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日照市精神卫生中心
日照市精神卫生中心于1994年经市政府批准组建,2008年3月经市编办批复加挂“市荣军康复医院”,是我市唯一一所市级精神卫生防治机构,承担着全市精神障碍预防、医疗、康复及复退军人精神障碍患者和重点优抚对象的查体、保健、疗养等工作。另外,担负全市心理援助热线、市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台、市涉案未成年人心理矫治工作站职责,是全市的心理健康教育基地。医院占地面积70亩,建有精神康复楼、荣军康复楼等总建筑面积3万余平方米,编制床位620张,专业技术人员355名。开设了心理康复科、精神病科、酒依赖治疗中心、老年科、老年二科、荣军康复科、睡眠障碍诊疗中心、儿童心理行为康复中心等病区,并设立了精神科、心理咨询、睡眠、儿童心理、焦虑抑郁五个门诊,年门诊量近7万人次,年出院病人4600余人次。拥有团体生物反馈治疗仪、计算机认知矫正、经颅多普勒、经颅磁治疗仪、MECT、心理CT等先进齐全的精神康复诊疗设备,同时拥有大型螺旋CT、DR、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超、心电工作站等现代化诊疗设备。医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改善住院条件,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治疗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形成了有优势、有特色、技术精、设施全、服务好的精神卫生预防医疗康复体系。医院大力实施“科技兴院”人才培养战略,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造就了一批知名专家和青年骨干。济宁医学院实践教学医院在医院挂牌,市精神卫生中心成为济宁医学院实践教学医院,教学相长,科、教、研共进。2018年12月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签约合作,医院步入院校合作、院院合作的新轨道,为医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2019年6月30日成立李凌江国家级名医工作室,不断提高医院学科建设水平,争创省级重点学科。医院正积极向着集医疗、教学、预防、康复为一体的现代化三级专科医院迈进。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优美的环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医院先后获得“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省级文明单位”“省级健康促进医院”“省级巾帼文明示范岗”“省级青年文明号”“省级卫生先进集体”“市级拥军优属工作先进集体”“市级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多个科研项目获得各级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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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划分标准
1、通常按年龄大致分成:婴儿(出生~1 岁)、幼儿(1~4 岁)、儿童(5~11 )、少年(12~18 )、青年(19~35 )、中年(36~59 )、老年(60~)。
2、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经过对全球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进行测定,对年龄段划分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该规定将人的一生分为 5 个年龄段,即: 44 岁以下为青年人,45 岁至 59 岁为中年人,60 岁至 74 岁为年轻的老人,75 岁至 89 岁为老年人,90 岁以上为长寿老年人。
3、根据发展心理学划分:乳儿期 0-1 岁婴儿期 1-2 岁幼儿期 2-3 岁学龄前期 3—6、7 岁学龄初期 6、7—11、12 岁少年期 11、12—14、15 岁青年期 14、15—30 岁中年期 30—50 岁老年 50 岁以后。
4、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 条规定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标准是 60 周岁。即凡年满 60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
与其他科室的协作
并非所有的躁狂初发均需要其他科室的协助,尤其是那些既往有抑郁史及临床/人口学特征高度接近新发双相障碍的患者。然而,基本评估仍是必要的,包括可能与患者精神状态异常相关的药物:
(可点击图片并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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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可能引发类躁狂表现的非精神类药物
理论上讲,针对初发躁狂的评估几乎均应包括以下内容:
若初发躁狂患者存在以下状况,医生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躯体及神经系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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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实验室检查/辅助检查的适用范围
基于临床表现,患者可能需要以下额外的检查:
躁狂+抑郁≠双相障碍
躁狂一旦难以被归结为其他精神障碍、潜在躯体疾病或中毒-代谢问题的结果,即被视为双相障碍的表现。无双相障碍病史的患者在使用抗抑郁药不久后出现躁狂症状,其疾病学分类争议尚存,与诊断标准的版本有关。
例如,STEP-BD 研究观察到,当抗抑郁药与心境稳定剂联用时,患者转躁的风险很低(约为 10%);研究者得到结论,很多所谓抗抑郁药所引发的躁狂可能只是双相障碍的自然病程。值得注意的是,多项研究称抗抑郁药致双相障碍 I 型患者心境不稳定的风险高于其他双相障碍类型。
DSM-5 建议:
具体时程方面,国际双相障碍学会(ISBD)提议:
“若抗抑郁药治疗已开始或加量 12-16 周,此时出现躁狂/轻躁狂症状,则不可能是由抗抑郁药所触发的(然而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抗抑郁药仍应停用)。”
表 3 需要格外留意的临床因素
抑郁初发后,若患者存在以下特征,其罹患双相障碍的风险较高。这些特征包括:
很多抑郁特征,包括季节性抑郁、非典型抑郁、自杀倾向、易激惹、焦虑、共病物质使用障碍、产后心境事件发作、短暂但多次复发的抑郁,均与潜在的双相障碍相关,但没有一个能用于明确双相障碍诊断。来自 NIMH 协作抑郁研究的数据显示,当患者存在双相障碍家族史时,抗抑郁药相关心境转相后的复发躁狂/轻躁狂风险更高,而其他临床变量的预测价值则相对较低。
另外,尽管一些医生认为,对多种抗抑郁药治疗应答不理想可能提示潜在的双相障碍,但这只是难治性抑郁必须加以考虑的冰山一角。分子遗传学研究显示,抗抑郁药治疗无应答与双相障碍诊断之间并无相关性。
双相障碍=终生药物治疗?
本次躁狂/轻躁狂发作后,再发抑郁或躁狂/轻躁狂的风险仍高,尤其是康复后 6-8 个月时。自然史研究显示,大约 40%的患者在躁狂初发接下来的一年内再发躁狂。对于初次躁狂发作伴有与心境协调的精神病性症状、病情工作功能较低、纯躁狂发作(相对于混合发作而言)及早发患者而言,其再发躁狂的风险尤其高。
目前尚缺乏针对躁狂初发后维持治疗的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维持治疗具体维持多长时间通常视临床判断而定。德克萨斯双相障碍药物治疗计划建议:
与之类似,双相障碍治疗专家共识指南系列中,84%的专家倾向于针对两次躁狂发作的患者进行终生心境稳定剂治疗;而针对初次躁狂发作后应治疗多长时间,专家未给出推荐。
躁狂后抑郁,抗抑郁药还用不用?
双相障碍的抗抑郁药使用存在广泛争议。尽管主要的临床顾虑是,抗抑郁药可能诱发转躁或加速复发的频率,但近些年来,研究提示更大的问题在于此类药物的疗效可能不佳。
若对病史及临床状况进行认真的纵向评估,发现初次躁狂发作的确预示着双相障碍,那么至于今后是否使用抗抑郁药,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初次发作究竟是躁狂还是轻躁狂,除外当前存在的阈值下混合特质,以及澄清近期躁狂的发展等。若本次躁狂/轻躁狂发作较为短暂,且停用抗抑郁药后呈现自限性,那么形式则不太明朗。
尽管在此种情况下,一些专家回避抗抑郁药单药治疗;但在目前,此方面疗效及安全性证据尚缺乏。临床决策可能需要考虑以下要点:
心理教育
躁狂发作后的功能恢复可能落后于症状消失,而亚临床症状也常持续存在。躁狂过后往往会出现抑郁发作,而如何与预防及治疗这些发作无疑也是问题。鉴于躁狂发作的中位时长为 13 周,患者及其家人需要知道,康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完全恢复尚有待时日。
目前,因严重躁狂被收入院的患者(包括上篇提到的 J 女士)很少能在医院住到症状完全消失;有些时候,即便患者是因为安全性考虑而被送入院,这些患者也可能带着症状出院。为尽可能降低复发风险,心理教育应包括以下内容:
结语
当正在接受抗抑郁治疗的患者出现躁狂或轻躁狂征象时,应停用一切抗抑郁药,考虑启用心境稳定剂或/和抗精神病药。医生须考虑躯体疾病及物质相关躁狂的可能,并基于患者的临床表现进行评估及治疗。维持治疗的时长,以及日后再度使用抗抑郁药的利弊,需具体病例具体分析。
三点建议:
首先,如果青少年有重度抑郁和BD家族史,并且对简单的抗抑郁治疗措施没有反应,那么还有第二个建议。
全世界范围内,目前在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咨询的来访者中,超过60%是青少年儿童,这项数据从2014年以来每年都在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五分之一的青少年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一般情况下不单单是个人问题,而是家庭问题。
孩子最容易出现抑郁问题的年龄是多大?
当我们出现抑郁状态时,其实是我们发现以前的自我和处世方式跟现在环境有点格格不入,自己难以适应而感到难受。开始会自我怀疑能力和人生前途,变得意志消沉。有时我们过多的把抑郁状态归咎于其他不相干的因素,比如:周围环境、他人的阻力、时运不济等。
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抑郁是一种显著的信号———想适应新的状况,就要做出重大改变。我们的潜意识渴望面对事实,而且在潜意识层面上,已开始了放弃与成长的过程。其实觉得不高兴或抑郁,是所有心理学名词里面最有正能量的一个。它正在提醒你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来适应新的环境和机遇,急需沉静下来深刻的自我反省,抑郁正在拯救一个跟社会开始脱节的你。
人生苦短,每个正常人都有抑郁的时刻,关键就看我们处理是否得当,下面分享 7 个于抑郁相处的技巧。
抑郁的人倾向于订的目标都太宏大或者模糊:“我想要快乐起来”、“我想要摆脱孤独感";而不抑郁的人,会说:“我打算每周给我好朋友打两个电话”。前者令人更加惶恐;而后者让人更有掌控感,事实上也更能促成改变。
人抑郁的时候,容易深陷迷思,所有糟糕的念头都一并而来:比如我完蛋了,我再也好不起来了,我很糟糕,我怎么才能好起来。相信我,无数的人都有这样自我怀疑,而且无比绝望的时刻。试试看,此时给自己一个更具体的目标:比如说去写一篇文章,或者买一个拖把,跟朋友约一个饭局。让哲学家去思考人类终极的问题,我们来认真做好吃喝拉撒。
人在抑郁状态的时候,很容易在消极的想法里面沉迷深陷,就像踩着转轮的小老鼠,逃而不能。很多研究证实,在这样的情形下,做冥想会很有帮助。冥想当然有帮助——如果你会做冥想的话。
对于我个人最有帮助的是,当大脑无法停止转动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比如摸一下身边的物体,动动脚趾头,去走一走,或者去做件小事情。目的是,关注你身体的感觉,而借此将注意力放在当下。
冥想有很多种类,走路冥想、打坐冥想,诸如此类。我始终没有学会冥想这件事情——说来羞愧,每次我都以极快的速度睡着过去。但是当时老师说的一个技巧我一直在使用。他当时说,关注你的呼吸,关注你脑袋里面浮现出来的念头。
想像你面前有一个传送带(或者铁轨),当你有念头冒出来,将这个念头打包,放在传送带上,让它走掉;下一个冒出来,打包、放在传送带上,让它走掉。周而复始。我依然时不时会睡着,但这个技巧确实能够有效地把我从胡思乱想的迷思之中拖拽出来。
人在抑郁状态下,很难回忆起什么快乐的感受。一个建议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情绪上的安身之处。让来访者在冥想的状态下,回忆/或想像一个让自己感到舒适、安全、快乐的环境/情境。这个环境可能是你小时候居住的房子、山清水秀的野外,或是年幼时好朋友的家,甚至是你想像出来的,让你舒服和快乐的环境。
但重要的是,你念头里面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给你带来好的感受。当抑郁侵袭的时候,你可以偷偷跑“回去”休息一下,积攒些能量。
一个长达 26 年的研究综述表明,运动不止能够在短期内让人的心情舒畅,从长远的角度看,它也能预防抑郁症状的发作。最近和跑北京马拉松的朋友聊天,大家一致的反馈都说,长跑是修行,也确实能够舒缓压力和让人感觉更好。抑郁发作的时候人特别不想动。那,就在抑郁发作之前,运动起来吧。
研究说,一个人如果倾向于对事件产生大的情绪反应,那么 TA 就更容易遭受抑郁症状的困扰。这亦是硬币正反面。人敏感,就容易受到情绪的困扰;而不敏感,又可能丧失创造力和想像能力。
所谓人在轻躁狂状态下,特别适合艺术创作,因为那时人跳跃、丰富,有想像力。抑郁也一样。抑郁带来坏处,它亦有它的好处。最大化那些好的部分,学着和那些坏的部分握手言和——当然很难,但值得尝试。
研究说抑郁状态的人,看待事物比不抑郁的人更精准。也就是说,人不抑郁的时候更容易过度乐观。而抑郁的人往往对现实的评估更准确。我就说嘛,聪明的人才抑郁。人无知而快乐,聪明就得面对痛苦。
当然,当你看到了痛苦的真相,仍然能保持快乐,接受它,这是大智慧。大智慧不是生而即得,你也不一定非要有所谓大智慧——毕竟我们都是人而不是神。就当这抑郁是上帝送给你的万圣节礼物吧,Live with it 。
正确处理好你的抑郁状态,让它成为人生成功路上的垫脚石,而不是拦路石。如果你或你身边的朋友是过度抑郁,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咨询心理专家,寻求正确有效的解决方法。
抑郁治疗中出现的躁狂预示着什么?
下一步应如何处理?
当一名抑郁患者新近出现躁狂或轻躁狂征象时,一连串的诊疗问题随即产生:这一事件究竟预示着双相障碍终于现了原形,还是继发于其他潜在问题,如抗抑郁药/非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或者非法药物?
事实上,医生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果躁狂只是一种药物不良反应,那么把肇事药物减停,躁狂症状会消失吗?或者,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提示患者自身存在双相障碍的素因?是否立刻需要使用抗躁狂药物?用哪一种药,用多长时间?是否需要请神经科等其他科室会诊?
另外,如何将轻躁狂的一些不甚明了的症状(易激惹、失眠、激越)与其他一些现象鉴别开来,包括静坐不能、焦虑或过度刺激?
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 Joseph F. Goldberg 博士及 Carrie L. Ernst 博士发表文章,对上述关键问题进行了回答,以便读者可在临床工作中识别、理解及管理抗抑郁治疗过程中出现的躁狂症状。
近些年来,人们针对克雷丕林躁狂-抑郁谱系的原始概念兴趣重燃。例如,DSM-5 放宽了双相障碍混合发作的定义:单相抑郁合并出现阈下躁狂症状也属于混合发作。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复杂。
然而,当单相抑郁患者出现典型而明确的躁狂发作时,初始处理手段则没有太多争议:确保安全环境,停用一切抗抑郁药,除外药物或躯体疾病所致躁狂因素,开始抗躁狂药物急性期治疗。
接下来的步骤可能相对复杂一些,主要包括:
看似简单的病例
J 女士,56 岁,有 10 年的抑郁焦虑史,长期使用一种 SNRI 治疗,症状控制良好。J 女士是一名国际航班的空姐,已稳定工作超过 20 年,有 4 个已成人的子女。患者躯体状况良好,精神疾病家族史阴性。
今天,J 女士被急救车从工作单位送至急诊,目前处于偏执及激越状态。入院病历记载,入院前一周,患者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一部长篇大论,称她将领导众人引领航空业的一场革命。
如何理解这个病例?
J 女士的症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躁狂。然而,容易识别并不意味着容易从疾病分类学的角度理解。考虑以下隐含的因素:
针对 J 女士,干预须分为两个部分:
初始评估及治疗
即刻评估及管理需要高质量的分诊及临床诊断印象。尽管全面发作的躁狂通常相当明显,有时甚至无需正式的精神检查,但须注意,有时躁狂症状也可能比较隐蔽,通常是由于患者拒绝承认患病,或针对思维、心境及行为的自知力受损。
由于社会心理功能受损,患者的初始症状可能对诊断造成干扰。存在破坏性行为的躁狂患者常常被第三方带来就诊,而不存在精神病性症状、自知力保存较好的轻症患者可能并不乐意寻求医疗帮助。当躁狂患者认为自己可能处于抑郁状态时,可能也不愿意主动接受治疗。
躁狂患者以抑郁作为主诉,或在描述症状时省略精神运动加速(思维奔逸等)相关的症状,上述情况并不少见。准确诊断需要进行临床探查,以澄清症状,例如鉴别单纯失眠与睡眠需求降低(前者常在次日倍感劳累,而后者甚至可能愈发干劲十足),以及鉴别思维奔逸与焦虑状态下的思维反刍。
躁狂表现也可能是很多问题的后果,而不单纯是问题本身。例如,人际关系、工作不顺、经济状况不良等也可能导致类似于躁狂的表现。
对于那些没有躁狂史的患者,应避免急于开始某种治疗或调整现有的药物治疗方案,直到完成基本的初始评估。即刻处理手段考虑:
上述症状需结合基线状态加以考虑;可询问患者身边的人,患者目前的症状与一般状态有何区别。
上世纪 90 年代,口服双丙戊酸负荷量(20-30mg/kg/d)较为流行,这一治疗手段可获得相比于锂盐更快的症状改善。目前,在快速控制症状方面,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已部分取代心境稳定剂的地位,同时也规避了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的急性运动副作用(或称快速神经阻滞)。
由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往往可以快速改善躁狂、精神病性症状及激越,在诊断尚不明确时,很多医师倾向于选择非典型抗精神病药而非心境稳定剂。然而,前者相比于后者的长期有效性及安全性尚有待进一步比较。以下为选择抗躁狂药物的关键点:
(Goldberg JF, Ernst CL. 2015)
抗抑郁药物的使用剂量
我们建议从低剂量开始使用抗抑郁药以减少副作用和提高依从性。然而,比常用起始剂量更低可能进一步减少不良反应,尤其是对于老年患者及对副作用敏感的患者。例如,合并焦虑障碍的抑郁患者开始使用 SSRI 时可能对常规起始剂量的一半耐受更好。然后可以将剂量逐步上调至最小常用每日总剂量(治疗剂量)。
对 SSRI 最小治疗剂量无反应的抑郁患者,大多数临床医生在治疗剂量范围内增加剂量,这与多个实践指南的建议一致,支持这种做法的证据包括一篇纳入 40 项随机试验的 meta 分析,其在单相重性抑郁患者中(n>10,000 )比较了不同剂量的 SSRI 与安慰剂。分析发现,较高剂量 SSRI 带来的改善大于较低剂量 SSRI,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较高剂量时的疗效增加胜过了副作用所致停药率增加。然而,也有较高剂量时的临床获益较小且表现平稳(如使用氟西汀或帕罗西汀大约 50mg/d )。此外,采用较高剂量的西酞普兰有 QTc 间期延长的风险。
部分患者可以从超出最大治疗剂量的剂量中获益,只要能安全耐受药物。对于接受高剂量的患者,应该规律监测副作用和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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