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来宾市兴宾区乡卫生院
拜泉县民乐乡卫生院,成立于2018年,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宗旨和业务范围是“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预防保健服务。常见病多发病护理,恢复期病人康复治疗与护理,预防保健,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实施,合作医疗组织与管理”。该事业单位开办资金4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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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可切除性局部晚期直肠腺癌(LARC)的综合治疗已成为常规策略,成功延长了患者生存期。近年来,一刀切的治疗策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对新辅助治疗与肿瘤长期预后相关性的认识提高,个体化治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来治疗方法迅速发展,使得临床II期(T3-T4, N0)和III期(Tany, N1-N2)直肠癌的治疗有了多种选择。当前的前瞻性试验聚焦研究疾病复发和远处转移的主要治疗策略,此外,直肠器官保留是一个有前景和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重点。
辅助化疗
辅助化疗(ACT)仍然是指南推荐的LARC综合治疗中的一种方法,预期目标是根除微转移性疾病。然而,对所有新辅助放化疗和TME(直肠系膜全切除)术后的临床II期和III期直肠癌患者采用ACT,支持这一建议的数据仍有限,因此 常规应用ACT仍存在争议。
事实上,ACT用于LARC患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结肠癌大型试验的获益外推的,这些试验评估了5-氟尿嘧啶(5-FU)和奥沙利铂在淋巴结阳性结肠癌中的作用。也有一些随机试验评估了ACT在直肠癌患者中的作用,然而,大多数试验都有显著局限性,例如放疗和化疗方案存在差异以及对预定治疗策略的依从性不佳。这些试验显示,与观察组相比,新辅助放化疗后接受ACT的患者,并未显示生存获益或无病生存期(DFS)的改善。
ADORE试验根据病理学将接受过新辅助放化疗的高危患者(ypT3-ypT4或ypN阳性)随机分配接受5-FU+亚叶酸钙或叶酸、氟尿嘧啶+奥沙利铂(FOLFOX)辅助治疗4个月。FOLFOX组的6年DFS得到改善(68% vs 57%),然而,这一获益仅在III期患者中明显,II期患者不明显。尽管DFS有所改善,但6年OS(总生存率)并无差异(78% vs 76%),提示 只有某些亚组患者可能受益于以奥沙利铂为基础的ACT辅助疗法。
进行放化疗和TME之后,是否应该对所有患者或特定患者给予ACT仍是一个争论话题。除此以外, 化疗的最佳持续时间也不清楚。常见的策略是,2个月的5-FU为基础的化疗加放疗,之后进行4个月的FOLFOX辅助化疗,即累计6个月疗程的化疗。这一疗程是基于MOSAIC试验的结果,即6个月的FOLFOX方案可作为淋巴结阳性结肠癌的治疗标准。近期的IDEA协作研究中,探讨了结肠癌较短时间辅助治疗的策略,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影响直肠癌化疗的持续时间。
在许多直肠癌试验中,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 ACT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差。在EORTC 22921试验中,57%的患者没有接受或未完成预期的ACT疗程。其他研究报告,只有61%的患者接受了术后化疗。
新辅助化疗
理论上讲,新辅助 INCT(诱导化疗)具有许多优势,目前已被NCCN指南所接受。手术之前早期应用细胞毒化疗有可能消除肿瘤的隐匿性微转移。对化疗的反应也可以帮助定义预后良好或不良的患者组,并预测对放疗的反应。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考虑,也有研究显示,INCT肿瘤缩小和降期的作用可增加pCR率,有可能扩大适合直肠器官保留的患者比例。
在放(化)疗后、手术前进行 巩固化疗(CCT)可能导致局部受损但同时也可能会改善患者生存,患者对细胞毒性化疗的敏感性增加,从而防止肿瘤复发并改善预后。与INCT相似,CCT也可增加cCR和pCR率,但与DFS和OS改善的直接相关性尚不确定。
OPRA试验直接比较了INCT和CCT,结果显示CCT组的三年直肠器官保留率更高(58%vs 43%;P = 0.01)。但是,INCT和CCT组的3年DFS和无转移生存率无差异,3年DFS率分别为78%和77%,3年远处无转移生存率分别为81%和83%。2019年发表的CAO/ARO/AIO-12试验比较了INCT与CCT,显示CCT组的pCR数值更高(25% vs 17%)。 在新辅助治疗中添加化疗是否会改善OS尚无定论,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但很明显,pCR率增加了,而且可为相当多的LARC患者提供器官保留的可能性。
新辅助放射治疗
早期的随机试验显示出术后放化疗对OS、DFS和局部控制的益处,随后一项德国试验奠定了50.4Gy(25-28分割)术前放化疗可用于LARC。尽管高质量的直肠MRI已得到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过度分期从而接受了不必要的新辅助放化疗。ESMO指南推荐早期风险和中等风险的直肠癌患者最好仅进行直肠切除来治疗,避免骨盆放疗的毒性。
最佳放疗方案仍有很多争论。尽管长程CRT是常用策略,但 术前短程放疗(SRT)也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无需同时进行化疗。采用非最佳直肠手术(即未采用TME)的一项研究中,SRT改善了肿瘤学结局,后来在TME手术的随机试验中也得到证实,这项开创性的荷兰试验显示,与单纯手术相比,加上SRT的局部复发风险降低了50%;两组间的OS无明显差异。
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SRT和CRT治疗II期和III期直肠癌的疗效,5年DFS或OS无差异,但相比SRT组,CRT组的局部复发率降低。从现有证据看来,尽管首选的新辅助放疗方法尚不完全清楚,但与CRT相比,SRT成本更低,对患者更友好,并且3级和4级急性毒性发生率较低,因此可以提高依从性。
外科手术的时机
即使新辅助治疗取得较大进展,但要想治愈不可避免需要手术切除。不完整的TME将导致直肠系膜组织残留,存在潜在疾病,从而导致盆腔局部复发。关于手术时机, TME通常被推荐在SRT的1周内或放化疗后6-8周内进行。GRECCAR6试验报道,与7周间隔相比,放化疗后11周间隔与更高的术后并发症相关。但其他大型研究没有显示出时间间隔与手术并发症的关系,因此,延长时间间隔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CA Cancer J Clin. 2021 Feb 16. doi: 10.3322/caac.21661.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自1946年以来,腹膜透析(PD)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急性肾损伤(AKI)。近年来,随着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引入体外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导致腹膜透析的使用迅速减少,但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CRRT在腹膜透析上有绝对的优势,即使与常见的间歇性血液透析相比(IHD),腹膜透析仍被许多临床医生认为是治疗急性肾功能不全患者的合适方式。最近的研究表明,与其他体外方式相比,使用腹膜透析的存活率相当。除此之外,急性腹膜透析不需要专业的护理人员操作,心血管疾病患者血压的稳定性也更好。以下就腹膜透析常见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以供临床参考。
问题1: PD是治疗急性肾损伤的合适方法吗?
PD应被视为在所有情况下治疗急性肾损伤的合适方式(1B)。在治疗急性肾损伤方面,腹膜透析比体外治疗更有优势。但是,临床上一直认为腹膜透析不能获得足够的清除率,常担心接受PD治疗的患者的预后不佳。近期的指南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列为1B建议,即急性腹膜透析是治疗AKI的合适方式。指南中还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将腹膜透析与危重患者的连续静脉血液透析滤过进行比较,并显示出改善腹膜透析生存率的趋势。并得出以下结论,不论是基于中度(死亡率、肾功能恢复)、低度(感染性并发症)或非常低的确定性证据(纠正酸中毒),腹膜透析和体外治疗AKI之间可能几乎没有或没有区别。体外治疗的液体清除率和每周输送的Kt/V可能更高。
问题2 : PD导管如何选择?
近年来,开发了很多新型的腹膜透析导管用于预防腹膜透析导管并发症,如导管尖端移位、腹膜渗漏、腹膜炎、出口部位感染和导管卡塞。尽管有许多创新的设计,目前临床上仍最常用Tenck-hoff导管,放置在骨盆深处,远离大网膜,并提供一个容易看出口位置。
Tenck-hoff导管优于刚性导管,其有更大的内腔直径和侧孔,从而达到更好的透析液流速和减少阻塞,另外其泄漏和腹膜炎的发生率也较低。如果患者急性治疗过后仍没有恢复肾功能,Tenk-hoff导管也可用于慢性透析,不需要新的植入管。
当Tenck-hoff无法应用时,可以选择刚性替代导管,但是其腹膜炎、出血、肠或膀胱穿孔、阻塞以及透析液泄漏的概率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具体优缺点见图1),因此建议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使用。
图1(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问题3 如何选择导管的置入方法
PD导管的经皮置管手术与腹腔镜和开放的外科手术技术相比(具体见图2),创伤更小,费用更低,但需要术者有更高的技术水平。经皮置管肠穿孔的风险增加,肥胖患者成功率也会降低,如考虑手术难度较大,应考虑外科手术插入。有文献记载,283经皮与104个手术插入导管相比,两种方法之间的泄漏发生率(6%vs10%,p=0.18)和引流不畅率(21%vs.23%,NS),腹膜炎发生率(4%对13%,P = 0.009),从数据对比看,经皮置管术有一定的优势。
腹腔镜置管术优于开腹手术的优点是所需切口相对较小,并且能够缝合端口部位,从而降低急性腹膜透析患者的渗漏风险。
建议临床上首选经皮插入腹膜透析导管,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实际原因,急性AKI的患者透析开始时间应越短越好,腹腔镜和开腹手术往往准备时间过长,对后续的肾功能保护有不利影响。
图2(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问题4 抗生素如何应用?
无论何种置管术,都增加了后续腹膜炎的风险,在患有多器官衰竭和休克的患者中,往往需要在重症监护室的床边进行置管,虽然严格的进行无菌操作,但床边插入,仍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腹膜炎的出现,首选预防性抗生素为革兰氏阳性菌敏感类,具体还要根据局部细菌敏感性、手术时间和可用性来选择。
问题5 是否采用自动循环设备辅助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自动循环机已广泛用于急性肾损伤的腹膜透析,然而,循环机器价格较贵,不能广泛应用于所有患者,同时,自动体外循环仪的固定液压抽吸可能会加重导管中的机械阻塞,降低流速,而且统计数据显示其与手动系统相比,没有明显差异。
问题6 选择成品透析液还是配置透析液?
商用成品透析液按照较高标准生产,严格无菌,并有一套监控细菌和污染的方法。本地制备的透析液具有潜在的污染和混合错误风险,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如果有条件,建议采用成品的透析液,可避免潜在风险,如必须制备,应严格无菌并采取至少双人操作,可减少混合错误及污染风险。
图3(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问题7 如何确定透析剂量?
对于急性肾损伤患者最合适的腹膜透析剂量仍有争议,到目前为止,所有结果研究都测量了每日/每周Kt/V评估充分性(图3)。尿素是一种小分子,因此快速平衡,快速循环会给人以足够清除的印象。较大分子(磷酸盐、细胞因子等)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达到平衡,因此需要更长的停留时间来达到平衡,如钾和碳酸氢盐水平提高到不危及生命的水平,就需要优化停留时间,使停留时间接近4小时。
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对比了大容量腹膜透析与长期间歇性肾脏替代治疗,对急性肾损伤患者的预后进行了比较。长期腹膜透析组和大容量腹膜透析组在急性肾损伤的性别、严重程度评分和病因方面相似。脓毒症的出现有统计学差异的趋势(PHD组为62.3%,而HVPD组为44.9%;p=0.054)。
图4(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总的来说,在初始24-48小时的急性Pd期间,需要基于临床环境确定循环时间的持续时间(图4)。在前24-48小时内可能需要短循环时间,循环时间为1-2小时,以纠正尿血症,高钙血症,流体过载和/或代谢酸中毒。此后,根据临床环境,循环时间可以增加到4-6小时。为了治疗或避免液体过载,可以通过提高葡萄糖浓度和/或缩短循环时间来增加超滤。当患者处于正常容量时,应调整葡萄糖浓度和循环时间,以确保中性体液平衡。
参考文献:Perit Dial Int . 2020 Dec 3 ISPD guidelines for peritoneal dialysis in acute kidney injury: 2020 update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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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刚,郑州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攻慢性肾病相关基础理论,对急慢性肾衰、肾炎、自身免疫病均有较深入的研究,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篇。
妊娠期间急性肾损伤(AKI)是孕产妇以及胎儿发病和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AKI与慢性肾病(CKD)和终末期肾病(ESKD)、不良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住院时间更长相关。早期识别和治疗妊娠期AKI至关重要,是挽救生命的潜在措施。
由于产前诊疗的改善,发达国家妊娠相关AKI的发病率较低,但最近十年来,研究发现,美国的发病率几乎增加了3倍,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所致:孕妇年龄较大,合并症较多,AKI检出率较高,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率增加,肥胖率增加。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妊娠相关AKI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发病率仍然高于发达国家。在印度,住院女性中妊娠相关AKI从20世纪80年代的15%下降到21世纪初的1.5%。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显示,妊娠相关AKI的发病率下降了0.2%-1.8%。
妊娠期AKI的诊断
临床实践中,妊娠期AKI的诊断并未标准化,因为妊娠相关AKI的定义不一致。而且妊娠期肾小球超滤导致血清肌酐的生理性降低,会影响AKI的检测。 目前妊娠期AKI的诊断尚无明确的标准。应注意妊娠期血清肌酐水平的变化趋势,在特定的临床环境下,即使肌酐的微小变化也能敏感地反映早期肾损伤。例如,在新发高血压的女性患者中,伴随着血清肌酐增加0.3 mg/dL、肝酶增加以及血小板减少,就反映了AKI的可能,需要密切随访肾功能。对AKI的初步评估应包括,全面回顾患者的CKD、慢性高血压、糖尿病、先兆子痫、系统性红斑狼疮和肾小球疾病史。
妊娠剧吐和感染性流产是妊娠早期发生AKI的常见原因。大多数发生在妊娠中期和晚期的AKI,与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以溶血、肝酶升高和血小板减少为特点)、AFLP(急性妊娠脂肪肝)、TTP(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血栓性微血管病和胎盘早剥等妊娠并发症有关。非典型溶血尿毒综合征 (aHUS)和非甾体抗炎药(NSAID)引起的肾损伤,是产后AKI的常见原因。
诊断评估应包括尿液分析、尿液显微镜检查、全面代谢检查、凝血检查、适当的血清学检查以及对用药史的全面检查。妊娠期血清补体水平升高是因为肝脏合成增加,这使得狼疮性肾炎的诊断变得复杂。 应当进行肾脏超声检查以排除梗阻性原因所致AKI,例如病理性肾积水。由于妊娠期高凝状态,如怀疑栓塞性疾病, 应行多普勒超声检查。妊娠中晚期AKI的常见原因,如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TTP、aHUS、AFLP和狼疮性肾炎,可能会有重叠表现,需要详细评估。
当实验室评估AKI无法下诊断时,可以考虑肾活检,因为明确诊断有助于采取合适的治疗,超过活检带来的风险。肾活检的决策要基于妊娠时期、可用的治疗方案和妊娠活力。妊娠晚期的活检有更高的并发症风险,尤其是妊娠25周后, 建议活检在妊娠早期和中期进行,最好避免在妊娠晚期进行活检,除非AKI治疗可显著改善母婴结局。
根据胎儿成熟度和肾功能下降对胎儿和母亲的影响,在可行的情况下,应 权衡提前分娩的可能性。对于妊娠晚期的孕妇来说,在活检前分娩可能是一个更为谨慎的选择,尤其是在胎儿已经达到存活能力的情况下。应与患者充分讨论并发症和风险,包括大出血需要输血、栓塞、严重产科并发症和胎儿死亡的风险。 AKI发生风险高的女性应在产后进行评估,定期监测血压、肾功能和蛋白尿情况,包括怀孕前患有CKD的女性和怀孕期间出现先兆子痫的女性。
妊娠期AKI的处理
妊娠期AKI的治疗应该由一个多学科团队来进行,由肾脏科医生、产科医生和新生儿医生组成。 治疗妊娠相关AKI的一般措施包括:确定肾损伤的原因,静脉液体复苏,必要时及时开始透析,必要时提前分娩。
静脉液体复苏对于肾前性AKI至关重要,但对于有先兆子痫的女性,因为有发生肺水肿的风险,因此应谨慎进行静脉液体复苏。肾损伤并发症的治疗方法与非妊娠患者相似,例如,对代谢性酸中毒使用补碱疗法,对容量超负荷使用袢利尿剂,对贫血患者输血,对高钾血症使用钾结合剂。
AKI的特异性治疗取决于肾损伤的根本原因。 肾小球肾炎的治疗包括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当对孕妇使用时,应权衡风险和益处。抗代谢药物,如霉酚酸酯,由于其致畸性,在妊娠期间禁用。妊娠期间或可使用低剂量类固醇,但需监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 硫唑嘌呤和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环孢素和他克莫司)不是致畸药物,是妊娠期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妊娠期间需要较高剂量的他克莫司和环孢素来达到治疗目标,因此应经常监测药谷浓度。
重度先兆子痫、HELLP综合征和AFLP的治疗,需要及时分娩。 如果在妊娠34周前分娩,则应给予糖皮质激素以降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风险。
血栓性微血管病(包括TTP)和非典型HUS的治疗,包括血浆置换和依库珠单抗(用于aHUS)。ADAMTS13缺乏性血栓性微血管病(TMA)的患者,治疗目标是通过血浆置换恢复酶活性,如果血浆置换失败, 利妥昔单抗是一种治疗选择。但妊娠相关TMA应谨慎使用利妥昔单抗,在不到10%的新生儿中观察到了胎儿毒性(血小板减少、嗜中性粒细胞减少和B细胞减少),短期获益还是存在的,目前还没有研究对利妥昔单抗在新生儿中的长期安全性进行评估。
总结
妊娠期AKI与孕产妇死亡率增加以及孕产妇和胎儿不良结局有关。在怀孕期间,应定期监测肾功能,特别是高危女性。妊娠期AKI的诊疗需要一个多学科团队来对孕妇进行管理,以改善产妇和胎儿结局。目前,妊娠期AKI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需要继续探索其长期影响。
参考文献:
Adv Chronic Kidney Dis. 2020;27(6):45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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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超,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研究方向为慢性肾脏病。
今年的国庆和中秋两大节日重叠,促成了法定假日以来最长的8天假期,相信宝妈们也是不肯错过这个带宝宝出行的好时机,一家人趁此佳节,找个青山绿水旁……宝宝承膝憨笑玩闹……如此想来,一顿户外野餐都是美美哒~
而就在此时,一段梦幻假期的开始却是,爷爷奶奶端着碗筷对着宝宝边哄边追,宝妈宝爸边吼边气,好一番热闹不时上演,宝妈们不得不焦虑啦,这要如何带出门?
于是宝妈们早早开始了补锌历程…
宝宝食欲下降不爱吃饭,真的是缺锌么?
其实大多数缺锌的症状属于非特异性症状,如食欲下降这一条症状并不能说明体内缺锌,而需要与日常饮食摄入量,生长发育水平,其他矿物质补充情况等综合考虑。每天大量补钙有可能会影响人体对锌的吸收,长期如此会导致缺锌。
锌是100多种参与体内生理过程的酶的组成部分,可以促进人体的蛋白质合成,加速伤口愈合,维持味觉,增进食欲,促进生长发育以及提高免疫功能。缺锌可影响宝宝的神经系统功能,大运动发育以及认知发展。
1. 缺锌有哪些症状?
宝宝缺锌最常见的症状包括皮炎、生长发育缓慢、异食癖(喜欢吃奇怪的东西)、容易患感冒、腹泻、地图舌等。缺锌也有可能引起尿布疹和湿疹。这个时候家长就要警惕啦!多关注宝宝的情况,觉得有问题了不要擅自给宝宝吃补锌的药品或保健品,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就诊,让医生判断宝宝是否缺锌。一旦缺锌,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补。
2.宝宝每天需要多少锌?
根据2016年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0~5月龄的宝宝每天需摄入2毫克锌。6~11月龄的宝宝每天需摄入3.5毫克锌。1~3岁的宝宝每天需摄入4毫克锌。
3.宝宝每天实际摄入多少锌?
0~5月龄的宝宝每天可以从母乳中摄取足够的锌(2毫克)。从半岁以后,母乳所能提供的锌不再能完全满足宝宝身体所需,应通过其他食物来给宝宝补充。蛋黄、肉和动物肝脏都富含锌。1~3岁的宝宝以辅食为主要营养来源,在保证奶制品摄入的基础上,每天保证1个鸡蛋、50~100克肉,就可以满足宝宝对锌的需求。
4.锌含量较高的食物有哪些?
动物性的食物如海鲜, 尤其是贝壳类海鲜含锌最高,其次是红色肉类、内脏、鸡蛋、干果。水果和蔬菜中的锌含量较低。常见含锌量高的食物有:生蚝(71.2毫克/100克)、鲜扇贝(11.69毫克/100克)、羊肉(6.06毫克/100克)、猪肝(5.78毫克/ 1 0 0 克) 、牛肉( 4 . 7 3 毫克/ 1 0 0克)、蛋黄(3.79毫克/100克)。
3个让宝宝好好吃饭的小妙招
1、准备一个宝宝餐桌
在家人团聚吃大餐的时候,仍然要给宝宝准备专用餐桌分配好食物,没吃完,不让他离开,也尽量不让其他大人转移他的注意力,让宝宝养成专心吃饭,且只吃自己碗里的食物的好习惯。
2、饭前不吃零食
“串门儿”的时候,长辈疼爱孩子的方式就是给各种好吃的,但是这时候爸妈要能狠下心,坚守不在正餐前给宝宝吃零食的原则,从而提高宝宝吃正餐时的食欲。
3、提高宝宝食欲
家庭餐一般都很丰富,爸爸妈妈的得意之作也许好吃,但不见得“好看”,做宝宝餐时,尽量营养搭配的同时把宝宝的食物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点,从而引发宝宝食欲。
最后的最后,小编还是要祝各位宝爸宝妈们节日快乐!旅途愉快~照顾好我们可爱的宝宝
作者简介
王琳,女,主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预防保健科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临床博士。从业近20年,擅长婴幼儿喂养、生长发育指导,出生缺陷和自闭症等疾病的诊治。兼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常委,北京医师协会儿童神经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编委。曾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
叶芳,女,医学博士,主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预防保健科医生。
——出自《母乳喂养与辅食添加》
降血脂是降低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率最有效的措施之一。通过他汀类药物、依折麦布或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kexin9型抑制剂(PCSK9i)降低低密度脂蛋白(LDL-C)的临床获益已被充分证实。
胆固醇治疗研究者协作组(CTT)通过系统综述的方法评估了他汀类药物降低LDL-C的临床获益1。21篇研究的Meta分析表明:使用他汀类药物可以使LDL-C降低1.07mmol/L,每降低1.0mmol/L LDL-C 可使主要心血管事件降低21% (95% CI 19-23; p<0.0001)。CTT进一步评估了强化他汀治疗的临床效果,结果发现:强化他汀治疗可以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降低LDL-C 0.51mmol/L,每降低1.0mmol/L LDL-C可进一步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28%(95% CI 22-34; p<0.0001)(见下图)。
图源:Efficacy and safety of more intensive lowering of LDL cholesterol: a meta-analysis of data from 170 000 participants in 26 randomised trials
依折麦布是一种非他汀类的降脂药物,通过靶向作用于 Niemann-Pick C1-like 1 (NPC1L1) 蛋白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在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依折麦布可进一步降低 LDL-C 23%-24%。为了考察依折麦布能否能否降低心血管事件,IMPROVE-IT研究2纳入18,144名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联合用药组(阿托伐他汀40mg联合依折麦布10mg)和他汀单药治疗组(阿托伐他汀40mg联合安慰剂)。治疗期间,联合用药组LDL-C控制水平为53.7mg/dL,而他汀单药治疗组为69.6 mg/dL。随访7年后,联合用药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为32.7%,而辛伐他汀单药治疗组为 34.7%(HR 0.936,95% CI 0.89-0.99)(Kaplan–Meier曲线见下图)。两组间肌肉、胆囊和肝脏系统不良反应及癌症的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
图源:Ezetimibe Added to Statin Therapy afte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依洛尤单抗是一种已在我国上市的PCSK9i。在FOURIER研究3中 ,27,564 名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且LDL-C≥70mg/dL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患者被随机分为依洛尤单抗组(每两周 140 mg或每月420 mg)或安慰剂组。主要研究终点是由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因不稳定心绞痛或冠脉血运重建住院的复合终点。次要研究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中风的复合终点。
经过48周的治疗,依洛尤单抗组LDL-C水平从92mg/dL降至30mg/dL(中位数),与安慰剂相比下降59%(P<0.001),同时,依洛尤单抗显着降低了主要研究终点(9.8% vs. 11.3%;HR 0.85;95% CI 0.79-0.92; P<0.001)和次要研究终点(5.9% vs.7.4%; HR 0.80;95% CI,0.73 - 0.88;P<0.001)发生率(见下图)。
图源:FOURIER Steering Committee and Investigators. Evolocumab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为了了解美国ASCVD患者LDL-C控制情况,Cannon CP等人开展了前瞻性的观察性研究GOULD4。该研究共纳入2016.12-2018.07期间符合纳排标准的ASCVD患者5006名,依据患者情况,将其分为三组:(1)PCSK9i组(接受了PCSK9i治疗);(2)LDL-C≥100mg/dL且未接受PCSK9i组;以及(3)LDL-C水平70-99mg/dL且未接受PCSK9i组。经过2年的治疗,仅有17.1%的患者接受了强化降脂治疗。在LDL-C≥100mg/dL及70-99mg/dL患者中,分别有22.4%和14.4%的患者接受了强化降脂治疗,6.4%和6.3% 的患者增加了他汀的使用剂量;6.8%和4.5%的患者加用了依折麦布;6.3%和2.2%的患者加用了PCSK9i。91.7%的PCSK9i的患者在两年后仍然接受PCSK9i治疗。在接受了血脂检测的患者中,LDL-C≥100mg/dL,70-99mg/dL以及PCSK9i组分别有21.0%、33.9%、52.4%的患者达到了LDL-C<70mg/dL的治疗目标。
虽然2018美国心脏病学会指南以及2020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欧洲动脉粥样硬化学会最新指南均强调了ASCVD患者血脂达标的意义,但大部分血脂>70mg/dL的患者并未得到强化降脂治疗,三分之二的患者血脂仍然高于控制目标。相信这种情况在我国也同样存在,血脂达标仍将是未来我国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Baigent C, Blackwell L, Emberson J, et al. Cholesterol Treatment Trialists’ (CTT) Collaboration.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ore intensive lowering of LDL cholesterol: ameta-analysis of data from 170,000 participants in 26 randomised trials. Lancet 2010;376(9753):1670-1681.
2. Cannon CP, BlazingMA, Giugliano RP, et al. IMPROVE-IT Investigators. Ezetimibe added to statin therapy afte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N Engl J Med 2015;372(25):2387-2397.
3. Sabatine MS, Giugliano RP, Keech AC, et al. FOURIER Steering Committee and Investigators. Evolocumab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N Engl J Med 2017;376(18): 1713-1722.
4. Cannon CP, Lemos JA, Rosenson RS, et al. Use of Lipid-Lowering Therapies Over 2 Years in GOULD, a Registry of Patients With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US. JAMA Cardiol 2020. doi: 10.1001/jamacardio.2021.1810. Online ahead of print.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简介:李丹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研究方向为循证药学。为患者提供专业的用药指导,同时为临床医护人员提供最佳用药参考。
丙型肝炎持续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2015年,全世界丙肝人数估计有7100万。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出现,使得丙型肝炎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感染丙肝病毒的育龄女性和孕妇人数在增加,而妊娠期活动性丙肝与妊娠期胆汁淤积以及母婴传播的风险增加相关。有些指南和国家建议在怀孕期间进行更普遍的丙肝筛查,许多研究者也在对怀孕期间进行丙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开展了调查。
妊娠期丙肝的流行病学
对欧盟2005-2015年数据进行的系统评价估计,孕妇中丙肝的患病率为0.1%-0.9%。在非洲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估计,从2003-2015年,孕妇中丙肝的患病率为3.4%。最近对美国所有活产婴儿的评估显示,丙肝感染率从1.8/1000名活产儿增加到4.7/1000名活产儿。美国CDC对2000-201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全国分娩女性中丙肝感染率增加了400%以上,从0.8/1000增至4.1/1000。在波兰等国家(从1998-2012年)进行的研究也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孕期间丙型肝炎的患病率有所上升。
既往推荐孕期的丙肝筛查是针对高风险人群进行,不过也有越来越多国家考虑孕期采取更普遍的丙肝筛查。更普遍的筛查需要考虑到成本效益,也要考虑到初始筛查后何时重新筛查的问题。目前欧洲肝病研究协会和亚太肝病研究协会都还是推荐对高风险人群的筛查,没有针对更普遍筛查更新推荐意见。
丙肝的母婴传播风险
妊娠期丙肝得到诊断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了解母婴传播风险。2014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对1997-2012年109项丙肝女性研究进行了分析,估计母婴传播率为5.8%,合并感染HIV女性的母婴传播率明显更高,达到10.8%。此外,在对接受HIV治疗的女性进行的观察研究中,发现母婴传播率降低了,表明抗HIV治疗可能是降低丙肝母婴传播风险的一种潜在有效的干预措施。
最近,一项来自美国的队列研究报告了丙肝母亲中的母婴传播率为3.6%。西班牙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丙肝合并HIV感染母亲的母婴传播率为7%。然而,鉴于婴儿中的丙肝检测率较低,关于丙肝母亲所生婴儿中丙肝真实患病率的数据有限,因此准确估计母婴传播风险存在一定的挑战性。例如,在对8119名丙肝女性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只有84名(16%)婴儿接受过丙肝检测。同样,在另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只有30%的高危婴儿接受过丙肝检测。在一项对3000名孕妇的前瞻性研究中,母婴传播风险远远高于回顾性研究中的发现,3000名女性中,丙肝阳性女性有46例,其中8例新生儿出现了母婴传播(17.39%)。高母体病毒载量被确定为母婴传播的主要危险因素。
丙肝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妊娠期感染丙型病毒与不良的产科结局相关。在一项对超过400万名女性进行的大型荟萃分析中,有5000多人感染了丙肝病毒,结果发现早产和丙肝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样,瑞典一个纳入了2000多名丙肝新生儿的注册研究报告,在调整产妇年龄、吸烟、BMI、糖尿病和饮酒等因素后,丙肝与早产和新生儿死亡存在关联。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可能是最具确定性的丙肝相关的妇产科结局,妊娠前患有丙型肝炎的女性发生ICP的风险明显更高。考虑到这一风险的显著增加,以及ICP与不良胎儿结局的关联,患有丙型肝炎的女性应该在产前就这一潜在风险进行咨询。但目前尚不清楚妊娠期丙肝治疗或清除是否会降低ICP或其他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
孕期直接抗病毒治疗(DAA)的注意事项
以前的AASLD/IDSA指南建议避免怀孕期间进行治疗,但目前的建议更新为:在患者和医生讨论潜在的风险和益处后,可以考虑在怀孕期间进行治疗。理想情况下,女性应该在怀孕前接受治疗,但如果在怀孕期间诊断出丙肝,就应讨论何时能够开始治疗丙肝。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在怀孕期间接受DAA治疗以预防母婴传播。
孕妇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真实世界的数据有限,许多动物生殖研究表明DAA在这种情况下的安全性,即没有发现索非布韦疗法或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疗法(G/P)会导致新生儿不良发育结局。因为动物模型中显示DAA是安全的,目前众多研究在探讨怀孕期间或分娩后立即使用DAA的疗效和安全性。最近,匹兹堡开展了首个针对怀孕期间进行HCV治疗的试验。9名妊娠中期和晚期的患者入组,并接受12周疗程的索非布韦/雷迪帕韦治疗,结果显示治疗安全有效且耐受良好。但是,该研究的样本量还是太少了。其他研究还正在开展中。
因此,在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在考虑孕期使用DAA治疗时犹豫不决,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确定DAA在怀孕期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众所周知,药物暴露的最高潜在致畸风险发生在妊娠早期,因此非常有必要评估妊娠早期的治疗安全性(以及母乳喂养期间)。现在的指南建议,怀孕期间的治疗需要孕妇和医生基于获益/风险来共同决策。
总结
在过去十年中丙肝的流行病学发生了变化,需要加强对育龄期女性和怀孕期间丙肝感染的关注。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建议在怀孕期间普遍进行丙型肝炎的筛查,但尚不清楚这些建议是否会在国际层面上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也不清楚在怀孕期间全面筛查是否会导致丙肝诊断显著增加。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包括:评估妊娠期进行DAA治疗的成本效益、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开发最佳的诊疗模式以降低母婴传播的风险。
参考文献:
J Hepatol. 2020; S0168-8278(20)33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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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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