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雨花脸博士医疗美容门诊部

急性肾损伤(AKI)是指发生在数小时或数天内的肾功能突然下降。它是住院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与死亡率增加、住院时间延长和其他不良后果有关。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人发病率约为11.6%-18.3%，儿童发病率为19.6%-26.9%。接触具有肾毒性的药物是医源性AKI的常见原因，占儿童AKI总发病率的很大一部分。避免不当使用有肾毒性的药物是预防儿童医源性AKI的重要方式。

今天要说的布洛芬是一种非甾体抗炎药(NSAID)，是环氧合酶的非选择性阻滞剂。它经常用于儿童疾病，包括发热、术后疼痛、肿瘤和炎症性疾病，如儿童特发性关节炎和川崎病。作为环氧合酶活性的阻滞剂，布洛芬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导致血管收缩，肾小球前阻力增加，肾脏减少。14作为环氧合酶活性的阻滞剂，布洛芬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导致血管收缩，肾小球前阻力增加，肾灌注减少，肾前AKI风险增加。之前的一项研究显示，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与中国儿童发生AKI的风险增加63%相关，占医源性AKI总风险的11%。

虽然布洛芬是世界上最常用的非甾体抗炎药，但很少有大型研究专门研究布洛芬与儿童医源性AKI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些研究通常受到样本量小和报告结果不一致的限制。本文中的数据是建立在一个中国住院儿童的大型回顾性队列上，本队列研究了布洛芬的使用与医院获得性AKI风险之间的关联。

研究对象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国25个三级医疗中心的1所住院的3044023例患者，最终选取了50240名患者纳入研究对象（图1）。

图1（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研究数据

• 图2总结了使用布洛芬分层的研究中儿童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与非服药者相比，布洛芬服药者倾向于更年轻(平均[SD]年龄5.1[5.3]岁vs 4.2[3.9]岁)，基线SCr水平更高(中位[IQR]， 29 [21-41] μmol/L vs 31 [23-42] μmol/L);较长的LOS(中位[IQR]， 14[10-21]天vs 18[12-29]天);呼吸道感染(13309 [29.7%]vs 2262[40.9%])、肿瘤(4783 [10.7%]vs 857[15.5%])和脓毒症(2295 [5.1%]vs 734[13.3%])的发生率更高;对重症监护的需求更大(4373例[9.7%]vs 851例[15.4%]);住院死亡率也更高(288 [0.6%]vs 134[2.4%])。利尿剂和质子泵抑制剂是最常见的伴随药物。在5526名布洛芬使用者中，检测到427例医院获得性AKI事件(7.7%)，发生事件的中位时间(IQR)为9(6-14)天。

图2（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 使用布洛芬与医院获得性AKI风险显著增加相关(风险比[HR]， 1.23;95% CI, 1.14-1.34)。各亚组的关联分析结果见图3。布洛芬在年龄较大的儿童(>10岁;调整后的HR,1.64;95% CI, 1.32-2.05)，伴有CKD(调整后的HR, 2.31;95% CI, 1.73-3.10)，以及需要重症监护的患者(调整后的HR, 1.47;95%可信区间,1.24 -1.75)。

图3（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在布洛芬使用者中，布洛芬累积剂量的中位数(IQR)为12.13(5.59-32.36)mg/kg体重。AKI患儿布洛芬累积剂量较高，中位数为13.45(6.02-44.10)mg/kg，非AKI患儿12.02(5.55-31.15)mg/kg。剂量-反应曲线表明布洛芬暴露与AKI风险呈正相关，呈线性关系(图4)。

图4（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 在第一次敏感性分析中，所有3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都产生了布洛芬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均衡配对，对于所有考虑的协变量，绝对标准化平均差值小于0.1(最大值为0.07)。第二种匹配方法产生了最多的匹配对，在随后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使用了第二种匹配方法。在5240个倾向得分匹配的配对中，布洛芬的使用与医院获得性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

• 在第二个敏感性分析中，使用Prock标准30来检测医院获得性AKI，该标准在识别真实AKI方面比KDIGO标准更准确。在这项分析中，观察到布洛芬对医院获得性AKI的影响更大(HR，1.38；95%CI，1.24-1.54)。

数据分析

• 在这项第一个针对中国儿童的大型、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布洛芬在中国住院儿童中很常见，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与医院获得性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这种联系似乎是剂量依赖性的。在本研究的50420名儿童中，住院期间医院获得性AKI的发生率为6.9%，低于以往报道的发生率。这一差异可能与儿童的特征不同有关，如LOS、疾病严重程度、SCR检测频率和AKI检测方法。例如，研究人群来自所有住院儿童，医院获得性AKI的发病率预计将低于儿科重症监护的发病率。此外，研究人员还排除了社区获得性AKI(包括发生在住院前3天的AKI)，并且没有尿量的计量数据，因此本研究可能低估了AKI的发病率。

• 在调整混杂因素后，布洛芬的使用与儿科医院获得性AKI风险增加23%相关(HR，1.23)。这种关联在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中以及在使用Prock标准检测儿童AKI的分析中被明确地观察到。在这项研究中，布洛芬对pROCK定义的AKI的估计HR大于KDIGO定义的AKI的估计HR(1.38比1.23)。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KDIGO标准更容易将儿童中的虚假AKI归类为真AKI，从而冲淡了布洛芬使用的估计效果。

• 在研究人群中，患有CKD的儿童与没有CKD的儿童相比，使用布洛芬的风险更大(HR，2.31[95%CI，1.73-3.10]vs 1.19[95%CI，1.09-1.29])，需要重症监护的儿童比没有CKD的儿童(HR，1.47[95%CI，1.24-1.75]vs 1.18[95%CI，1.07-1.29])，或者年龄较大的与年轻的(>10岁或>1-10岁对1个月-1岁)(HR，1.47[95%CI，1.24-1.75]vs 1.18[95%CI，1.07-1.29])(。1.64[95%CI，1.32~2.05]；HR，1.36[95%CI，1.23-1.51]vs 0.99[95%CI，0.86-1.13])。这些相互作用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患有CKD的儿童体内药物浓度可能升高，而且发生AKI的危险因素较多的儿童可能更容易受到布洛芬潜在的肾毒性作用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在合并症较多的患者中使用布洛芬更有可能与AKI相关。在另一份报告中，与单独使用这两种药物相比，在儿童中联合使用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与AKI的风险显著增加。然而，研究数据中没有发现布洛芬与其他类别药物的使用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包括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滞剂、利尿剂、质子泵抑制剂、其他非甾体抗炎药和造影剂。但是合理使用布洛芬和密切监测儿童肾功能是必要的。

总结

目前布洛芬被广泛使用于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中，对于中国儿童，特别是患有CKD或需要重症监护的儿童有较大影响，发生医源性AKI的风险显著增加，风险的大小与剂量大小呈现正比例。综合这些发现来看，布洛芬的长期应用应合理控制适应症和剂量，并密切监测儿童的肾功能。

参考文献：

1.Licong Su, MD; Yanqin Li,Association of Ibuprofen Prescription With Acute Kidney Injury Among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China 2021;4(3):e210775.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0775

2. Uber AM, Sutherland SM. Acute kidney injury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consequences and outcomes.PediatrNephrol. 2020;35(2):213-220. doi:10.1007/s00467-018-4128-7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简介：

李亮，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期间主要从事于中医药慢性肾脏疾病防治的研究，已参与发表SCI论文3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1部。

癌症治疗手段不断增多，各种癌症的生存率也在提高，与此同时，癌症治疗相关毒副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副作用对临床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癌症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中，心脏不良反应是最受关注的问题；血管毒性已成为第二常见的癌症治疗相关心血管毒性反应，事实上，在癌症靶向治疗的鼎盛时期，从发表的文献上来看，血管毒性与心脏毒性的效应相当。

之前研究重点关注的是静脉血栓栓塞，而新的癌症疗法的出现，又将目光转向了动脉毒性。根据临床表现，癌症治疗相关的动脉毒性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急性血管痉挛、急性血栓形成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近日，《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上刊登了一篇综述，重点阐述了这些血管毒性效应，并给予了相应的处理和预防策略建议。 

图源：《Nature Reviews Cardiology》官网

急性动脉血管痉挛

传统化疗药

引起急性血管痉挛的经典化疗药物是5-氟尿嘧啶（5-FU）及卡培他滨，常见于胃肠道肿瘤和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内皮功能障碍在动脉血管痉挛中起促进作用，实验表明5-FU可能对内皮细胞产生直接毒性作用。内皮功能障碍的患者，如冠心病患者，使用5-FU可能比没有内皮功能障碍的患者发生血管痉挛的风险更高。

靶向治疗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对内皮细胞一氧化氮（NO）信号通路活性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有研究观察到VEGF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在健康志愿者中非常显著且剧烈地（15分钟内）降低了内皮依赖性（和非依赖性）血管舒张。研究显示贝伐单抗可能损害视网膜微血管功能，也有报道会导致微血管性心绞痛的发生。其他可能导致血管痉挛风险的靶向药物还有舒尼替尼、索拉非尼。

放疗

在接受霍奇金淋巴瘤放射治疗的患者中，已有病例报告发生了症状性冠状血管痉挛及变异性心绞痛。也有研究者提出放射性心包炎可能会触发心外膜冠状动脉的血管痉挛。另一种可能的机制是辐射诱发的血管炎或动脉炎。

处理策略

癌症治疗导致的急性动脉血管痉挛的建议，与针对一般人群的指南建议一致。血管扩张剂，例如硝酸盐和钙通道阻滞剂，是5-FU、顺铂、紫杉醇或VEGF抑制剂治疗造成的血管痉挛的主要治疗手段。当怀疑微血管功能障碍时，钙通道阻滞剂的作用更大。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再次接受癌症治疗，建议在治疗之前，整个过程中以及治疗后短期内进行血管扩张剂治疗。但这种策略并不总是有效，例如在5-FU相关心脏毒性方面还涉及到其他机制。经历过心脏毒性再次接受5-FU的患者应接受心电图监护，以评估心脏缺血性变化和心律不齐。

急性动脉血栓形成

传统化疗药

急性血栓形成通常见于顺铂治疗，特别是在睾丸癌、妇科恶性肿瘤或肾细胞癌患者中。病例系列报告发现，经顺铂治疗出现急性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的患者，未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或动脉粥样硬化，表明内皮单层的浅表侵蚀是潜在的机制。

靶向治疗

有研究表明贝伐珠单抗会导致动脉血栓栓塞（ATE）和静脉血栓栓塞(VTE)的风险增加。在接受VEGF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记录动脉血栓形成很重要，因为ATE包含广泛的临床表现，例如心绞痛，不仅可由血栓形成引起，也可由血管痉挛和血流动力学显著狭窄造成。

免疫疗法（ICI）

接受ICI治疗的患者中有过动脉和静脉血栓事件的报道。其中一些事件与ICI开始治疗的时间有关系。然而，在没有任何队列研究的情况下，免疫疗法的血栓栓塞事件的总发生率是否高于一般人群仍不清楚。

放疗

虽然不是一个常见的事件，但在患者中有报告过放射节段内的急性动脉（甚至是大血管）血栓形成的情况，并有潜在的严重并发症，如急性肢体缺血和卒中。试验结果显示，在48小时内，内皮细胞显示出严重的损伤迹象，接着是内皮剥脱和纤维蛋白的内膜沉积。再内皮化在放疗后3周内出现，4个月时仍未完全消失。但是，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放疗剂量非常高。

处理策略

对癌症患者急性动脉血栓形成的治疗遵循已发布的指南，主要干预措施为抗凝、纤维蛋白溶解、抗血小板治疗、机械血栓切除术和病因治疗。如果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则通常采用血运重建策略，主要是置入支架。与不使用血栓切除术的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相比，人工血栓切除术有更高的卒中发生率，对冠状动脉或心肌缺血没有决定性的益处，因此，人工血栓切除术不再是冠状动脉病变的常规推荐。在没有任何临床显著狭窄的情况下，浅表病变通常不建议进行血运重建，建议采用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对于有冠状动脉血栓的ACS患者， DAPT的给药时间至少应为1年。

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传统化疗药

许多传统化疗药物都对冠脉系统有急性和持久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蒽环类药物，能诱发血管过早老化。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经典化疗药物是顺铂。顺铂可诱发急性血栓形成和急性血管痉挛，对内皮细胞的毒性作用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对癌症存活者的长期随访研究表明，在癌症治疗结束二十年后，内皮细胞活化和功能障碍以及循环内皮细胞水平仍然升高。

靶向治疗

如上所述，VEGF抑制剂对NO信号通路有不利影响，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事实上，在啮齿动物模型中，pan-VEGFR抑制剂已被证明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但不会增加斑块的易损性。

放疗

放疗导致血管病变的特征是中膜破裂、纤维化和萎缩以及外膜增厚和纤维化。尸检结果显示，明确区分放疗所致动脉粥样硬化和常规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困难，尤其是在老年患者和那些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患者中。只有在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和部位与预期不相符的情况下，才被认为与放疗存在因果关系。

处理策略

存在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癌症患者，无论接受何种癌症治疗，均应根据当前的指南进行治疗。药物治疗是基础，包括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以及减少狭窄的恶化。这些患者需要进行连续性监测，以确定疾病进展动态，可能最终需要进行经皮干预或手术干预。考虑到外周血管易患动脉粥样硬化，建议将踝肱指数作为一种监测方式。目前尚未确定筛查的最佳时间间隔、随访持续时间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可认为是临床重要改变。基于队列研究的结果推断，在6个月内踝肱指数下降≥0.02可能被认为具有临床意义。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需要对癌症治疗的各种动脉毒性事件的发病率进行更精确的估计，如有可能，需要确定风险因素和风险群体。这些定义将有助于在治疗前、治疗期间和之后进行筛查。筛查的具体方式和频率也需要定义。一级和二级预防应遵循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学特征，对血管疾病的适当管理不应妨碍癌症治疗。

参考文献：

Nat Rev Cardiol. 2020; 17(8):503-522.

京东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毛息花，肯塔基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癌症流行病学与慢性病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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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糖尿病患者中，有21.4%的人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患者中，只有15.3%的人表示知晓自己为糖尿病前期。一项针对77107名糖尿病前期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报告称，随着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的提高和BMI的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近日，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发布了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筛查的建议声明，刊登在著名期刊《JAMA》杂志上。声明指出，35-70岁超重或肥胖人群应该进行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筛查，建议每3年筛查一次。本项建议适用于35-70岁的超重或肥胖且无糖尿病症状的非妊娠成人，超重和肥胖的定义分别为BMI≥25kg/m2和BMI≥30kg/m2。

风险评估

超重和肥胖是成人发生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最大危险因素，其他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大、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多囊卵巢综合征史以及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不同人群糖尿病患病率的差异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大量证据表明，糖尿病发生风险还与社会经济地位、饮食环境和身体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个体，临床医生应考虑更早进行糖尿病筛查。

筛查手段

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测量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或通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来进行检测。 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如下：空腹血糖水平≥6.99mmol/L，HbA1c水平≥6.5%，或负荷后2小时血糖水平≥11.1mmol/L。 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标准如下：空腹血糖水平为5.55-6.94mmol/L，HbA1c水平为5.7%-6.4%，或负荷后2小时血糖水平为7.77-11.04mmol/L。

HbA1c是衡量长期血糖水平的指标，不受应激或疾病引起的血糖水平急剧变化的影响。由于HbA1c测量不需要空腹，比空腹血糖水平或口服葡萄糖耐量测试更加方便。相比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空腹血糖和HbA1c水平更加容易测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早晨空腹状态下进行，摄入75g口服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测量血糖浓度。 在开始治疗干预前，应通过重复检查明确糖尿病前期或2型糖尿病的诊断。

筛查间期

对于初始血糖检查结果正常的成人，最佳筛查间隔的证据有限。队列研究和模型研究表明，对于血糖水平正常的成人， 每3年进行筛查一次比较合理。

预防性干预

USPSTF指南指出：改善饮食方案、体力活动或两者兼有的生活方式干预以及二甲双胍已被证明在预防或延缓糖尿病前期患者进展为糖尿病方面有效。不过，美国FDA尚未批准二甲双胍用于该适应证。

糖尿病预防计划（DPP）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在预防或延缓糖尿病方面比二甲双胍更加有效。除了预防进展为糖尿病外，生活方式干预对体重、血压和血脂水平也存在有益影响。二甲双胍对体重有益，但不会影响血压，也不会持续改善血脂水平。

早期筛查和治疗的益处

筛查的影响

2项随机临床试验评估了糖尿病筛查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即ADDITION-Cambridge研究（n=20184）和Ely研究（n=4936）。大约10年随访后，这两项试验均没有发现筛查相比未筛查可降低全因死亡或特异性死亡，原因可能是随访时间太短而无法检测到对健康结局的影响。两项试验均未发现筛查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心血管事件、生活质量、肾病或神经病变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些结局的数据收集仅限于少数试验参与者。

筛查出的2型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患者，干预措施对结局的影响

一项随机临床试验（ADDITION-Europe）评估了对筛查出的2型糖尿病患者采取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试验表明，5-10年随访期间，旨在控制血糖、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的强化多因素干预措施与常规治疗在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首次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慢性肾病、视力障碍或神经病变的风险方面没有差异。该试验的随访时间可能太短，无法检测对健康结局的影响。

38项针对糖尿病前期患者采取行为或药物干预的试验报告了健康结局。总体而言，试验发现全因死亡率或心血管疾病事件没有显著差异，生活质量评分没有差异或只有轻微改善，可能不具有临床意义。 大多数试验的随访时间可能太短而无法检测到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表明，23年和30年随访时，生活方式干预组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低于对照组，在20年随访时并未发现风险显著降低。

新发2型糖尿病采取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

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KPDS）和其他2项研究报告了新诊断糖尿病后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UKPDS发现，磺脲类药物或胰岛素的强化血糖控制治疗可以改善20年时的全因死亡率、糖尿病死亡率和心肌梗死发生率，但在较短的随访期间内没有发现改善。即 强化血糖控制与20年随访时的全因死亡、糖尿病死亡和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相关。对于超重患者，二甲双胍强化血糖控制可降低10年随访时的全因死亡率，糖尿病死亡率和心肌梗死发生率，并且在随后的10年随访中持续获益。

其他2项研究发现，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全因死亡率和心肌梗死风险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然而，这些研究受到随访时间短、研究规模小的限制。DESMOND试验发现，在1年和3年的随访期间，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著差异。另一项试验（n=150）发现，在7年的随访中，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

糖尿病前期采取干预措施对糖尿病进展的影响

23项试验对比了生活方式干预与对照在延迟或预防2型糖尿病发生方面的作用。对23项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 生活方式干预与糖尿病进展减少相关。事后分析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在所有亚组中均有效，治疗效果没有因年龄、性别、种族和民族或BMI而有所不同。

15试验评估了药物干预在延迟或预防糖尿病发生方面的作用。对于二甲双胍，针对3项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二甲双胍与糖尿病发病率降低相关。分析显示，BMI对上述相关性有显著影响，BMI更高的人，二甲双胍带来的糖尿病发病率降低更大，例如，BMI≥35的人，糖尿病发病率可降低53%；BMI为22到30的人，糖尿病发病率降低3%。

参考文献：

JAMA. 2021;326(8):736-74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肖靖，2009-2012年就读于301医院内分泌学硕士，2012年毕业后工作于北京博爱医院内分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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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与饮食：环境污染、环境恶变、吸烟、电离辐射等都可能对女性生殖系统产生毒性作用，影响生殖系统的机能，对激素的分泌也会造成干扰。研究指出饮食结构的失衡与过量摄入胆固醇，都可能对女性身体机能造成不利影响，诱发卵巢组织异常增生，导致囊肿的形成。

（2）激素水平：卵巢囊肿患者体内激素水平存在明显异常的现象，提示激素在本病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生活作息混乱、心理压力过大等因素，可造成机体功能、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导致卵巢疾病和内分泌失调，引起卵巢组织的异常增生从而造成囊肿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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