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艾滋干预”的尴尬两年

　　不同于城镇，市区内的工作重点在于众多的娱乐场所。2003年开始，和平区卫生防疫部门培训了30名队员，深入歌厅、酒店等服务场所，对那里的服务员进行行为干预。到目前为止，这30个队员已经对区内455家场所进行了干预工作，有283人接受了HIV检测。

　　“扎耳朵眼、纹身能感染艾滋病吗？”高危人群干预队的成员朴敬玉总结，向娱乐场所的服务员等高危人群传播、讲解预防艾滋病要很讲技巧，比如，什么样的开场白能引起她们的兴趣。2003年末，西塔卫生服务中心的朴敬玉成为高危人群干预队的一名成员。这些干预队员除担任原来医院的工作以外，需要利用休息时间，进入西塔地区的各大KTV、宾馆、酒店，向娱乐场所的服务员们做基础问卷调查、讲解如何预防艾滋病、发放安全套……卫生系统内部形象地将她们所做的工作叫做“外展”。

　　两年内“干预”遭拒千百次

　　进入60家娱乐场所，建档41家，其他的娱乐场所“我们连门也进不去”

　　这个听起来、做起来都新鲜的“外展”工作，曾险些因“太难了”而夭折。昨日，朴敬玉对记者说，“最开始都不想干了，后来才慢慢变得有信心。”

　　最初娱乐场所门难进

　　记者在《外展服务工作档案》中看到，开展该工作两年来，干预队员进入西塔地区的KTV、酒店、宾馆共有60家，其中得以建档的有41家，朴敬玉介绍，其他的娱乐场所“我们连门也进不去”。数据显示，在2003年末到2005年3月14日期间，先后共发放安全套6000枚，免费就诊卡3000张，健康宣传手册5000份，采血检验128人。仅今年6月份，西塔卫生服务中心的干预队员就先后到5家娱乐场所进行了每家2次的防治性病知识讲座，发放安全套60枚、免费就诊卡30张、健康宣传手册75份。朴敬玉回忆，在工作初期，她们进入延边街一个大型KTV时遭到驱逐，答复十分明确，“我们这是正经地方，没那种病。”之后，这样的情景多次出现。“已经记不得被拒绝多少次了，少说也有千八百回吧。后来说是做生殖健康知识及妇科病防治知识普及的，这才有机会与经理长谈。服务中心又为经理提供免费体检等等，才使经理对干预队员完全信任理解。”朴敬玉介绍，该店经理充分理解后，同意由干预队员对女服务人员做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培训，免费抽血检验……这件事的一波三折以至最终成功，使朴敬玉信心倍增。

　　进了门还要学会沟通

　　即使打通了老板的关节，怎么与服务人员交流沟通，还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和平区卫生局防疫科焦光辉科长介绍说，干预队员们每周都要开交流会，每月参加一次培训。培训内容细化到与女服务人员谈话时用什么语气、用什么眼神看着对方、如何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作为她们的朋友身份出现的……焦科长强调，“人们有个根深蒂固的认识，认为得艾滋病的都是有道德问题的人。这种情况下，哪个娱乐场所的老板也不会让我们进去对他的服务员进行干预。人家都说，我们这儿没‘小姐’，你们给我们讲这东西是啥意思……”这个观念干预队员首先需要自身转变。

　　高危人群需要我们来讲解

　　很多女孩连最基础的预防艾滋病知识都不清楚，自我保护意识仅仅局限在“避孕”的层面上

　　事实上，娱乐场所的服务人员被视为高危人群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些服务员自我保护意识差

　　“她们的性病、艾滋病知识非常匮乏，有些21岁、22岁的小女孩儿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无知，让我们这些医护工作者心里很不好受。”朴敬玉说，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一名队员为某酒店的女服务员讲解防治艾滋病常识，告诉女服务人员如果有性行为，一定要使用安全套，一名女服务员当场反驳：“不用安全套，我带节育环了……”朴敬玉表示，很多年轻女孩，特别是文化层次较低的人群，连最基础的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都不清楚。她们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仅仅局限在“避孕”的层面。在为某KTV女服务人员采血检验后，70多名自愿参与检验的人群中检查出两例梅毒患者，她们之前的想法很天真，工作几年后赚钱了，做个处女膜修复，然后回家嫁人……但她们并不知道，梅毒病可能引起不孕。

　　从逃避问题到主动提问

　　朴敬玉说，由于这些高危人群的流动性极强，往往前一次去讲授了一些知识，当第二次有计划地讲授其他知识时，计划得打乱，因为她们都已经全变成新面孔了……这无形中增加了在高危人群中传播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工作难度。令朴敬玉感到兴奋的是，在一个月前她第二次前往某娱乐场所讲授知识时，一位年轻女孩终于主动对一些病症提问，并建议：下次再来讲授，多讲点妇科知识行吗？行啊，怎么不行呢？“工作到现在2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高危人群的确需要我们来讲解。”朴敬玉告诉记者，西塔地区的多数娱乐场所都不同程度地理解并支持着这项工作，但一些外籍老板开设的娱乐场所依然无法找到突破口，这可能需要行政部门的介入和帮助。

　　“不理解”是最大阻力

　　“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普及艾滋病知识，控制艾滋病对社会的危害。我们是和公安部门互相配合的单位。”7月4日下午，记者走访了西塔地区4家大型KTV、迪厅、洗浴中心等场所，他们对和平区卫生局的防艾干预工作的看法各有不同，相同的是，对艾滋病一词的警觉和谨慎。

　　老板反复强调歌厅合法

　　某KTV歌厅，靠门口的沙发上坐着两位年轻女孩，“是这儿的服务员吧？和平区卫生局来这里进行过关于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吗？”记者坐在一个黑衣女孩身边问。女孩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你问×哥吧。”×哥是该歌厅老板，明白记者来意后，他表示干预队员的确来给这里的服务员“讲过课”，同时他反复强调：“我们这都是合法的，不然不就被封了吗？反正我们这也没啥，他们来讲艾滋病就讲，我们也不怕。”就在这家KTV对面的迪厅，一位姓王的男服务员说：“不清楚有卫生局的来讲过关于防艾滋病的事儿。”同时他表示：“给服务行业讲这个（防艾）能理解，也能去听，没什么不好的。”另一家大型洗浴中心的女负责人只是说，“讲防艾滋病的来过。”其他便不再多说一句。

　　取得边缘人的信任是挑战

　　和平区卫生局防疫科科长焦光辉说，“高危场所服务人员是我们防治的主要对象之一，而这些人群大多处在灰色地带，我们的干预队员要对这个人群进行艾滋病防治，进行超前干预，就必需取得这些边缘人的信任。这和治疗艾滋病同样是个挑战。”防艾实验区里最大的工作困难就是“不理解”，焦说，不理解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公安抓‘小姐’，干预队员怎么和这些人交往？而最不理解的当然是娱乐场所的老板。”焦光辉在办公桌里翻出一个小册子，里面写着吴仪副总理的一段话：“要充分认识到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与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焦光辉自己的理解是：“我们的社会目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普及艾滋病知识，传播科学，从另一个层面控制艾滋病对社会的危害。我们其实是和公安部门互相配合的单位。”目前，像和平区这样的防艾实验区已有127个，一直皱着眉的焦光辉笑着说：“这是我们国家各级政府重视防艾的结果，现在我们沈阳的政府领导也把防艾放到‘和谐社会’这个高度来看，这对防治艾滋病来说有很大的意义。”采访结束后，焦光辉说，希望本报把和平区自愿咨询检测电话公布给读者，以便让更多人可以得到免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