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城区蔡集镇医院位于宿城区蔡集街东首,宿王路北侧,占地面积70亩,门诊建筑面积3000平方,住院部建筑面积8000平方。现有职工八十余人,中级四人,执业医师十余人,护士三十人,拥有床位一百余张,是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为一体的综合医院,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医保定点单位。2011年、2012年、2013年被评为“市十佳乡镇医院”多次被授予“区文明单位”、多次获区卫生局综合考评一等奖、二等奖奖励。我院拥有国产、进口彩超各一台,5分类血球计数仪一台,全自动血生化分析仪一台,西门子CT一台,核磁共振,500、800mAX光机各一台,美国CR、十二导联心电图机两台、进口麻醉机、呼吸机、除颤仪、高频电刀各一台、进口多参数生命监护仪四台及腹腔镜等多种大型医用仪器,能够开展胃大部分切除、甲状腺切除、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肠切除、肠吻合、脾切除、阑尾切除、疝气修补、无痛分娩、剖腹产、宫外孕、子宫切除、骨折复位固定、切开复位内固定、关节脱臼复位等诊疗技术还能够用腹腔镜开展上腹部、下腹部微创手术。妇产科新添置妇科病臭氧治疗仪,蓝光治疗仪(新生儿黄疸治疗)、四维彩超等大型仪器设备,妇产科病区重新装修,设立家庭式的VTP病房,为产妇提供人性化、亲情化的服务疼痛科聘请徐州市医院知名专家小针刀治疗各种急慢性疼痛。疗效显著。6个月-12岁小儿疝气门诊微创手术治疗,随治随走。肛肠科由部队知名肛肠专家坐诊,利用军队肛肠病研究所研制的中药对内、外痔、混合痔、肛瘘等肛肠疾病治疗效果显著。全市乡镇医院首家引进美国先进技术核磁共振成像仪(MRI),检查无创伤、无痛苦,利用先进计数机技术对骨折、脱位、软组织损伤、骨关节损伤、颈、腰椎间盘突出、肿瘤、颅脑等病变检查。为临床诊断提高准确的参考。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为办院方针以“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放心医院”为目标以“关爱百姓,回报社会”为服务宗旨。所谓良性脑瘤是指生长在颅内某一部位(多在脑神经组织外),组织分化良好,生长缓慢,多能根治的肿瘤。如脑膜瘤、垂体腺瘤、胚胎残余性肿瘤及血管肿瘤等,原因未明。,椎管内,①主要是手术切除肿瘤,手术切除的原则是:凡良性肿瘤应力争全切除以达到治愈的效果;凡恶性肿瘤或位于重要功能区的良性肿瘤,应根据病人情况和技术条件予以大部切除或部分切除,以达到减压为目的。②放疗是用各种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以抑制和杀灭癌细胞的一种治疗方法。,脑瘤应与癫痫、脑脓肿、脑血管疾病、脑蛛网膜炎、视神经乳头炎、内耳眩晕病等相鉴别。细心诊察,多数不难区别。,1忌吃腌制的食物;如咸鸡、咸鱼、咸肉;2忌吃富含油脂的食物;如猪油、肥肉、羊油;3忌吃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如年糕、粽子、螺丝肉。4日常生活中,应多食用些黄绿色蔬菜和水果,如胡萝卜、南瓜、西红柿、莴苣、油白菜、菠菜、大枣、香蕉、苹果、芒果等。,1.影像学检查 2.CT检查 3.磁共振成像,。
遇到需要打开椎管切除椎管内的占位病灶,例如各种肿瘤,囊肿,清除血肿,处理血管畸形等,是否需要做脊椎内固定确实是一件令人揪心的事。传统来讲当手术影响到脊柱稳定性的时候需要做内固定,不然脊柱就像被拆掉承重墙的房子会坍塌,后果不堪设想。那有没有微创的方法达到既可以切除或清除椎管内的病变,又不影响脊柱稳定性因而可以省略内固定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里简介几种微创方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1、半椎板入路:简单来讲就是切除半侧椎板,在显微镜下显露和切除椎管内病变。相当于在墙角开了扇门,墙面不会倒。本方法不影响脊柱的稳定性,故此不需要内固定。适用于脊椎的各个节段,一般来讲多用于椎管内脊髓外的病灶,以及偏侧的脊髓内肿瘤。
2、微创通道下半椎板入路:在直径约一元硬币大小的专用扩张器辅助下,在显微镜下切除半边椎板,然后再处理椎管内的病灶。多用于较小的椎管内病灶切除,尤其是圆锥马尾部位的肿瘤切除。
3、椎板间入路:这种方法是切除上位椎板的下半和下位椎板的上半,形成一个骨窗。打个比喻,就像在墙上开个窗,不影响承重。由于椎板的连续性是完整的,不影响脊柱的稳定性因而不需要做脊柱内固定。本方法适用于横径较大、上下较局限的髓内病变,目前少用。
4、劈开棘突:这一方法是从后方中央劈开椎骨,撑开椎管,切除病变后让劈开的椎骨自动弹回去,不影响脊柱的稳定性,所以不必做内固定。
5、在颅颈交界部(寰枕部),例如枕骨大孔区域或者 C1-C2 的哑铃型肿瘤,常常只需要打开枕骨大孔后缘,切除寰椎后弓,部分患者还需要切除 C2 的部分椎板,对脊柱稳定性影响很小也可以不做内固定。
上述方法均需要术者具备娴熟的显微神经外科技术,要在显微镜或神经内镜下完成操作,目前多在有脊柱神经外科亚专科的神经外科中心开展。术式各有优劣,具体的适应证要咨询专科医生,切不可自作主张。
南方医院神经外科脊髓脊柱组熟练开展了上述术式,成功治疗了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病患。
椎管内肿瘤或囊肿是看骨科还是神经外科?人们可能很纠结,或者是听熟人朋友推介,要不就是凭感觉。这是因为骨科和神经外科都在做椎管内肿瘤手术,一般人、甚至一些医务人员对如此专业的问题确实不了解。现在就这 2 个专科各自的特点简单分析介绍如下,供大家参考。
椎管内包含脊髓和神经根,而脊髓和神经根是非常娇嫩的组织,必须精心的保护,一旦损伤则难以恢复,可能遗留永久性的感觉障碍、肢体单瘫、偏瘫或截瘫,大小便失禁或困难,性功能障碍甚至性无能;在上颈段甚至会导致呼吸与吞咽困难、咳嗽无力,危及生命,因此后果显然很严重。手术是否精细、准确直接关系到预后,所以要求解剖清晰,操作精准。首先看得清楚无疑是解剖清晰的基础,毫无疑问显微镜(而不是戴在头上仅仅放大 2-3 倍的放大镜)可以让医生看的更加清楚,因为显微镜可以放大十几倍、二十几倍,举例来说显微镜可以让头发丝变得像筷子一样粗;其次显微外科操作技术也是精细操作的前提。
骨科在国外叫做矫形外科,顾名思义就是纠正骨性畸形,例如脊柱侧弯、脊柱后凸或前凸,各种脱位、骨折以及脊柱的退行性疾病等。对象决定了风格,骨科医生行事多大刀阔斧,注重脊柱稳定性的保护与重建,所以喜欢内固定,常常是先做脊椎内固定然后再处理肿瘤。传统上脊柱手术不需要显微放大,因此基本上是裸眼手术(也许有戴放大镜的),极少用显微镜。而神经外科医生注重脊髓和神经根的保护,显微镜使用和显微神经外科操作技术娴熟,动作较精细。既往是切除椎板来显露和切除肿瘤,不做内固定,对于多节段肿瘤手术潜在脊柱稳定性不足的可能。目前有多种手段可以做微创手术、既能够切除肿瘤或囊肿,还不影响脊柱的稳定性,故而不需要脊柱内固定,省时、省钱,效果还好。因此,神经外科医生做椎管内手术不一定要做脊柱内固定。 [请参考本人的另外一篇文章《椎管内手术一定要内固定吗?有没有不需要内固定的微创方法?》]
兼容并蓄是发展的总体趋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早已有融合了神经外科和脊柱骨科的脊柱外科,集中了 2 个专科的优势,形成了 1+1>2 的格局。它属于神经外科的一个分支(亚专科),专门诊治与脊柱和脊髓相关的疾病,包括肿瘤、囊肿、各种先天性畸形、出血、创伤、血管疾病等。国内部分医院逐渐在神经外科建立专门的脊髓脊柱亚专科(组),涌现了一批掌握了脊柱内固定技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广泛开展前述疾患的诊治。
南方医院神经外科脊柱脊髓与神经疼痛亚专科已经成立,早已全面开展了脊髓/神经及相关脊柱疾病的诊治,在脊髓血管瘤、神经鞘瘤、脊膜瘤、脊髓圆锥和马尾肿瘤,枕骨大孔区肿瘤的微创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脊髓室管膜瘤和胶质瘤、Chiari 畸形(小脑扁桃体下疝)与脊髓空洞、脊髓栓系综合征以及哑铃型椎管肿瘤的手术治疗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欢迎有需要的人士垂询。
病症: 胃癌 恶性黑色素瘤
患者:李女士
年龄:70岁
罹患癌症,毫无疑问对每个人都是重大打击。而如果一位患者不幸同时罹患两种癌症,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沉重。
但时至今日,癌症早已不再是什么“不治之症”,很多良好的治疗方法,可帮助患者迈过重重困境,预后得到极大提升。
不仅如此,在医疗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患者也能通过“海外二诊”服务,快速触达到国际权威专家资源,为自己的治疗保驾护航!
今天的案例主人公李女士,正是一位“海外二诊”的受益者。我们来一起看看她的故事。*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个人信息均已经脱敏处理。
70岁的李女士在去年年底,因脚底疼痛去医院看病,结果发现脚后跟有一个1厘米的黑色肿物。医生判断是冻疮,于是开了点外用药,李女士也就没有再放在心上。
大概4个月后,真正的噩梦降临:李女士通过影像检查,被诊断为胃癌,而且有了淋巴结转移。 她还出现了多次呕血,病情非常危急。很快,医生为她实施了全胃切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天后通过检查,医生发现李女士后脚跟的肿物竟然也是癌症——恶性黑色素瘤。于是大概2个月后,医生又切除了她的足底肿瘤。
为了降低复发风险,李女士开始了3个周期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替吉奥联合纳武单抗)。
虽然该做的都已做完,但对于李女士来说,恐惧感还远未被消除。因为癌症最令人恐惧的,是其具有“复发转移”的能力 。一旦癌症再次袭来,李女士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另外,两种癌症的治疗以及术后辅助药物治疗,也让李女士遭遇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腹泻、味觉障碍还有体重明显下降的问题。这些对于已经70岁的李女士来说,都很影响生活质量,所以迫切需要解决。
在本次的国际专家“海外二诊”服务中,李女士预约的是来自日本某知名综合性医院肿瘤中心的外科部长医生,他的专长领域既包括肿瘤外科,又包括各类癌症药物疗法、姑息治疗,是一位“内外兼修”的权威专家。在充分了解了李女士既往的病情和治疗经过后,医生很快通过远程会诊的方式,为患者详细解答了当前她的所有问题。
1、 未来如果转移或复发了该怎么办?
医生:假如您未来不幸出现转移或复发,那么化疗是核心治疗手段。对于单发的孤立转移灶,可以选择手术、放疗来进行局部治疗。
具体化疗方案选择,我按使用的先后顺序列出了3类,当前面的方案失效后,可更换为后面的方案。
一类方案:化疗联合/不联合免疫方案
二类方案:化疗联合/不联合抗血管药物方案
三类方案:化疗方案
2、N K细胞疗法是否对我有帮助?副作用是否可控? X医生: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NK细胞疗法对癌症有效,因此不予推荐。
3、口服替吉奥会腹泻,是否需要调整方案? II/III期胃癌患者术后采用辅助治疗方案,分别为:
这三种方案中,替吉奥方案和CAPOX方案等效,但SOX要优于替吉奥。另外,胃癌术后直接使用纳武单抗免疫治疗无意义。
替吉奥确实会出现腹泻等代表性不良反应,患者可以考虑对症治疗,比如调节肠道的药物、止泻药等缓解副作用。如果副作用太严重,那么可以考虑减少药物剂量。
替吉奥的标准用药剂量为120mg,但用量低于80mg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当前患者用药为100mg,那么为了降低副作用,可以减少剂量到80mg;但如果目前剂量已经是80mg,则无法进一步降低剂量,此时考虑更换方案为CAPOX方案替代。 如果不良反应严重到干扰日常生活,则患者可以选择停药,持续观察病情变化。
对于无淋巴结转移的II期B和II其C的患者,可选择使用1年帕博丽珠单抗免疫治疗。
4 、术后患者很瘦,味觉障碍,如何调理改善? 通常,手术后患者体重会减轻20%左右。这是患者消化吸收能力低下、促食欲的胃肠激素减少引起的。大约6个月到1年时间,患者可以恢复正常。
味觉障碍可能是抗癌药的副作用引起的,也可能是饮食减少导致缺乏锌等微量元素引起的。建议患者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饮食,每天分5-6次吃饭。在日本,我们有时也会给患者用一些营养补充剂。
另外,也可以考虑采用中草药的对症治疗,改善症状,比如十全大补汤、六君子汤。 会诊结束后,李女士的心情得到了极大的平复。她对自己未来要走的路更清晰了,也对日本专家的细致指导和会诊的快速响应非常满意。
中国是消化道癌症发病数量较多的国家,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数据,2022年我国胃癌新发病例约为35.87万例,死亡人数26.04万人。
总体来说,胃癌属于严重威胁我国国民生命健康的蕞常见癌症之一。胃癌如能在早、中期发现,还是有很大机会通过手术实现根治的,患者仍有一定机会得到临床治愈(术后5年不复发即为临床治愈)。
但在胃癌患者中,一部分人会因为【年龄较高】、伴有诸多【基础病】等问题,对手术存有疑虑,担心“下不来手术台”,甚至会放弃手术机会,选择吃药等姑息治疗。这样的选择真的正确吗?现如今的技术能否支持这类老年患者安全手术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个真实案例。
01七旬老人遭遇中期胃癌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胃病”项女士,因短时间体重骤降(8斤)前往就医。血液检测显示,她有一项指标异常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食道和胃连接的地方(贲门)以及胃的“外墙”(胃壁)都变得异常的厚,而且形状不均匀——这正是胃癌常见的表现。
医生随后通过胃镜检查和病例活检(取一小块组织观察上面的细胞),确诊了老人患有胃癌。由于还没有出现胃以外的远处其他器官的转移,也没有附近淋巴结转移,因此项女士的胃癌分期为中期。虽不是早期,但中期胃癌通常是可以手术的。为项女士提供诊疗的医生也表示,可以通过全胃切除手术实现根治。
但一来项女士已经七十多岁,二来她有20多年的糖尿病(手术伤口会更慢愈合、感染风险高、术后并发症风险高)、右肺还有一枚1.2厘米的肺结节。种种问题让老人和家人们都比较犹豫,担心扛不住治疗,最终“越治越糟”。在这样的背景下,项女士决定找一位足够权威的外科专家,来为自己进行全面评估,看看能不能兼顾好肿瘤根治以及手术的安全性。
不久后,项女士预约了来自日本癌研有明医院消化中心胃外科部长布部创也医生为自己提供指导。
02日本专家咨询内容分享
在充分了解了项女士的病情信息和全部资料后,布部创也医生给出了如下指导建议:首先,患者此前接受的是普通CT而非增强CT,胃镜也没有清晰展示食道上肿瘤具体侵犯的程度,因此很难得出精准的分期判断。
后面患者来癌研有明医院就医时,医疗团队会在治疗前为她做一套非常精细、全面的检查,此后就可以明确肿瘤情况了。届时如果发现患者的分期、肿瘤侵犯的范围确实和现在的结果相同,那么可以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手术实现根治,损伤会非常小;如果届时发现肿瘤侵犯食道过多,则需要消化道联合食道外科共同进行胸腔镜手术治疗。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患者都可以耐受手术,并且保留一部分胃。癌研有明医院是一家极为擅长肿瘤微创手术的知名癌症专科医院。在胃癌方面,2005年,医院开始导入腹腔镜,2019年又引入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患者术后并发症更少了。如今,癌研有明医院98%的外科手术都采用微创。
受益于此,很多在别的医院需要胃全切的胃癌患者,到癌研有明后可以保留一部分胃,还能兼顾临床治愈。这对于术后患者的长期营养摄入和体重维持都很有帮助。布部创也医生所在科室的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在做到根治性切除的前提之下,将原本的胃全切术式变为次全胃切除术,尽可能为患者保留一些胃,让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那么项女士的糖尿病问题,会不会影响到手术呢?对此,布部创也医生认为完全不必担心,因为对于这类患者,癌研有明医院会进行详细的术前评估,并且有专业团队介入,从生活方式调整和专业治疗入手,帮助患者控制好血糖,让血糖水平达到符合手术的标准,从而降低术后愈合不良风险。
关于肺部的1.2厘米结节,布部医生认为可以暂不处理,无论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因为这枚结节属于纯磨玻璃结节,即便是恶性,进展也非常缓慢,并不会快速出现转移扩散。而胃癌根治手术虽然会采用微创方式,但依然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负担,如果同时处理肺结节,会导致负担过重、患者难以承受。所以当前蕞好的处理办法,是先集中精力解决胃癌肿瘤,术后安排呼吸科专家为患者进行肺结节诊断,给出随访或手术或根治性放疗的建议。
03项女士术后,是否需要化疗来降低复发风险、争取更大治愈希望?
对此,布部创也医生表示,是否化疗现在还不能判断。因为术后患者能获得蕞精准的分期判断,有可能患者术前被认为是2期,但实际上术后成了1期(无需化疗);有时也可能患者术前是1期,但术后成了2-3期。假如是2-3期,则患者术后需要坚持1年的辅助化疗,大概可以降低10%的复发风险。
当地时间10月29日礼来宣布了Ⅲb期临床试验(TRAILBLAZER-ALZ 6)的积极结果,对于早期症状性阿尔茨海默病成人患者,用改良滴定方案接受donanemab治疗的患者在24周主要终点时,伴水肿/积液的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RIA-E)有所减少。
donanemab这个新药在今年7月获批于美国,又在之后获日本厚生劳动省、英国药品和医疗产品监管局批准,用于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治疗。donanemab在国内2023年取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目前还在审评审批过程中。
CDE官网截图
但在FDA说明书中有黑框警告,大意是应用该药时应注意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ARIA),表现为ARIA-E和ARIA伴含铁血黄素沉积(ARIA-H),通常发生在治疗早期,且无症状,很少发生严重和危及生命的事件。本次试验的积极结果和这个黑框警告相关。一起来看详情。
FDA说明书截图
给药方式有哪些改变?会不会影响效果?
TRAILBLAZER-ALZ 6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Ⅲb期研究,主要研究donanemab的不同给药方案对早期症状性AD患者ARIA-E和淀粉样蛋白清除率的影响,这里的早期AD指的是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轻度痴呆疾病阶段。
给药方式和既往不同,既往标准给药方案是在前三次输注时接受2瓶(700mg)donanemab,然后再接受4瓶(1400mg);改良滴定方式是患者第一次输注1瓶(350mg),第二次输注2瓶(700mg),第三次输注3瓶(1050mg),此后每次输注4瓶(1400mg)。
研究的主要终点是第24周时患者出现ARIA-E占总参与者的比例,结果显示接受改良滴定方式的患者ARIA-E发生率为14%,而标准给药方案为24%,相对风险降低41%。载脂蛋白E(APOE)是已知的阿尔茨海默病遗传风险因素的携带者,在这些患者中,19%患者在改良滴定时患有ARIA-E,而标准给药方案中为57%,相对风险降低67%。
看到这里你或许也有疑问,虽然ARIA-E的发生风险降低了,但改良滴定方案会不会影响疗效?答案是不会。
与接受标准给药方案的患者相比,改良滴定患者淀粉样斑块和p-tau217减少。改良滴定的患者的淀粉样斑块水平较基线平均降低 67%,而标准给药组患者为69%。
参考来源
1.Modified Titration of Donanemab Demonstrated Reduction of ARIA-E in Early Symptomatic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in Phase Ⅲb study.
2.CED官网.
3.A Study of Different Donanemab (LY3002813) Dosing Regimens in Adults With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TRAILBLAZER-ALZ 6).
当地时间10月29日,阿西米尼(asciminib)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加速批准[1] ,用于慢性期新诊断的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白血病(Ph+CML)成年患者。CML是一种骨髓和血细胞癌症,通常由费城染色体的异常染色体引起。在一线治疗中,约1/3的患者会出现下列问题:由于不良反应或者治疗无效而停止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新的药物,asciminib就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新药。早在2022年8月,加拿大药物和卫生技术局(CADTH)建议[2] :“若满足条件,可通过公共药物计划报销asciminib用于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asciminib为何得到FDA的青睐?
本次获批基于一项III期多中心随机研究,研究目的是比较每日80mg的asciminib与TKI治疗的疗效。TKI治疗是接受伊马替尼、尼洛替尼、达沙替尼或博舒替尼任意一种治疗。
共有405名患者被随机分配(1:1)进两组治疗。主要疗效结局指标是48周时的主要分子反应(MMR)率。这个指标是慢性髓性白血病的关键指标,这个比例越高,说明该治疗在基因水平上对疾病的控制效果越好,能够更有效地抑制疾病相关基因的表达,进而有望更好地控制疾病的进展、改善患者的症状和预后。
研究结果显示,48周时MMR率方面,asciminib组中为68%(95% CI: 61, 74),TKI组为49%(95% CI: 42, 56),二者相差19%。细看具体的TKI,入组伊马替尼和其他TKI药物入组比例为1:1;asciminib组的MMR率为69%(95% CI: 59, 78),而伊马替尼组为40%(95% CI: 31, 50),相差近30%(95% CI: 17, 42)。
这个新药安全吗?每周需要打几次药?
根据FDA数据显示,在新诊断和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应用新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20%)是肌肉骨骼疼痛、皮疹、疲劳、上呼吸道感染、头痛、腹痛和腹泻。若只看新诊断的患者,最常见的实验室异常(≥40%)是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白细胞计数降低、血小板计数降低、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等。
根据FDA已批准的asciminib说明书,用药期间还需要注意一下事项:
1.骨髓抑制 :用药期间可能因出现骨髓抑制,发生血小板减少症、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贫血。用药应在治疗的前3个月,需要每两周进行一次全血细胞计数,此后每月进行一次检测,从而判断患者有无骨髓抑制症状。根据严重程度,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
2.胰腺毒性 :患者可能出现血清脂肪酶和淀粉酶无症状升高,每月需评估血清脂肪酶和淀粉酶水平,如果您有胰腺炎,则注意主动告知医生,需要进行频率更高的检测。
3.高血压风险 :可能出现3级或4级高血压风险,应注意检测血压。
4.超敏反应 :可能出现3级或4级超敏反应,包括皮疹、水肿和支气管痉挛。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需及时反馈医生,医生会根据超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开始适当的治疗。
5.心血管毒性 :如果您有心血管病史,需要告知医生;对于3级或更高级别的心血管毒性,医生会考虑暂停用药、减少剂量或永久停药。
6.胚胎/胎儿毒性 :若您在怀孕期间用药或在服用药物期间怀孕,可能对孩子有潜在风险。这个新药是口服药,需要根据不同的给药剂量(80mg或40mg)每天/或每两天用药。
近些年来,还有哪些白血病药物获批FDA?
根据FDA肿瘤学/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批准通知,白血病相关新药整理如下表。
另外可以看出21年时asciminib已获批白血病治疗,但限定既往接受过两种或更多TKIs治疗,本次获批属于扩大适应证。
参考来源:
1.FDA grants accelerated approval to asciminib for newly diagnosed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2.Asciminib(Scemblix):CADTHReimbursementRecommendation:Indication:ForthetreatmentofadultpatientswithPhiladelphiachromosome-positivechronicmyeloidleukemia(Ph+CML)inchronicphase(CP)previouslytreatedwith2ormoretyrosinekinaseinhibitors.Ottawa(ON):CanadianAgencyforDrugsandTechnologiesinHealth;2022Aug.PMID:38713779. 3.AStudyofOralAsciminibVersusOtherTKIsinAdultPatientsWithNewlyDiagnosedPh+CML-CP. 4.Product information:SCEMBLIX-asciminibtablet,filmcoated.UpdatedAugust7,2024. 5.Oncology(Cancer)/HematologicMalignanciesApprovalNotifications.
以下内容来源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以下内容来源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Presentation of Case
Dr. Christine M. Parsons (Medicine): A 75-year-old woman was evaluated at this hospital because of arthritis, abdominal pain, edema, malaise, and fever.
Three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noticed waxing and waning “throbbing” pain in the right upper abdomen, which she rated at 9 (on a scale of 0 to 10, with 10 indicating the most severe pain) at its maximal intensity. The pain was associated with nausea and fever with a temperature of up to 39.0°C. Pain worsened after food consumption and was relieved with acetaminophen. During the 3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edema developed in both legs; it had started at the ankles and gradually progressed upward to the hips. When the edema began to affect her ambulation, she presen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is hospital.
A review of systems that was obtained from the patient and her family was notable for intermittent fever, abdominal bloating, anorexia, and fatigue that had progressed during the previous 3 weeks. The patient reported new orthopnea and nonproductive cough. Approximately 4 weeks earlier, she had had diarrhea for several days. During the 6 week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had lost 9 kg unintentionally; she also had had pain in the wrists and hands, 3 days of burning and dryness of the eyes, and diffuse myalgias. She had not had night sweats, dry mouth, jaw claudication, vision changes, urinary symptoms, or oral, nasal, or genital ulcers.
The patient’s medical history was notable for multiple myeloma (for which treatment with thalidomide and melphalan had been initiated 2 years earlier and was stopped approximately 1 year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hypothyroidism; chikungunya virus infection (diagnosed 7 years earlier); seropositive erosive rheumatoid arthritis affecting the hands, wrists, elbows, and shoulders (diagnosed 3 years earlier); vitiligo; and osteoarthritis of the right hip, for which she had undergone arthroplasty. Evidence of gastritis was reportedly seen on endoscopy that had been performed 6 months earlier. Medications included daily treatment with levothyroxine and acetaminophen and pipazethate hydrochloride as needed for cough. The patient consumed chamomile and horsetail herbal teas. She had no known allergies to medications, but she had been advised not to take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after her diagn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Approximately 5 months before the current admission, the patient had emigrated from Central America. She lived with her daughter and grandchildren in an urban area of New England. She had previously worked in health care. She had no history of alcohol, tobacco, or other substance use. There was no family history of cancer or autoimmune, renal, gastrointestinal, pulmonary, or cardiac disease.
On examination, the temporal temperature was 37.1°C, the heart rate 106 beats per minute, the blood pressure 152/67 mm Hg, and the oxygen saturation 100% while the patient was breathing ambient air. She had a frail appearance and bitemporal cachexia. The weight was 41 kg and the body-mass index (the weight in kilograms divided by the square of the height in meters) 15.2. Her dentition was poor; most of the teeth were missing, caries were present in the remaining teeth, and the mucous membranes were dry. She had abdominal tenderness on the right side and mild abdominal distention, without organomegaly or guarding. Bilateral axillary lymphadenopathy was palpable. Infrequent inspiratory wheezing was noted.
The patient had swan-neck deformity, boutonnière deformity, ulnar deviation, and distal hyperextensibility of the thumbs (Fig. 1). Subcutaneous nodules were observed on the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joint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fingers of the right hand and on the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joint of the fourth finger of the left hand. Synovial thickening of the metacarpophalangeal joints of the second fingers was noted. There was mild swelling and tenderness of the wrists. She had pain with flexion of the shoulders and right hip, and there was subtle swelling of the shoulders and right knee. Pitting edema (3+) and vitiligo were noted on the legs. No sclerodactyly, digital pitting, telangiectasias, appreciable calcinosis, nodules, nail changes (including pitting), or tophi were present. The remainder of the examination was normal.
The blood levels of glucos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bilirubin, globulin, lactate, lipase, magnesium, and phosphorus were normal, as were the prothrombin time and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other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Urinalysis showed 3+ protein and 3+ blood,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the sediment revealed 5 to 10 red cells per high-power field and granular casts. Urine and blood were obtained for culture. An electrocardiogram met (at a borderline level) the voltage criteria for 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Dr. Rene Balza Romero: Computed tomography (CT) of the chest, abdomen, and pelvis, performed after the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contrast material, revealed scattered subcentimeter pulmonary nodules (including clusters in the right middle lobe and patchy and ground-glass opacities in the left upper lobe), trace pleural effusion in the left lung, coronary and valvular calcifications, and trace pericardial effusion, ascites, and anasarca. The scans also showed slight enlargement of the axillary lymph nodes (up to 11 mm in the short axis) bilaterally and a chronic-appearing compression fracture involving the T12 vertebral body.
Dr. Parsons: Morphine and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 were administered intravenously. On the second day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lso referred to as hospital day 2), the blood levels of haptoglobin, folate, and vitamin B12 were normal; other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 1. A rapid antigen test for malaria was positive. Wright–Giemsa staining of thick and thin peripheral-blood smears was negative for parasites; the smears also showed Döhle bodies and basophilic stippling. Antigliadin antibodies and anti–tissue transglutaminase antibodies were not detected. Tests for hepatitis A IgG and hepatitis C antibodies were positive. Tests for hepatitis B core and surface antibodies were negative. A test for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HIV-1) and type 2 (HIV-2) was negative.
Findings on abdominal ultrasound imaging performed on the second day (Fig. 2A and 2B) were notable for a small volume of ascites and kidneys with echogenic parenchyma. Ultrasonography of the legs showed no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n echocardiogram showed normal ventricular size and function, aortic sclerosis with mild aortic insufficiency, moderate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a 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 of 39 mm Hg, and a small circumferential pericardial effusion. Intravenous hydromorphone was administered, and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On the third day (also referred to as hospital day 3), nucleic acid testing for cytomegalovirus, Epstein–Barr virus, and hepatitis C virus was negative, and a stool antigen test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was negative. An 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 for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as also negative. Oral acetaminophen and ivermectin and intravenous hydromorphone and furosemide were administered.
Dr. Balza Romero: Radiographs of the hands (Fig. 2C through 2F) showed joint-space narrowing of both radiocarpal joints and proximal interphalangeal erosions involving both hands. Radiographs of the shoulders showed arthritis of the glenohumeral joint and alignment suggestive of a tear of the right rotator cuff. A radiograph of the pelvis showed diffuse joint-space narrowing of the left hip, without osteophytosis, and an intact right hip prosthesis.
Dr. Parsons: Diagnostic tests were performed, 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were made.
Final Diagnosis
Overlap syndrome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complicated by proliferative lupus nephritis, superimposed on amyloid A amyloido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