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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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耳蜗植入后应注意的问题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宝宝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可切除性局部晚期直肠腺癌(LARC)的综合治疗已成为常规策略,成功延长了患者生存期。近年来,一刀切的治疗策略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对新辅助治疗与肿瘤长期预后相关性的认识提高,个体化治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去十年来治疗方法迅速发展,使得临床II期(T3-T4, N0)和III期(Tany, N1-N2)直肠癌的治疗有了多种选择。当前的前瞻性试验聚焦研究疾病复发和远处转移的主要治疗策略,此外,直肠器官保留是一个有前景和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重点。
辅助化疗
辅助化疗(ACT)仍然是指南推荐的LARC综合治疗中的一种方法,预期目标是根除微转移性疾病。然而,对所有新辅助放化疗和TME(直肠系膜全切除)术后的临床II期和III期直肠癌患者采用ACT,支持这一建议的数据仍有限,因此 常规应用ACT仍存在争议。
事实上,ACT用于LARC患者,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结肠癌大型试验的获益外推的,这些试验评估了5-氟尿嘧啶(5-FU)和奥沙利铂在淋巴结阳性结肠癌中的作用。也有一些随机试验评估了ACT在直肠癌患者中的作用,然而,大多数试验都有显著局限性,例如放疗和化疗方案存在差异以及对预定治疗策略的依从性不佳。这些试验显示,与观察组相比,新辅助放化疗后接受ACT的患者,并未显示生存获益或无病生存期(DFS)的改善。
ADORE试验根据病理学将接受过新辅助放化疗的高危患者(ypT3-ypT4或ypN阳性)随机分配接受5-FU+亚叶酸钙或叶酸、氟尿嘧啶+奥沙利铂(FOLFOX)辅助治疗4个月。FOLFOX组的6年DFS得到改善(68% vs 57%),然而,这一获益仅在III期患者中明显,II期患者不明显。尽管DFS有所改善,但6年OS(总生存率)并无差异(78% vs 76%),提示 只有某些亚组患者可能受益于以奥沙利铂为基础的ACT辅助疗法。
进行放化疗和TME之后,是否应该对所有患者或特定患者给予ACT仍是一个争论话题。除此以外, 化疗的最佳持续时间也不清楚。常见的策略是,2个月的5-FU为基础的化疗加放疗,之后进行4个月的FOLFOX辅助化疗,即累计6个月疗程的化疗。这一疗程是基于MOSAIC试验的结果,即6个月的FOLFOX方案可作为淋巴结阳性结肠癌的治疗标准。近期的IDEA协作研究中,探讨了结肠癌较短时间辅助治疗的策略,可能在未来几年会影响直肠癌化疗的持续时间。
在许多直肠癌试验中,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 ACT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差。在EORTC 22921试验中,57%的患者没有接受或未完成预期的ACT疗程。其他研究报告,只有61%的患者接受了术后化疗。
新辅助化疗
理论上讲,新辅助 INCT(诱导化疗)具有许多优势,目前已被NCCN指南所接受。手术之前早期应用细胞毒化疗有可能消除肿瘤的隐匿性微转移。对化疗的反应也可以帮助定义预后良好或不良的患者组,并预测对放疗的反应。除了这些理论上的考虑,也有研究显示,INCT肿瘤缩小和降期的作用可增加pCR率,有可能扩大适合直肠器官保留的患者比例。
在放(化)疗后、手术前进行 巩固化疗(CCT)可能导致局部受损但同时也可能会改善患者生存,患者对细胞毒性化疗的敏感性增加,从而防止肿瘤复发并改善预后。与INCT相似,CCT也可增加cCR和pCR率,但与DFS和OS改善的直接相关性尚不确定。
OPRA试验直接比较了INCT和CCT,结果显示CCT组的三年直肠器官保留率更高(58%vs 43%;P = 0.01)。但是,INCT和CCT组的3年DFS和无转移生存率无差异,3年DFS率分别为78%和77%,3年远处无转移生存率分别为81%和83%。2019年发表的CAO/ARO/AIO-12试验比较了INCT与CCT,显示CCT组的pCR数值更高(25% vs 17%)。 在新辅助治疗中添加化疗是否会改善OS尚无定论,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但很明显,pCR率增加了,而且可为相当多的LARC患者提供器官保留的可能性。
新辅助放射治疗
早期的随机试验显示出术后放化疗对OS、DFS和局部控制的益处,随后一项德国试验奠定了50.4Gy(25-28分割)术前放化疗可用于LARC。尽管高质量的直肠MRI已得到广泛应用,但仍有一些患者可能会过度分期从而接受了不必要的新辅助放化疗。ESMO指南推荐早期风险和中等风险的直肠癌患者最好仅进行直肠切除来治疗,避免骨盆放疗的毒性。
最佳放疗方案仍有很多争论。尽管长程CRT是常用策略,但 术前短程放疗(SRT)也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法,无需同时进行化疗。采用非最佳直肠手术(即未采用TME)的一项研究中,SRT改善了肿瘤学结局,后来在TME手术的随机试验中也得到证实,这项开创性的荷兰试验显示,与单纯手术相比,加上SRT的局部复发风险降低了50%;两组间的OS无明显差异。
一项荟萃分析比较了SRT和CRT治疗II期和III期直肠癌的疗效,5年DFS或OS无差异,但相比SRT组,CRT组的局部复发率降低。从现有证据看来,尽管首选的新辅助放疗方法尚不完全清楚,但与CRT相比,SRT成本更低,对患者更友好,并且3级和4级急性毒性发生率较低,因此可以提高依从性。
外科手术的时机
即使新辅助治疗取得较大进展,但要想治愈不可避免需要手术切除。不完整的TME将导致直肠系膜组织残留,存在潜在疾病,从而导致盆腔局部复发。关于手术时机, TME通常被推荐在SRT的1周内或放化疗后6-8周内进行。GRECCAR6试验报道,与7周间隔相比,放化疗后11周间隔与更高的术后并发症相关。但其他大型研究没有显示出时间间隔与手术并发症的关系,因此,延长时间间隔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CA Cancer J Clin. 2021 Feb 16. doi: 10.3322/caac.21661.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特别谨慎,看着主食也不敢吃,唯恐自己胖上几斤。不吃主食也不行,不但减肥会更加困难,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于是有些网友就问,有没有吃了不会胖的主食?
在我们父母或者是爷爷那一代,他们吃到的主食与现在我们吃的主食有着很大的差别。那时候的主食不是白面馒头,也不是白米饭,而是粗杂粮做成的主食。
粗杂粮的加工度比较低,能够保留更多的膳食纤维和B族维生素,对于减肥也有着很好的帮助。想要减肥,就要选择加工度低的粗杂粮。
粗杂粮的种类比较多,而在这些粗杂粮中饱腹感更强一点的就是燕麦。
虽然燕麦所含有的热量并不比大米低多少,但是燕麦的消化吸收速度比较慢,饱腹感特别强,即使少吃点也不会有饥饿感。
燕麦中所含有的B族维生素也比较多,而B族维生素参与人体能量代谢,足量的B族维生素能够让减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何况燕麦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把燕麦作为主食来吃,减肥也就变得更简单。
患者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科普知识,是有关肝功能检查的相关内容。肝功能检查是反应患者肝功能状态非常灵敏且重要的指标。对于肝功能指标异常的患者,需要积极的护肝治疗,常可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肝功能检查都有哪些项目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肝功能指标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转氨酶的指标,包括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这两个指标可以反映肝细胞是否健康,有无明显受损的症状。若转氨酶的指标超过正常值的三倍以上,提示肝功能损伤严重,需要联合应用护肝的药物进行积极治疗。
2.胆红素指标包括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胆红素指标升高常提示胆汁反映入血,有可能出现了梗阻性黄疸的表现。患者和完善肝胆彩超和磁共振检查明确有无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必要时可行手术去除结石,解除梗阻。
3.白蛋白的指标,包括总白蛋白,前白蛋白,白蛋白。白蛋白的指标反映患者的营养状况,若白蛋白指标明显降低,提示患者营养不良,需要补充白蛋白,以免引起腹腔积液等严重的并发症。
以上就是本次话题的相关内容,患者朋友们,你若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或者关注我给我发私信,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我们随时交流。
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通常为阿司匹林联合ADP受体抑制剂,如氯吡格雷、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是急性冠脉综合征发生后的治疗基石。多项临床试验表明,这种联合治疗能显著降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缺血事件复发的风险(包括支架血栓形成)。然而,这种风险的降低是以出血风险的增加为代价的。
2014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指南推荐 氯吡格雷或替格瑞洛用于非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治疗,且更倾向于替格瑞洛。出血风险不高的患者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时可采用普拉格雷。PLATO试验表明,对于有或无血运重建的中到高危缺血患者,替格瑞洛比氯吡格雷获益更大。2020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非ST 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治疗指南优先推荐替格瑞洛或普拉格雷作为所有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标准治疗,除非患者有禁忌。
2019年,ISAR-REACT试验将4018名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随机分配到替格瑞洛组或普拉格雷组。结果发现, 普拉格雷优于替格瑞洛,即1年内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发生率更低,且出血风险没有增加。然而,这项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该研究为开放标签设计,样本量不够大,替格瑞洛组的停药率更高(部分原因可能是替格瑞洛会导致呼吸困难)。ESC指南建议, 对于接受PCI的非ST段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考虑使用普拉格雷而不是替格瑞洛。
DAPT治疗的持续时间
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急性冠脉综合征后建议 DAPT至少持续12个月,以下情况例外:急需手术的患者,因心房颤动需要抗凝的患者,其他原因所致出血风险过高的患者,如血小板减少症、肝病或肾病。ESC指南推荐的阿司匹林日剂量为75-100mg,ACC-AHA指南推荐的日剂量为81-325mg。目前,一项临床试验(ADAPTABLE)正在评估冠状动脉疾病患者阿司匹林长期治疗的合适剂量,预计2021年将有结果公布。
当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停止DAPT以进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时, 应该在术后恢复DAPT,但这在术后经常被忽视。因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而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未接受支架)也能从DAPT中获得缺血事件风险降低的益处。DAPT超过12个月可导致缺血事件并发症的风险降低,但出血风险增加。
一项名为DAPT的研究比较了冠状动脉支架术后DAPT治疗30个月和12个月的疗效,结果显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下降幅度大于冠状动脉疾病比较稳定的患者,30个月治疗组的下降幅度也大于12个月治疗组,但30个月组的出血率更高。
PEGASUS-TIMI试验显示,急性心肌梗死后继续使用替格瑞洛治疗超过12个月,可以减少MACCE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冠状动脉解剖结构复杂、患有其他血管疾病或未经治疗的残余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如果出血风险不高,可从较长的DAPT疗程中获益, 特别是在DAPT治疗的1年内没有发生过大出血的患者。
近期的一些试验研究了停止使用阿司匹林继续使用P2Y12抑制剂的策略。例如,TWILIGHT试验比较了3个月的DAPT治疗后,继续采用DAPT(阿司匹林+替格瑞洛)与仅采用替格瑞洛单药治疗的疗效。其中半数以上的患者在接受PCI前曾出现过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1年时的分析显示,与替格瑞洛尔+阿司匹林相比, 替格瑞洛单药治疗的临床出血率较低,并且没有增加缺血事件。
TICO试验显示,在进行3个月的DAPT治疗(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后,与继续DAPT相比, 仅继续使用替格瑞洛单药(不含阿司匹林)的策略,主要终点事件(出血和缺血事件的复合终点)的发生率更低。TICO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性是观察到的事件数量较少,这意味着研究者无法量化对比出血事件减少的益处和缺血性事件增加的风险。
O'Donoghue等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中,DAPT 1至3个月后,停用阿司匹林并继续P2Y12单药治疗可降低出血风险,且不会增加缺血事件风险。目前能够获得的大多数数据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早期高强度的DAPT治疗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安全地降级, 停用阿司匹林并继续使用P2Y12抑制剂,对缺血事件有益,同时能降低出血风险。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DAPT的降级,将更强效的P2Y12抑制剂如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换成氯吡格雷,例如出血风险高或需要口服抗凝剂时。应避免在急性冠脉综合征后或PCI术后的头30天内降级,因为该期间血栓并发症的风险很高。目前还缺乏可以为降级方案提供指导的临床试验证据。
抗凝治疗
目前的临床指南推荐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住院患者进行DAPT和抗凝治疗的联合治疗策略,无论计划采取侵入性还是保守性治疗策略。 依诺肝素、比伐卢定、磺达肝癸钠或普通肝素,是初始阶段(事件发生后48小时内)的I类推荐用药。抗凝剂的选择,需要考虑到早期是否使用侵入性策略以及时机,例如,计划采取侵入性治疗策略的患者,几小时内转到导管室进行PCI,可能最好使用普通肝素或比伐卢定,而计划采取非侵入性策略的患者可能更适合使用依诺肝素或磺达肝癸钠。
对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伴心房颤动的患者,所有的证据都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 短期的三联疗法,然后用P2Y12抑制剂(氯吡格雷)和直接口服抗凝剂(DOAC)进行至少12个月的双重抗栓治疗。AFIRE试验的结果表明,利伐沙班单药治疗可能是房颤伴稳定性冠状动脉疾病患者长期治疗(PCI或搭桥手术后至少1年)的一个安全选择。
参考文献:
N Engl J Med 2021;384:452-60.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新生儿双侧永久性严重听力下降的患病率约为1.1例/1000新生儿;每1000名新生儿中可能还有1-2名发生双侧轻至中度听力下降或单侧听力下降。由于新生儿听力筛查策略的实施,目前听力下降检测出的年龄已大大降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还会因多种病因失去听力,例如颞骨骨折、耳毒性药物、遗传性听力损失的延迟发作等,据估计,18岁以前儿童的听力下降患病率高达18%。早期识别儿童听力下降,进行早期干预,包括使用助听器和强化言语治疗,可带来更好的结局。
先天性听力下降
永久性先天感觉神经性和混合性听力下降的最常见原因是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颞骨结构异常和遗传原因。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是导致听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也很常见。先天性感染,包括梅毒和风疹,也可能会导致听力下降。风疹曾经是先天性感觉神经性耳聋的最常见病毒原因,现在由于孕妇接种疫苗而变得罕见。
许多解剖异常也与遗传原因有关,包括腮-耳-肾综合征和CHARGE综合征。腮-耳-肾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听力下降、耳前瘘管、鳃裂发育异常、肾发育不良等。CHARGE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主要表现为:眼残缺、心脏病变、后鼻孔闭锁、生长发育障碍和/或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性腺发育不良、耳畸形和/或耳聋。
听力下降的发生率在早产儿中有所增加,并随胎龄和出生体重的增加而发生率下降。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1.2%至7.5%的婴儿会出现听力下降;出现以下情况时,NICU相关听力下降发生率会增加:高胆红素血症,败血症,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长时间机械通气,耳毒性药物,使用体外膜肺氧合等。
迟发性听力下降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的听力、说话或交流有些问题,需考虑到迟发性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围产期危险因素,例如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或体外膜肺氧合,也可能发生迟发性听力下降。超过119个基因与感觉神经性或混合性听力下降有关。其中,综合征占所有遗传原因的30%,常与迟发性或进行性听力下降有关,包括Pendred综合征,Usher综合征和Alport综合征。
Pendred综合征是遗传性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的最常见综合征,与甲状腺功能不全、甲状腺肿、前庭导水管增大和Mondini内耳发育不全有关。 Usher综合征也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具有3种临床类型,可基于听力下降程度、前庭功能障碍和视力丧失发病年龄进行分型。 Alport综合征通常在儿童晚期发现,可出现肾功能衰竭、眼部异常和进行性感觉神经性听力减退。
一些非综合征性隐性基因也与进行性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有关,这些儿童可能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表现正常,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进行性耳聋。这些基因包括GJB2,MYO15A和STRC。进行性听力下降的常染色体显性基因包括TMC1和KCNQ4。
先天性感染后也可能发生迟发性听力下降。基于既往报道,产前暴露于弓形虫病、风疹、巨细胞病毒、疱疹病毒、梅毒等是先天性听力下降的常见原因。但是,这些微生物的流行病学已经改变,在许多国家,已剩下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是造成迟发性听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所有新生儿中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的患病率为0.4%至2.3%。在确诊为先天性听力下降的婴儿中,有6%至7%有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但是,高达43%的先天性巨细胞病毒感染婴儿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正常,随后在婴儿期或儿童期出现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
前几年爆发了寨卡疫情,数据显示,先天性寨卡病毒感染可能导致听觉丧失。2019年对包含巴西、哥伦比亚和美国266名寨卡感染婴儿和儿童在内的10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听力下降发生率范围为6%至68%。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进行性听力下降的可能性,并更加明确听力下降的实际患病率。
获得性听力下降
出生后的获得性听力下降的原因包括创伤、感染、耳毒性药物使用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儿童听力下降中,大部分是由于获得性病因引起的。在导致儿童听力下降的可预防病因中,世界卫生组织将31%归因于感染,17%为产后并发症,4%为母婴使用耳毒性药物(如氨基糖苷类),8%为其他原因。
创伤可能导致传导性、混合性或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具体取决于颞骨损伤的部位和类型。鼓膜穿孔或听骨链损伤可导致传导性听力下降。颞骨骨折可损伤耳蜗、耳蜗神经或引起淋巴管瘘,这通常会导致严重的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颞骨震荡伤而没有骨折,也可能导致暂时性或永久性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
感觉神经性听力下降的感染原因包括麻疹、腮腺炎、水痘带状疱疹、莱姆病、细菌性脑膜炎等。与接种疫苗的儿童相比,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更容易患麻疹和腮腺炎并伴有听力下降。莱姆病可导致听力下降,但较罕见且可以治疗。听力下降常见病因为细菌性脑膜炎,可能是进行性的,最常见的是肺炎链球菌感染。
已知具有耳毒性并可能导致永久性听力损失的药物包括氨基糖苷类、抗肿瘤药(尤其是顺铂)、袢利尿剂;其他药物,例如水杨酸和大环内酯类药物(包括阿奇霉素),导致的听力损失通常是可逆的。密切监测药物剂量和血清水平可以减少内耳损伤的可能性。
自身免疫相关的听力下降原因包括局限于内耳的自身免疫功能障碍或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例如Cogan综合征(间质性角膜炎、进行性听力损失和前庭功能障碍)。听力下降通常迅速进展,可能对免疫抑制剂有反应。
参考文献:
JAMA. 2020; 324(21):2195-2205.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李延龙,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专业方向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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