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癫痫治疗是为了让你摆脱癫痫发作的困扰，可以更好的享受生活。在过去二十年中，治疗方式正更进一步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拿药物治疗来说，国外已经可以从 20 多种药物中去选择合适的。

为了找到合适的药物，医生会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 患者癫痫发作的类型、年龄、性别等
• 患者服用的其他药物
• 患者自身经济情况

发作类型

患者的病史和检查，如 EEG（脑电图）和 MRI（磁共振成像）可以帮助医生了解你有什么样类型的癫痫发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儿童中心神经学和儿科学助理教授 Adam Hartman 博士指出：“一些癫痫发作仅在大脑的局限部位起源（局灶性发作），一些可能开始于更广泛的脑部（全身性发作）。我们会根据患者病情选择最佳药物控制患者的不同发作癫痫发作。”

健康状况

患者的其他健康状况也很重要。一些癫痫药物可能与已经服用的药物相互作用。例如，托吡酯有助于癫痫发作控制和偏头痛，拉莫三嗪治疗癫痫加双相性精神障碍。

如何开始药物治疗

在考虑了以上事情后，医生会给你计划药物治疗方案。Adam Hartman 指出：“通常我们从最低有效剂量的单一药物开始。如果患者的癫痫发作使用低剂量的药物控制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最佳使用剂量。”

一旦患者服用一种药物，我们需要等待观察癫痫发作是否改善。Najm 说：“为了判断药物是否正在起效，我们需要记录癫痫发作的频率。如果患者每天都有癫痫发作，就应该在一个月内告之医生药物是否缓解或减少了频率。对于每几个月只有一次癫痫发作的患者，则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来确保药物是否起效。”

大约一半的人在尝试第一种药物治疗时发作会有明显改善。如果患者癫痫发作没有好转，或者只改善一点，医生会根据情况增加剂量，或换成新药，或添加第二种药物。

换新药的另一个原因是，患者不能忍受其副作用，包括过度疲劳、胃痛或情绪变化。国外就有记录 6 岁女孩 Devon 被诊断患有癫痫症后开始使用左乙拉西坦，但据妈妈描述孩子变得非常忧郁和烦躁。

一般来说，新型抗癫痫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要比老药低。但我们也必须明确任何药物都可能导致问题。

药物无效

在尝试三种以上联合用药后，约三分之二的人发现他们的癫痫发作得到缓解。 但剩余三分之一的人，发作没有改善，我们该怎么办？Adam Hartman 说：“剩余的患者成功的可能性会下降，我们开始考虑手术或替代疗法。”如果药物没有效果，手术，神经刺激（植入装置，破坏大脑中的异常电信号停止癫痫发作）和饮食都是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患者有明显占位或其他脑损伤，检查确认致痫灶与其相关，可以直接考虑手术治疗。

确保治疗有效进行。要增加治疗成功的几率，服用药物必须完全按照规定。如果患者有任何副作用，告知医生，不要私自停止服用该药。我们应尝试找到治疗和副作用的平衡点。

前两天看斯坦福大学前新生院长 Julie Lythcott-Haims 的 Ted 演讲，她说：

“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给孩子创造一个清单式的童年。”

孩子们没有自由玩耍的时间， 因为每一分钟都要好好利用，课外活动、兴趣爱好都为美好的未来（进一个好大学）服务。

我们不让孩子做家务，甚至不让他们有充足的睡眠。

我们哄骗、暗示、唠叨、甚至讨价还价地让孩子把清单上的事做好，充当着私人管家、辅导员等多重角色。

但这样的后果是，我们剥夺了孩子为自己负责，自驱型成长的机会，创造了我们满意的“傀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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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个事实是：

在遍地鸡毛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崇尚科学育儿，付出了再多时间、资源陪伴孩子的高知父母，在育儿方面仍然感到深深的焦虑：还不够。

先来看一组数据：

• 62%的父母愿意为孩子牺牲自我，希望他们能够成才，26%因此改变了工作模式。
• 为了攒出孩子的教育费，近半数（48%）的父母放弃了私人时间/爱好活动，而 37%已经大幅减少或完全停止休闲活动和度假。其中千禧世代和 X 世代父母放弃更多。
• 近三分之二（64%）父母担心没有为孩子做到最好。

# 数据来源：

2017 年汇丰银行《教育的价值》研究项目

• 68%的中国父母感到教育焦虑，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
• 绝大多数父母（81%）同意妈妈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的精力比爸爸多，有 29%的爸爸在家庭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且爸爸的学历越高，参与度越高。
• 2-5 岁的家长最注重孩子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等软实力方面的培养，认为其比分数重要。
• 超过 44%的父母认为，超纲教育十分必要，其中 80 后家长比例最高（25%）。

# 数据来源：

2019 年智课教育《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

• 约 20%的父母曾在生活中被别人认为是“糟糕的父母”，而说这句话的人最可能是被访者的父母。
• 36%的人认为自己作为爸爸/妈妈表现不佳，平均每周多达 7 次认为自己是位“不合格的父母。”
• 超半数父母为自己频繁对孩子发脾气而内疚，61%的人希望能多抽一些时间陪伴孩子。

# 数据来源：

健达巧克力，样本数 1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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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看到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赵昱鲲的一条书评，完美地化解了我“作为最不积极参与幼儿园活动的家长”的焦虑：

“家庭的正面支持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别明显错过某方面的发展就行，我们更需要关注负面效应。”

大意是，每个人的天资是注定的，不是父母做得好，孩子就能逆袭成多了不起的人。

我们做得好，只是不给小树苗的成长设置障碍而已，谈不上什么多大的促进。

这是为什么经常有父母，工作太忙，没有天天给孩子读绘本，辅导作业，甚至没有怎么管孩子，孩子其实也成长得不错的原因。

父母不需要在某方面做得多么好，或者要为孩子做多少事，才称得上合格；

更重要的是，不要做毁掉孩子而不自知的事，就已经是不错的父母了。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负面事件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正面事件。

今天我们就来避个坑，聊聊「 为什么童年阴影那么深刻 」，以及什么是糟糕的的教育方式吧。

极重度听损的孩子佩戴助听器还有效果，需要植入人工耳蜗吗（上）？

全球范围内，估计2015年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为3.5%（人数达到2.57亿）。在亚洲，乙肝患病率存在地区间的异质性，大多数地区的HBV感染率为中度至高度，亚洲地区不仅乙肝患病率高，乙肝死亡率也较高。

在亚洲地区进行的研究显示，HBV感染是导致肝硬化的主要原因。Ashtari等研究者对2014年以前发表的亚洲肝细胞癌（HCC）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发现全球70%以上的肝癌新发病例是在亚洲诊断的， 慢性乙肝是HCC的主要原因。最近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指出，全球肝癌病例中可归因于HBV感染的病例，大部分在亚洲。

亚洲慢性乙肝患病率高的一些可能原因包括：（1）母婴传播率高；（2）高病毒载量孕妇的抗病毒治疗率低；（3）出生时疫苗接种率低。亚洲人群的数据显示，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和乙肝e抗原（HBeAg）阳性母亲的乙肝母婴传播风险为70-100%，而在HBsAg阳性和HBeAg阴性的母亲中为5-30% 。

慢性乙肝的治疗推荐

目前，有两种主要策略用于慢性HBV感染的治疗。 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a）和核苷酸类似物（NAs）。疗效的高差异性和不利的安全性特征限制了PegIFNa的使用，NAs可能是相对PegIFNa的更优选择，以实现安全、持续和有效的抗病毒。

在NAs中，拉米夫定（LAM）、阿德福韦酯（ADV）和替比夫定（TBV）代表了一类低耐药屏障的药物； 恩替卡韦（ETV）、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DF）和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是一类高耐药屏障的药物。

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2017年指南推荐 ETV、TDF或TAF作为所有成人慢性乙肝患者首选的一线单药治疗方案。EASL还推荐了以治疗建议：

1. 所有慢性HBV感染者（HBeAg阳性或阴性；HBV DNA > 2000 IU/ml，ALT>正常上限水平和/或至少中度肝脏坏死或纤维化）都应开始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2. 所有代偿期或失代偿期的肝硬化患者都应开始治疗，无论ALT或HBV DNA水平如何；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应使用高耐药屏障的NAs治疗。

3. HBV DNA >20000 IU/ml和ALT > 2倍正常上限的患者，应开始接受HBV抗病毒治疗，无论纤维化程度如何。

4. HBeAg阳性的慢性HBV感染患者，若ALT持续正常但HBV DNA水平较高，如果年龄超过30岁或可以进行治疗，无论肝脏组织学病变的严重程度如何。

5. HBeAg阳性或阴性的慢性HBV感染患者，有HCC或肝硬化家族史和肝外表现，即使不符合典型的治疗指征，也可以进行治疗。

6. 与HBV相关的肝病患者，以及正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应使用NA治疗。

7. 建议联合使用HBIG和强效NA来预防肝移植后的乙肝复发；复发风险低的患者可停止使用HBIG，但应持续使用NA进行预防。

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的疗效

RCT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426名HBeAg阴性的慢性乙肝患者被随机分配到TAF（n = 285）或TDF组（n = 141）；另一项研究将873名HBeAg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随机分配到TAF（n = 581）或TDF组（n = 292）。两项研究96周时的汇总分析包括866名服用TAF的患者和432名服用TDF的患者。约1118名患者被纳入双盲扩展阶段的分析，两项研究的双盲扩展阶段中 78%是亚洲人。

在HBeAg阴性或阳性的慢性HBV感染者中， TAF在48、96和144周时均不劣于TDF。预设的亚组分析显示，在这两项研究中，亚洲人和非亚洲人在48周和96周达到主要终点的患者比例没有显著差异。两项研究均显示，在第48、96和144周，TAF和TDF组在HBeAg或HBsAg血清转换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真实世界数据

评估TAF在亚洲人群真实世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很有限。Kaneko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比较了TAF（n = 67）与TDF（n = 117）的疗效和安全性，并调查了从TDF转换到TAF治疗的有效性（n = 36）。在治疗的第48周，TAF组相比TDF组，ALT恢复正常的患者比例更高。两组在第48周时HBV DNA和HBsAg的下降程度相当。

最近对42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显示，在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的患者群体中，TAF和TDF是所评估的药物中病毒学反应最好的药物， 在促使ALT恢复正常的疗效方面，TAF是最好的药物。

从TDF换为TAF的策略

以上两项RCT研究的开放标签扩展阶段的一年结果显示，病毒抑制效果可维持，TAF治疗144周后ALT的正常化程度明显更高。在TDF转为TAF治疗48周后（即TAF治疗第144周），ALT水平恢复正常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

从TDF转为TAF的12周和24周初步结果显示，TAF治疗的患者的 骨骼和肾脏指标得到改善，这些结果一直持续到开放标签扩展阶段的一年后（即转换治疗48周后或TAF治疗144周后）。使用TAF治疗后，肾小管功能障碍相关标志物有所改善。在转换治疗48周后，骨质流失的所有生物标志物都有显著下降，髋部和脊柱骨密度也有改善。

对TDF双盲扩展组（n = 211）和TDF到TAF转换组（n = 180）在第144周的安全结果进行比较，发现转换组患者的骨骼和肾脏安全指标有明显改善，两组的eGFR中位数变化为-0.9 mL/min和+4.2 mL/min。

这两项研究中亚洲人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在治疗亚洲乙肝患者时， TAF可能成为TDF的替代药物，具有更好的骨骼和肾脏安全性。最近另一项3期随机双盲多中心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共有490名接受TDF治疗≥48周的慢性HBV感染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TAF 25mg或TDF 300mg。

在接受TAF治疗的243名患者中，80%是亚洲人，在接受TDF治疗的245名患者中，84%是亚洲人。换药48周后，显示TAF的抗病毒疗效不逊于TDF（两组中96%患者的HBV DNA<20 IU/ml）。在接受TAF治疗的患者中，ALT恢复正常的患者数量更多。该研究认为，在慢性乙肝患者中，TAF具有相当的疗效和更好的安全性，可以成为TDF的替代药物。

参考文献：

J Gastroenterol. 2020; 55(9): 811–82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李延龙，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专业方向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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