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和炎症,越来越多的儿童吃高精制碳水化合物,添加糖、脂肪和动物源蛋白的饮食。西方饮食模式尤其会增加远端结肠和直肠癌的风险,而EOCRC往往也多发生在远端结肠或直肠。
西方饮食模式也被证明与KRAS野生型、BRAF野生型、CpG岛甲基化物表型(CIMP)阴性或低水平以及MSS肿瘤相关。大量EOCRC患者往往是KRAS+、BRAF+ 、CIMP低和MSS肿瘤,因此,将饮食模式与EOCRC分子特征(即EOCRC亚组人群)关联起来,将促进对EOCRC与膳食相关性的进一步研究。
也存在反对将西方饮食与EOCRC联系起来的观点,主要是从流行病学数据出发,即在西方饮食为主的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和传统饮食为地中海饮食的地区(如埃及),EOCRC都在增加。然而,应该考虑到,全球食物供应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传统饮食习惯为地中海饮食的国家,已逐渐采用西方化饮食。
红肉和加工肉
红肉和加工肉类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已被认可,主要基于流行病学研究的证据,特别是在西方化饮食的人群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人群以及儿童中,红肉和加工肉的摄入在增加;研究预测,红肉或加工肉类与EOCRC的因果关系将会被未来的研究所支持。
抗生素
抗生素滥用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除了儿童滥用抗生素问题外,孕期时抗生素间接暴露,也可对婴儿出生后的微生物群产生持续影响。早期抗生素过度使用与包括肥胖在内的多种健康疾病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支持抗生素与结直肠癌之间的相关性。抗生素会影响结肠健康以及增加结直肠癌发生风险的机制在于,短期反复或长期暴露会发生抗生素耐药,并改变肠道菌群,导致促炎症和促致癌后果。多个研究一致表明,婴儿期使用抗生素会增加儿童肥胖的风险。
动物模型支持重度使用抗生素导致胃肠道癌症的观点,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甚至一些研究表明抗生素可以预防结直肠癌,这可能是因为特定微生物(如梭杆菌)会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不同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并不让人惊讶,这也强调了研究需要仔细控制变量,进行科学严谨的设计,考虑到“坏”细菌与“好”细菌,抗生素的类型和剂量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靶向胃肠道的药物,如质子泵抑制剂,与肠道生物失调有关,也可能影响EOCRC的发生。
食物添加剂
过去40年来,农业变化导致了全球和区域性食品质量和品种的重大变化,即能量密集型食物的消费增加(导致肥胖)和营养成分的下降,这些变化导致的健康后果才刚刚显现。此外,一些添加剂是致癌的。食品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成分,从惰性化学物质,到已知致癌物或致癌前物质,如加工肉类中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通过饮用水暴露于硝酸盐与结直肠癌有关,摄入含亚硝酸盐的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也相关。
参考文献: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 17(6):35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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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延龙,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专业方向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参考文献:
[1]丁盛玲.盆底重建术的术前与术后护理体会[J].中国临床保健杂志,2011,14(04):445.
[2] 张志霞,顾雪敏,李怀芳.加速康复外科在盆底重建围手术期中的应用进展[J].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42(06):846-852.
[3]石俊静,职梅,路萍.围术期护理对行盆底重建术治疗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女性患者的干预效果[J].慢性病学杂志,2021,22(06):877-879.DOI:10.16440/j.cnki.1674-8166.2021.06.016.
糖尿病相关的病理过程,包括胰岛素抵抗进展和β-细胞功能恢复,在青少年发病的2型糖尿病中比在成人2型糖尿病中进展更快。这些因素导致血糖控制不佳,并增加早期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风险。
青少年糖尿病注册登记研究表明,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视网膜疾病和周围神经疾病的发病率高于1型糖尿病患者。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2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与终末期肾病长期风险存在负相关关系。
由于缺乏前瞻性数据,制定青少年发病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并发症预防和管理方面遇到了一些瓶颈。对青少年2型糖尿病治疗方案(TODAY)临床试验参与者的纵向随访,积累了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数据,包括危及生命的终末器官损伤情况。近期,研究者报告了这类患者的长期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关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这项多中心临床试验从2004年到2011年纳入患者,评估三种治疗方法(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罗格列酮、二甲双胍+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对青少年发病的2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试验结束后,参与者进行二甲双胍±胰岛素治疗,并被纳入观察性随访研究(从2011年到2020年),本文就报告了这项随访研究的结果。每年随访时会对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神经疾病进行评估;视网膜疾病进行了两次评估。
临床特征
在研究结束时,从2014年3月到2020年1月接受评估并被纳入分析的500名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 26.4±2.8岁,诊断为糖尿病的平均病程为 1 3.3±1.8年。
研究显示,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随着时间推移在增加,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在非糖尿病范围内(<6%[48mmol/mole])的参与者占比,基线时为75%(即纳入临床试验时),15年时(即随访结束时)为19%。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至少为10%的参与者比例,在基线时为0%,15年时为34%。
BMI从基线开始上升(在3-9年时达到高峰),随后逐渐下降;总体的BMI中位数仍在35.0-37.5的范围内。研究结束时,参与者正在服用的糖尿病药物仍然主要是胰岛素和二甲双胍,在最后一次随访时,近50%的参与者服用这两种药物;超过四分之一的参与者没有服药。
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基线时高血压的患病率为19.2%, 15年中的累积发病率为67.5%。20.8%的参与者在基线时存在血脂异常, 15年的累计发病率为51.6%。不同的治疗方案组中,高血压或血脂异常的发病率没有差异。
肾脏、神经和视网膜病变
基线时肾脏疾病的患病率为8.0%, 15年的累积发病率为54.8%。基线时,1.0%的参与者有神经疾病, 15年的累计发病率为32.4%。视网膜疾病一共被评估了两次,使得无法确定累积发病率。在第一次评估时(2010年或2011年),13.7%的人有非常轻微的非增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7年后(2017年或2018年),51.0%的人有眼部疾病,包括8.8%的人有中度至重度视网膜变化,3.5%的人有黄斑水肿。
微血管并发症的累积发病率,在9年时为50.0%,在15年时为80.1%。微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包括少数民族、高糖化血红蛋白水平、低胰岛素敏感性、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不同的治疗方案组中,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整体并发症的情况
在最后一次随访时,677名参与者中的270人(39.9%)没有糖尿病并发症,215人(31.8%)有一个并发症,144人(21.3%)有两个,48人(7.1%)有三个。在单因素分析中,与并发症累积发生风险增加密切相关的因素是 高血糖、高BMI、低胰岛素敏感性、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所有心脏、血管和脑血管事件的发病率为3.73/1000人年;有17起严重的心血管事件(心肌梗死[4例],充血性心力衰竭[6例],冠状动脉疾病[3例],和卒中[4例])。所有眼部疾病事件的发病率,包括60个晚期事件,为12.17/1000人年。所有肝脏、胰腺或胆囊事件的发病率为6.70/1000人年。所有神经事件的发病率是2.35/1000人年。所有肾脏事件,包括终末期肾脏疾病,发病率为0.44/1000人年。有6例死亡报告(心肌梗死、肾衰竭、药物过量和败血症各1例,败血症并多器官衰竭2例)。
讨论分析
这项前瞻性纵向研究表明, 糖尿病相关并发症在青少年发病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很早就出现了,而且风险在不断积累;研究中60.1%的参与者至少发生了一种微血管并发症。此外, 28.4%的参与者有两种或以上的糖尿病并发症;在这些参与者中,诊断糖尿病的平均病程为13.3年。尽管参与者的年龄较小,但还是发生了严重的心血管事件。
微血管并发症,包括糖尿病肾病,影响到大约25%的1型糖尿病持续时间超过10年的年轻人。儿童发病的糖尿病并发症流行病学研究显示,1型糖尿病持续时间为25年,糖尿病肾病的累积发病率为32%。
关于2型糖尿病,UKPDS研究显示,10年后中度白蛋白尿的发病率为25%,此后每年发病率增加2%,在最初诊断后25年,糖尿病肾病的累积发生风险估计为55%。在DPP研究中,2型糖尿病成年参与者的复合微血管结局(肾脏、神经和视网膜疾病)的发病率为12.3%-14.4%。
青少年发病的2型糖尿病并发症高发的原因尚不清楚。在这个队列人群中, 并发症的累积风险与高血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密切相关。不幸的是,青少年发病的2型糖尿病对现有疗法的反应并不理想,由于年龄和特有的社会经济因素,在患者依从性和管理方面也面临重大挑战。
FDA批准用于青少年发病的2型糖尿病的药物只有 二甲双胍和胰岛素,最近增加了 GLP1受体激动剂。SGLT2制剂可以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和肾脏疾病进展,但FDA尚未批准用于青年2型糖尿病, SGLT2抑制剂和GLP1受体激动剂是否会对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产生心脏保护和肾脏保护作用尚不清楚。
减重手术是对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一种紧急干预措施,可使大多数患者的体重持久下降,血糖控制得到改善。TODAY研究小组和青少年减肥手术纵向评估(TeenLABS)的联合数据显示,减重手术对血糖和非血糖结果的影响比药物治疗更大。
参考文献:
N Engl J Med. 2021 Jul 29;385(5):416-426.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肖靖,2009-2012年就读于301医院内分泌学硕士,2012年毕业后工作于北京博爱医院内分泌科。
输卵管是一个中空的管腔,精子与卵子在输卵管相遇形成受精卵,如果输卵管出现一些问题,影响精子与卵子相遇形成受精卵,就会造成不孕,那输卵管迂曲是否可以怀孕呢?
输卵管迂曲,一般会引起输卵管腔狭窄,但精子与卵子还是有相遇的可能,只是几率没有输卵管管腔正常的高,所以,单纯输卵管迂曲,没有管腔堵塞,是可以怀孕的,只是受孕率低。输卵管迂曲会使输卵管妊娠几率增高,这是因为精子与卵子形成受精卵后,要通过输卵管自身蠕动把受精卵运回到宫腔着床,但由于输卵管迂曲,管腔狭窄,受精卵运行速度减慢,在没有运到宫腔就已经到了着床的时间了,只能在输卵管着床了,就形成输卵管妊娠了,输卵管妊娠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患者是有危害的。
如果输卵管迂曲,同时伴有输卵管伞端僵硬、上举,常见于输卵管积水。子宫内膜异位症造成周围粘连,也能引起,这种情况输卵管管腔不但狭窄、输卵管伞部的拾卵功能也会丧失,所以,一般会引起不孕,这种情况可以做宫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术后最早怀孕,如果手术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能自然受孕,可以通过辅助生育技术来要宝宝。
所以,单纯输卵管迂曲有怀孕几率,但几率低,还有发生宫外孕可能,输卵管迂曲同时伴有输卵管堵塞、伞端功能丧失不能怀孕了。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可切除性局部晚期直肠腺癌(LARC)的综合治疗已成为常规策略,成功延长了患者生存期。近年来,一刀切的治疗策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对新辅助治疗与肿瘤长期预后相关性的认识提高,个体化治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来治疗方法迅速发展,使得临床II期(T3-T4, N0)和III期(Tany, N1-N2)直肠癌的治疗有了多种选择。当前的前瞻性试验聚焦研究疾病复发和远处转移的主要治疗策略,此外,直肠器官保留是一个有前景和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重点。
辅助化疗
辅助化疗(ACT)仍然是指南推荐的LARC综合治疗中的一种方法,预期目标是根除微转移性疾病。然而,对所有新辅助放化疗和TME(直肠系膜全切除)术后的临床II期和III期直肠癌患者采用ACT,支持这一建议的数据仍有限,因此 常规应用ACT仍存在争议。
事实上,ACT用于LARC患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结肠癌大型试验的获益外推的,这些试验评估了5-氟尿嘧啶(5-FU)和奥沙利铂在淋巴结阳性结肠癌中的作用。也有一些随机试验评估了ACT在直肠癌患者中的作用,然而,大多数试验都有显著局限性,例如放疗和化疗方案存在差异以及对预定治疗策略的依从性不佳。这些试验显示,与观察组相比,新辅助放化疗后接受ACT的患者,并未显示生存获益或无病生存期(DFS)的改善。
ADORE试验根据病理学将接受过新辅助放化疗的高危患者(ypT3-ypT4或ypN阳性)随机分配接受5-FU+亚叶酸钙或叶酸、氟尿嘧啶+奥沙利铂(FOLFOX)辅助治疗4个月。FOLFOX组的6年DFS得到改善(68% vs 57%),然而,这一获益仅在III期患者中明显,II期患者不明显。尽管DFS有所改善,但6年OS(总生存率)并无差异(78% vs 76%),提示 只有某些亚组患者可能受益于以奥沙利铂为基础的ACT辅助疗法。
进行放化疗和TME之后,是否应该对所有患者或特定患者给予ACT仍是一个争论话题。除此以外, 化疗的最佳持续时间也不清楚。常见的策略是,2个月的5-FU为基础的化疗加放疗,之后进行4个月的FOLFOX辅助化疗,即累计6个月疗程的化疗。这一疗程是基于MOSAIC试验的结果,即6个月的FOLFOX方案可作为淋巴结阳性结肠癌的治疗标准。近期的IDEA协作研究中,探讨了结肠癌较短时间辅助治疗的策略,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影响直肠癌化疗的持续时间。
在许多直肠癌试验中,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 ACT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差。在EORTC 22921试验中,57%的患者没有接受或未完成预期的ACT疗程。其他研究报告,只有61%的患者接受了术后化疗。
新辅助化疗
理论上讲,新辅助 INCT(诱导化疗)具有许多优势,目前已被NCCN指南所接受。手术之前早期应用细胞毒化疗有可能消除肿瘤的隐匿性微转移。对化疗的反应也可以帮助定义预后良好或不良的患者组,并预测对放疗的反应。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考虑,也有研究显示,INCT肿瘤缩小和降期的作用可增加pCR率,有可能扩大适合直肠器官保留的患者比例。
在放(化)疗后、手术前进行 巩固化疗(CCT)可能导致局部受损但同时也可能会改善患者生存,患者对细胞毒性化疗的敏感性增加,从而防止肿瘤复发并改善预后。与INCT相似,CCT也可增加cCR和pCR率,但与DFS和OS改善的直接相关性尚不确定。
OPRA试验直接比较了INCT和CCT,结果显示CCT组的三年直肠器官保留率更高(58%vs 43%;P = 0.01)。但是,INCT和CCT组的3年DFS和无转移生存率无差异,3年DFS率分别为78%和77%,3年远处无转移生存率分别为81%和83%。2019年发表的CAO/ARO/AIO-12试验比较了INCT与CCT,显示CCT组的pCR数值更高(25% vs 17%)。 在新辅助治疗中添加化疗是否会改善OS尚无定论,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但很明显,pCR率增加了,而且可为相当多的LARC患者提供器官保留的可能性。
新辅助放射治疗
早期的随机试验显示出术后放化疗对OS、DFS和局部控制的益处,随后一项德国试验奠定了50.4Gy(25-28分割)术前放化疗可用于LARC。尽管高质量的直肠MRI已得到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过度分期从而接受了不必要的新辅助放化疗。ESMO指南推荐早期风险和中等风险的直肠癌患者最好仅进行直肠切除来治疗,避免骨盆放疗的毒性。
最佳放疗方案仍有很多争论。尽管长程CRT是常用策略,但 术前短程放疗(SRT)也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无需同时进行化疗。采用非最佳直肠手术(即未采用TME)的一项研究中,SRT改善了肿瘤学结局,后来在TME手术的随机试验中也得到证实,这项开创性的荷兰试验显示,与单纯手术相比,加上SRT的局部复发风险降低了50%;两组间的OS无明显差异。
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SRT和CRT治疗II期和III期直肠癌的疗效,5年DFS或OS无差异,但相比SRT组,CRT组的局部复发率降低。从现有证据看来,尽管首选的新辅助放疗方法尚不完全清楚,但与CRT相比,SRT成本更低,对患者更友好,并且3级和4级急性毒性发生率较低,因此可以提高依从性。
外科手术的时机
即使新辅助治疗取得较大进展,但要想治愈不可避免需要手术切除。不完整的TME将导致直肠系膜组织残留,存在潜在疾病,从而导致盆腔局部复发。关于手术时机, TME通常被推荐在SRT的1周内或放化疗后6-8周内进行。GRECCAR6试验报道,与7周间隔相比,放化疗后11周间隔与更高的术后并发症相关。但其他大型研究没有显示出时间间隔与手术并发症的关系,因此,延长时间间隔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CA Cancer J Clin. 2021 Feb 16. doi: 10.3322/caac.21661.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各种体育运动锻炼,尤其是在激烈的足球,篮球等运动时,不慎受伤的情况下会出现膝关节的疼痛,弹响,交锁等症状。很多患者会以为自己是否骨折了,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损伤了半月板,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引起膝关节疼痛的一种疾病--半月板撕裂。
膝关节是人体众多关节中结构最为复杂,使用频率最高的大关节,嵌于大腿骨与小腿骨之间,有一块纤维软骨,因为外形弯弯的圆圆的,类似半月形,所以叫半月板。在内侧的为内侧半月板,呈 C 型,在外侧的为外侧半月板,呈 O 型。就像一块具有弹性的软垫,弥补大小腿之间的不对称,增加了关节的稳定性和匹配性,减轻震荡冲击。运动时半月板位置随着运动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如屈曲膝关节,半月板滑向后,伸直膝关节,半月板滑向前,在半屈位旋转时则一个滑向前,另一个滑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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