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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打呼噜 不要命?56岁建筑工人睡觉憋气、打呼噜,造成白天头晕目眩,在高空作业时差点踩空,从50米的高空坠落!高危职业者一定要重视#打鼾 这种病!#北京协和医院李五一 #医学科普
补钙,一直是老生常谈的健康话题。
但现实中,依旧有很多人不清楚补钙的重要性,或是补错了方向。
钙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钙占比骨骼约 30%~35%,[1]是保证骨强度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钙摄入足够对血压的控制和维持健康体重也是有好处的。
有研究发现,缺钙会影响脂肪的分解。虽然缺钙不会直接引起肥胖,但肥胖的人群普遍都需要补钙。
牛奶是非常优秀的补钙饮品,平均一杯(200 mL) 就含有超过 200 mg 的钙,而且吸收率也高于其它含钙食物。
而骨头,把脂肪留在汤里,钙留给自己。虾皮虽然含钙,但含盐也多,吃进去能被吸收的钙还是很少。至于酱菜,盐分实在太多,吃了反而可能会加速钙的流失。
这些常见的补钙误区,让很多人自以为补足了钙。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2010 ~ 2012 年),有 96.6% 的人群钙摄入不足,平均摄入量为 364.3 mg,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摄入量的一半。
补钙重要,但很多人忽略了,促进钙的吸收和沉淀更重要。维生素 D 能调节钙和磷的代谢,是骨骼健康的基础。
吸收的钙同时需要通过轻微的运动刺激,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豆类食物虽然含钙高,但做成豆浆后,钙就被大大稀释了。
低脂牛奶减少的是脂肪,同样是补钙的优秀选手。不过很多人都忽略的是,奶粉其实也是牛奶家族重要的一员。
奶粉是鲜牛奶干燥后制成的,一杯用奶粉冲泡的奶和一杯新鲜牛奶,蛋白质、钙、脂肪等主要营养差别不大,只是牛奶换了个马甲而已~
同样的,如果奶茶里添加的是纯牛奶或者优质奶粉,那它无疑也能很好地补钙,只不过也容易同时摄入过多糖分。(喝奶茶的借口 + 1)
不要以为补钙是中老年人的事,其实人到了 30 岁左右,人体钙值就达到顶峰了,之后钙的流失速度加快。所以,补钙是越早开始越好,且需要持续坚持的一件事。
天天加班的年轻人,缺乏运动、不注意饮食营养,其实非常需要补钙。
而孕妇、老年人和正在发育的学生,每日需要比普通成年人摄入更多的钙。孕早期每天需要摄入 800 mg 的钙,孕中晚期和老人都需要摄入 1000 mg / 天;而 11~14 岁的发育期儿童每天需要摄入 1200 mg 的钙,14 ~18 岁则需要达到 800 mg。
近日,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发布了2021版《糖尿病诊疗标准指南》,新指南中关于儿童糖尿病的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以及治疗与成人糖尿病不同,为此,指南特别发布了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的标准诊疗推荐。
营养治疗
建议儿童和青少年1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个性化的营养治疗。
监测碳水化合物摄入是实现最佳血糖控制的一项关键。
由经验丰富的注册营养师开展全面的营养教育,每年更新一次,建议营养师评估与体重状况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有关的热量和营养摄入,并告知患者应该选择哪些营养素。
运动
推荐所有儿童和青少年1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运动,每天进行60分钟中到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至少进行3天高强度肌肉强化和骨骼强化活动。
确保患者运动前的血糖水平为90-250 mg/dL(5.0-13.9mmol/L),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可补充碳水化合物,根据计划的活动类型或强度进行个性化锻炼。
应教育患者在运动期间和运动后预防低血糖的策略,包括运动前减少餐时胰岛素剂量,减少基础胰岛素剂量,增加碳水化合物摄入,使用持续血糖监测等。
运动前、运动中、运动后的频繁血糖监测对于预防、检测和治疗运动期间低血糖和高血糖很重要。
血糖控制
儿童和青少年1型糖尿病患者应尽可能接受强化胰岛素治疗方案,即每日多次注射或持续皮下注射胰岛素。
所有儿童和青少年1型糖尿病患者每天应该多次自我监控血糖水平(每天6-10次),包括进食前,入睡前,以及一些特殊情况下,如锻炼、驾驶、出现低血糖症状等。
实时连续血糖监测+胰岛素治疗是降低和维持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或缓解低血糖的有效策略。
某些情况下,间歇性扫描式持续血糖监测+胰岛素治疗可以有效地取代自我血糖监测。
自动化胰岛素输送系统可被考虑用于改善血糖控制。
糖化血红蛋白目标必须个性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重新评估。对于许多儿童来说,糖化血红蛋白水平<7%是合适的。
较不严格的糖化血红蛋白目标(如<7.5%)可能适合:不能明确表达出低血糖症状的患者;未察觉到的低血糖;无法获取胰岛素类似物、先进的胰岛素给药技术或连续血糖监测;不能定期检查血糖。
较不严格的糖化血红蛋白目标(<如8%)可能适用于有严重低血糖史、预期寿命有限或治疗弊大于利的患者。
如果进一步降低目标时,患者没有严重的低血糖,未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或增加诊疗负担,可以合理地为个别患者建议更严格的A1C目标(例如,<6.5%)。
建议将最近14天内的连续葡萄糖监测指标(血糖变化幅度较大的患者应更长时间),尽可能与糖化血红蛋白结合使用。
筛查和诊断
对于超重或肥胖且有一个或多个糖尿病危险因素的儿童和青少年中,应考虑在青春期开始或10岁时(以较早者为准),对糖尿病前期或2型糖尿病进行筛查。
如果检测结果正常,则应至少每3年进行一次重复检查,如果BMI增加,则检查频率增加。
空腹血糖、75g口服糖耐量试验2小时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可用于检测儿童和青少年的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
儿童糖尿病管理
生活方式因素
应向超重/肥胖的2型糖尿病儿童青少年及家属提供综合生活方式干预计划,并与糖尿病治疗相结合,以实现减重7-10%的目标。
与所有儿童和青少年一样,应鼓励有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儿童青少年每天至少参加60分钟的中到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至少3天肌肉和骨骼力量训练),并减少久坐行为。
与所有儿童一样,有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儿童青少年的饮食应侧重于健康饮食模式,减少摄入高热量、缺乏营养的食品,特别是含糖饮料。
血糖目标
家庭血糖监测方案应个体化,并考虑到患者的药物治疗情况。
每3个月评估一次血糖状况。
对于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仅口服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合理A1C目标为<7%。更严格的A1C目标(如<6.5%)可能适合个别患者,例如进一步降糖没有出现显著低血糖或其他治疗不良反应。
如果低血糖风险增加,可能需要制定较不严格的A1C目标(如7.5%)。
药物治疗
诊断为2型糖尿病后,除了进行营养干预和体育活动等行为外,还应进行药物治疗。
偶然发现糖尿病或代谢稳定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8.5%,无症状),如果肾功能正常,二甲双胍是首选的初始治疗药物。
有明显的高血糖血症(血糖≥250 mg/dL [13.9 mmol/L],糖化血红蛋白≥8.5%),诊断时无酸中毒,且有多尿、多饮、夜尿或体重减轻症状的青少年,应在开始使用二甲双胍时,先用基础胰岛素治疗。
对于酮症酸中毒患者,应开始皮下或静脉注射胰岛素治疗,以迅速纠正高血糖和代谢紊乱。一旦酸中毒缓解,可开始使用二甲双胍,同时继续皮下胰岛素治疗。
对于出现严重高血糖(血糖≥600 mg/dL [33.3 mmol/L])的患者,考虑评估高血糖高渗非酮症综合征。
如果没有甲状腺髓样癌病史或2型多发性内分泌肿瘤家族史的10岁或以上儿童,用二甲双胍(加或不加基础胰岛素)不能达到血糖目标时,则应考虑使用利拉鲁肽(GLP-1受体激动剂)。
接受基础胰岛素治疗但未达到血糖目标的患者,应改为每日多次注射基础胰岛素和餐前大剂量胰岛素。
初始使用胰岛素和二甲双胍的患者,根据家庭血糖监测结果达到血糖目标,超过2-6周的时间内,可以每隔几天减少10-30%的胰岛素剂量。
不建议使用未经FDA批准的药物治疗儿童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
手术
对于严重肥胖(BMI>35 kg/m2)、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后仍无法控制血糖和/或有严重合并症的2型糖尿病青少年,可以考虑进行代谢手术治疗。
参考文献:
Diabetes Care. 2021 Jan; 44(Suppl 1):S180-S19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肖靖,2009-2012年就读于301医院内分泌学硕士,2012年毕业后工作于北京博爱医院内分泌科。
用于确定婴幼儿#听力损失的听力学组合测试都有哪些呢#听力 #医学科普
患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科普话题的知识是有关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相关内容。随着医疗技术水平不断发展,以及患者的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丙型病毒性肝炎的患者,在临床工作中被检测出来。这说明我们面对丙型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工作仍然十分艰巨。那么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症状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丙型病毒性肝炎依据肝损伤的严重程度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
1.丙型病毒性肝炎代偿期的患者常会有进食油腻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胀症状。主要是由于肝细胞损伤造成肝脏消化酶合成能力减弱,出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部分患者会伴有肝脏体积的轻度肿大或萎缩而引起右上腹的隐痛不适。
2.丙型病毒性肝炎失代偿的患者,常会合并有大量的腹腔积液。主要是肝功能损伤造成肝脏合成白蛋白的能力减弱,出现了低蛋白血症的表现。渗透压降低造成血管内的水分渗入到组织间隙,形成了大量的腹腔积液,这会加重患者腹胀的症状。
3.部分丙型病毒性肝炎的患者合并有门静脉高压症,会造成脾脏出血性肿大。体格检查时可在左上腹摸到肿大的脾脏。
以上就是本次话题的所有内容,患者朋友们,你若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私信,关注我。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我们随时交流。
2021年4月,美国心脏协会(AHA)发布了草绿色链球菌感染性心内膜炎(VGS IE)的预防指南。2007年发布的AHA指南中建议接受侵入性手术的心脏病患者用抗生素预防草绿色链球菌感染性心内膜炎。最新的声明中对相关证据进行了更新,依然建议对 不良结局风险高的患者针对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4组高危人群
2007年指南中,根据VGS IE不良结局风险进行分类, 确定了4组不良结局风险最高的人群。具体如下:第一组,植入人工瓣膜或用人工材料修补心脏瓣膜的患者;第二组,有心内膜炎复发史的患者;第三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第四组,心脏移植患者。
植入人工瓣膜或用人工材料修补心脏瓣膜的患者
VGA引起的人工瓣膜心内膜炎患者的死亡率 ≥20%,而VGS引起的自体瓣膜心内膜炎患者的死亡率≤5%。与自体瓣膜心内膜炎患者相比,由于瓣膜周围扩张、脓肿和其他并发症,人工瓣膜心内膜炎患者更可能发生心力衰竭或心脏传导阻滞或需要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
有心内膜炎复发史的患者
与首次发生自体瓣膜心内膜炎的患者相比,有心内膜炎病复发史的患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更大,进行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需求增加,并且死亡率更高。天然瓣膜或人工瓣膜心内膜炎多次发作的患者,再次发生心内膜炎的风险更高,每次发作都与更严重并发症的风险相关。 建议该类患者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先天性心脏病(CHD)是中高收入国家心内膜炎高风险儿童最常见的潜在疾病。回顾性系列研究和注册登记研究证实,复杂性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以及进行姑息性手术或其他假体置入的患者,发生心内膜炎的风险最高。根据儿童健康信息系统数据库,2003年至2010年间,在感染性心内膜炎入院患者中,68%发现存在先天性心脏病。
一项台湾研究显示,在24729名有冠心病和心脏病变的儿童中,心内膜炎的发生率为1.11/1000人年,而 在紫绀型先心病、心内膜垫缺损和室间隔缺损的儿童中,心内膜炎的风险最高。接受以下手术操作的儿童心内膜炎的风险增加:中心静脉导管置入术,心导管插入术,心脏开放手术和分流术。该研究也显示,无论术前是否使用抗生素,牙科操作均不会增加心内膜炎的风险。
心脏移植患者
目前尚无足够的公开数据来准确评估心脏移植患者中出现心内膜炎不良结局的风险。然而,这类患者为免疫抑制,具有多种潜在的合并症,极有可能因任何感染(包括心内膜炎)而出现不良结局,因此 建议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高风险人群的范围是否应该扩大
新指南提出,是否应该将不良结局风险高的4类人群扩大至包括风湿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狭窄、主动脉瓣二瓣化畸形、二尖瓣脱垂或其他瓣膜性心脏病患者。
2007年指南不建议不良结局为中或低风险的患者在牙科操作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VGS IE或由其他微生物引起的心内膜炎,无论潜在的心脏状况如何,都是严重的威胁生命的感染。其他因素,例如年龄较大,肥胖,糖尿病,心肺疾病,血管疾病,血液透析,免疫抑制以及许多其他疾病,都会影响VGS或其他微生物引起的心内膜炎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将风险类别重新分类,纳入先前不良结局风险归类为中或低的患者,将大大增加在牙科操作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的患者人数。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也存在风险,即使是仅接受单次治疗的患者也有风险。此外,包括VGS在内的多药耐药性微生物的出现是一个全球性威胁。
牙科操作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仅限于一小部分细菌性心内膜炎患者,特别是不良结局风险最高的人群。总体而言,2007年指南不建议不良结局为中或低风险的患者在牙科操作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这个建议在新指南中没有改变。
牙科操作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注意事项
药物不良反应
当牙科手术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时,严重不良反应(如荨麻疹,血管性水肿和过敏反应)的总体风险较低。英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单次使用克林霉素可能会引起并发症,包括死亡。相比其他预防性抗生素,克林霉素可能引起更多、更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 本指南不建议使用克林霉素。社区获得性艰难梭菌感染中多达15%可能归因于牙科操作中处方抗生素。单次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致命不良反应极为罕见。
Hancox等纳入了QTc间隔延长超过450毫秒的患者,分析发现使用阿奇霉素可导致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尤其是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因此,在已知QTc间隔延长的患者中应谨慎使用这些药物。 在不能耐受青霉素、头孢菌素或大环内酯的患者中,强力霉素是另一种替代选择。单次使用强力霉素引起严重不良反应极为罕见。
耐药性的问题
抗生素的不当使用是全世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可能导致抗生素耐药的发生。需要确保仅在必要且有效的情况下使用抗生素,选择最合适的抗生素以及有效的剂量方案,同时避免抗生素耐药的发生。治疗确定性感染需要使用对特定病原体具有体外活性的抗生素,而预防性抗生素尽量采用单次、低剂量给药。
总而言之,根据对现有证据的审查,最新声明并未对2007 VGS IE预防指南的建议进行更改。指南继续建议, 仅对不良结局风险最高的患者类别给予预防性抗生素。
参考文献:
Circulation. 2021 Apr 15; CIR000000000000096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刘山水,医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疾病领域为老年疾病及常见慢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期刊发表署名论文80余篇。
参考文献:
[1] 支气管扩张症专家共识撰写协作组,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中国成人支气管扩张症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 [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 2021, 44(4): 311-321.
[2] 梁艳等. 支气管扩张症的治疗概述及进展[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杂志, 2018, 6(31):17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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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间急性肾损伤(AKI)是孕产妇以及胎儿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AKI与慢性肾病(CKD)和终末期肾病(ESKD)、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住院时间更长相关。早期识别和治疗妊娠期AKI至关重要,是挽救生命的潜在措施。
由于产前诊疗的改善,发达国家妊娠相关AKI的发病率较低,但最近十年来,研究发现,美国的发病率几乎增加了3倍,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所致:孕妇年龄较大,合并症较多,AKI检出率较高,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率增加,肥胖率增加。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妊娠相关AKI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发病率仍然高于发达国家。在印度,住院女性中妊娠相关AKI从20世纪80年代的15%下降到21世纪初的1.5%。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显示,妊娠相关AKI的发病率下降了0.2%-1.8%。
妊娠期AKI的诊断
临床实践中,妊娠期AKI的诊断并未标准化,因为妊娠相关AKI的定义不一致。而且妊娠期肾小球超滤导致血清肌酐的生理性降低,会影响AKI的检测。 目前妊娠期AKI的诊断尚无明确的标准。应注意妊娠期血清肌酐水平的变化趋势,在特定的临床环境下,即使肌酐的微小变化也能敏感地反映早期肾损伤。例如,在新发高血压的女性患者中,伴随着血清肌酐增加0.3 mg/dL、肝酶增加以及血小板减少,就反映了AKI的可能,需要密切随访肾功能。对AKI的初步评估应包括,全面回顾患者的CKD、慢性高血压、糖尿病、先兆子痫、系统性红斑狼疮和肾小球疾病史。
妊娠剧吐和感染性流产是妊娠早期发生AKI的常见原因。大多数发生在妊娠中期和晚期的AKI,与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以溶血、肝酶升高和血小板减少为特点)、AFLP(急性妊娠脂肪肝)、TTP(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血栓性微血管病和胎盘早剥等妊娠并发症有关。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aHUS)和非甾体抗炎药(NSAID)引起的肾损伤,是产后AKI的常见原因。
诊断评估应包括尿液分析、尿液显微镜检查、全面代谢检查、凝血检查、适当的血清学检查以及对用药史的全面检查。妊娠期血清补体水平升高是因为肝脏合成增加,这使得狼疮性肾炎的诊断变得复杂。 应当进行肾脏超声检查以排除梗阻性原因所致AKI,例如病理性肾积水。由于妊娠期高凝状态,如怀疑栓塞性疾病, 应行多普勒超声检查。妊娠中晚期AKI的常见原因,如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TTP、aHUS、AFLP和狼疮性肾炎,可能会有重叠表现,需要详细评估。
当实验室评估AKI无法下诊断时,可以考虑肾活检,因为明确诊断有助于采取合适的治疗,超过活检带来的风险。肾活检的决策要基于妊娠时期、可用的治疗方案和妊娠活力。妊娠晚期的活检有更高的并发症风险,尤其是妊娠25周后, 建议活检在妊娠早期和中期进行,最好避免在妊娠晚期进行活检,除非AKI治疗可显著改善母婴结局。
根据胎儿成熟度和肾功能下降对胎儿和母亲的影响,在可行的情况下,应 权衡提前分娩的可能性。对于妊娠晚期的孕妇来说,在活检前分娩可能是一个更为谨慎的选择,尤其是在胎儿已经达到存活能力的情况下。应与患者充分讨论并发症和风险,包括大出血需要输血、栓塞、严重产科并发症和胎儿死亡的风险。 AKI发生风险高的女性应在产后进行评估,定期监测血压、肾功能和蛋白尿情况,包括怀孕前患有CKD的女性和怀孕期间出现先兆子痫的女性。
妊娠期AKI的处理
妊娠期AKI的治疗应该由一个多学科团队来进行,由肾脏科医生、产科医生和新生儿医生组成。 治疗妊娠相关AKI的一般措施包括:确定肾损伤的原因,静脉液体复苏,必要时及时开始透析,必要时提前分娩。
静脉液体复苏对于肾前性AKI至关重要,但对于有先兆子痫的女性,因为有发生肺水肿的风险,因此应谨慎进行静脉液体复苏。肾损伤并发症的治疗方法与非妊娠患者相似,例如,对代谢性酸中毒使用补碱疗法,对容量超负荷使用袢利尿剂,对贫血患者输血,对高钾血症使用钾结合剂。
AKI的特异性治疗取决于肾损伤的根本原因。 肾小球肾炎的治疗包括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当对孕妇使用时,应权衡风险和益处。抗代谢药物,如霉酚酸酯,由于其致畸性,在妊娠期间禁用。妊娠期间或可使用低剂量类固醇,但需监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 硫唑嘌呤和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环孢素和他克莫司)不是致畸药物,是妊娠期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妊娠期间需要较高剂量的他克莫司和环孢素来达到治疗目标,因此应经常监测药谷浓度。
重度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和AFLP的治疗,需要及时分娩。 如果在妊娠34周前分娩,则应给予糖皮质激素以降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风险。
血栓性微血管病(包括TTP)和非典型HUS的治疗,包括血浆置换和依库珠单抗(用于aHUS)。ADAMTS13缺乏性血栓性微血管病(TMA)的患者,治疗目标是通过血浆置换恢复酶活性,如果血浆置换失败,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治疗选择。但妊娠相关TMA应谨慎使用利妥昔单抗,在不到10%的新生儿中观察到了胎儿毒性(血小板减少、嗜中性粒细胞减少和B细胞减少),短期获益还是存在的,目前还没有研究对利妥昔单抗在新生儿中的长期安全性进行评估。
总结
妊娠期AKI与孕产妇死亡率增加以及孕产妇和胎儿不良结局有关。在怀孕期间,应定期监测肾功能,特别是高危女性。妊娠期AKI的诊疗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来对孕妇进行管理,以改善产妇和胎儿结局。目前,妊娠期AKI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需要继续探索其长期影响。
参考文献:
Adv Chronic Kidney Dis. 2020;27(6):455-460.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杨超,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研究方向为慢性肾脏病。
随着过去10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上的成功,人们对癌症的免疫疗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获奖就授予了研究CTLA-4的James Allison教授和研究PD-1的Tasuku Honjo教授。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肾细胞癌,霍奇金淋巴瘤,尿路上皮癌,胃癌,原发性纵隔B细胞淋巴瘤,默克尔细胞癌,肝细胞癌和宫颈癌都有效。然而,即使在免疫应答型的肿瘤中,大多数患者也没有持久的疾病缓解能力。对于许多肿瘤类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无效。因此,可预测免疫疗法和联合疗法效果的生物学标志物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
近日,著名医学期刊《Lancet》刊登了一篇综述,总结了免疫治疗与化疗、靶向治疗、放射治疗和其他免疫调节剂的联合治疗进展,分析了选择治疗方案和制定联合治疗策略的临床考虑。
图源:《Lancet》官网
联合化疗
化疗诱导癌细胞死亡可以促进肿瘤抗原释放和抗原递呈,并刺激免疫效应。肿瘤体积的减少不仅可以让免疫疗法有更多的时间发挥作用,还可以降低产生抗性克隆的可能性。在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标准化疗已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三阴性乳腺癌中,仅在肿瘤浸润免疫细胞具有PD-L1表达的患者中, 阿特珠单抗显示出了增强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的抗肿瘤疗效。
免疫治疗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联合也在探索中。在HER2阳性和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中,以HER2为靶点的ADC药物T-DM1与分散在肿瘤间质中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显著增加有关。在原位HER2阳性模型中,T细胞耗竭降低了T-DM1治疗小鼠的总体存活率,提示免疫应答对T-DM1的疗效至关重要。基于这些数据,一些针对ADC的研究正在探索与免疫治疗相结合的用药策略。
联合靶向治疗
在过去的5年里,抗PD-1或抗PD-L1抗体治疗+靶向治疗已被广泛研究。一个基本目标是,联合用药应该比连续给药更有效,但要注意联合用药通常比单一疗法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
两个显著的成功案例是抗PD-1药物派姆单抗+阿西替尼(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以及阿西替尼+抗PD-L1药物阿维鲁单抗用于晚期肾细胞癌的治疗。 两种联合用药都比单一使用标准治疗药物舒尼替尼更有效,因此,这两种联合用药策略都被监管机构所批准。
联合放疗
目前有超过100项试验正在检查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或放射免疫偶联物的疗效。放疗可以通过肿瘤抗原的释放、I型干扰素感应、和改良的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来促进免疫,形成对非辐照损伤的远位效应,这是放射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有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放疗和CTLA-4抑制剂在化疗难治性非小细胞肺癌中,可诱导全身抗肿瘤T细胞,放疗后血清干扰素β升高和T细胞克隆的早期变化是最有力的应答预测因子。
PEMBRO-RT的II期随机试验显示,仅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12周的应答率为18%,而立体定向放疗后再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12周应答率为36%。尽管该研究未达到预定的疗效终点,但在PD-L1阴性亚组中观察到无进展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的获益,这表明立体定向放射疗法可有效治疗冷肿瘤。然而,最佳放疗策略尚未确定。有初步研究表明,低剂量放疗可能是另一种增强检查点抑制剂应答的策略。
与其他免疫调节剂联用
抗PD-1抗体和CTLA-4抑制剂联合使用增加了黑色素瘤、肾细胞癌和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结直肠癌的持久应答。在一项III期临床试验中,与伊匹单抗(19%)或纳武单抗(44%)单药治疗相比,纳武单抗+伊匹单抗联合治疗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有更高的应答率(57%)。这一结果推动了这种用药组合对其他更多类型肿瘤的研究。
PD-1/PD-L1与其他药物的联用也在积极研究中,如LAG3抑制剂,TIM-3抑制剂,T细胞活化V结构域Ig抑制剂和TIGIT。在一项II期试验中,有报道称在阿特珠单抗的基础上加用TIGIT抗体替瑞利尤单抗可以增强PD-L1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疗效,但其效果仅限于高PD-L1(肿瘤比例评分[TPS]≥50%)的患者。
联合治疗的副作用
联合用药可能提高疗效,但也可能增强毒性。例如,在CheckMate 067试验中,对晚期黑色素瘤患者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59%接受纳武单抗+伊匹单抗的患者、23%接受纳武单的患者和28%接受伊匹单抗的患者报告了与治疗相关的3-4级不良事件。因此,在决定是采用单一治疗还是联合治疗时,应考虑相关毒性。
在设计新的联合疗法时,毒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已批准药物都可以安全地与免疫治疗联合。例如,维罗非尼不能与伊匹单抗联合使用,因为有报道称维罗非尼会产生肝毒性效应。维罗非尼+考比替尼+阿特珠单抗的联合使用导致了较多但可控的毒性。在IMspire150试验中,治疗相关的3级或4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在阿特珠单抗+维罗非尼+考比替尼的患者中为79%(182/230),在安慰剂+维罗非尼+考比替尼的对照组患者中为73%(205/281)。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联合用药的疗效是否优于依次用药,以及疗效的更优是否意味着毒性的增加。
其他临床考虑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应在治疗早期采用联合疗法。在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反应的患者中,大多数试验在单药治疗失败后再开始联合用药,这种方法有三个主要缺点。首先,联合疗法可能对未做免疫治疗的患者有疗效,但不能增强免疫治疗耐药患者的疗效。第二,随着治疗线的增加,免疫治疗的疗效会降低。最后,一些患者可能存在不可逆转的耐药机制(如抗原递呈丧失)。另一种方法是从一开始就开始联合治疗。然而,这种方法将使对单一疗法就有反应的患者暴露在不必要的毒性环境中。需要进行详细的研究来确定联合治疗的时机(例如,疾病开始时vs进展时,或在长期稳定后),以及每种疗法对哪些患者有获益。
参考文献:
Lancet. 2020 Dec 4;S0140-6736(20)32598-8.
京东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梁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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