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S是指硝苯地平控释片。硝苯地平控释片控制高血压并不是更有效，应结合患者实际情况来定。硝苯地平控释片为钙通道阻滞剂，可以用于高血压、冠心病如慢性稳定型心绞痛（劳累性心绞痛）的治疗。该药物主要是通过扩张血管、减少动脉平滑肌的张力，从而降低已经增加了的外周阻力和血压。因此高血压患者可以服用硝苯地平控释片，从而达到良好的降压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患者都必须要使用硝苯地平控释片降压，例如合并心衰或对该药物成分过敏者禁用。建议患者可结合自身情况，由专业的医生来开具药物治疗，控制好血压水平，避免产生不良结果。

中国有近十万麻醉医生，意味着高学历组成的十个师的大部队，一个庞大的专业人群，每年完成至少6千万例手术麻醉，不仅避免了这些手术病人围术期的疼痛，在恶心和失眠的控制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就了外科学和外科医生。但即使是近三年来声势浩大的麻醉宣传工作后，社会上有多少人了解和关注麻醉医生的工作？凭什么麻醉学科没有院士？麻醉医生能治好一个病吗？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无数的麻醉学从业者。

1997年我曾在郑州一次全国疼痛会议上做个一个报告，把麻醉医生描述为外科医生通向成功的一座桥，今天看来这个比喻仍然是有道理的，但并不能精确反应麻醉在外科甚至医学中的确切作用，透彻地说，麻醉措施的临时性（temporariness）和非重复性。 比如，我们麻醉医师建立气道的特点是快，但都是临时性的，而耳鼻喉科医生就不一样，前一阵一位朋友家孩子患有腺样体肥大，喉科医生切除腺样体后，气道堵塞及其所致的缺氧和影响发育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肿瘤或者异物堵塞也一样；再如呼吸支持用的呼吸机，支持循环的体外循环技术等，这些所谓麻醉学核心技术，都是基于临时措施，并不是长期性问题解决方案。至于麻醉最原始的初衷-镇静（意识丧失和抗焦虑）和镇痛更是典型的临时性措施。这样看来，麻醉医生在围手术期建立的措施仍然是桥，但这座桥是临时搭建的浮桥！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质疑： 内科医生很多措施也是临时性的，为什么社会认知度并不低？不错，内科很多支持疗法也是临时性的，但当我们仔细思考，发现他们的方法有不断重复性的特点，如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通常需要终身评估和服药，需要内科医生不断指导和调理。这种重复性在医疗技术持续改进，医患关系维系，提高对医生认知等方面，显然都有巨大促进作用。

麻醉的亚学科发展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如疼痛医学主要是对付慢性疼痛。起初麻醉医生用局部麻醉药反复注射而达到疼痛更持久缓解的目的，某种意义上避免了临时性和非重复性，但也有一段时间（化学或物理性）损毁或阻断神经传导功能非常流行，由于神经破坏并不是基于解决疼痛发生发展的病理学基础，不仅会破坏了痛觉以外的感觉功能，有时甚至损伤了运动功能，更重要的我们多年反复研究证实，除外丘脑痛等中枢疼痛外，多数神经病理性疼痛的病理学基础都具有“全神经性（total nerve injury or damage），即从皮层、丘脑、脊髓和神经节等整个神经系统都有损伤并参与了疼痛的形成，神经阻断法的疗效不仅伴有其他神经功能损伤，而且复发几乎不可避免。更糟糕的是复发后医生和病人都可能无路可走。心肺复苏术和重症医学本质也是帮助病人度过危重状态，而不是根治一个疾病；上世纪末麻醉医生们尝试的麻醉下快速脱毒，甚至早年的输血和现代麻醉学的血液保护，都有浓重的临时性医学措施色彩。

麻醉医生尝试治疗失眠由来已久，但简单地认为通过反复药物诱导麻醉或镇静就可以治疗慢性失眠纯属想象，慢性失眠病人都已经有神经细胞结构损伤，需要长期、反复纠正为自然睡眠或仿生睡眠，神经损伤才能得以纠正。不幸的是与常用的安眠类药物一样，多数麻醉药物包括常用的安定类和异丙酚，反复使用均可导致神经系统损伤，并容易依赖和成瘾。用麻醉学原理治疗失眠需要创新，选用方法不仅可以诱导出自然睡眠，而且长期反复使用也不导致依赖和成瘾。病人自控睡眠技术已经基本符合上述要求，但遗憾的是病人自控睡眠不能解决所有慢性失眠问题。

利用麻醉学知识和技能探索根治某种疾病可能是提高麻醉认知的另外一条途径。现代医学普遍认为，股骨头坏死是一个股骨头“必死无疑“的疾病，有良心的骨科医生通常的结论是等到坏死到一定程度，也就是丧失关节功能时进行人工关节置换。多数保守疗法都被认为是欺骗，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幸运的是，我们近十年的探索已经证实，三氧介入治疗确实可以逆转大部分股骨头坏死进程，核磁检查证实，二期内的病人甚至可以完全康复。这种治疗可以完全颠传统麻醉学暂时性和非重复性临床实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麻醉学的临床实践内容，也为社会对麻醉学科（家）刮目相看。

建立初级麻醉保健制度可能是提高社会对麻醉学科和麻醉医生认知的另外一个良好途径，也就是让老百姓不仅在接受大手术前可以接触到麻醉医生，在常规的诊疗如胃肠镜检查，短效微创治疗镇静镇痛前都能接触到麻醉医生，大医院的麻醉门诊主要是为大手术病人服务，伴随门诊手术和舒适医疗的普及，创新麻醉工作制度，让麻醉医生更早地参与初级保健工作，更早地介入人群保健服务，可能是提高社会对麻醉学认知最有效途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声明：作者安建雄仅授权《麻沸散俱乐部》刊发本文。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原因比较多，如血液高凝状态、头部外伤、颅内感染等因素导致。

1.某些疾病或病理情况可导致血液凝结能力增强，从而增加静脉窦血栓形成的风险。例如，遗传性或获得性凝血因子缺乏、抗凝血蛋白缺乏、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

2.头部外伤：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可能是头部外伤的后果。头部外伤可能导致静脉壁损伤、血液淤积、瘀血形成，进而促使血栓形成。

3.颅内感染：颅内感染（如脑膜炎、脑脓肿）可导致局部静脉窦炎症和血管内膜受损，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

导致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原因比较多，需尽快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治疗。

俗话说，病从口入，

很多疾病的发生都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不仅仅是成人，儿童的忌口也很需要重视，尤其是一些反复、慢性疾病，比如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腺样体肥大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儿童忌口的一些问题。

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因开发mRNA疫苗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2021年10月22日，周五，在西班牙北部奥维耶多的一个仪式上，Katalin Kariko与其他6名科学家一起，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公主莱昂诺尔手中接过了2021年阿斯图里亚斯公主技术和科学研究奖。2023年10月2日(当地时间)，诺贝尔医学奖被宣布授予使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开发成为可能的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

2名科学家因开发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有效mRNA疫苗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Katalin Karikó是匈牙利萨根大学的教授，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兼-职教授。Drew Weissman与Karik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共同完成了他的获奖研究。

诺贝尔大会秘书Thomas Perlmann周一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了这一奖项。

去年，瑞典科学家Svante Paabo因在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发现解开了尼安德特人DNA的秘密，为了解我们的免疫系统提供了关键见解，包括我们对严重COVID-19的脆弱性。

这是家族中第二次获奖。Paabo的父亲Sune Bergstrom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诺贝尔奖将于周二公布物理学奖，周三公布化学奖，周四公布文学奖。诺贝尔和平奖将于周五公布，经济学奖将于10月9日公布。

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100万刀[美元])。这笔钱来自该奖项的创造者、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留下的遗产。诺贝尔于1896年去世。

由于瑞典货币的暴跌，今年的奖金增加了100万克朗。

获奖者将被邀请在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的颁奖典礼上领奖。根据他的意愿，久负盛名的和平奖将在奥斯陆颁发，而另一个颁奖仪式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

卡罗林斯卡学院的诺贝尔大会今天决定将20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共同授予：

Katalin Karikó和Drew Weissman

他们发现了核苷碱基修饰，从而开发出了有效的COVID-19 mRNA疫苗。

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发现对于在2020年初开始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开发有效的mRNA疫苗至关重要。这些开创性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mRNA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在现代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期间，这些获奖者为疫苗研发的空前速度做出了贡献。

大流行前的疫苗

接种疫苗刺激形成对特定病原体的免疫反应。这使身体在以后接触疾病的情况下，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以灭活或弱化病毒为基础的疫苗早已问世，例如脊灰、麻疹和黄热病疫苗。1951年，Max Theiler因开发黄热病疫苗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由于近几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基于单个病毒成分而不是整个病毒的疫苗已经被开发出来。病毒遗传密码的一部分，通常编码在病毒表面发现的蛋白质，被用来制造刺激病毒阻断抗体形成的蛋白质。例如针对乙型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或者，部分病毒遗传密码可以转移到无害的病毒载体，即“载体”。这种方法用于埃博拉病毒疫苗。当注射载体疫苗时，我们的细胞会产生选定的病毒蛋白，刺激针对目标病毒的免疫反应。

生产基于病毒、蛋白质和载体的全疫苗需要大规模的细胞培养。这一资源密集的过程限制了为应对疫情和大流行而快速生产疫苗的可能性。因此，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开发不依赖细胞培养的疫苗技术，但这被证明具有挑战性。

mRNA疫苗: 一个有希望的想法

在我们的细胞中，DNA编码的遗传信息被传递给信使RNA (mRNA)，信使RNA被用作蛋白质生产的模板。20世纪80年代，人们提出了一种无需细胞培养即可产生mRNA的有效方法，称为体外转录。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加速了分子生物学在多个领域应用的发展。将mRNA技术用于疫苗和治疗的想法也开始了，但前面还存在障碍。体外转录的mRNA被认为不稳定，难以递送，因此需要开发复杂的载体脂质系统来封装mRNA。此外，体外产生的mRNA可引起炎症反应。因此，开发用于临床目的的mRNA技术的热情最初受到限制。

这些障碍并没有阻止匈牙利生物化学家Katalin Karikó，她致力于开发利用mRNA进行治疗的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她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助理教授时，尽管在说服研究资助者她的项目的重要性方面遇到了困难，但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愿景，即实现mRNA作为一种疗法。Karikó的一位新同事是免疫学家Drew Weissman。他对树突状细胞感兴趣，树突状细胞在免疫监视和疫苗诱导的免疫应答激活中具有重要功能。在新想法的刺激下，两人很快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重点是不同的RNA类型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

突破

Karikó和Weissman注意到，树突状细胞将体外转录的mRNA识别为一种外来物质，这导致了它们的激活和炎症信号分子的释放。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体外转录的mRNA被识别为外源mRNA，而来自哺乳动物细胞的mRNA却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应。Karikó和Weissman意识到一些关键特性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mRNA。

RNA包含4个碱基，缩写为A、U、G和C，分别对应DNA中的A、T、G和C，这是遗传密码的字母。Karikó和Weissman知道，来自哺乳动物细胞的RNA中的碱基经常被化学修饰，而体外转录的mRNA则没有。他们想知道，在体外转录的RNA中，没有改变的碱基是否可以解释不必要的炎症反应。为了研究这一点，他们产生了不同的mRNA变体，每个变体的碱基都有独特的化学变化，并将其递送给树突状细胞。结果是惊人的:当碱基修饰包含在mRNA中时，炎症反应几乎被消除。这对我们理解细胞如何识别和响应不同形式的mRNA是一个范式的改变。Karikó和Weissman立即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对使用mRNA进行治疗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开创性结果发表于2005年，也就是COVID-19大流行发生的15年前。

在2008年和2010年发表的进一步研究中，Karikó和Weissman表明，与未修饰的mRNA相比，通过碱基修饰产生的mRNA的递送显著增加了蛋白质的生成。这种效应是由于调节蛋白质生成的一种酶的激活减少。Karikó和Weissman发现碱基修饰既能减少炎症反应又能增加蛋白质的生成，他们消除了mRNA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

mRNA疫苗实现了它们的潜力

人们开始对mRNA技术产生兴趣，2010年，几家公司开始致力于开发这种方法。研发寨卡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疫苗;后者与SARS-CoV-2密切相关。COVID-19疫情暴发后，编码SARS-CoV-2表面蛋白的两种碱基修饰mRNA疫苗以创纪录的速度被开发出来。据报告，保护效果约为95%，两种疫苗最早于2020年12月获得批准。

mRNA疫苗的开发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灵活性和速度，这为将新平台也用于预防其他传染病的疫苗铺平了道路。在未来，该技术还可能被用于递送治疗性蛋白质和治疗某些癌症类型。

基于不同方法的其他几种SARS-CoV-2疫苗也迅速推出，全球共接种了130多亿剂COVID-19疫苗。这些疫苗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防止了更多人患上严重疾病，使社会得以开放并恢复正常状况。通过对mRNA碱基修饰重要性的基本发现，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健康危机之一期间对这一变革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出版物

Karikó, K., Buckstein, M., Ni, H. and Weissman, D. Suppression of RNA Recognition by Toll-like Receptors: The impact of nucleoside modif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RNA. Immunity 23, 165–175 (2005).

Karikó, K., Muramatsu, H., Welsh, F.A., Ludwig, J., Kato, H., Akira, S. and Weissman, D. Incorporation of pseudouridine into mRNA yields superior nonimmunogenic vector with increased translational capacity and biological stability. Mol Ther 16, 1833–1840 (2008).

Anderson, B.R., Muramatsu, H., Nallagatla, S.R., Bevilacqua, P.C., Sansing, L.H., Weissman, D. and Karikó, K. Incorporation of pseudouridine into mRNA enhances translation by diminishing PKR activation. Nucleic Acids Res. 38, 5884–5892 (2010).

Katalin Karikó于195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Szolnok。1982年，她在赛格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赛格德的匈牙利科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直到1985年。随后，她在费城天普大学和贝塞斯达健康科学大学进行了博士后研究。1989年，她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助理教授，并一直任职到2013年。之后，她成为BioNTech RNA Pharmaceuticals的副总裁和高级副总裁。自2021年以来，她一直是赛格德大学(Szeged University)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兼-职教授。

Drew Weissman1959年出生于米国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他于1987年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在哈佛医学院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学中心接受临床培训，并在米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1997年，韦斯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成立了他的研究小组。他是罗伯茨家族疫苗研究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RNA创新研究所主任。

附：最近十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以下是过去10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名-单:

2022年: 瑞典古遗传学家Svante Paabo发现了灭绝的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

2021年: 米国搭档大David Julius和Ardem Patapoutian发现了人类感知温度和触觉的受体。

2020年: 米国人Harvey Alter和Charles Rice与英国人Michael Houghton共同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导致了敏感的血液检测和抗病毒药物的开发。

2019年: 米国的William Kaelin和Gregg Semenza以及英国的Peter Ratcliffe为我们理解细胞如何反应和适应不同氧气水平奠定了基础。

2018年: 米国免疫学家James Allison和日本免疫学家Tasuku Honjo，他们发现了如何释放免疫系统的刹车，使其更有效地攻击癌细胞。

2017年: 米国遗传学家Jeffrey Hall, Michael Rosbash和Michael Young在控制大多数生物觉醒-睡眠周期的体内生物钟方面的发现。

2016年: 日本的Yoshinori Ohsumi，因其在自噬(细胞“吃掉自己”的过程)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自噬被破坏会导致帕金森病和糖尿病。

2015年: William Campbell，爱尔兰出生的米国公民，日本的Satoshi Omura和中国的屠呦呦，因为他们解开了疟疾和蛔虫的治疗方法。

2014年: 米国出生的英国人John O'Keefe、Edvard I. Moser 和挪威的May-Britt Moser发现了大脑是如何通过“内在GPS”导航的。

2013年: 出生在德国的米国公民Thomas C. Sudhof，以及米国的James E. Rothman和Randy W. Schekman，研究细胞如何组织其运输系统。

微创拇外翻手术后遗症，一般包括疼痛、反复发作、关节畸形等。

1.疼痛：一般在手术时会在局部做一个小的切口，手术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损伤到周围的血管以及神经组织，术后如果恢复不当，造成继发感染，会引发血液循环不畅，导致局部经常出现肿胀以及疼痛。

2.反复发作：由于微创手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彻底做到根治，术后有可能会再次出现病情复发的现象。

3.关节畸形：个别患者在手术后，由于护理不当，会导致局部软组织以及骨骼出现粘连，导致关节畸形，影响正常活动。为了预防后遗症的产生，建议患者在手术时，尽量选择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医生进行操作。术后多休息，避免过度劳作。

支气管癌患者的存活时间取决于肿瘤分型、病情严重程度、治疗方式和患者的个体差异等。

若是早期支气管癌的患者，及时治疗，5年生存率一般在70%左右。若是晚期患者且伴有癌细胞转移，机体其他器官受损，则生存时间为1~2年左右。早期支气管癌患者，如果及时进行手术，术后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患者5年生存率一般在70%左右。如果是晚期患者，癌细胞转移，对身体其他器官造成损伤。

这种情况下，支气管癌患者的存活时间一般在1~2年左右。同时，患者的个体差异、如年龄、性别、身体状态、生活习惯等因素也会影响预期寿命。

支气管癌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以缓解病情并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