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人民医院口腔医院主治医师,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山东省美容主诊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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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授课教师、市级优秀共产党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进修学习、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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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硕士。从事口腔临床工作20多年,对口腔科常见疾病有深入了解、学习和研究。真诚答复,让您对想要了解的问题豁然明朗,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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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2007年获福建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硕士学位。兼任第六届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口腔医学会理事、福建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福建省医院协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主持完成省卫生厅青年科研项目1项,在国内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第一(通讯)作者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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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静脉血栓是肝硬化常见并发症,现结合近期《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分析肝硬化门静脉血栓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分歧,指出临床抗凝治疗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为临床进一步探索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的规范管理提供参考。
门静脉血栓(portal vein thrombosis,PVT)是肝硬化最常见并发症,发病隐匿,常在体检或肝癌筛查过程中偶然被发现[1-2]。不少研究结果表明 PVT 可增加肝硬化患者出血率、内镜下急性出血控制失败率、再出血率及出血后的 6 周病死率,并会明显增加肝移植的手术难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1-4]。因此,不少专家提出肝硬化 PVT 应当积极治疗[5]。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抗凝、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ransjug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 shunt,TIPS)可促进门静脉再通[1,5-6]。但由于肝硬化患者出血与血栓风险并存,且部分肝硬化 PVT 可自行消退;同时对抗凝导致出血等并发症风险增加的恐惧,常常导致临床医生选择不治疗肝硬化 PVT[7]。因此对于肝硬化 PVT 患者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治疗、何时启动治疗、选择何种方式治疗缺乏统一认识。近期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学组基于最新的研究证据,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制定了《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首次系统阐述了肝硬化 PVT 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影像学检查、诊断、病情评估和治疗策略,对进一步规范肝硬化 PVT 的临床诊疗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2],但肝硬化 PVT 的抗凝治疗仍面临不少困惑与挑战。
尽管不少的回顾性或前瞻性研究、荟萃分析结果显示 PVT 可能增加肝硬化患者远期死亡、出血、腹水、急性肾损伤和肝移植术后死亡的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8]:(1)研究人群的异质性大:肝硬化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与范围对预后的影响有显著差别,但不少研究在评价 PVT 对肝硬化预后的影响时,没有根据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与范围等进行评估,在某些研究中部分或分支 PVT 病例被排除,而某些研究又将部分性和阻塞性 PVT 病例纳入;(2)回顾性研究为主:尽管共识意见参考并分析样本量大且有代表性的原创性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但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发表的荟萃分析结果,可能是在没有随机化的情况下,将选择治疗的队列数据与未选择治疗的队列数据相结合,加剧了患者选择的偏倚风险[9-10]。近期来自国内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急性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PVT 的存在并不增加患者 1 年病死率[11]。因此未来仍需要设计良好的前瞻性对照研究进一步明确 PVT 对肝硬化患者预后的影响。《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提出了评估肝硬化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及转归的标准[1-2],有利于在今后的研究中统一诊疗标准,克服既往研究中的缺陷,减少偏倚风险。
肝硬化 PVT 的风险因素除了与门静脉血流速度降低、局部血管损伤、易栓症有关外[1-2],更主要与肝硬化患者的凝血功能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的平衡有关。一方面肝硬化患者由于肝功能减退,凝血谱紊乱,表现为血小板及凝血因子减少,易于出血;但另一方面又存在抗凝蛋白(如抗凝血酶 III、蛋白 S 或蛋白 C)的减少,以及促凝因子(如凝血因子 VIII 或 von Willebrand 因子)的增加,尤其是 FVIII/PC 比值增高可反映肝硬化高凝状态[12-13];同时肝硬化患者对血栓调节蛋白的抗凝作用存在抵抗性,也可增加肝硬化血栓形成风险[14],再加上感染、肾功能不全等因素则进一步增加血栓形成风险。因此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血小板计数等传统的监测凝血功能的参数,对于预测肝硬化患者出血与血栓形成方面的价值非常有限[15]。目前尚缺乏精准预测肝硬化 PVT 风险的模型。有研究结果显示旋转式血栓弹力测定、血栓弹力图和凝血酶生成测定等可全面监测凝血功能[16-17],但其在预测肝硬化 PVT 风险方面的价值还需进一步研究。肝硬化患者来自门静脉、腹腔及肠道的炎症也是增加门静脉血栓形成风险的重要因素[1-2]。一方面肝硬化患者常伴有高水平的肠源性内毒素,可增加门静脉系统的凝血酶生成能力与血小板的高活性,促进血栓形成[18];另一方面炎症区域激活的中性粒细胞胞外杀菌网络可直接增加血栓形成风险。“上海共识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门静脉、腹腔及肠道炎症可能是肝硬化门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1]。近期 Huang 等[19]、Nery 等[20]先后发现肝硬化 PVT 患者白细胞介素 -6 水平明显升高,并在矫正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的应用、饮酒史、门体侧支循环建立、食管静脉曲张≥ 2 级、腹水、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 13 和脾大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介素 -6 水平高于 5.5 pg/ml 和淋巴细胞计数低于 1.2×10⁹/L 是门静脉血栓形成的独立预测因素[20]。上述研究对于早期如何识别肝硬化 PVT 风险人群有重要指导意义,未来仍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以探讨肝硬化 PVT 的早期识别标志物。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PVT 患病率为 8% ~ 25%,显著高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1%)。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促凝因子和抗凝因子之间的平衡相对稳定,而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促凝与抗凝之间的平衡非常脆弱,是否应该进行抗凝治疗目前争议较大。赞成抗凝治疗的专家认为:(1)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体内合成的抗凝因子如蛋白 C 和 S 减少,促凝因子如 VIII 因子、凝血酶、组织因子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增加,总体导致血栓前状态;(2)尤其是在静脉曲张出血患者中,PVT 的存在是 5 d 治疗失败(定义为再出血、无法控制的出血或死亡)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3)尽管移植前肝硬化 PVT 不影响等待移植患者的病死率,但显著增加移植后病死率;(4)现有证据显示抗凝治疗不增加肝硬化患者的不良后果: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进行抗凝治疗不仅仅促进门静脉再通,还可降低进一步失代偿率和病死率,并可能带来潜在的额外益处,如降低肠道细菌移位及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等[7]。而反对抗凝治疗的专家认为[8]:(1)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抗凝治疗可导致更高的 PVT 完全再通率:一方面肝硬化 PVT 尤其是部分阻塞患者存在较高的自发性再通率,另一方面已发表的支持抗凝治疗提高 PVT 再通率的研究存在纳入证据质量低及发表偏差的影响;(2)肝硬化 PVT 增加病死率和降低移植率可能只是历史上供体选择和手术技术的问题,而目前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已得到改善;(3)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抗凝治疗的额外风险不清楚:现有的支持抗凝的证据主要来自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这类人群应用抗凝治疗未见出血风险增加,但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的风险尚不明确;(4)目前缺乏可靠的方法来评估抗凝治疗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是否有效: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标准化比值、抗 Xa7 对于监测维生素 K 拮抗剂及低分子肝素的抗凝效果不可靠,尤其是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如何监测尚无可靠方法;同时一旦启动抗凝治疗何时停止更不清楚,有报道认为部分患者停药可能导致血栓快速再形成。因此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是否进行抗凝治疗,还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上海共识意见”强调抗凝治疗的主要适应证为急性症状性肝硬化 PVT、等待肝移植、合并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的肝硬化 PVT 患者,尤其是对于有肝移植需求的肝硬化 PVT 患者,抗凝治疗的目标在于保持门静脉通畅,阻止血栓进展或延伸至肠系膜静脉[1-2]。非急性症状性 PVT 是否抗凝应进行个体化评估,可根据 PVT 的严重程度、范围和动态演变,酌情考虑是否采取抗凝药物治疗;而对于伴有近期出血史、重度胃食管静脉曲张、严重血小板减少症的肝硬化 PVT 患者应暂缓抗凝[1]。
目前肝硬化 PVT 常用的抗凝药物包括维生素 K 拮抗剂、肝素及新型直接口服抗凝药物[1]。选择何种药物抗凝,需要根据患者的疾病阶段、严重程度、药物的经济效益比来确定。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使用华法林、低分子肝素和直接口服抗凝药物通常安全有效,但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存在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延长,血小板减少,如何监测药物的安全性是临床面临的困境,同时失代偿期 Child-Pugh C 级肝硬化患者应用直接口服抗凝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尚需进一步评估[1]。因此未来仍需加强如何早期预测、有效监测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中的出血风险,旋转式血栓弹力测定、血栓弹力图和凝血酶生成测定能否作为有效的监测与评估手段尚需更多的证据。
关于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的疗程仍存在争议,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肠系膜静脉血栓或既往有肠缺血或肠坏死、等待肝移植、存在遗传性血栓形成倾向的肝硬化 PVT 患者,需要长期抗凝治疗[1-2]。但对于上述情况以外的非症状性肝硬化 PVT,启动抗凝治疗获得门静脉再通后需要继续抗凝治疗多长时间、停药的指征是什么,尚未达成共识;对于抗凝治疗后门静脉未再通的患者,抗凝治疗多长时间可确定为抗凝无应答,亦缺乏相应的证据;对于抗凝治疗成功后的病例停药后是否会复发也需要定期监测。因此进一步探索抗凝治疗的疗程,明确停药指征,亦是临床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学组 .《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 , 上海)》[J]. 中华消化杂志 , 2020, 40(11 ): 721-730. DOI: 10.3760/cma.j.cn501113-20201112-00612.
苗国栋 精神科专家苗国栋 5 天前
焦虑是人们最常见的情绪,也是各种精神障碍患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类情绪异常(emotional disturbance)。有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将焦虑定义为“在无现实威胁情况下出现的或与现实威胁不相称的紧张不安、过分担心,并伴有相应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如心悸、口干等和运动性不安症状如坐立不宁、搓手顿足等”。
焦虑情绪几乎见于所有的精神障碍,甚至心理素质良好的个体或曰“正常人”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焦虑情绪和相应的行为反应。因为人们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有对未来事物有程度不同的确定性或“把握度”预期的认知习惯,一旦未来事物的不确定性超出其心理承受程度,使其对当前的安全有受到威胁的预期,就会产生某种焦虑情绪。而且,因为精神障碍患者普遍存在安全感不良的素质,在其日常生活中对环境事物的风险征象有过度感知或过分敏感,倾向于高估风险,极易产生焦虑情绪及包括回避行为在内的相应的行为反应。甚至,由这些认知偏差以及认知偏差诱发的焦虑情绪与行为反应,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导致严重的精神病理现象。
以强迫症为例。若一个有担心沾染不洁物而患病的强迫思维患者,在不慎接触了其认定的不洁物时,就会立刻有染病的不良预期,继之产生强烈的焦虑情绪以及程度不一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为了减轻或缓解其焦虑,他的习惯性反应便是祛除可能使其染病的“威胁”,即立刻实施减轻其焦虑的强迫行为——刻板重复的“清洁仪式”(cleaning rituals)。清洁仪式既可以是经典的强迫洗涤,也可以是丢弃其认为是沾染不洁的衣衫、物品,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治疗这样的强迫症患者常用的措施包括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等。现有治疗强迫症的一线治疗药物主要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但将药物增加到足够剂量(有效量)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即使是服用足量治疗药物后,对强迫症也没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一般认为足量药物治疗 12 周以上才可能出现较显著的疗效)。因患者甚至其家人普遍对药物治疗起效时间有不现实的期望,在药物起效前就可能因对疗效失望而放弃,要么换医生,要么要求医生更换治疗药物,使本可能起效的治疗半途而废。另外,即使是采用 CBT 治疗其强迫症状,但让患者暴露于足以诱发其焦虑的场景或刺激时,患者的焦虑情绪可能会构成 CBT 的主要阻抗因素,而使 CBT 难以坚持。假如,给这样的患者在治疗初始阶段使用有效、足量的抗焦虑药物(如苯二氮卓类),使其焦虑显著减轻,在沾染不洁物时,其焦虑会明显减轻,实施强迫行为的冲动就会减弱,实施强迫行为的次数也会减少,使其病情有改善的迹象。在接受 CBT 过程中,因焦虑减轻,其阻抗也会减弱,相应地使 CBT 更容易被患者接受。近些年来,我本人就一直通过贯彻这样的治疗策略,使强迫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更好、疗效更佳。而且,随着 SSRIs 类药物的剂量达到有效治疗量,并持续足够长的治疗时间,即开始发挥其抗焦虑作用,最初阶段使用的抗焦虑药物的治疗价值便衰减了,往往可以逐渐减量、停药。
再以疑病妄想为例。有疑病妄想的患者,在初起阶段其疑病性质的担心、信念多由包括焦虑伴发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在内的相关躯体症状引起,并在焦虑情绪的强化下,选择性且刻板重复关注、体验这些躯体症状,以偏差认知模式解读这些症状的意义,使其焦虑情绪、躯体症状和疑病信念互为因果、彼此强化,最终达到妄想定型阶段。而无论用以哪种理念认识和指导治疗、以哪种方案治疗患者的疑病妄想,都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使用足量抗焦虑药物又是一个能够快速减轻焦虑及其相伴随的躯体症状的有效治疗手段,同样有增加其治疗依从性的作用。我本人以这样的治疗策略治疗患者,都获得了预期的疗效。
再以关系妄想为例。关系妄想的形成过程与疑病妄想非常相似(参见拙文《从寓言《人有亡鈇者》来看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是在焦虑情绪的参与下,由偏差认知模式主导,选择性收集与其妄想信念吻合的信息,形成牢固的关系妄想。治疗这样的患者,足量的抗焦虑药物也能在较短时间内,使其症状减轻。
当然,其他许多精神病性症状的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也常与安全感不良以及焦虑情绪和相应认知偏差、行为反应有密切关系。在治疗这些症状时,早期足量使用抗焦虑药物也都有良好的效果。我将这一治疗理念运用于治疗几乎所有有焦虑症状的患者,使患者病情在较短时间内开始改善。
我个人理解,用足量抗焦虑药物减轻、消除患者的焦虑,就是打断焦虑情绪与其病理思维内容相互影响、彼此强化的持续性循环的关键环节。这一做法与此前本人文章《治疗精神障碍患者失眠症状的临床意义和价值》所提出的治疗失眠症状有异曲同工的意义。
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相关临床表现,如发热、咳嗽、咽痛等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但检酸检测阳性的人。
无症状感染者多在聚集性疫情调查、重点人群筛查和检测等过程中发现。无症状感染者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经 14 天的隔离医学观察,均无任何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另一种是处于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状态。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传染性,存在着传播风险。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需要中医学观察 14 天,期间如出现新冠肺炎相关临床症状和体征者转为确诊病例。集中医学观察满 14 天且连续两次标本核酸检测呈阴性可解除集中医学观察,核酸检测仍为阳性且无临床症状者需继续集中医学观察。对解除集中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还需继续进行 14 天的医学观察、随访,解除集中医学观察后第 2 周和第 4 周需要到定点医院随访复诊,及时掌握健康状况。
由于避孕知识的缺乏、医院计划生育服务体系的滞后以及人流手术的方便可及,使得我国人工流产率不断攀升,部分女性甚至将人工流产手术作为一种避孕方式,导致重复流产率也在不断升高。即使在医疗技术相对发达的今天,人工流产手术仍然可能带来一些严重后果,如麻醉意外、术中出血、人流不全甚至子宫穿孔等,而术后还可能继发宫腔粘连、感染、月经不调等,甚至导致不孕,而重复流产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危害更加不容忽视。
术后取温水将患者皮肤上的消毒液与血迹擦净,用轮椅推送患者进入观察室进一步观察,同时行术后镇痛理疗 20 min,评估患者完全清醒后告知患者起床“三部曲”,预防跌倒的发生;为患者提供一杯温热的益母草汤,做好术后健康教育指导,强调注意休息。
人流术后关爱随访,术后 1、3、6 个月电话回访,了解患者月经是否恢复及避孕方法的使用情况,指导患者使用正确避孕的方法。微信平台实时咨询,及时解答患者问题,推送科普信息。科室设立了 PAC 咨询室,鼓励患者术后进行保健咨询。结合多媒体手段向患者讲解避孕知识,并强调重复流产导致的危害,告知患者术后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再次妊娠,应当加强避孕措施,包括口服短效避孕药、安全套以及宫内节育器等,并告知患者定期复诊,了解身体状况。
肾阴虚和肾阳虚都属于中医肾虚的范畴,临床主要是通过患者的症状来判断。
肾阳虚表现为四肢不温、怕冷、面色苍白、大便不成形、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男性精冷不育、遗精阳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量多质稀、性欲减退等等。
肾阴虚可以见到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口干、舌红少苔、脉细数、面赤颧红、小便短赤、大便干结、失眠、女性月经量多、男性阳强易举等等。
二者在症状方面有明显的区别,肾阴虚以虚热症状为主,肾阳虚以虚寒症状为主,治疗也是不一样的。
母乳是新生儿最好的食物,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乳可以喂养到两周岁。但是如果妈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慢性乙肝病人,是否可以进行母乳喂养呢?
乙型肝炎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围产期,分娩时婴儿通过接触母亲的血或其他体液获得感染,但是通过乳汁的传播风险远远低于分娩时的感染风险。
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的最有效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将乙型肝炎疫苗纳入婴儿的常规免疫,对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母亲的新生儿,应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最好在出生后 12 小时内)尽早注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BIG)100IU,同时在不同部位接种 10μg 重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并分别在出生后的 1 个月和 6 个月时接种第 2 和第 3 针乙型肝炎疫苗,可显著增强阻断母婴传播的效果。在双重免疫下,建议纯母乳喂养 6 个月,并在合理添加辅食的基础上,母乳喂养至儿童 2 岁。
新生儿在接受免疫治疗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不需要限制母乳喂养。
由于皮肤、黏膜溃疡或破损是 HBV 传播的通道,因此母亲乳头破裂、出血,伴有浆液性渗出或婴儿口腔溃疡时,均应暂停母乳喂养,待伤口恢复再进行母乳喂养,以减少病毒直接进入婴儿血液的机会。
所以顺在一般的情况下,乙肝妈妈是可以进行母乳喂养的!
疫苗接种的禁忌是指不应接种疫苗的情况。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通常的疫苗接种禁忌包括:
透析小知识
在临床中,患者出现了下肢截瘫方面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恢复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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