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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海扶聚焦超声消融手术的是一个来自浙江的胰腺癌。

现在患者腹痛加重，每天口服羟考酮 80mg bid，在了解海扶聚焦超声消融手术治疗胰腺癌后，专程至我们中心就诊。

按照传统治疗方案，目前治疗一般是化疗加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可以联合介入治疗，也可以中药治疗。

今天在镇静镇痛下治疗，术中效果明显，病灶出现了典型的灰度变化，手术后患者回病房休息，明天复查之后就能回家调理。

一、治疗要点：

1、迅速：

（1）快速清除免疫炎症介质（如ds-DNA、lL-1、TNF-a等）、抗原抗体及其复合物，中断“免疫凤暴”。

备注：【如ds-DNA  抗ds-DNA抗体，即抗双链（天然）DNA抗体。高浓度的抗ds-DNA抗体几乎仅见于SLE，所以，抗ds-DNA对SLE来说，几乎是特异性的。 且抗ds-DNA抗体与疾病活动度、特别是与活动性狼疮性肾炎密切相关，可以用来作为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和疗效观察的一项指标。在SLE缓解期抗DNA抗体可转阴或滴度减低，因此单次测定结果阴性，不能除外SLE】。

IL-1【 是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是一种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是其中一种，又称淋巴细胞刺激因子，是由活化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产生。在局部具有调节免疫的功能，促进B淋巴细胞增殖，促进抗体生成，如果白细胞介素1大量增多，有可能是调节炎症反应的作用。 】

TNF-a【 TNF是肿瘤坏死因子，它是一种细胞因子，能够直接杀伤肿瘤细胞，但是对正常细胞没有明显的毒性作用。也是杀死肿瘤作用最强的生物活性因子之一。它是由激活的巨噬细胞，NK细胞及T淋巴细胞产生的，能够抑制成骨细胞和刺激破骨细胞。可以作为一种细胞因子，用于肿瘤生物治疗。还有认为与肿瘤恶液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 】

2、增效：

（1）提高药物疗法【特别在诱导缓解阶段】，延缓复发。

3、减毒：

（1）不增加感染风险，较少副作用【只清除致病因素，对机体正常免疫系统影响小】。

肺栓塞的遗传和获得性风险因素

肺动脉栓塞(PE)和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存在于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VTE)的疾病谱上。当血栓从静脉循环迁移到肺血管系统并停留在肺动脉系统时，就会发生肺动脉栓塞。急性PE的临床表现从无症状偶然被发现到大面积PE导致猝死不等。

19世纪中叶，Rudolph Virchow确定了导致血栓形成的三种风险因素——血流淤滞、血管内皮损伤和高凝血性。所有VTE风险因素都反映了这些潜在的病理生理过程，一般来说，经历VTE的患者至少有一个风险因素。风险因素可以分为遗传因素和获得性（后天）因素。

遗传风险因素

有几种已知的遗传条件可增加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包括Leiden因子V、凝血酶原基因突变(G20210-A)、抗凝血酶缺陷、蛋白C缺陷和蛋白S缺陷。蛋白C、蛋白S和抗凝血酶缺陷的情况相对少见，但却很严重，它们可使患者静脉血栓发生率增加5- 10倍。Leiden因子V是一种更常见的导致高凝性的突变，它与杂合子血栓栓塞风险增加5倍和纯合子血栓栓塞风险增加10倍相关。最后，在7%的VTE患者中检测到凝血酶原基因突变，使血栓形成的风险增加三倍。

获得性风险因素

众所周知，手术和创伤会增加VTE的风险。特别是骨科手术导致了更高的风险，一半的择期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发展为VTE。同样，创伤性髋关节骨折患者在术前和术后患VTE的风险更高。增加的风险是由手术期间和手术后的不活动以及手术期间的直接静脉损伤和炎症介导的。药物血栓预防优于机械血栓预防，可减少术后DVT和PE的发生率。与产生促凝剂物质相关的活动性恶性肿瘤使VTE的风险增加了七倍。在一项关于实体和血液恶性肿瘤的大型人群研究中，近2%的患者在癌症诊断后2年内被诊断为VTE，转移性疾病，特别是胰腺癌和结肠癌的VTE率最高。此外，与低级别肿瘤患者相比，高级别肿瘤患者的风险更高。VTE的风险在癌症诊断后不久或开始治疗后最高，重要的是，当癌症缓解时风险降低。

据记录，在住院、关节固定和长时间旅行的患者中，主要由瘀血介导的VTE风险增加已被证实。超过一半的VTE患者最近住院，高达三分之二的住院后VTE发生在住院后的第一个月内，其余患者在未来3个月内发生。在没有手术治疗的情况下，由于骨科损伤导致的关节制动也使VTE的风险增加了两倍，在72小时内。旅行是VTE的一个经常被提及但相对不常见的原因，据估计每百万飞行超过1万公里的旅行者发生4.8例VTE。发生的频率、距离和持续时间之间有直接的关系。

怀孕期间存在天然的高凝血状态，以降低分娩时出血的风险。这是由因子VII、VIII、X、von Willebrand因子和纤维蛋白原的增加以及具有后天活性蛋白C耐药性的蛋白质S减少介导的。怀孕期间VTE率增加4至5倍，分娩后3个月内增加20倍。DVT是PE的四倍，PE在产后更常见。

使用含有雌激素的口服避孕药时，VTE的风险会增加三到四倍。风险在使用的第一年（特别是头3个月）最高，但此后不会增加，并随着停止治疗而消除。绝经后激素替代疗法也会发生类似的风险增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抗凝血剂和促凝血剂之间平衡的年龄相关变化介导了静脉血栓栓塞倾向的增加。VTE从40岁和50岁开始增加，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明显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活动能力下降，恶性肿瘤、肥胖和其他合并症的发生率升高，这使人们感到困惑。

体重指数（BMI）和VTE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与正常体重患者相比，严重肥胖（BMI≥35）患VTE的风险高出六倍。有趣的是，虽然肥胖患者的PE发病率更高，但自相矛盾的是，死亡率低于非肥胖患者。目前还不清楚这是由于身体脂肪增加和内分泌素系统活性增加发挥保护作用还是由于其他机制。

抗磷脂综合征的特征是复发性静脉或动脉血栓形成，DVT和PE是最常见的表现，发生在三分之一的患者中。携带狼疮抗凝血物或抗β2-糖前列丙氨酸I抗体的患者患VTE的风险高5%至8%。

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疾病可能与血小板活化和凝血途径增加介导的静脉血栓栓塞风险增加有关。动脉粥样硬化患者患VTE的风险增加，但这种关系被吸烟、肥胖、糖尿病、高血脂和高血压等常见合并症所混淆。

除了前面讨论的风险因素外，先前的VTE事件增加了复发事件的风险。在非诱发性或特发性事件的患者中，5年复发率可达25%或更高。

附：

自然历史

PE的预后取决于阻塞程度和PE的血流动力学影响。大面积PE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估计死亡率为25%至65%，次大面积PE患者死亡率为3%至15%，而低风险PE和心功能正常的患者抗凝下死亡率<1%。

在未选择的队列中，5年后静脉血栓栓塞复发的风险估计为20%至25%，在没有明确诱因的队列中高于25%。伴有先天性或后天危险因素的患者复发率也会增加。PE对于功能损害有潜在的长期后果，特别是对于复发性PE患者。

血栓的自然历史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退的。然而，15 - 30%的患者在发病1年后仍有残留血栓。持续性血栓可导致肺血管阻力(PVR)和右心室(RV)压力负荷持续增加，并具有导致功能损害和生活质量下降的生理后果。

“PE后综合征”的定义为呼吸困难、运动不耐受、生活质量下降，心功能、肺动脉血流动力学或肺气体交换不理想。PE后综合征最严重的表现是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估计影响急性PE幸存者的1%至5%。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Chronic thromboembolic disease, CTED)是指无肺动脉高压的持续性灌注缺陷，根据米国急性PE的发病率的资料，仅米国估计有35000人患有CTED, 1250人患有CTEPH。

经常会有家属咨询，家里有人得了大肠癌，大家还能不能在一起吃饭了？共用碗筷会不会被传染？

那么大肠癌会传染吗？答案是不会。

大肠癌不是传染病，目前为止，也没有证据表明大肠癌本身会传染，它不会像其他病毒或细菌一样，通过呼吸道或其他途径进行传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恐惧还是来源于对大肠癌本身发病原因的不了解，所以才会紧张、焦虑。

大肠癌从病因角度来看，多数是来源于腺瘤的癌变，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目前越来越认识到大肠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步骤、多阶段、多基因参与的疾病。它包括癌基因的激活（K-ras、EGFR）、抑癌基因的失活（APC、DCC、P53）、错配修复基因突变（MLH1、PMS2、MSH2、MSH6）及基因过度表达。

所以了解了真正的原因，就不会在有文中一开始提到的疑问，对于病人本来来说，应该抱有积极的心态，对于家属来说，更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嫌弃和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