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是否有中耳积水需通过临床表现、耳内镜检查、纯音测听和声导抗以及诊断性鼓膜穿刺术等方式综合来判断。

1.临床表现：观察患者近期是否有耳闷、听力下降、耳痛等表现，询问是否有上呼吸道感染、坐飞机、潜水的经历，若存在则需考虑有中耳积水的可能。

2.耳内镜检查：中耳积水多是因中耳炎所致，若在急性期，鼓膜松弛部可呈现充血，而紧张部周边有放射状扩张的血管纹，鼓膜内陷，鼓室内积液时鼓膜为微黄或橘黄色，可见液平面或气泡。

3.纯音测听和声导抗：可通过纯音测听来判断患者听力是否受到影响，患者多有轻度的传导性耳聋（低频型）。而声导抗对渗出性中耳炎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患者声导抗结果常表现为B型图，即平坦型。

4.诊断性鼓膜穿刺术：进行诊断性的鼓膜穿刺可明确鼓室内是否有积液。

当怀疑有中耳积液时，建议尽早就诊医院，由专业的医生予以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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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栓塞的遗传和获得性风险因素

肺动脉栓塞(PE)和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存在于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VTE)的疾病谱上。当血栓从静脉循环迁移到肺血管系统并停留在肺动脉系统时，就会发生肺动脉栓塞。急性PE的临床表现从无症状偶然被发现到大面积PE导致猝死不等。

19世纪中叶，Rudolph Virchow确定了导致血栓形成的三种风险因素——血流淤滞、血管内皮损伤和高凝血性。所有VTE风险因素都反映了这些潜在的病理生理过程，一般来说，经历VTE的患者至少有一个风险因素。风险因素可以分为遗传因素和获得性（后天）因素。

遗传风险因素

有几种已知的遗传条件可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包括Leiden因子V、凝血酶原基因突变(G20210-A)、抗凝血酶缺陷、蛋白C缺陷和蛋白S缺陷。蛋白C、蛋白S和抗凝血酶缺陷的情况相对少见，但却很严重，它们可使患者静脉血栓发生率增加5- 10倍。Leiden因子V是一种更常见的导致高凝性的突变，它与杂合子血栓栓塞风险增加5倍和纯合子血栓栓塞风险增加10倍相关。最后，在7%的VTE患者中检测到凝血酶原基因突变，使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三倍。

获得性风险因素

众所周知，手术和创伤会增加VTE的风险。特别是骨科手术导致了更高的风险，一半的择期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发展为VTE。同样，创伤性髋关节骨折患者在术前和术后患VTE的风险更高。增加的风险是由手术期间和手术后的不活动以及手术期间的直接静脉损伤和炎症介导的。药物血栓预防优于机械血栓预防，可减少术后DVT和PE的发生率。与产生促凝剂物质相关的活动性恶性肿瘤使VTE的风险增加了七倍。在一项关于实体和血液恶性肿瘤的大型人群研究中，近2%的患者在癌症诊断后2年内被诊断为VTE，转移性疾病，特别是胰腺癌和结肠癌的VTE率最高。此外，与低级别肿瘤患者相比，高级别肿瘤患者的风险更高。VTE的风险在癌症诊断后不久或开始治疗后最高，重要的是，当癌症缓解时风险降低。

据记录，在住院、关节固定和长时间旅行的患者中，主要由瘀血介导的VTE风险增加已被证实。超过一半的VTE患者最近住院，高达三分之二的住院后VTE发生在住院后的第一个月内，其余患者在未来3个月内发生。在没有手术治疗的情况下，由于骨科损伤导致的关节制动也使VTE的风险增加了两倍，在72小时内。旅行是VTE的一个经常被提及但相对不常见的原因，据估计每百万飞行超过1万公里的旅行者发生4.8例VTE。发生的频率、距离和持续时间之间有直接的关系。

怀孕期间存在天然的高凝血状态，以降低分娩时出血的风险。这是由因子VII、VIII、X、von Willebrand因子和纤维蛋白原的增加以及具有后天活性蛋白C耐药性的蛋白质S减少介导的。怀孕期间VTE率增加4至5倍，分娩后3个月内增加20倍。DVT是PE的四倍，PE在产后更常见。

使用含有雌激素的口服避孕药时，VTE的风险会增加三到四倍。风险在使用的第一年（特别是头3个月）最高，但此后不会增加，并随着停止治疗而消除。绝经后激素替代疗法也会发生类似的风险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抗凝血剂和促凝血剂之间平衡的年龄相关变化介导了静脉血栓栓塞倾向的增加。VTE从40岁和50岁开始增加，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明显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能力下降，恶性肿瘤、肥胖和其他合并症的发生率升高，这使人们感到困惑。

体重指数（BMI）和VTE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与正常体重患者相比，严重肥胖（BMI≥35）患VTE的风险高出六倍。有趣的是，虽然肥胖患者的PE发病率更高，但自相矛盾的是，死亡率低于非肥胖患者。目前还不清楚这是由于身体脂肪增加和内分泌素系统活性增加发挥保护作用还是由于其他机制。

抗磷脂综合征的特征是复发性静脉或动脉血栓形成，DVT和PE是最常见的表现，发生在三分之一的患者中。携带狼疮抗凝血物或抗β2-糖前列丙氨酸I抗体的患者患VTE的风险高5%至8%。

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疾病可能与血小板活化和凝血途径增加介导的静脉血栓栓塞风险增加有关。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患VTE的风险增加，但这种关系被吸烟、肥胖、糖尿病、高血脂和高血压等常见合并症所混淆。

除了前面讨论的风险因素外，先前的VTE事件增加了复发事件的风险。在非诱发性或特发性事件的患者中，5年复发率可达25%或更高。

附：

自然历史

PE的预后取决于阻塞程度和PE的血流动力学影响。大面积PE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估计死亡率为25%至65%，次大面积PE患者死亡率为3%至15%，而低风险PE和心功能正常的患者抗凝下死亡率<1%。

在未选择的队列中，5年后静脉血栓栓塞复发的风险估计为20%至25%，在没有明确诱因的队列中高于25%。伴有先天性或后天危险因素的患者复发率也会增加。PE对于功能损害有潜在的长期后果，特别是对于复发性PE患者。

血栓的自然历史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的。然而，15 - 30%的患者在发病1年后仍有残留血栓。持续性血栓可导致肺血管阻力(PVR)和右心室(RV)压力负荷持续增加，并具有导致功能损害和生活质量下降的生理后果。

“PE后综合征”的定义为呼吸困难、运动不耐受、生活质量下降，心功能、肺动脉血流动力学或肺气体交换不理想。PE后综合征最严重的表现是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估计影响急性PE幸存者的1%至5%。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Chronic thromboembolic disease, CTED)是指无肺动脉高压的持续性灌注缺陷，根据米国急性PE的发病率的资料，仅米国估计有35000人患有CTED, 1250人患有CTEPH。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00万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s) 2。因此，支架相关并发症即便发生率相当低，也是公共卫生关注的主要问题。在这些并发症中，支架血栓形成(ST)的死亡率为5-45%，5年复发率为15-20%，是最相关的并发症3-5。

根据支架植入后的时间，可以将ST分为早期（植入后30天内，根据过去10年发表的分析，发生率<1％）6-8，晚期（植入后1个月至1年之间，发生率为0.5–1.0％）6或非常晚期（植入后> 1年，使用现代药物洗脱支架（DES）每年发生率为0.2–0.4％）但使用第一代DES最高可达2％）9-12。根据其临床表现，ST也可分为确定的，很可能或可能的13。总的来说，ST占PCI后所有心肌梗死（MI）事件的20％，其相关的死亡风险比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14高14倍。 ST是临床因素、生物学过程、药理作用和机械现象相互作用的多因素病理状态，这使得风险分层和治疗决策具有挑战性。

经历几代支架、药物和心脏科临床医生中，ST一直是心血管干预创新的最强驱动力之一。然而，尽管经过不断的改进和现代支架的安全性提高16，但由于病变的复杂性和被治疗患者的易损性不断增加，ST仍是PCI最严重的并发症17。过去3年大型注册研究和侵入式成像技术使用，与ST形成的设备相关、手术相关的危险因素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对人体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爱吃早餐，或者没有时间吃早餐。一顿有营养的早餐可以让我们一天的生活从精力充沛开始，不吃早餐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该如何科学地安排早餐？

2、不吃早餐与超重、肥胖密切相关：不吃早餐或者早餐随便应付导致早餐进食的热量太低，促使午餐报复性进食导致能量超标，引发超重或肥胖。此外，也有相关研究发现，不吃早餐导致的低血糖状态，能刺激人体内生长激素分泌，导致脂肪组织增加，引发肥胖。

4、营养不良：早餐是我们一天中首次的进食活动，在全天能量和营养素摄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调查表明，不吃早餐或者早餐吃得没营养、质量太差，是导致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

动物性食物包含畜、禽、鱼、蛋，鸡蛋营养丰富，吃鸡蛋不丢弃蛋黄，每天吃一个鸡蛋为宜。肉类优先选鱼虾类，还可吃鸡肉、瘦猪肉、瘦牛肉，少吃肥肉以及烟熏、腌制的肉制品。

甲状腺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甲状腺癌发病率快速增长，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