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在的问题

        1980 年，DSM-Ⅲ首次把“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作为一类独立的疾病。随后，ICD-10 和 CCMD-3 也相继制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由于病因和发病原理至今未明，躯体化障碍的诊断主要依据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第二，心理来源的躯体痛苦。在临床实践中，该诊断标准遭遇许多实际问题：1）诊断建立在无法找到躯体疾病的基础上，导致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和医疗条件不同的患者间存在很大的诊断差异，不少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躯体疾病被误诊为躯体体障碍。2）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患者均可存在显著的躯体症状，精神分裂症等更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中也经常存在突出的躯体不适主诉。医生在面临这类诊断的困境时，一般都更倾向于仅仅诊断其他主要精神障碍，从而遗漏了躯体化障碍的诊断。3）患者对躯体化障碍的诊断接受程度差。很多患者拒绝接受其症状的“心理来源”，因为这暗示着患者存在心理问题：是“内心软弱、逃避现实”，甚至有可能是“装病”。

二、DSM-5 的修订

        鉴于以上原因，2013 年出版发行的 DSM-5 将“躯体化障碍”更名为“躯体症状障碍”（Somatic Symptom Disorder），特征是存在非常痛苦或导致重大功能损伤的躯体症状，同时伴有关于这些症状过度和不恰当的思维、感觉和行为。从这个新定义上能够看出，其最根本的修改在于：首先，诊断不再需要“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其次，在躯体症状之外，加入了一系列心理和行为特征的阳性标准。

1、不再依赖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删去“医学无法解释症状”是一项重大修订，因为它本来是躯体化障碍中一条核心的排除条件。新的疾病名称和标准不再试图对病因做出任何明确或暗示性的解释，新标准认为躯体化障碍和其他躯体疾病并不矛盾，它也可能出现在患有心脏病、癌症等躯体疾病的患者身上，就像抑郁症会出现在很多严重疾病患者身上一样。是否做出躯体化障碍的诊断取决于患者的躯体症状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又有多大程度上是“过度的”，而这就要结合患者的心理行为评估与其他医学状况进行共同判断。

2、相关的心理症状标准新标准描述了躯体症状障碍的心理社会症状，主要表现在对躯体症状的临床意义过度解读和担忧，以及存在过度求医行为。患者存在认知扭曲，不仅将躯体症状归因于器质性疾病，且认为已经或必将产生较严重的后果。新标准用患者的心理状态代替了原本看似客观的“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标准从本质上反映出患者在长期躯体痛苦的同时，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均受到的困扰。

三、ICD-11 的修订

        基于同样的原因，2018 年披露的 ICD-11 草案也将“躯体化障碍”更名为“躯体痛苦障碍”、又或译为“躯体不适障碍”（bodily distress disorder）。其定义为：“以存在躯体症状为特征，这些躯体症状对个体造成了痛苦，并导致个体对于这些症状过度的关注，后者可表现为反复就诊。如果某种躯体问题导致或参与了这些症状，那么此时个体的注意应显而易见地超过疾病性质及其进展的限度；这种过度的注意并不能被适宜的临床检查及探究，以及来自医疗方面的确认所缓解。躯体症状及其相关精神痛苦应持续存在，在至少若干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均存在，并与个人、家庭、社交、教育、职业及其他重要领域的功能损害相关。一般而言，躯体痛苦障碍涉及多重躯体症状，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个别情况下，个体可存在单个症状——通常是疼痛或疲劳——与该障碍的其他特质相关。

四、总结

        无论是 DSM-5 还是 ICD-11 均强调对躯体症状的诊断不取决于病因—器质性？心因性？抑或是混合性？而是取决于患者对于躯体症状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是否合理、是否过度。因为后者才是精神科医生能够改善和治疗的，其核心是带有偏执或超价的焦虑、恐惧。首先，应承认躯体症状确实存在；其次，躯体症状障碍可以与其他精神疾病或躯体疾病的诊断共存；第三，做全面的恰当的检查，寻找器质性疾病；最后，尽可能缓解患者的躯体症状和精神症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无法消除躯体症状，则应尽量减轻躯体症状，同时消除患者的恐惧、焦虑和痛苦体验，使其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陈子晨汪新建著.从 DSM-Ⅳ躯体形式障碍到 DSM-5 躯体症状障碍.心理科学进展，2013 年 11 期
• [2]医脉通精神科.ICD-11：躯体形式障碍的演变之路，2015
• [3]范肖冬等译.世界卫生组织编著.《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临床描述与诊断要点》.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 [4]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编.《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 [5]张道龙等译.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DSM-5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初二的语文老师唐昕每次批改周记时，总能看到几个扎眼的字词，“我真的会谢”“中国人不骗中国人”“我悟了”……这些经历让唐昕觉得，有必要对这些网络烂梗采取措施，防止其影响学生们养成规范的语言表达和习惯。
语言不仅是思维的载体，也会影响和塑造思维，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将网络用语与我们已有的语言表达进行对比，比如，在谈及“YYDS”时，口语中有“好厉害”“棒极了”等表述，书面语言则有“出类拔萃”“超群绝伦”等成语，通过这种对比，可以去引导孩子正确认识语言的差异性。
同时，平台要加强对不良信息和网络黑话的监控，学校和社会组织也要开展网络语言文明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公众对规范网络用语的意识，让孩子们在健康的语言环境中成长。

10月21日，河南商丘。一20多年酒龄男子两天一小酌，三天一大醉，喝酒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就在两年前，他突然感觉到左侧胯部隐隐作痛，保守治疗也未见好转。1个月前，更是痛得无法下地行走，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详细查体并完善检查后，他被诊断为“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医生团队在综合考虑到患者的年龄以及病情后，决定为其进行人工髋关节置换术。医生介绍：在股骨头坏死病因当中，有33%是酒精性引起的，30%是激素引起的，还有30%是外伤性引起的。

近日，一位宝宝跟奶嘴告别，仪式感满满～网友：原来仪式感是与生俱来的~

怀孕会对女性大脑有什么影响#，普通人感受到的“一孕傻三年”究竟是否真的有科学依据？怀孕对女性来说除了外表的变化，内在又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2024年9月16日，《自然·神经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对这个黑匣子最全面的窥探。

随着孕周的增加，女性大脑皮层灰质体积缩小、皮层厚度下降，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多个区域的体积也在缩小。在研究对象怀孕的第九周，他们分析的400个脑区中有80%的灰质体积和皮层厚度出现了减少，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怀孕结束，平均缩小了4%。
“怀孕期间的大脑缩小并不一定是坏事，并且可能使大脑变得更加精简和专业化。”艾米莉·雅各布斯说，怀孕的激素激增可能会导致大脑里一些有用物质的削减，以优化信息处理，这一变化在某些青少年大脑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我们最为常见的给药途径是静脉给药和口服给药。优点是方便经济普遍有效，依从性好，持续时间长。

但药物能够到达肿瘤局部的浓度小，所以对肿瘤的局部作用也小。但是全身的毒副作用较大。为了提高肿瘤局部的药物浓度，减少全身的副作用，对于一些肿瘤可以采取特殊的途径进行给药化疗。

影响药物局部有效浓度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肿瘤的体积，因为体积大的肿瘤常常会有区域血供不良，也导致药物浓度低。这一问题呢，可以通过将药物直接注射到肿瘤所在部位解决。

比如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肝动脉直接将化疗药物注射到肝脏肿瘤部位，而达到全身其他部位的药物就很少。副反应也就很小。

腔内化疗包括胸腔，心包腔内的化疗，治疗癌性积液，有些可以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还有T4期的胃癌和大肠癌，术后腹腔内应用化疗药物氟尿嘧啶和顺铂等，进行腹腔化疗，对于种植性转移的控制是有益的，但全身不良反应却很小。

还有比如膀胱癌的灌注化疗。都可以使局部浓度高，全身药物浓度低。

还有比如鞘内注射给药。因为人体存在诸多屏障，比如血脑屏障和血睾丸屏障。肿瘤细胞可以生长，但抗肿瘤药物却不能到达。这些屏障阻挡大分子的生物制剂不能透过。而肿瘤细胞能够侵犯这些屏障，并通过这些屏障到更远的地方生存。

有些肿瘤，比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小细胞肺癌化疗后全身肿瘤达到了完全缓解。而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的转移。就是因为屏障的存在。这时我们可以选择给药途径的方法，就是腰椎穿刺鞘内给药或在头皮下埋植注药囊，将抗癌药物注入脑脊液。

剂量强度指的是每周药物按体表面积每平方米的剂量，而不计较给药的途径。还有一个就是相对剂量强度的概念，指的是使用的剂量与标准剂量之比。

由于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因害怕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副反应随意。降低剂量强度，特别是做辅助化疗时候，也许患者当时是可以接受的，但给治疗远期效果带来隐患。

一般来说这是不允许的，在我们治疗中至少要达到有效的剂量强度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否则疗效达不到，副作用却依然存在。

临床上存在量效关系的肿瘤，一般只见于淋巴瘤，睾丸肿瘤，乳腺癌和小细胞肺癌等少数肿瘤。在治疗的时候量越大，疗效愈大。这也是临床上应用大剂量化疗的基础与依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细胞因子的开发与使用，新药的研发与投入使用。比如造血刺激因子可以使高剂量化疗引起的骨髓功能恢复期进一步缩短。有可能是对化疗抗菌的血液系统疾病，甚至某些上皮肿瘤缩小和长期无病生存。

所以在患者能够耐受的情况下，给予最大耐受剂量强度是至关重要的。

精子是由前列腺、精囊腺等部位生成，当精子出现畸形率较高时，一般会导致正常的生育功能受到影响，需要了解精子的畸形率，判断是否出现了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