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市第二人民医院

2018年5月份，美国癌症学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发布了一项最新指南[1]，推荐意见指出，一般人群从45岁就可以开始结直肠癌的筛查（有条件推荐），50岁以上人群定期筛查结直肠癌是强推荐。指南还指出：① 身体健康、未来预期寿命超过10年的人群，应持续筛查至年龄75岁；② 针对76岁至85岁的人群，临床医生可根据患者意愿、预期寿命、健康状况和既往筛查情况，制定个体化筛查策略；③ 年龄大于85岁的人群，不推荐继续进行结直肠癌筛查。

结直肠癌筛查的方法有：每年进行粪便免疫化学检测；每年进行高灵敏度愈创木脂大便潜血测试；每三年进行一次多靶点粪便DNA检测；每10年进行一次结肠镜检查；每5年进行一次CT结肠造影检查；每5年进行一次柔性乙状结肠镜检查。

ACS新指南引争议

如果按照这个新指南提出的筛查建议，美国可进行结直肠癌筛查的人群数量增加了2200万，指南发布后也引起了关于筛查风险获益以及对医疗资源影响的讨论。

50岁以下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的直接有效性证据很少，大多数证明结直肠癌筛查益处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证据都是针对50岁以上的人群。这次指南更新的内容是基于2017年一项对SEER数据库（注：美国权威的癌症统计数据库）的分析结果[2]，显示从2000年到2013年，40-49岁人群结直肠癌（即早发结直肠癌）发病率相对增加了22%，从5.9例/10万人年增加到7.2例/10万人年。虽然看起来数字增加了，但是众多专家对提前筛查年龄持批评态度，因为50岁以下的人群发生结直肠癌的绝对风险依然非常低，而且缺乏支持这个年龄组进行筛查有效的有力证据。

修订后的这一指南建议，并未考虑提早筛查年龄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不论是医疗花费还是医疗资源都会从疾病风险更大的人群中分散出去，疾病风险更大的人群才是筛查的重点对象。

年轻成人结直肠癌风险有多高？

在上述背景下，《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年鉴）期刊上近期发布了一项新报告[3]，对SEER数据库进行一次更新、更全面的分析，描述了年轻成人的结直肠癌风险，包括20-29岁、30-39岁、40-49岁以及50-54岁年龄组的人群。

2017年的SEER数据库研究将“结直肠癌”作为一个整体，而在近期的这项报告中，作者将结直肠癌腺癌（筛查的主要类型）和其他组织学类型的结直肠癌分割开来，后者包括神经内分泌肿瘤（类癌）（不推荐对这个类型进行筛查）。新报告的分析表明，既往研究中提到的结直肠癌，4%到20%不是腺癌，而是类癌。既往研究中早发结直肠癌中发病率增幅最大的部分，即直肠癌，多达34%是类癌而并非腺癌。

针对癌症预防性干预措施（如癌症筛查）的指南建议，应基于癌症绝对风险和筛查后绝对风险降低的数据来制定。这项新报告给出的结果很有价值，因为它阐明了结直肠腺癌的风险要低于ACS指南中估计的风险，基于这项新数据，2018年ACS指南中估计的45岁至49岁结直肠癌新发病例数应下调。

有必要对50岁以下人群进行筛查吗？

40至49岁人群的结直肠癌绝对风险为7.2例/10万人年，约为50至59岁人群的三分之一，60岁及以上人群的十分之一。结肠镜检查相关的30天死亡率估计为3/10万检查。由于没有针对40至49岁人群的临床筛查试验，因此无法量化该年龄组筛查带来的获益，只能基于模型来估算。即使是乐观的情况，假设在40至49岁的人群中进行筛查可将CRC发病率降低达50％，计算一下，每10万例结肠镜检查导致3例死亡的危害，也超过了每10万人年可避免3.6例结直肠癌发生的收益。此外，对45至49岁年龄组筛查的成本也会很高。

正如最新报告指出的那样，类癌不是结直肠癌筛查的目标，但这一发现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类癌通常为惰性，比大多数其他癌症类型的预后更好。这项新研究发现，类癌的发病率上升最快的人群是年龄在50至54岁之间的人群，这类人群的筛查已经很普遍了。因此，筛查确定了大多数类癌，代表了多数都是偶然发现的。实际上，很多可能是被过度诊断的肿瘤，这也增加了筛查的负担和危害。

2020年10月，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发布了结直肠癌筛查建议的更新[4]，该建议考虑将结直肠癌开始筛查的年龄降低到45岁。自2016年USPSTF指南更新以来，未出现任何新的有力证据可证明50岁以下人群进行筛查的有效性。和2018年ACS指南一样，工作组完全依赖模型估计。上述新报告提供的新数据应促使研究人员重新计算对筛查的益处和危害的估计。

毫无疑问，早发性结直肠癌是一个重要但仍知之甚少的领域。但是，也不应该根据次优数据来制定筛查决策，尤其是当这一建议可能影响数百万人时。ACS在2018年指南中将该建议标记为有条件推荐（B级）。尽管这样看起来比较严谨，但在美国，45至49岁人群的结直肠癌筛查已经增加了50％以上。一些患者不管其推荐强度如何，只会关注指南推荐的内容。许多医疗机构也在不完全了解数据或潜在影响的情况下，迅速遵循了新的指南建议。

结合《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新报告的数据，并考虑到基于建模数据制定指南推荐意见的不确定性，在评估50岁以下人群进行结直肠癌筛查的益处时，应格外谨慎。结直肠癌筛查在年轻成人中的功效，仍不确定，要求进行更严格的临床试验，而不是广泛实施指南推荐。

参考文献：

1. CA Cancer J Clin. 2018;68:250-81.

2. CA Cancer J Clin. 2017;67:177-93.

3. Ann Intern Med. 15 December 2020. doi:10.7326/M20-0068

4.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Draft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5. Ann InternMed. doi:10.7326/M20-7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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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病流行病学。

在成年人中，睡眠时间短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已得到充分证实，睡眠时间短也与成人代谢综合征有关，这并不意外，因为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有关（如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而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与心血管疾病，各研究则显示出不一致的结果。下文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心血管风险因素（包括超重/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糖代谢异常、炎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总结。

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

7项荟萃分析的总结分析显示，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风险增加，相关性的OR（比值比）或RR（相对危险度）在1.30到2.23之间。有4篇综述和2项荟萃分析发现，在2-19岁儿童和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或BMI升高的可能性增加，但由于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得出因果关联的结论。之后的一篇综述纳入了2篇纵向研究，显示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显著关联，但再之后的3篇综述则表明，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或BMI升高显著相关。

各研究之间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收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有所不同；两项纵向研究显示，较小儿童（3-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有关联，而另外两项纵向研究则显示，较大儿童（12-1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关，提示青春期可能对这种关联有调节作用。

总的来说，最新进行的这项荟萃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肥胖相关指标增加具有相关性。然而，性别和年龄不同，结果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睡眠时间与血压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睡眠时间每减少1小时，收缩压升高0.33mmHg，舒张压升高0.21mmHg；另外一项研究则纳入了21150名10-18岁儿童，显示与睡眠充足相比，睡眠时间不足与血压高显著相关。

在Matthews等的分析中，发现血压与睡眠时长以外的其他睡眠指标（如睡眠质量差）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研究强调指出，其他睡眠特征（例如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质量）以及一些因素（例如活动，久坐时间和青春期）可能在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长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联中起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诸多横断面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和血压升高之间的联系。然而，绝大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缺乏对潜在混杂变量的调整，无法得出睡眠时间短与血压升高之间的因果关联。

睡眠时间与血脂异常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没有相关性。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同样，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设计，并且睡眠时间经常是自我报告或父母报告的。因此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睡眠时间与糖代谢异常

2017年，一项综述分析了客观测量的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的关系，结果显示，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指标HOMA间是负相关或U型相关关系。同一年，另外一项系统评价发现，0.5-19岁儿童青少年的睡眠时长和血糖稳态指标无关。

总体而言，最新的荟萃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睡眠时间和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可能是U型关联，而睡眠时间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联尚不清楚。在评估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时，还要考虑肥胖指标（如BMI或腰围）的作用。

睡眠与代谢综合征

有15篇文章对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4项研究结果显示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显著相关，1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短可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10项研究则未发现相关性。

1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在3843名7-18岁的学生中，与长睡眠时间（>8小时）相比，短睡眠时间（≤8小时）的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在一项针对1014名平均年龄约为13岁的儿童的横断面研究中，与长睡眠时间（>9小时）相比，正常睡眠时间（7-9小时）的儿童，代谢综合征风险降低。提示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之间可能呈U型关联，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增加儿童和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讨论

未来研究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为了更好地评估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的队列研究，足够大的样本量。其次，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一些联系可能是U型的（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是有害的），尽可能准确地评估睡眠时间很重要，例如，通过使用活动监测器来评估睡眠时间。

第三，在分析睡眠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影响时，除了单独测量睡眠时长外，还应考虑其他睡眠特征，如非快速眼动和快速眼动阶段、周末补觉、白天小睡、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连续性等。第四，考虑到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第五，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对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分析中应考虑到，如青春期、肥胖、睡眠呼吸暂停、体育活动等。

第六，睡眠时间短可能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抑郁和焦虑，这些情况也应该在分析中考虑。第七，应开展可改善睡眠时间干预措施的随机对照试验，以证明其对心血管健康的因果影响。然而，在大量参与者、长期随访等前提下，进行此类随机对照试验显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总结

最新的分析发现，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肥胖以及血压升高存在关联，但与血糖稳态、血脂之间的相关性还不太确定。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很弱。研究结果支持将改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作为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的潜在手段。未来应该多做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客观方法评估睡眠时间和睡眠模式（例如睡眠监测），并考虑到各种潜在的混杂因素。

参考文献：

Sleep Med Rev. 2020 Oct; 53:10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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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乳腺科医生应有的担当

    做人要有所担当，这是做人的道理。做医生，同样要有所担当！

    很多女性体检诊断为乳腺增生，也有不少乳房轻微发胀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乳腺增生，她们的症状很轻微，大部分甚至没有明显的疼痛，只是“按压后或运动时轻微感觉到有点疼”。这样的乳腺增生就如同长了几根白头发一样，眼角长了点鱼尾纹，对女性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很大程度上讲，普通的乳腺增生不属于疾病的范畴，其实这些女性都可以认为是健康人！

    那么，在这样的轻微乳腺增生的女性中， 自己要求吃药或者 大夫主动给开药吃的相当常见，有的吃一两个月，有的吃好几个月，有的甚至吃几年，各种治疗乳腺增生的药换着吃，好几种药一起吃，但是却越吃越严重，有的越吃越不管用，有的越吃乳房越疼。有的吃了“胃疼”被迫停药，却发现“好几千块钱的药根本退不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

    有病吃药不对吗？一般来说是对的！

    有病一定要吃药吗？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不一定！

    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越吃越疼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乳房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去给乳腺看病的需求，不把自己当成病人，这是对的！也就是说，这些女性看病之前认为自己是健康人，也就没有压力，不紧张。

    而这些健康女性因为某种原因去乳腺专科看病之后，被诊断为乳腺增生，又要吃药，就强化了她们的潜意识——“哦，我是个病人，所以需要吃药”，无形的压力和紧张扑面而来，往往又不能自己感觉到，恰恰这种压力和紧张是导致乳腺增生疼痛症状加重的罪魁祸首。

    试想:得了多严重的病才需要长期吃药呢？“亚历山大”，可想而知。况且乳房是女性第二性征，是女性非常在意的器官，加之对日益多发的乳腺癌的恐惧，这些长期吃药的女性，其心理压力难以估量。吃药造成的恶性循环甚至影响一部分女性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担心→吃药→疼痛加重→更担心→继续吃药→疼痛继续加重或没有效果→进一步增加担心→……（恶性循环）

    其实乳腺科初诊医生的几句话就可以让这些情况不复存在。譬如在乳腺专科医生手诊、超声、钼靶等必要而全面的检查之后，没有特殊的异常，此时如果如实的告诉门诊患者： “您可以诊断为乳腺增生，这样的增生，不疼或疼的不厉害并不需要吃药，这样的普通增生也不增加癌变的几率。您现在的乳腺增生，就像长了几根白头发、添了一条鱼尾纹一样，不算是毛病。可以说，您现在很健康。您所需要做的只是定期到乳腺专科来体检、检查”。

    然而讲这段话并不容易，需要的恰恰是我们乳腺科医生应有的担当！有了这种担当，在你明明知道患者问题不大的时候，就直接告诉她，你是健康的，而不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不做更多的解释;也不是患者要求吃药你就给开，更不是出于其他目的主动给患者开药。

    “你有……病，您可以诊断为……病”这样的话，现在的医生可以毫不犹豫的有自信的说出口。

    “您很健康，您没什么毛病” 这样的话，又有几个医生敢于直言呢？

    现在的医患关系，医疗环境，乳腺科医生做出一些 担当，其实是有风险的。

    然而，我坚持，做乳腺科医生，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担当——在你认为患者不需要治疗时，请勇敢的说出“您很健康！”

       患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科普话题的知识是有关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相关内容。随着医疗技术水平不断发展，以及患者的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丙型病毒性肝炎的患者，在临床工作中被检测出来。这说明我们面对丙型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工作仍然十分艰巨。那么丙型病毒性肝炎的症状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丙型病毒性肝炎依据肝损伤的严重程度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

1.丙型病毒性肝炎代偿期的患者常会有进食油腻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胀症状。主要是由于肝细胞损伤造成肝脏消化酶合成能力减弱，出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部分患者会伴有肝脏体积的轻度肿大或萎缩而引起右上腹的隐痛不适。

2.丙型病毒性肝炎失代偿的患者，常会合并有大量的腹腔积液。主要是肝功能损伤造成肝脏合成白蛋白的能力减弱，出现了低蛋白血症的表现。渗透压降低造成血管内的水分渗入到组织间隙，形成了大量的腹腔积液，这会加重患者腹胀的症状。

3.部分丙型病毒性肝炎的患者合并有门静脉高压症，会造成脾脏出血性肿大。体格检查时可在左上腹摸到肿大的脾脏。

       以上就是本次话题的所有内容，患者朋友们，你若还有其他疑问可以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或者给我发私信，关注我。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我们随时交流。

说到减肥，就很容易能让人联想到运动，而说到运动，最先能与之“挂钩”的便是跑步。是的，放眼当前的“减肥大军”，跑步减肥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流行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跑步减肥或者跑步维持体重的行列。那么问题来了，运动的确有益健康，可对于当前体重处于肥胖状态的胖友们来说，跑步减肥真的健康吗？对于这个问题，骨科医生是这样说的。

跑步减肥损伤膝关节

骨骼，是人体最重要的组织之一，担负着人体负重、支持、保护、运动、造血等等重要的生理作用。不同的运动方式对于人体骨骼的影响也会截然不同，当人的运动强度太大或者运动量太大时，则极易引起关节软骨不可逆性的损伤。关节软骨，位处于关节处的骨头与骨头之间，可避免骨头间直接硬碰硬的摩擦和震动，具有缓冲震荡、保护关节骨面作用。在运动过程中，如果运动强度或者运动量超过软骨组织所承受的负荷，无论是超过临界值的单次冲击，还是小于临界值的多次大幅度的钝性刺激，均可能会造成关节软骨的损伤，而且人体的关节软骨在受损后多为不可逆性的伤害。

膝盖损伤发现之时已经晚了

需要注意的是，骨骼间的软骨就像薄薄的冰层那样光滑且脆弱，它不含血管、神经、以及淋巴组织，所需要的营养主要来源于滑液的弥散。因此，不但关节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弱，当关节软骨受损时，人们也通常不会有疼痛感，直至它被磨损殆尽，损伤直接延至骨头时，人们才会因骨骼上神经的疼痛引发注意，但往往这时的病情已经比较严重，甚至需要住院治疗。

肥胖的人不适合跑步减肥

当今社会，跑步已经是非常普遍的、被平民化的运动方式，但事实上跑步并非适合所有的人群，尤其对肥胖患者来说，跑步并非减肥良方。肥胖的人，即使在静止状态下，其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也会高于体重正常的人，如果在身体负重较重的前提下，还经常跑步，则会给膝关节带来更大的压力。关节软骨处因为没有神经，无法对磨损和伤害及时做出应激反应并让人可以及时止损，只有在软骨被磨损到一定程度时，才会感到某种不适。因此，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的人，如果因经常跑步而导致软骨受到损伤，被发现时通常伤害已经不可逆转，只能通过手术来解决问题了。

适合减肥的运动方式

运动减肥虽然能够让人健康的变瘦，但在减肥过程中却应该谨慎的选择运动方式，在身体的体重还不允许的前提下，应尽量避免用跑步的方式减肥。其实，有很多运动方式都比跑步更加适合消耗人体的能量，如游泳、骑单车等，如果实在喜欢行走的运动方式，在减肥初期也可以选择快走这一运动项目。快走与跑步属于同一类型的运动，同一时间段内虽然消耗的热量稍小于跑步，但其对关节处的伤害也远远小于跑步。减肥本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只有坚持下去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快走也比跑步更适合减肥者，您认为呢。

全球范围内，三分之一的女性死亡原因是缺血性心脏病(IHD)。虽然育龄女性IHD的患病率较低，但就目前的趋势而言，如孕妇年龄增加，孕妇糖尿病、肥胖和高血压患病率增加，可能导致了这类群体中冠状动脉疾病的患病率增加。此外，有研究证实，怀孕本身就会比同龄非怀孕女性的急性心肌梗死(AMI)风险更高。心脏病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IHD占心脏病病因的五分之一以上。

妊娠期心肌梗死的患病率

据报道， 妊娠期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为6.2/10万妊娠。动脉粥样硬化仍然是妊娠期AMI的最主要原因，其他原因也比非妊娠人群更为常见。孕妇AMI的各种病因患病率如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伴或不伴冠状动脉内血栓(27%–40%)、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SCAD，27%–43%)、冠状动脉内血栓不伴动脉粥样硬化(8%–17%)，冠状动脉痉挛 (2%)。

对2006-2011年间150例AMI患者的类型和时间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患者表现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75%)，其余患者表现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妊娠晚期(STEMI，25%；NSTEMI，32%)或产后(STEMI，45%；NSTEMI，55%)。梗死累及左室前壁(69%)、下壁(27%)、侧壁(4%)。

冠状动脉疾病的药物治疗和孕期安全性

大多数用于IHD的药物，不管是治疗AMI或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可以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继续使用，但有一些药物例外。如果有致畸性或其他对胎儿有害的影响，建议停止该药物。此外，可能需要调整药物剂量，因为妊娠期间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会影响药代动力学。 他汀类药物在孕期和哺乳期禁用，但是这些女性在孕期和产后停药，发生AMI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使用冠状动脉造影的注意事项

对于急性斑块破裂导致的STEMI，建议通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和支架植入及时进行冠状动脉再灌注。基于妊娠期间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出血风险，选择药物洗脱支架(DES)还是裸金属支架(BMS)。DES再狭窄的风险较低；然而，与BMS相比，会需要更长时间的抗血小板药物治疗(12个月vs 1个月)。考虑到BMS可缩短抗凝治疗时间，BMS可能是有优势的，尤其是在分娩期间。

血管造影是妊娠期IHD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只有60%的AMI女性接受了冠状动脉造影，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对胎儿产生危险。目前可接受的妊娠期辐射累积剂量为50mGy，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妊娠所处时期。在妊娠的头2周，无论辐射剂量多大，都可能导致自发流产。妊娠第3周到第8周，出生缺陷、流产或生长迟缓的风险较低，除非辐射量超过200 mSv。妊娠8至15周，对中枢神经系统(CNS)的风险较高，包括小头畸形和其他CNS畸形，辐射阈值为300 mSv。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进行溶栓

在无法进行PCI的情况下，必要时可考虑使用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以前人们认为妊娠期间应禁止溶栓，但新数据表明，妊娠期使用TPA的风险并不高于非妊娠女性。要注意的是，在冠状动脉夹层所致心肌梗死患者中，溶栓可能会加重出血和夹层。

妊娠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普通人群中，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SCAD)并不是AMI的常见病因； 但妊娠期AMI中 ，SCAD可占到27%-43%。SCAD的典型表现与AMI相似，伴有胸痛、呼吸困难和出汗。SCAD诊断通常比较困难，因为典型患者通常是年轻人，没有其他可识别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基于研究的发现，对于患有纤维肌发育不良(25%–86%)、处于妊娠期(2%–8%)、有结缔组织疾病(1.2%–3%)、全身炎症(<1%–8.9%)、服用外源性激素(10.7%–12.6%)和诱发应激事件的患者，应怀疑SCAD的可能性。超过50%的患者会报告有促发因素，包括分娩、服用外源性激素、高强度运动。妊娠期SCAD的潜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是妊娠期间动脉壁激素减弱时血液动力学压力增加的结果。

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最初的临床表现为心源性休克(2%-5%)、STEMI(26%-87%)、室性心律失常或心源性猝死(3%-11%)。在一项包括168名患者的队列研究中，所有患者都出现了肌钙蛋白I水平升高。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通常保持不变，但超声心动图或早期血管造影可发现左心室壁运动异常。

任何动脉都可能受到影响， 左前降支最常见，可占到32%-46%。与非孕期SCAD的管理类似，建议大多数孕妇采用 保守治疗并住院监测。在一项包括131例SCAD病例的观察性研究中，自发性愈合率为88.5%，35天后，所有患者的血管造影均观察到愈合。在需要做血管造影的病例中，需要注意球囊膨胀或支架扩张所产生的径向力可能导致夹层；在PCI前对SCAD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

在对孕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P-SCAD)与非孕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NP-SCAD)的比较中，P-SCAD更多表现为急症，包括STEMI (57% vs 36%)，左主血管或多血管SCAD (24% vs 5%)，以及左心室功能≤35% (26% vs 10%)。

P-SCAD最常发生在产后第一个月。在2000-2015年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中，有超过120例发生了妊娠期SCAD，超过87名患者（72.5%）发生在产后第3天至第210天之间。与NP-SCAD相比，P-SCAD患者伴有纤维肌发育不良和冠状动脉外血管异常的可能性更小。

临床诊疗建议

1. 已有IHD的女性应在怀孕前接受全面的心脏评估。

2. 现有的工具如CARPREG Ⅰ、CARPREG Ⅱ、ZAHARA和改良WHO分类，通常可用于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和心肌病的评估，但在IHD女性的风险评估中作用有限。

3. 从现有趋势来看，如孕妇年龄偏大、合并症患病率增加，可能导致妊娠期IHD的发病率增加。

4. 识别和治疗妊娠期间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和冠状动脉痉挛非常重要，因为其临床表现可能不典型。

5. 大多数用于IHD或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的药物可以在怀孕期间继续使用，但某些药物除外。

参考文献：
Cardiol Clin. 2021;39(1):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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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