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南苑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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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患者朋友们,大家好,感冒咳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疾病与症状,那么有的朋友问了,感冒咳嗽吃什么药好得快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一般的感冒咳嗽分下面几种情况:
有黄痰的情况可能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可以化验血常规以助于诊断。血常规显示白细胞高,中性粒细胞增高,淋巴细胞低。这种情况下,患者可以服用抗炎药物,如严迪,阿莫西林,头孢克肟,但是注意有药物过敏的话,就要注意了。还可以辅助其他止咳化痰的药物,如川贝枇杷膏,肺力咳合剂,氨溴索等。
干咳的情况可能是支原体感染,可以查血支原体,可以确诊。支原体感染建议服用罗红霉素,阿奇霉素都可以的。如果感冒时间长了,感冒好了,不头疼了,也不发烧了,就是咳嗽,也没有痰,这种情况可能是感冒后咳嗽,就是有点气道高反应,气道高敏感性。这种情况下,可以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酮替芬,盐酸西替利嗪片,孟鲁司特钠片,复方甲氧那明胶囊等。
患者朋友们,咳嗽期间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如苹果,梨,桃子,橙子,泡水,西红柿等。尽量不要吃辛辣刺激鱼虾海鲜类食物。相信大家,针对不同的情况,经过合理有效的治疗,大家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苗国栋 精神科专家苗国栋 5 天前
焦虑是人们最常见的情绪,也是各种精神障碍患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类情绪异常(emotional disturbance)。有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将焦虑定义为“在无现实威胁情况下出现的或与现实威胁不相称的紧张不安、过分担心,并伴有相应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如心悸、口干等和运动性不安症状如坐立不宁、搓手顿足等”。
焦虑情绪几乎见于所有的精神障碍,甚至心理素质良好的个体或曰“正常人”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焦虑情绪和相应的行为反应。因为人们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有对未来事物有程度不同的确定性或“把握度”预期的认知习惯,一旦未来事物的不确定性超出其心理承受程度,使其对当前的安全有受到威胁的预期,就会产生某种焦虑情绪。而且,因为精神障碍患者普遍存在安全感不良的素质,在其日常生活中对环境事物的风险征象有过度感知或过分敏感,倾向于高估风险,极易产生焦虑情绪及包括回避行为在内的相应的行为反应。甚至,由这些认知偏差以及认知偏差诱发的焦虑情绪与行为反应,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导致严重的精神病理现象。
以强迫症为例。若一个有担心沾染不洁物而患病的强迫思维患者,在不慎接触了其认定的不洁物时,就会立刻有染病的不良预期,继之产生强烈的焦虑情绪以及程度不一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为了减轻或缓解其焦虑,他的习惯性反应便是祛除可能使其染病的“威胁”,即立刻实施减轻其焦虑的强迫行为——刻板重复的“清洁仪式”(cleaning rituals)。清洁仪式既可以是经典的强迫洗涤,也可以是丢弃其认为是沾染不洁的衣衫、物品,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治疗这样的强迫症患者常用的措施包括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等。现有治疗强迫症的一线治疗药物主要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但将药物增加到足够剂量(有效量)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即使是服用足量治疗药物后,对强迫症也没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一般认为足量药物治疗 12 周以上才可能出现较显著的疗效)。因患者甚至其家人普遍对药物治疗起效时间有不现实的期望,在药物起效前就可能因对疗效失望而放弃,要么换医生,要么要求医生更换治疗药物,使本可能起效的治疗半途而废。另外,即使是采用 CBT 治疗其强迫症状,但让患者暴露于足以诱发其焦虑的场景或刺激时,患者的焦虑情绪可能会构成 CBT 的主要阻抗因素,而使 CBT 难以坚持。假如,给这样的患者在治疗初始阶段使用有效、足量的抗焦虑药物(如苯二氮卓类),使其焦虑显著减轻,在沾染不洁物时,其焦虑会明显减轻,实施强迫行为的冲动就会减弱,实施强迫行为的次数也会减少,使其病情有改善的迹象。在接受 CBT 过程中,因焦虑减轻,其阻抗也会减弱,相应地使 CBT 更容易被患者接受。近些年来,我本人就一直通过贯彻这样的治疗策略,使强迫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更好、疗效更佳。而且,随着 SSRIs 类药物的剂量达到有效治疗量,并持续足够长的治疗时间,即开始发挥其抗焦虑作用,最初阶段使用的抗焦虑药物的治疗价值便衰减了,往往可以逐渐减量、停药。
再以疑病妄想为例。有疑病妄想的患者,在初起阶段其疑病性质的担心、信念多由包括焦虑伴发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在内的相关躯体症状引起,并在焦虑情绪的强化下,选择性且刻板重复关注、体验这些躯体症状,以偏差认知模式解读这些症状的意义,使其焦虑情绪、躯体症状和疑病信念互为因果、彼此强化,最终达到妄想定型阶段。而无论用以哪种理念认识和指导治疗、以哪种方案治疗患者的疑病妄想,都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使用足量抗焦虑药物又是一个能够快速减轻焦虑及其相伴随的躯体症状的有效治疗手段,同样有增加其治疗依从性的作用。我本人以这样的治疗策略治疗患者,都获得了预期的疗效。
再以关系妄想为例。关系妄想的形成过程与疑病妄想非常相似(参见拙文《从寓言《人有亡鈇者》来看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是在焦虑情绪的参与下,由偏差认知模式主导,选择性收集与其妄想信念吻合的信息,形成牢固的关系妄想。治疗这样的患者,足量的抗焦虑药物也能在较短时间内,使其症状减轻。
当然,其他许多精神病性症状的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也常与安全感不良以及焦虑情绪和相应认知偏差、行为反应有密切关系。在治疗这些症状时,早期足量使用抗焦虑药物也都有良好的效果。我将这一治疗理念运用于治疗几乎所有有焦虑症状的患者,使患者病情在较短时间内开始改善。
我个人理解,用足量抗焦虑药物减轻、消除患者的焦虑,就是打断焦虑情绪与其病理思维内容相互影响、彼此强化的持续性循环的关键环节。这一做法与此前本人文章《治疗精神障碍患者失眠症状的临床意义和价值》所提出的治疗失眠症状有异曲同工的意义。
当出现腹痛、腹胀、呕吐还有停止排气排便的症状,且一直无法得到缓解时,应引起警惕,及时就医。大众可以将肠梗阻特征性症状简单记忆成“痛吐胀闭”。
儿童语言表达不清,当出现哭闹不安、面色苍白、出汗、腹部肿块,伴有呕吐和果酱样血便时,应引起警惕及时就医。
总体来说,肠梗阻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病情变化复杂,故当有剧烈腹痛或其他上述肠梗阻症状时应及时就医,特别是阵发性绞痛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疼痛程度越来越重,甚至是持续性的腹痛时,需警惕可能是绞窄性肠梗阻的表现。
诊断流程
就诊时医生可能会问如下问题: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结合初步的影像学检查,很容易确认肠梗阻的存在,但后续需要进行一系列化验以及影像学检查以明确肠梗阻的部位和病因。
就诊科室
疑似肠梗阻,一般可去普外科或胃肠外科就诊。病情紧急可去急诊科就诊。
我们都知道大脑是人体十分重要的器官,因此当脑积水发生时,对人体的危害的非常大的,脑积水的危害在于它压迫脑组织,导致正常脑功能、脑组织的发育受到影响。在成人方面,脑积水主要影响脑功能,临床一般表现为头痛、恶心、呕吐、视力障碍等,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工作,有时还可能出现运动功能障碍,走路不稳,尿便异常,出现尿便频繁、失禁或是困难。如果脑积水压迫到了脑干,则还会出现呼吸困难、代谢紊乱,造成昏迷,甚至引起死亡。老年性脑积水还会使患者出现痴呆、走路不稳、尿失禁、记忆力下降等症状。
门静脉血栓是肝硬化常见并发症,现结合近期《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分析肝硬化门静脉血栓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分歧,指出临床抗凝治疗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为临床进一步探索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的规范管理提供参考。
门静脉血栓(portal vein thrombosis,PVT)是肝硬化最常见并发症,发病隐匿,常在体检或肝癌筛查过程中偶然被发现[1-2]。不少研究结果表明 PVT 可增加肝硬化患者出血率、内镜下急性出血控制失败率、再出血率及出血后的 6 周病死率,并会明显增加肝移植的手术难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1-4]。因此,不少专家提出肝硬化 PVT 应当积极治疗[5]。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抗凝、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ransjug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 shunt,TIPS)可促进门静脉再通[1,5-6]。但由于肝硬化患者出血与血栓风险并存,且部分肝硬化 PVT 可自行消退;同时对抗凝导致出血等并发症风险增加的恐惧,常常导致临床医生选择不治疗肝硬化 PVT[7]。因此对于肝硬化 PVT 患者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治疗、何时启动治疗、选择何种方式治疗缺乏统一认识。近期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学组基于最新的研究证据,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制定了《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首次系统阐述了肝硬化 PVT 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影像学检查、诊断、病情评估和治疗策略,对进一步规范肝硬化 PVT 的临床诊疗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2],但肝硬化 PVT 的抗凝治疗仍面临不少困惑与挑战。
尽管不少的回顾性或前瞻性研究、荟萃分析结果显示 PVT 可能增加肝硬化患者远期死亡、出血、腹水、急性肾损伤和肝移植术后死亡的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8]:(1)研究人群的异质性大:肝硬化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与范围对预后的影响有显著差别,但不少研究在评价 PVT 对肝硬化预后的影响时,没有根据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与范围等进行评估,在某些研究中部分或分支 PVT 病例被排除,而某些研究又将部分性和阻塞性 PVT 病例纳入;(2)回顾性研究为主:尽管共识意见参考并分析样本量大且有代表性的原创性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但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发表的荟萃分析结果,可能是在没有随机化的情况下,将选择治疗的队列数据与未选择治疗的队列数据相结合,加剧了患者选择的偏倚风险[9-10]。近期来自国内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急性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PVT 的存在并不增加患者 1 年病死率[11]。因此未来仍需要设计良好的前瞻性对照研究进一步明确 PVT 对肝硬化患者预后的影响。《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提出了评估肝硬化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及转归的标准[1-2],有利于在今后的研究中统一诊疗标准,克服既往研究中的缺陷,减少偏倚风险。
肝硬化 PVT 的风险因素除了与门静脉血流速度降低、局部血管损伤、易栓症有关外[1-2],更主要与肝硬化患者的凝血功能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的平衡有关。一方面肝硬化患者由于肝功能减退,凝血谱紊乱,表现为血小板及凝血因子减少,易于出血;但另一方面又存在抗凝蛋白(如抗凝血酶 III、蛋白 S 或蛋白 C)的减少,以及促凝因子(如凝血因子 VIII 或 von Willebrand 因子)的增加,尤其是 FVIII/PC 比值增高可反映肝硬化高凝状态[12-13];同时肝硬化患者对血栓调节蛋白的抗凝作用存在抵抗性,也可增加肝硬化血栓形成风险[14],再加上感染、肾功能不全等因素则进一步增加血栓形成风险。因此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血小板计数等传统的监测凝血功能的参数,对于预测肝硬化患者出血与血栓形成方面的价值非常有限[15]。目前尚缺乏精准预测肝硬化 PVT 风险的模型。有研究结果显示旋转式血栓弹力测定、血栓弹力图和凝血酶生成测定等可全面监测凝血功能[16-17],但其在预测肝硬化 PVT 风险方面的价值还需进一步研究。肝硬化患者来自门静脉、腹腔及肠道的炎症也是增加门静脉血栓形成风险的重要因素[1-2]。一方面肝硬化患者常伴有高水平的肠源性内毒素,可增加门静脉系统的凝血酶生成能力与血小板的高活性,促进血栓形成[18];另一方面炎症区域激活的中性粒细胞胞外杀菌网络可直接增加血栓形成风险。“上海共识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门静脉、腹腔及肠道炎症可能是肝硬化门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1]。近期 Huang 等[19]、Nery 等[20]先后发现肝硬化 PVT 患者白细胞介素 -6 水平明显升高,并在矫正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的应用、饮酒史、门体侧支循环建立、食管静脉曲张≥ 2 级、腹水、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 13 和脾大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介素 -6 水平高于 5.5 pg/ml 和淋巴细胞计数低于 1.2×10⁹/L 是门静脉血栓形成的独立预测因素[20]。上述研究对于早期如何识别肝硬化 PVT 风险人群有重要指导意义,未来仍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以探讨肝硬化 PVT 的早期识别标志物。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PVT 患病率为 8% ~ 25%,显著高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1%)。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促凝因子和抗凝因子之间的平衡相对稳定,而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促凝与抗凝之间的平衡非常脆弱,是否应该进行抗凝治疗目前争议较大。赞成抗凝治疗的专家认为:(1)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体内合成的抗凝因子如蛋白 C 和 S 减少,促凝因子如 VIII 因子、凝血酶、组织因子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增加,总体导致血栓前状态;(2)尤其是在静脉曲张出血患者中,PVT 的存在是 5 d 治疗失败(定义为再出血、无法控制的出血或死亡)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3)尽管移植前肝硬化 PVT 不影响等待移植患者的病死率,但显著增加移植后病死率;(4)现有证据显示抗凝治疗不增加肝硬化患者的不良后果: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进行抗凝治疗不仅仅促进门静脉再通,还可降低进一步失代偿率和病死率,并可能带来潜在的额外益处,如降低肠道细菌移位及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等[7]。而反对抗凝治疗的专家认为[8]:(1)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抗凝治疗可导致更高的 PVT 完全再通率:一方面肝硬化 PVT 尤其是部分阻塞患者存在较高的自发性再通率,另一方面已发表的支持抗凝治疗提高 PVT 再通率的研究存在纳入证据质量低及发表偏差的影响;(2)肝硬化 PVT 增加病死率和降低移植率可能只是历史上供体选择和手术技术的问题,而目前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已得到改善;(3)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抗凝治疗的额外风险不清楚:现有的支持抗凝的证据主要来自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这类人群应用抗凝治疗未见出血风险增加,但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的风险尚不明确;(4)目前缺乏可靠的方法来评估抗凝治疗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是否有效: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标准化比值、抗 Xa7 对于监测维生素 K 拮抗剂及低分子肝素的抗凝效果不可靠,尤其是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如何监测尚无可靠方法;同时一旦启动抗凝治疗何时停止更不清楚,有报道认为部分患者停药可能导致血栓快速再形成。因此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是否进行抗凝治疗,还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上海共识意见”强调抗凝治疗的主要适应证为急性症状性肝硬化 PVT、等待肝移植、合并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的肝硬化 PVT 患者,尤其是对于有肝移植需求的肝硬化 PVT 患者,抗凝治疗的目标在于保持门静脉通畅,阻止血栓进展或延伸至肠系膜静脉[1-2]。非急性症状性 PVT 是否抗凝应进行个体化评估,可根据 PVT 的严重程度、范围和动态演变,酌情考虑是否采取抗凝药物治疗;而对于伴有近期出血史、重度胃食管静脉曲张、严重血小板减少症的肝硬化 PVT 患者应暂缓抗凝[1]。
目前肝硬化 PVT 常用的抗凝药物包括维生素 K 拮抗剂、肝素及新型直接口服抗凝药物[1]。选择何种药物抗凝,需要根据患者的疾病阶段、严重程度、药物的经济效益比来确定。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使用华法林、低分子肝素和直接口服抗凝药物通常安全有效,但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存在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延长,血小板减少,如何监测药物的安全性是临床面临的困境,同时失代偿期 Child-Pugh C 级肝硬化患者应用直接口服抗凝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尚需进一步评估[1]。因此未来仍需加强如何早期预测、有效监测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中的出血风险,旋转式血栓弹力测定、血栓弹力图和凝血酶生成测定能否作为有效的监测与评估手段尚需更多的证据。
关于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的疗程仍存在争议,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肠系膜静脉血栓或既往有肠缺血或肠坏死、等待肝移植、存在遗传性血栓形成倾向的肝硬化 PVT 患者,需要长期抗凝治疗[1-2]。但对于上述情况以外的非症状性肝硬化 PVT,启动抗凝治疗获得门静脉再通后需要继续抗凝治疗多长时间、停药的指征是什么,尚未达成共识;对于抗凝治疗后门静脉未再通的患者,抗凝治疗多长时间可确定为抗凝无应答,亦缺乏相应的证据;对于抗凝治疗成功后的病例停药后是否会复发也需要定期监测。因此进一步探索抗凝治疗的疗程,明确停药指征,亦是临床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学组 .《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 , 上海)》[J]. 中华消化杂志 , 2020, 40(11 ): 721-730. DOI: 10.3760/cma.j.cn501113-20201112-00612.
血管介入治疗,特别是急诊介入治疗,目前来说是一种新型的科学,它用的技术和材料都是国际最高端的材料,所以目前总体来说费用比较偏高的。
以前我们从最开始阶段,特别是一些基层医院,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比如动脉溶栓,一般来说有 1-2 万块钱基本上差不多;如果说涉及到取栓,手术比较疑难,病人特别复杂,血管迂曲,病人状态不好的时候,用的器械越多,费用肯定越高。
一般来说,取栓在中国可能需要 8-10 万块钱,每个人不一样。虽然是费用比较高,但对于病人留下终极残疾,甚至危及生命来说,还是值得的。国外有些人做了统计,如果遗留残疾,卧床以后做后续护理,以及本人的生活质量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果及早治疗,有的人可能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病人可能不光减少后遗症,如果病人可以在 6 小时以内治疗,有 60%左右的病人是可以完全达到痊愈,或者生活能够完全自理,所以这种病人我们觉得还是值得早期治疗和花费一些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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