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安庆市迎江区红旗社区卫生服务站,成立于2016年,位于安徽省安庆市,业务范围是“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中医科”。该社会组织注册资金10万人民币。
过去40年来,早发性结直肠癌(缩写为EOCRC;诊断时年龄<50岁)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超过140%。研究提示,已知的癌症危险因素与EOCRC有关,如饮食、久坐、吸烟和饮酒等。普遍认为,EOCRC从病理、流行病学、解剖学、代谢和生物学上均与晚发结直肠癌不同(LOCRC;诊断时年龄>50岁),因此,对EOCRC的调查、评估和管理不同于LOCRC。一些已知和未知但可疑的风险因素,可能解释了年轻人中结直肠癌发病率增加的原因。行为因素(如饮食、压力和锻炼)经历了代际转变,包括饮食西方化(热量高、营养少)、缺乏体育锻炼,均对结肠健康不利。
肥胖
毫无疑问,全球肥胖人数正在增加,到2030年,全球预计将有21.6亿成年人超重,11.2亿人肥胖。许多研究都探讨了肥胖与EOCRC的相关性,一个合理的假设是,EOCRC发病率的升高是人群平均BMI更高的结果。由于癌变过程长达十年,进一步的假设是,20多到40多岁诊断的癌症,可能是成年之前肥胖的后果。然而,将婴儿肥胖或母亲肥胖与EOCRC联系起来的研究尚未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肥胖与结肠癌相关,但有关肥胖导致直肠癌的证据较弱。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观察到的EOCRC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直肠癌发病率增加引起的。此外,非肥胖者和肥胖者都会发生EOCRC。这些发现都指向一个观点,即还有全球肥胖流行之外的因素导致了EOCRC的增加。更复杂的是,有证据表明,儿童时期限制热量会增加以后发生结直肠癌的风险。
压力
研究显示,压力不仅会增加本人直肠癌的发生风险,怀孕期间有压力还会增加后代结直肠癌的风险。这个假设的可信度较强,主要理由是:第一,过去40年里,全球性压力增加与EOCRC的发病率增加同步;第二,睡眠减少会导致压力、肥胖和结直肠癌,反之亦然;第三,肥胖与EOCRC有关,而产前压力与后代肥胖有关;第四,社会心理压力增加了糖尿病的风险,而糖尿病与EOCRC有关;第五,压力会导致体力活动减少和饮食习惯恶化;第六,炎症环境、先天免疫、免疫细胞功能和微生物群在压力下会受到损害,而免疫力下降会增加结直肠癌的风险。压力不仅影响本人,在其后代中也会引起遗传、表观遗传和微生物群的变化,这种代际转移,包括异常DNA甲基化,也与结直肠癌有关。
膳食方式
大量文献一致表明,采用富含红肉、高饱和脂肪、低纤维的西方饮食对结肠会产生不利影响,而更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则能促进结肠健康。西方饮食也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和炎症,越来越多的儿童吃高精制碳水化合物,添加糖、脂肪和动物源蛋白的饮食。西方饮食模式尤其会增加远端结肠和直肠癌的风险,而EOCRC往往也多发生在远端结肠或直肠。
西方饮食模式也被证明与KRAS野生型、BRAF野生型、CpG岛甲基化物表型(CIMP)阴性或低水平以及MSS肿瘤相关。大量EOCRC患者往往是KRAS+、BRAF+ 、CIMP低和MSS肿瘤,因此,将饮食模式与EOCRC分子特征(即EOCRC亚组人群)关联起来,将促进对EOCRC与膳食相关性的进一步研究。
也存在反对将西方饮食与EOCRC联系起来的观点,主要是从流行病学数据出发,即在西方饮食为主的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和传统饮食为地中海饮食的地区(如埃及),EOCRC都在增加。然而,应该考虑到,全球食物供应越来越趋向于同质化,传统饮食习惯为地中海饮食的国家,已逐渐采用西方化饮食。
红肉和加工肉
红肉和加工肉类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已被认可,主要基于流行病学研究的证据,特别是在西方化饮食的人群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人群以及儿童中,红肉和加工肉的摄入在增加;研究预测,红肉或加工肉类与EOCRC的因果关系将会被未来的研究所支持。
抗生素
抗生素滥用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除了儿童滥用抗生素问题外,孕期时抗生素间接暴露,也可对婴儿出生后的微生物群产生持续影响。早期抗生素过度使用与包括肥胖在内的多种健康疾病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支持抗生素与结直肠癌之间的相关性。抗生素会影响结肠健康以及增加结直肠癌发生风险的机制在于,短期反复或长期暴露会发生抗生素耐药,并改变肠道菌群,导致促炎症和促致癌后果。多个研究一致表明,婴儿期使用抗生素会增加儿童肥胖的风险。
动物模型支持重度使用抗生素导致胃肠道癌症的观点,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甚至一些研究表明抗生素可以预防结直肠癌,这可能是因为特定微生物(如梭杆菌)会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不同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并不让人惊讶,这也强调了研究需要仔细控制变量,进行科学严谨的设计,考虑到“坏”细菌与“好”细菌,抗生素的类型和剂量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靶向胃肠道的药物,如质子泵抑制剂,与肠道生物失调有关,也可能影响EOCRC的发生。
食物添加剂
过去40年来,农业变化导致了全球和区域性食品质量和品种的重大变化,即能量密集型食物的消费增加(导致肥胖)和营养成分的下降,这些变化导致的健康后果才刚刚显现。此外,一些添加剂是致癌的。食品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成分,从惰性化学物质,到已知致癌物或致癌前物质,如加工肉类中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通过饮用水暴露于硝酸盐与结直肠癌有关,摄入含亚硝酸盐的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也相关。
参考文献: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0; 17(6):352-364.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李延龙,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专业方向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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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年人中,睡眠时间短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已得到充分证实,睡眠时间短也与成人代谢综合征有关,这并不意外,因为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有关(如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而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与心血管疾病,各研究则显示出不一致的结果。下文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心血管风险因素(包括超重/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糖代谢异常、炎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总结。
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
7项荟萃分析的总结分析显示,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风险增加,相关性的OR(比值比)或RR(相对危险度)在1.30到2.23之间。有4篇综述和2项荟萃分析发现,在2-19岁儿童和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或BMI升高的可能性增加,但由于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得出因果关联的结论。之后的一篇综述纳入了2篇纵向研究,显示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显著关联,但再之后的3篇综述则表明,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或BMI升高显著相关。
各研究之间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收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有所不同;两项纵向研究显示,较小儿童(3-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有关联,而另外两项纵向研究则显示,较大儿童(12-1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关,提示青春期可能对这种关联有调节作用。
总的来说,最新进行的这项荟萃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肥胖相关指标增加具有相关性。然而,性别和年龄不同,结果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睡眠时间与血压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睡眠时间每减少1小时,收缩压升高0.33mmHg,舒张压升高0.21mmHg;另外一项研究则纳入了21150名10-18岁儿童,显示与睡眠充足相比,睡眠时间不足与血压高显著相关。
在Matthews等的分析中,发现血压与睡眠时长以外的其他睡眠指标(如睡眠质量差)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研究强调指出,其他睡眠特征(例如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质量)以及一些因素(例如活动,久坐时间和青春期)可能在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长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联中起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诸多横断面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和血压升高之间的联系。然而,绝大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缺乏对潜在混杂变量的调整,无法得出睡眠时间短与血压升高之间的因果关联。
睡眠时间与血脂异常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没有相关性。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同样,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设计,并且睡眠时间经常是自我报告或父母报告的。因此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睡眠时间与糖代谢异常
2017年,一项综述分析了客观测量的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的关系,结果显示,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指标HOMA间是负相关或U型相关关系。同一年,另外一项系统评价发现,0.5-19岁儿童青少年的睡眠时长和血糖稳态指标无关。
总体而言,最新的荟萃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睡眠时间和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可能是U型关联,而睡眠时间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联尚不清楚。在评估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时,还要考虑肥胖指标(如BMI或腰围)的作用。
睡眠与代谢综合征
有15篇文章对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4项研究结果显示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显著相关,1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短可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10项研究则未发现相关性。
1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在3843名7-18岁的学生中,与长睡眠时间(>8小时)相比,短睡眠时间(≤8小时)的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在一项针对1014名平均年龄约为13岁的儿童的横断面研究中,与长睡眠时间(>9小时)相比,正常睡眠时间(7-9小时)的儿童,代谢综合征风险降低。提示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之间可能呈U型关联,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增加儿童和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讨论
未来研究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为了更好地评估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的队列研究,足够大的样本量。其次,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一些联系可能是U型的(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是有害的),尽可能准确地评估睡眠时间很重要,例如,通过使用活动监测器来评估睡眠时间。
第三,在分析睡眠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影响时,除了单独测量睡眠时长外,还应考虑其他睡眠特征,如非快速眼动和快速眼动阶段、周末补觉、白天小睡、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连续性等。第四,考虑到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第五,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对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分析中应考虑到,如青春期、肥胖、睡眠呼吸暂停、体育活动等。
第六,睡眠时间短可能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抑郁和焦虑,这些情况也应该在分析中考虑。第七,应开展可改善睡眠时间干预措施的随机对照试验,以证明其对心血管健康的因果影响。然而,在大量参与者、长期随访等前提下,进行此类随机对照试验显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总结
最新的分析发现,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肥胖以及血压升高存在关联,但与血糖稳态、血脂之间的相关性还不太确定。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很弱。研究结果支持将改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作为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的潜在手段。未来应该多做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客观方法评估睡眠时间和睡眠模式(例如睡眠监测),并考虑到各种潜在的混杂因素。
参考文献:
Sleep Med Rev. 2020 Oct; 53:10133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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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AD)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以减少主动脉壁的压力,防止主动脉扩张或破裂。但近期的研究证据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主动脉瘤(AAs)的发生有关。在遗传学研究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多态性与AA有关。对于马凡综合征患者,使用ACE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治疗似乎可以减缓主动脉扩张及其并发症的进展。另外的几项动物研究表明,使用ACEI或ARB治疗可以减缓AA的进展并防止其破裂。一项评估厄贝沙坦治疗马凡综合征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ARBs降低了主动脉扩张。
下面就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对β受体阻滞剂、ACEI或ARB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与AD患者远期结局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采集时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共有6978例首次出现AD的患者符合分析条件。具体流程见(图1)
图1(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分析结果
根据使用ACEIs或ARB、β受体阻滞剂或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分层的AD患者的临床特征在图2中给出。总共1729名患者使用了ACEIs或ARB,3492名患者使用了β受体阻滞剂类,1757名患者使用了不同的降压药。单因素分析中,3个研究组的大部分临床特征均有显著性差异。年轻患者的β-受体阻滞剂组显著(平均(SD)的年龄,62.1[13.9]年β阻滞剂,68.7[13.5]年acei或arb,和69.9[13.8]年其他降压药),主要由男性患者(2520名患者(72.2%)为β阻滞剂,1161名患者(67.1%)为acei或arb,和1224名患者(69.7%)其他降压药)。药物性高血压患病率在ACEI或ARB组最高(1039例[60.1%]),其次是对照组(896例[51.0%]),而β阻断剂组最低(1577例[45.2%])。接受手术的A型AD患者更有可能使用β受体阻滞剂(1134例[32.5%]),而不是其他降压药(376例[21.4%])和ACEIs或ARBs(309例[17.9%])。调整多倾向评分后,3组间任何临床特征均无显著差异。
从2001年到2013年,β阻断剂的使用稳步增加(52%-64.2%;P < 0.001为趋势)。从2001年到2013年,ACEI或ARB联合组的使用也有所增加(39.6%-51.2%;P < 0.001为趋势)。2001年至2013年,仅采用ARB评估法的患者人数稳步上升(18.8%-47.2%;P < 0.001为趋势),而单独使用ACEI评估的患者在这些年间减少了(22.4%5.0%;P < 0.001为趋势)。
图2(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在ACEI或ARB组和β阻滞剂组之间,有价值的分析指标包括全原因死亡率、AD或AA死亡、重复主动脉手术、MACCE、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以及新发生的透析,没有显著差异(图1)。然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组(危险比为0.79;95%可信区间为0.71-0.89)和β阻滞剂组(危险比为0.82;95%可信区间为0.73-0.91)均低于对照组(图2A)。虽然AD或AA导致的死亡和综合预后风险在3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ACEI或ARB组(亚分布HR,0.92;95%CI,0.84-0.997)和β阻滞剂组(亚分布HR,0.87;95%CI,0.81-0.94)的全原因再住院风险显著低于对照组(图2B-D)。不同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即骨折或恶性肿瘤)的风险没有差异。
使用ARB或ACEI的AD患者的基线特征在反转治疗加权概率后,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图3显示了结果分析的结果。ARB组的死亡率低于ACEI组(HR,0.85;95%CI,0.76-0.95)。ARB组的AD或AA死亡率似乎较低(亚分布HR,0.81;95%CI,0.64-1.03),尽管这一发现没有统计学意义(P=0.09)。此外,两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的风险没有差异(图3)。
图3(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全因死亡率和由AD或AA引起的死亡的敏感性分析数据是通过使用药物使用作为治疗的时变暴露而获得的。单独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单独使用β阻滞剂与全因死亡率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较低(但在统计学上不显着)相关。然而,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结合β阻滞剂显著降低了全因死亡率(HR,0.68;95%CI,0.56-0.83)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HR,0.64;95%CI,0.47-0.88)。ARB与ACEI的比较结果与初步分析一致,即ARB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HR,0.72;95%CI,0.63-0.82)和AD或AA死亡(HR,0.71;95%CI,0.58-0.87)。
与使用CCB相比,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HR,0.76;95%CI,0.65-0.88)或使用β阻滞剂(HR,0.86;95%CI,0.75-0.995)可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而不是β阻滞剂与较低的AD或AA死亡风险相关(HR,0.67;95%CI,0.48-0.94)。
结果讨论
在分析结果中可发现,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与其倾向得分匹配的对照组相比,全因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都较低。ARB治疗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低于ACEI治疗组,与ACEI相比,ARB的全因死亡率较低。
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中,ACEI具有AT1R和AT2R双重阻断作用,而ARB则具有AT1R阻断作用。只有氯沙坦可以通过AT2Rs持续传递信号来唯一地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在通过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来防止主动脉根部扩张方面,氯沙坦可能优于ACEIs。尽管这些研究表明ARB是改善马凡综合征病程的一种有前途的药物,但ACEI或ARB治疗其他动脉瘤的意义尚不清楚。氯沙坦不仅阻断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转导,而且通过阻断AT1R来阻止血管紧张素Ⅱ信号转导,AT1R可能在某些形式的动脉瘤中被激活。合理推测ARB可能对治疗更常见的非遗传性AA有有益效果。
β阻滞剂的使用与A型AD手术后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而CCBS的使用与B型AD的内科治疗患者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使用与生存无关。然而,CCBS的这种益处还没有在其他研究中显示出来,CCBS不推荐用于遗传性胸主动脉疾病患者。ACEI、ARB或β阻滞剂的使用是与A型和B型AD的全因死亡率降低有关。
使用ACEI或ARB和β阻滞剂,而不是使用CCB,与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相关。
总结
与对照组相比,使用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RB)可降低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这些数据提供了证据,表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B疗法可能是长期治疗AD的β阻滞剂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JAMA Network Open.2021;4(3):e210469.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046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简介:陈民,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期间主攻方向为心内科,对冠心病、心衰、先天性心脏病等常见心内科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及丰富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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