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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腹痛真的是肠系膜淋巴结炎吗？#科学育儿

血红蛋白正常可以排除贫血，这个倒是比较客观的指标。血红蛋白及红细胞比积等指标的结果，主要是用来判定各种性质贫血（大细胞性、正细胞性、小细胞性等），血红蛋白等结果正常，基本可排除贫血的诊断。需要提醒的是，在急性失血的早期，可能会有血红蛋白暂时“正常”的假象。

血小板正常，可以初步排除血小板减少等相关血液系统疾病。特发性血小板减少、脾亢、血液病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均可引起血小板减少，血小板正常可初步排除这些疾病。血常规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检验方法，广泛用于术前检查、一般常规检查和内科疾病的辅助诊断等，但其结果必须结合临床病史才更有意义。

乳腺癌的风险因素有些可改变，有些不可改变。其中许多风险因素，如体重、锻炼和饮酒等，都属于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危险因素，是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乳腺癌高危人群可采取的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乳腺癌高危人群来说，如果乳腺癌风险主要是由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驱动的，比如遗传家族史、乳腺密度高或良性乳腺疾病史，除了改变生活方式外，还需要考虑其他预防性治疗措施（如预防性手术），以降低他们的乳腺癌风险。

乳腺癌高危人群的一般建议

有或没有遗传易感性的女性

乳腺癌高危女性可分为两个亚组，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和没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在这两类群体中，对乳腺癌风险的认知、心理影响、干预措施接受程度都不相同，因此必须采取 个体化预防策略。

多学科管理模式

对高危女性的干预措施很多都程度较大，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减少乳腺癌风险的预防性手术。因此，需要一个多学科小组进行管理，包括临床遗传学家、放射学家、心理学家、专业护士、乳腺外科医生、妇科医生和整形外科医生等。

生活方式改变

乳腺癌高危女性很多会选择预防性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替代生活方式改变，即使采取了主要的预防性干预措施，乳腺癌的一些残余风险仍然存在。应在随访期、术后复诊时，与患者讨论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性。

药物预防措施

他莫昔芬等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和芳香化酶抑制剂(AIs)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主要药物。这两类药物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都有一定的作用。纳入3000多名参与者的9项III期试验的强有力证据显示， SERMs可使乳腺癌发病率降低约38%。

两项大型III期试验，IBIS-II和NCIC-MAP.3分别评估了阿那曲唑和依西美坦作为乳腺癌预防性治疗的效果，结果显示， AIs可降低至少50%的乳腺癌发病率，不过，这些益处仅限于预防ER阳性乳腺癌。主要的指南，如英国NICE指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指南、NCCN指南等，都建议医生与乳腺癌高危女性共同讨论预防性治疗策略。

长期获益

IBIS-I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中位16年)值得关注，结果显示， 他莫昔芬在治疗后可持续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有益作用在0-10年和10年后相似。这种较长的治疗后获益对预防性治疗策略有重要意义，而且副作用一般仅限于积极治疗期间。

有高危病变的女性获益更大

NSABP-P1试验显示，与试验中的总人群相比， 他莫昔芬对有非典型性增生女性的预防作用更大(乳腺癌风险降低：86% vs 49%)。在IBIS-II试验中，与无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相比，预防性使用阿那曲唑可使有小叶原位癌(LCIS)、非典型性增生、乳腺增生的女性获得更大的益处。然而，在NCIC-MAP.3试验中，患有LCIS或非典型性增生的女性使用依西美坦获得的益处，与不伴有这些疾病的女性没有显著差异，不过该试验的中位随访时间更短，导致亚组分析的事件更少。 预防性治疗措施对有癌前病变/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有更大的作用，可能也与他莫昔芬有长期持续性疗效有关。对AIs试验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将有助于探索这方面的问题。

对死亡率和肿瘤亚型的影响

没有一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试验是以乳腺癌事件或全因死亡率为终点设计的，因此，对死亡率的影响，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这些试验中发生的乳腺癌数量很少；由于乳腺癌存活率较高，乳腺癌死亡人数更少。此外，乳腺癌事件发生后的随访时间也不够长，如随访时间最长的IBIS-I试验的随访时间只有8年左右。对于ER阳性乳腺癌，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才能看到有意义的生存差异。

SERMs试验中观察到ER阴性肿瘤略多(160 vs 131)。目前，在AIs的试验中没有观察到这种差异性结果。 在不同肿瘤分期、不同淋巴结状态和不同肿瘤大小的亚组中，没有观察到他莫昔芬的疗效有显著差异。

研究显示在 预防ER阴性肿瘤方面缺乏益处，或此类肿瘤的发生率更高，应是BRCA1突变携带者使用他莫昔芬作为预防治疗的重要关注点，因为在这些女性中发生的乳腺癌，几乎有三分之二是ER阴性肿瘤。在BRCA2突变携带者中，这种担忧要更少。NSABP-P1试验的数据基于极少量的事件，显示他莫昔芬的获益似乎仅限于BRCA2携带者，BRCA1携带者缺乏获益。

手术预防 vs 药物预防

手术预防和药物预防的重要区别在于风险降低的程度和可逆性/不可逆性，药物预防可以灵活进行，在出现副作用时可以停止，但手术干预是不可逆的。

乳腺癌高危女性群体由2个亚组组成：已知有基因突变的女性和没有高危突变的女性。前一类人的高危状态往往在更早的时候就被发现，终身风险估计往往比后一组高得多。在监测一段时间后， 在适当的年龄进行手术降低风险往往是高危基因突变携带者的首选干预措施。然而，这段监测期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实施药物预防性治疗的机会。年轻的BRCA1突变携带者预防性使用SERMs仍存在顾虑，然而，这种顾虑不应妨碍对其他突变携带者进行个性化预防。

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术（BRRM）对没有突变的高危女性的益处尚未得到证实，对侧降低风险的乳房切除术(CRRM)也未被证实能为这些高危女性带来风险降低或生存的益处。许多这样的女性在40多岁时被归入高危类别，可能接近绝经年龄，这就增加了预防性治疗的选择，包括在绝经后不久开始进行更有效的AIs预防性治疗；也可以根据对副作用的耐受性/个人偏好来选择预防措施。因此， 对于没有已知基因突变的高危女性，药物性预防可以作为预防性干预的首选。

参考文献：
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 2020; 65: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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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传统抗癌治疗方法，如蒽环类药物和放射治疗，已被证明存在心血管毒性。随着更多癌症治疗药物的上市和广泛使用，这些药物的心血管毒性也逐渐显现。下文对目前已广泛应用的新型癌症疗法的心血管毒性进行了总结，也能为心血管医生提供一些管理策略。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是一种新型抗癌药物，2011年，首个相关药物伊匹单抗（CTLA-4抑制剂）上市，用于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对此药有应答的患者中，生存率比既往其他疗法都要高，促使更多ICI药物的研发。目前，除了伊匹单抗外，还有3种PD-L1抑制剂(阿特珠单抗、阿利库单抗和德瓦鲁单抗)和3种PD-1抑制剂(纳武单抗、派姆单抗和塞米普利单抗)。这些药物目前正在单独或联合应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

ICI的心血管副作用包括 心肌炎、心包炎、血管炎和心律失常。对包含7个学术中心的WHO药物警戒数据库系统(Vigilyze)中超过1600万药物不良反应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 ICI治疗患者中，有0.3-1.2%的人发生了心肌炎。尽管发病率较低，但心肌炎的病死率很高，为39.7%。

目前，没有办法预测心肌炎的发生，但对包括19217名患者的112项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使用CTLA-4抑制剂+PD-1或PD-1抑制剂的患者中，心肌炎的发生更为常见。在有心血管疾病或已知危险因素的患者中，心肌炎的发病率并未增加。根据VigiBase数据库，心肌炎常在7天内发生，但也可在治疗期间任何时间发生，并常伴有骨骼肌肌炎或重症肌无力。当怀疑心肌炎时，可以利用肌钙蛋白水平和心电图以及心肌活检或心脏磁共振成像进行确诊。 使用大剂量类固醇和停用ICI是标准的治疗策略。

据报道， 心包炎也与ICI治疗有关。与心肌炎相似，根据VigiBase药物数据库中ICI治疗患者中31321例不良事件的数据，心包炎通常在30天内发病，病死率为21.1%。治疗包括 停止ICI治疗并使用秋水仙碱和非甾体抗炎药。心包积液的处理应基于积液的严重程度和是否存在心包填塞。

血管炎是ICI治疗的另一种心血管副作用，可影响任何大小的血管，颞（巨细胞）动脉炎和大动脉炎最常见。血管炎的发病晚于心肌炎或心包炎，通常在55天内发病，病死率较低，为6.1%。治疗策略包括 停止ICI治疗，并立即使用类固醇，使用剂量要根据血管炎的严重程度决定。

ICI治疗也可能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包括室上性心动过速、房颤、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和室性心动过速。治疗应遵循指南，在心脏传导阻滞或室性心动过速的情况下，会出现其他潜在的心脏问题，如发生心肌炎。

CAR-T治疗

首个CAR-T细胞疗法Kymriah于2017年8月获FDA批准，随后不久又批准了Yescarta，目前被批准用于成人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以及其他类型的白血病和淋巴瘤。目前有多项研究正在评估其在多发性骨髓瘤以及实体瘤(如卵巢和肝细胞癌)中的应用，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

CAR-T细胞治疗可导致几种心血管毒性副作用。 心律失常是CAR-T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特别是房颤和QTc间隔延长。虽然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有人认为心律失常的发生可能是细胞因子对传导系统直接作用的结果。

治疗的重点是 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必要时进行复律或除颤，同时对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进行标准治疗，包括支持治疗、使用托珠单抗和/或静脉给予类固醇。鉴于白细胞介素-1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它已成为一个潜在的治疗靶点；IL-1抑制剂，如阿那白滞素，可能在CRS相关心律失常的治疗中发挥有益作用。

雄激素剥夺疗法

2006年，Keating等对73000多例医保患者数据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动剂的男性患者中，糖尿病、心肌梗死和猝死的发生率增加。这些发现令人担忧，但后来的小型研究发现，这种不良影响似乎仅出现在具有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的个体中，而且，观察性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的各种荟萃分析的结果相互矛盾。也有研究发现，雄激素剥夺疗法(ADT)会增加高血压、高胰岛素血症、高胆固醇血症的发生，导致脂肪增加，这些都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ADT治疗可能导致 QT延长。有研究分析了VigiBase数据库中接受ADT的患者数据(n=335)，发现ADT治疗与获得性长QT综合征、尖端扭转或猝死的相关性。在所审查的药物中，与其他ADT药物相比，恩杂鲁胺的死亡率更高。治疗前列腺癌患者的医生必须意识到心血管风险，并在ADT治疗期间和之后努力优化心血管风险因素。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VEGF)

VEGF抑制剂可导致心肌病、血栓形成和肾功能不全， 最常见的心血管毒性是高血压。对超过1000名患者进行的荟萃分析以及I期、II期和III期研究数据显示，VEGF抑制剂相关高血压的总体发生率在20-90%，具体发生率取决于所使用的药物。VEGF抑制剂使用后24小时内可检测到血压升高，通常在数天至数周内达到稳定状态。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剂量也会影响血压，例如，贝伐珠单抗对血压的影响相对一致，而舒尼替尼治疗期间会导致血压波动。

针对VEGF抑制剂相关高血压的治疗建议，要进行治疗前的风险评估，评估患者基线血压、心血管危险因素、心血管疾病证据或亚临床器官功能障碍。在VEGF抑制剂治疗的 第一个疗程，应每周监测血压，治疗期间每隔几周监测一次。证据支持使用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和钙拮抗剂，这些药物联合使用可以控制大多数人的血压。

参考文献：

J Thromb Thrombolysis. 2020. doi: 10.1007/s11239-020-02263-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在成年人中，睡眠时间短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已得到充分证实，睡眠时间短也与成人代谢综合征有关，这并不意外，因为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有关（如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而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与心血管疾病，各研究则显示出不一致的结果。下文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心血管风险因素（包括超重/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糖代谢异常、炎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总结。

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

7项荟萃分析的总结分析显示，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风险增加，相关性的OR（比值比）或RR（相对危险度）在1.30到2.23之间。有4篇综述和2项荟萃分析发现，在2-19岁儿童和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或BMI升高的可能性增加，但由于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得出因果关联的结论。之后的一篇综述纳入了2篇纵向研究，显示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显著关联，但再之后的3篇综述则表明，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或BMI升高显著相关。

各研究之间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收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有所不同；两项纵向研究显示，较小儿童（3-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有关联，而另外两项纵向研究则显示，较大儿童（12-1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关，提示青春期可能对这种关联有调节作用。

总的来说，最新进行的这项荟萃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肥胖相关指标增加具有相关性。然而，性别和年龄不同，结果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睡眠时间与血压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睡眠时间每减少1小时，收缩压升高0.33mmHg，舒张压升高0.21mmHg；另外一项研究则纳入了21150名10-18岁儿童，显示与睡眠充足相比，睡眠时间不足与血压高显著相关。

在Matthews等的分析中，发现血压与睡眠时长以外的其他睡眠指标（如睡眠质量差）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研究强调指出，其他睡眠特征（例如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质量）以及一些因素（例如活动，久坐时间和青春期）可能在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长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联中起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诸多横断面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和血压升高之间的联系。然而，绝大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缺乏对潜在混杂变量的调整，无法得出睡眠时间短与血压升高之间的因果关联。

睡眠时间与血脂异常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没有相关性。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同样，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设计，并且睡眠时间经常是自我报告或父母报告的。因此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睡眠时间与糖代谢异常

2017年，一项综述分析了客观测量的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的关系，结果显示，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指标HOMA间是负相关或U型相关关系。同一年，另外一项系统评价发现，0.5-19岁儿童青少年的睡眠时长和血糖稳态指标无关。

总体而言，最新的荟萃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睡眠时间和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可能是U型关联，而睡眠时间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联尚不清楚。在评估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时，还要考虑肥胖指标（如BMI或腰围）的作用。

睡眠与代谢综合征

有15篇文章对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4项研究结果显示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显著相关，1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短可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10项研究则未发现相关性。

1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在3843名7-18岁的学生中，与长睡眠时间（>8小时）相比，短睡眠时间（≤8小时）的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在一项针对1014名平均年龄约为13岁的儿童的横断面研究中，与长睡眠时间（>9小时）相比，正常睡眠时间（7-9小时）的儿童，代谢综合征风险降低。提示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之间可能呈U型关联，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增加儿童和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讨论

未来研究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为了更好地评估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的队列研究，足够大的样本量。其次，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一些联系可能是U型的（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是有害的），尽可能准确地评估睡眠时间很重要，例如，通过使用活动监测器来评估睡眠时间。

第三，在分析睡眠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影响时，除了单独测量睡眠时长外，还应考虑其他睡眠特征，如非快速眼动和快速眼动阶段、周末补觉、白天小睡、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连续性等。第四，考虑到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第五，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对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分析中应考虑到，如青春期、肥胖、睡眠呼吸暂停、体育活动等。

第六，睡眠时间短可能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抑郁和焦虑，这些情况也应该在分析中考虑。第七，应开展可改善睡眠时间干预措施的随机对照试验，以证明其对心血管健康的因果影响。然而，在大量参与者、长期随访等前提下，进行此类随机对照试验显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总结

最新的分析发现，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肥胖以及血压升高存在关联，但与血糖稳态、血脂之间的相关性还不太确定。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很弱。研究结果支持将改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作为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的潜在手段。未来应该多做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客观方法评估睡眠时间和睡眠模式（例如睡眠监测），并考虑到各种潜在的混杂因素。

参考文献：

Sleep Med Rev. 2020 Oct; 53:10133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