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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的 HPV 疫苗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二价疫苗可预防 HPV16/18 型两种病毒,接种年龄为 9-45 岁女性,四价疫苗可预防 HPV16/18/11/6 型四种,接种年龄为 9-45 岁,九价疫苗可以预防 HPV6/11/16/18/31/33/45/52/58 九种,接种年龄为 16-26 岁女性。
二价疫苗可预防 70%宫颈癌发生,四价疫苗不仅可预防 70%宫颈癌,还可预防 90%尖锐湿疣,而九价疫苗能在四价疫苗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宫颈癌的发生,实现约 90%宫颈癌的预防。
但是 HPV 疫苗并不能 100%预防宫颈癌,与人类生殖系统疾病相关的 HOV 有四十几种类型,目前没有哪一种 HPV 疫苗可以完全覆盖。另外 6%-10%的宫颈鳞癌和 20%以上的宫颈腺癌可能与 HPV 感染无关,临床检测 HPV 为阴性。而且疫苗只是预防,对已经感染的 HPV 病毒,没有治疗作用。
无论你是否接种过疫苗,有性生活的姐妹都应该进行规范的宫颈癌筛查,定期进行宫颈 HPV 和 TCT,是有效预防宫颈癌前病程。
儿童时期的肥胖,不仅影响体形,还可导致循环、呼吸、消化、内分泌、免疫等多系统的损害,影响儿童智商、行为、心理及性发育。肥胖程度越严重,对健康的危害越大。
(1)血脂高:肥胖儿童脂代谢异常是诱发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胆石症的高危因素。家长们不要以为这些疾病只有成人会有哦。
(2)易患呼吸道疾病:肥胖儿童胸壁脂肪堆积,压迫胸廓扩张受限,顺应性降低,横隔运动受限,影响肺通气功能,使呼吸道抵抗力降低,易患呼吸道疾病。
(3)免疫功能低下:肥胖儿童免疫细胞活性明显降低,因而易患感染性疾病。
(4)性早熟:肥胖儿男童血睾酮含量及女童血清脱氢表雄酮硫酸酯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儿童,体脂增多可引起肾上腺激素分泌量增多,使下丘脑对循环中性激素阈值的敏感性降低,出现性早熟。
(5)普遍存在高胰岛素血症:肥胖儿童为维持糖代谢需要,长期被迫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胰岛分泌功能衰竭,引起糖尿病。
(6)心理障碍:肥胖小儿常有心理障碍如性格孤僻、自卑感等自我意识受损,自我评价低,不合群,比正常体重儿有更多的焦虑,幸福和满足感差。
(7)扁平足:由于肥胖,小儿学步的时间会推迟,容易出现扁平足。
(8)小儿肥胖又是形成成人期肥胖病、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痛风、骨关节疾病、癌症等的高危因素,会给健康带来许多潜在危害。
小儿肥胖的治疗主张促进生长发育、保持脂肪适度增长、增进身心健康为内容的综合生理-心理调控理论。针对儿童的治疗措施必须以不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为前提,禁止过度节食或运动减肥、手术减肥、药物减肥。
中医辨证论治治疗小儿肥胖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医认为引起肥胖有湿、痰、水、瘀等因素,治宜健脾益气、化痰除湿、疏肝行气、活血化瘀、润肠通便为主,辅以行气消食、降脂消痰、疏理三焦等法,从而调解整个机体功能,加速体内多余的脂肪分解,达到减肥消胖之目的。常用推拿按摩法、针灸、耳针、食疗法等。
控制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危险因素以及抗血小板治疗是防控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核心策略。近年来,随着新的研究证据的不断公布,“三高一抗”的干预策略也得以不断完善。遵循新证据,对于进一步改善 ASCVD 的防控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
多年以来,中青年高血压患者血压<140/90 mmHg、老年患者血压<150/90 mmHg、部分心血管高危患者血压<130/80 mmHg,一直是国内外主要指南所推荐的血压控制目标。然而,自 2015 年 SPRINT 研究结果公布之后,高血压的防治策略开始朝向更严格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近来先后发表的两项 BPLTTC 荟萃分析以及刚刚揭晓的以我国人群为基础的 STEP 研究结果,进一步论证了更为严格的控制血压可以为患者带来更多临床获益。基于现有临床研究证据,对于一般健康状况良好的高血压患者,<130/80 mmHg 应该成为血压控制的基本目标。在患者能够良好耐受的前提下,降到更低水平(例如收缩压<120 mmHg)也是合理的。相信在随后几年的国内外高血压防治指南的更新过程中,这一趋势将会得到充分体现。
始于 1994 年 4S 研究的“他汀革命”,有力论证了应用他汀降低胆固醇水平在 ASCVD 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中的积极作用。2014 年揭晓的 IMPROVE-IT 研究证明在他汀治疗基础上联合使用依折麦布不仅可以更为显著的降低胆固醇水平,更可以进一步降低 ASCVD 事件风险。2017 年结束的 FOURIER 研究以及次年公布的 ODYSSEY-CV outcomes 研究证实在他汀治疗基础上应用 PCSK-9 抑制剂具有更为强大的降胆固醇疗效以及更为显著的降低 ASCVD 事件的作用,充分证实了“降胆固醇是硬道理”以及“胆固醇低一些更好”的理念。正是基于这些研究,近年来先后更新的国内外相关指南逐渐下调了降胆固醇治疗目标值,将<1.4 mmol/L 作为心血管极度高危(extreme risk)患者的 LDL-C 控制目标。不仅如此,各大指南还在不断扩大“极度高危”这一危险分层所涵盖的患者范围。目前看来,将确诊 ASCVD 者以及合并靶器官损害(视网膜病变、蛋白尿或神经病变)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 LDL-C 降至<1.4 mmol/L 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临床研究证据的支持。对于其他心血管高危或很高危人群,将 LDL-C 降至 1.8 mmol/L 以下也可使其更多获益。在药物选择方面,以常规剂量他汀为基础、必要时联合依折麦布和(或)PCSK-9 抑制剂应作为我国降胆固醇治疗的主要手段。
自 2008 年 ADANCE、ACCORD 以及 VADT 研究三大降糖试验之后,试图通过更为严格的控制血糖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预后的理念已被放弃,以 HbA1C<7%为基本目标、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采取个体化的血糖控制目标已成为广泛共识。近年来降糖领域最大的进展在于 SGLT-2 抑制剂与 GLP-1 受体激动剂两类新药的临床研究证据的积累。这两类药物不仅具有可靠的降糖作用,更具有非降糖依赖性的心血管保护、肾脏保护与改善慢性心衰患者预后的作用。就目前研究证据而言,对于合并糖尿病的 ASCVD 患者、慢性心衰患者和 CKD 患者乃至其高危人群更为积极地应用这两类新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除欧洲两部指南外,目前多数国际指南仍将二甲双胍作为一线降糖药物,但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SGLT-2 抑制剂与 GLP-1 受体激动剂的临床地位势必逐渐提升,其临床应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大。
在 ASCVD 二级预防中,积极应用抗血小板药物是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基石,这一点不存在争议。但在 ASCVD 一级预防人群,是否应用阿司匹林一直存在不同观点。2018 年 ASCEND、ARRIVE、ASPREE 三项大型临床试验揭晓之后,关于阿司匹林在 ASCVD 一级预防中应用价值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平息。目前来看,除了在少数心血管风险显著增高且不存在出血风险的人群中可以谨慎考虑应用阿司匹林,在多数未确诊 ASCVD 的患者中,一般不建议应用抗血小板药物。
本期话题:入睡快就是睡眠质量好?那可不一定!
邀请嘉宾:广安门医院副院长-汪卫东
擅长领域:失眠、睡眠行为障碍、抑郁症伴失眠、焦虑症等
慢支病人面临的挑战和最新治疗方法
赵某 男,54 岁,X 线号 0942118,银行职员,傍晚因散步雪天路滑不慎摔倒致左踝及左足疼痛、肿胀、功能障碍 1 小时来就诊。
查体 患者左外踝疼痛、肿胀、皮肤青紫、功能障碍、左外踝尖端压痛(+)。左第 5 趾骨基底部疼痛、肿胀、血肿高起,压痛(+)
X 线 左外踝撕脱骨折合并第 5 趾骨基底部撕脱骨折。
诊断 左外踝撕脱骨折合并第 5 趾骨基底部撕脱骨折。
治疗 由于内踝及第 5 跖骨基底部骨折移位<2mm,故外翻、外旋、中立位管型石膏固定。
按语 第 5 跖骨基底部是常见的骨折,常发生在踝趾屈内翻时,腓骨短肌腱牵拉将基底部撕脱。也有学者认为是跖腱膜外侧束牵拉所致。外踝尖端多由跟腓韧带牵拉撕脱而至。踝关节腓侧副韧带不如三角韧带坚强,跟腓韧带为腓骨长、短肌腱越过,由外踝尖端向后下止于跟骨侧面小的隆起。此韧带在距小腿关节运动轴线之后,仅在背伸时紧张,在跖屈是松弛。此韧带如松弛,可引起距小腿关节过度活动。距骨前宽后窄,背伸时易骨伤,跖屈时易筋伤。所以笔者认为左外踝撕脱骨折合并第 5 趾骨基底部撕脱骨折的发生的原因是:当踝趾屈内翻时,腓骨短肌腱牵拉将基底部撕脱后,但由于身体的重力作用将踝由跖屈逐渐变为背伸,此时跟腓韧带由松弛逐渐变为紧张,踝内翻角度加大,跟腓韧带直接将外踝的尖端撕脱而下。
最近接诊一个肺癌病人,在前期使用化疗,疾病再次进展后使用PD-1单抗进行治疗1次。最近一次门诊复查生化,该患者出现ALT/AST(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明显升高,超过正常值10倍(825/678 IU/L)。病人为多发淋巴结转移,没有肝脏转移,为何会出现肝功能的显著异常呢?该患者到其他医院接受了肝脏活检,结合临床和病理结果,提示为免疫相关性肝损伤。
免疫治疗药物并不直接杀伤癌细胞,其作用对象是免疫细胞,通过阻断免疫抑制信号,来激发或调动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动员免疫细胞进行抗癌。在此过程中也有可能调动不针对癌细胞的免疫反应而攻击正常细胞,就会对正常的组织、器官产生影响,引发免疫相关性炎症。免疫相关性肝损伤的发生原理就是如此,由于“敌我不分”,免疫细胞把部分正常肝细胞也消灭了。
免疫治疗相关肝脏毒性主要表现为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升高,伴或者不伴有胆红素的升高。很多病人并没有特别的临床表现,少数人有低热、疲劳、食欲不振等非特异性的症状,胆红素升高的时候可出现皮肤巩膜的黄染以及浓茶样的尿等。
免疫治疗肝脏毒性可发生于首次使用后的任意时间,一般出现在首次用药后的8-12周。免疫联合用药比单药发生率要高,CTLA-4抑制剂比PD1/PD-L1抑制剂发生率高。PD1/PDL1用药后肝毒性发生率为5%。
由于治疗方式不同,在确定免疫性肝损伤之前,必须排除病毒性肝炎、脂肪肝、酒精肝、肝转移、自身免疫性肝炎以及其他药物引起的肝损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的肝脏损伤,总体来说,预后相对较好,很少发生肝衰竭和死亡,大多数患者会在1-3个月恢复到基线的肝功能状态。对于2级肝脏毒性(转氨酶为正常值3-5倍,总胆红素为1.5-3倍)的患者,经治疗肝功能好转后,可以再次使用免疫治疗,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再发生肝脏毒性。但3级以上肝损伤的患者,建议永久停用免疫治疗药物。
关于免疫治疗相关肝毒性的治疗
对于2级的肝脏毒性,除了暂停免疫治疗之外,通常选择使用糖皮质激素泼尼松口服,待肝功能好转后缓慢减量,一般总疗程至少要四4周。而3级以上肝毒性,则静脉使用甲基泼尼松龙,转氨酶降到正常值3-5倍之后可以等效改换成口服的泼尼松,并继续缓慢减量,总疗程也要至少4周。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属于乙肝高发国家,乙肝病毒携带者更多。这类肺癌病人并非都不能使用免疫治疗。对于HBV定量阳性者,必须低于2000IU/ml后才能开始免疫治疗。即便HBV定量不高,如果表面抗原阳性和(或)核心抗原阳性,推荐在首次免疫治疗前开始抗病毒治疗,并定期监测病毒量。
梅毒经过治疗后,如何判断是否痊愈,通常是用梅毒血清学的检测来加以判断,各大医院比较常用的是 RPR(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和 TPPA(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RPR 是非特异性梅毒血清学试验,常用于疗效的判断。TPPA 检测血清中特异性梅毒螺旋体抗体,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本法检测一旦阳性,无论治疗与否或疾病是否活动,通常终身保持阳性不变,其滴度变化与梅毒是否活动无关,故不能作为评价疗效或判定复发与再感染的指标,只能够作为梅毒的确认试验。
凡确诊为梅毒者,治疗前最好做 RPR 定量试验。两次定量试验滴度变化相差 2 个稀释度以上时,才可判定滴度下降。梅毒患者在经过正规治疗以后,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RPR,半年后每半年复查一次 RPR,随访 2~3 年,观察比较当前与前几次的 RPR 滴度变化的情况。在治疗后 3~6 个月,滴度有 4 倍以上的下降,说明治疗有效。滴度可持续下降乃至转为阴性。如果连续三次到四次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则可以认为该患者的梅毒已临床治愈。
梅毒患者在抗梅治疗后,其血清反应一般有 3 种变化的可能:
各期梅毒接受不同药物的治疗,血清反应阴转率可有差别。一、二期梅毒接受任何抗梅药物治疗,血清阴转率皆高,通常在 1~2 年内可达 70%~95%不等。当一期梅毒正规抗梅治疗后 12 个月,二期梅毒 24 个月后,血清反应仍然维持阳性,在临床上称之为血清抵抗或血清固定,发生原因可能与体内仍有潜在的活动性病变、患者免疫力下降、抗梅治疗剂量不足或有耐药等因素有关,也有查不到原因。对这类患者,应该做包括脑脊液检查、艾滋病检查在内的全面体检,以发现可能存在的原因并给予相应的处理。如果没有特殊异常发现,可以定期随访观察,不要盲目给予抗生素过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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