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血栓的中医治疗在中国已经广泛应用多年。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从患者个体出发，将脑血栓辨证分型主要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神志昏迷。一般对于脑血栓患者不单纯使用中医治疗，而更关注中西医结合互补的原则。比如有些患者使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会出现药物抵抗或者不耐受，中药可以改善其不耐受的现象，同时中药大部分活血化瘀的药物都有改善脑循环的作用。

脑梗死期间，患者出现发热、便秘等并发症都可以通过中药明显改善。中医药治疗脑血栓的优势最大还是在于脑血栓的恢复期，大量临床研究表明，中医中药、针灸等技术能有效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的情况，加快恢复。

听神经瘤通常来说是颅内良性肿瘤，目前尚无特效的药物治疗方法，其治疗原则首选手术治疗，尽可能安全、彻底地切除肿瘤，避免周围组织的损伤。

手术治疗：

• 常用的手术方案包括：（1）枕下-内听道入路，可能尽最大可能保留面神经。小肿瘤（直径≤2cm）应先磨除内听道上璧，自内听道内向颅内分离，切除肿瘤；大肿瘤（直径＞2cm）应先分离肿瘤周围的蛛网膜间隙，囊内分块切除肿瘤，达大部切除后，游离囊壁，妥善处理肿瘤周围的神经血管及脑干面，然后处理内听道，在保留面神经的同时，应争取保留听力。
• 经中颅窝入路：做耳前颧弓上“S”形切口，骨窗 2/3 位于外耳道前方，1/3 在外耳道后方，靠近中颅窝底。确认弓状隆起和岩浅大神经，磨除内听道上区的骨质，达内听道硬脑膜，向内显露后颅窝硬膜，向内可暴露面神经管口，手术在肿瘤的前面进行，有利于分离保护面神经。
• 经迷路入路：仅限于小型听神经瘤。耳后切口，将岩骨磨除达内听道，切除内听道内的肿瘤，整个手术可清楚地看到面神经、耳蜗神经等与肿瘤的关系，面神经的保留率提高，患者反应轻、恢复快。但因迷路破坏，故听力在术后将完全丧失，且脑脊液耳漏机会多，在较大肿瘤易致颅内出血。在听神经瘤的手术中，术中的面神经功能保护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肿瘤的全切除和听力的保留。

其他治疗：

随着伽马刀、射波刀等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技术的临床应用和普及，部分小型听神经瘤（直径≤2cm）和大型听神经瘤术后残留者可选择使用伽马刀和射波刀治疗。

HPV不管有没有转阴，都可以打疫苗。因为目前上市的HPV疫苗一共有3型，分别是2价、4价和9价。它分别可以预防2种、4种和9种HPV亚型的感染。 所以即使有一种或两种HPV的感染，打了疫苗后，它仍然可以保护不受其他亚型的感染。所以并没有要求说，在打HPV疫苗以前，一定要做HPV的检测。 也就是说假如已经有HPV感染了，打了疫苗以后，最多就是对已经感染的这个类型没有了作用，但是它还是可以保护不受其他HPV亚型的感染。

在临床中，久坐以后出现了大腿疼痛方面的临床症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治疗：

1. 药物对症处理：
   • 建议服用活血止痛片
   • 甲钴胺片
2. 配合做相关的康复质量，比如说：
   • 下肢针灸
   • 推拿
   • 穴位注射
   • 中频
   • 超声波等治疗
3. 减少坐的时间，适当的腰部和下肢活动锻炼，劳逸结合，作息规律，注意休息，也不要太劳累了，要注意身体的防风保暖，不要直接吹空调吹风扇。

久坐以后出现了大腿疼痛的症状，可以到当地三甲医院的康复科或者是疼痛科治疗。

髌骨骨折移位以后，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大腿前侧肌肉会挛缩，因为大腿前侧的肌肉很强壮，是人体最大的肌肉，到时候再想把髌骨固定起来复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了腰部疼痛方面的临床症状，可能是泌尿系统有病变所致，比如说泌尿系统结石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腰椎小关节功能紊乱所致，也可能是腰部受风受凉，气血流通不畅，气滞血瘀所致。

所以突然之间出现的腰部疼痛方面的症状，需要及时检查治疗，以免延误病情。需要做腰椎 CT 或者磁共振，腹部彩超，大小便常规的检查，抽血做血常规，详细的了解一下腰椎和泌尿系统方面的情况，根据检查的结果看是药物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当然即使做了手术以后相关的药物治疗也是不能够少的，药物治疗是基础。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患者病情稳定了就需要配合做相关的康复治疗，比如说腰部针灸，推拿，中频，超声波的治疗，综合性的处理，这样治疗才有效果。减少站立行走时间多休息，要注意身体的防风保暖，不要直接吹空调吹风扇。

静脉溶栓治疗

20 世纪 90 年代，两项随机临床试验纳入了 624 名患者，研究静脉注射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tPA，阿替普酶）与安慰剂相比，在症状出现 3 小时内治疗 AIS 的益处。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阿替普酶治疗的患者更有可能在 3 个月时获得无残疾或轻微残疾的良好结局（39% vs 26%;OR=1.6，95% CI 1.1-2.6）。

针对 9 项 rtPA 治疗 AIS 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当患者在症状出现后 3-4.5 小时内接受治疗时，阿替普酶治疗带来显著获益（35.3% vs 30.1%;OR=1.3，95% CI 1.1-1.5）。在高危人群中也观察到了这种治疗益处，例如 80 岁以上的患者，服用华法林且国际标准化比值<1.7 的患者，有卒中和糖尿病病史的患者。

对于有残疾或严重神经功能缺损且在症状出现后 4.5 小时内就诊的 AIS 患者，阿替普酶的益处显而易见。然而， 对于症状较轻的患者，通常不会给予阿替普酶，即使高达 25%的此类患者 90 天时会出现功能性残疾。

PRISMS 试验纳入了 313 名有轻度症状的疑似 AIS 患者，随机分配接受溶栓治疗和口服阿司匹林治疗。由于入组率降低，该研究提前停止。结果显示，两组患者 90 天功能结局没有显著差异。阿替普酶治疗的 154 名患者中有 5 名出现症状性脑出血，而单独服用阿司匹林的 157 名患者均未出现症状性脑出血。

在症状出现后超过 4.5 小时就诊或就诊时间未知的患者可能受益于阿替普酶。WAKE-UP 试验纳入了 503 名符合入组标准的 AIS 患者，随机分配至阿替普酶组或标准药物治疗组。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更多的接受阿替普酶治疗的患者在 90 天时取得了良好结局（53% vs 42%;OR=1.61，95% CI 1.09-2.36，P=0.02）。

EXTEND 试验纳入了 225 名在症状出现后 4.5-9 小时内就诊的 AIS 患者，随机分配至阿替普酶组或标准药物治疗组。结果显示，90 天时，35.4%的阿替普酶组患者和 29.5%的对照组患者获得了无残疾或轻微残疾的良好结局。

替奈普酶是一种长效溶栓药物，可以单次静脉推注给药，可能是 rtPA 治疗 AIS 的合理替代药物。一项针对 5 项随机临床试验（n=1585）的荟萃分析表明，替奈普酶治疗后，3 个月时的患者结局并不劣于 rtPA 组（57.9% vs 55.4%）。EXTEND-IA TNK 试验纳入了症状出现 4.5 小时内就诊的 AIS 和大脑动脉闭塞的患者，随机分配至 rtPA 组或替奈普酶组。结果显示，与 rtPA 组相比，替奈普酶组患者的 90 天功能结局更好，血管造影时大血管区域再灌注更多（22% vs 10%）。

机械血栓清除术

大血管闭塞引起的 AIS，患者预后相比无大血管闭塞的患者更差，只有大约 10%-15%的颈内动脉闭塞患者和 25%-50%的大脑中动脉近端闭塞患者，静脉注射 rtPA 后可实现血管再通。对于前循环近段大血管闭塞引起的 AIS 患者，机械清除血凝块的两种主要方法包括：（1）可收回式的支架；(2 )抽吸导管。这些血栓清除装置通过引导导管进入股动脉或桡动脉，并使用透视血管造影引导进入闭塞的大脑动脉。

2015 年，五项针对前循环大血管闭塞引起的 AIS 患者进行血管内治疗的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表明，与单独的标准药物治疗相比，机械血栓清除术可以改善 90 天时的功能结局。一项纳入 1287 名患者的荟萃分析表明，与单独药物治疗相比，血管内治疗的 90 天残疾率更低（46.0% vs 26.5%），且未增加患者的症状性脑出血或死亡率。事后亚组分析支持在符合和不符合阿替普酶治疗条件的患者中进行血栓清除术。

2 项随机临床试验验证了血管内治疗对涉及后循环大血管闭塞的益处： BEST 和 BASICS 试验。由于招募不佳（131 名参与者）和高交叉率（22%的对照组接受了机械血栓清除术），BEST 试验提前终止。意向治疗分析显示，接受血栓清除术的患者与仅接受标准药物治疗的患者在良好结局方面没有差异（42% vs 32%）。

BASICS 试验纳入了 300 名基底动脉闭塞的患者，随机分配接受机械血栓清除术或标准药物治疗。结果显示，两组间的良好结局没有差异（44% vs 38%）。由于后循环血管闭塞患者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较高，目前指南推荐， 对于症状出现 6 小时内就诊且合并椎动脉和基底动脉闭塞的 AIS 患者，应进行机械血栓清除术。

2 项大型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支持症状出现后 6 小时就诊的 AIS 患者采用血管内治疗的益处： DAWN 和 DEFUSE 3 试验。DAWN 试验纳入了 206 名症状出现 6-24 小时就诊的患者，而 DEFUSE 3 试验纳入了 182 名在症状出现后 6-16 小时就诊的患者。针对 2 项试验的汇总分析表明，与单独药物治疗相比，机械血栓清除术治疗的患者功能结局有所改善（53% vs 18%），两种治疗间的症状性脑出血率没有差异（6% vs 4%）。机械血栓清除术还可以降低死亡率（17% vs 22%）。

其他

一项针对 29 项随机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纳入了 5902 名卒中患者，入住卒中单元，由有经验的医生和护士给予管理。结果表明，与未入住卒中单元的患者相比，入住卒中单元的患者死亡率或残疾率降低（52.4% vs 60.9%;OR=0.75，95% CI 0.66-0.85;P<0 .0001）。

一项针对 9 项随机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在恶性大脑中动脉梗死患者中，与标准药物治疗相比，去骨瓣减压术可以改善生存率（70.2% vs 31.4%）。与单独药物治疗相比，手术与 6-12 个月的功能结局改善相关（26.2% vs 14.9%）。

保健品与药品的区别在于二者疗效和药物性质的不同。 保健品与药品区别主要是以下几点，

1、保健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能作为一个食物，在一些疾病上只能作为辅助治疗，通过增加患者自身的抵抗力来帮助患者抵御一些病毒的侵犯，患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增减剂量，而药品则需要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可以有效治疗和预防一些疾病，可以杀灭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病菌。

2、多数保健品在适当的服用下是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但是药物则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3、保健品在多数超市或者零售店都可以购买到的，而药品则需要在药店、医院以及医生开具处方的情况下才能购买到。

4、药品的生产标准高于保健品，因此对于患者已经出现了疾病的迹象，选择药品比选择保健品效果会好很多。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药品还是保健品都不可以盲目服用，需要根据自身体质和具体病情来选择服用，盲目服用会导致人体出现慢性疾病。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lCls）现在被广泛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最常见的是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PD-1）和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抗原-4（CTLA-4）抑制剂。免疫治疗导致了细胞免疫能力的恢复，以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然而，免疫系统平衡的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这些毒性是该类药物所特有的，一般来说是可控的，但偶尔也会造成重大副作用和死亡。

自身免疫性疾病 (AID )

关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 AlD 人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在首个针对抗 PD-1 药物用于 AlD 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黑色素瘤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 33%，AID 发作率为 38%（6%为 3 级），其他 irAEs 发生率与之前临床试验中的报告类似（总体发生率为 29%，10%为 3 级）。随后针对 PD-(L )1 药物的回顾性研究（主要是黑色素瘤和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报告了类似的结果： ORR，22%-54%；AID 发作率，6%-42%；irAEs 发生率，16%-38%。

迄今为止唯一的前瞻性研究（阿特朱单抗治疗泌尿系统肿瘤）发现，与非 AlD 患者（N=962）相比，AlD 患者（N=35）的 irAEs 发生率增加（皮肤病、肝病、内分泌和呼吸系统事件以及 AlD 发作）： 46% vs 30%；≥3 级事件的发生率为 14% vs 6%。11%的患者出现 AID 发作，但可以控制，很少导致免疫治疗停药；ORR 为 11% vs 14%。

在一项对 49 篇文献的系统综述中（N=123，主要是黑色素瘤和 NSCLC 患者），50%的患者出现了 AID 发作，34%的患者出现了新的非相关性 irAEs，其中大部分事件可以用皮质类固醇来控制，无需停用免疫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 AID 和非 AID 人群中的临床疗效相似。

总结现有证据来看， 患者本身存在轻度至中度 AID，未必要禁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使用，许多患者（约 60-90%）没有 AID 发作或只是轻度发作，不需要停止免疫治疗，甚至不需要使用皮质类固醇。那些经历过 irAEs 事件或 AID 发作的患者，通常可以通过标准治疗成功地进行管理。

HIV 或 HBV/HCV 感染患者

在对 HlV 感染的癌症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产生了抗肿瘤活性，其安全性与非 HIV 人群中报告的相似，大多数 irAEs 为 1/2 级，没有证据表明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的发生风险会增加。大多数患者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过程中同时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 HlV 病毒负荷或 CD4+T 细胞计数没有明显不利的影响。

关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 HlV 潜伏期的影响，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目前正在有前瞻性研究调查 ICl 治疗的癌症患者中 HIV 感染的免疫学和病毒学特征。总的来说，现有的数据表明， HlV 感染的患者不应排除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之外，可以在不增加毒性或影响 HlV 控制的情况下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同样，在对乙肝/丙肝患者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研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活性和安全性看起来与非感染者相似，包括多种肿瘤类型。迄今为止最大的回顾性研究发现，HBV 再激活/复发率为 5.3%。一些患者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中 HCV RNA 有所减少。

免疫缺陷患者，包括移植受者

癌症患者可能同时存在免疫缺陷，例如，皮肤癌患者通常伴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在这些患者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经验有限。最近一项对不可切除皮肤癌合并血液恶性肿瘤（最常见的是 CLL）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黑色素瘤的 ORR 为 31.8%，梅克尔细胞癌为 18.8%，皮肤鳞状细胞癌（SCC）为 26.7%，其生存结局与真实世界中免疫功能正常人群中观察到的结果相似（SCC 除外，其生存结局更差）。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是 CLL 患者的一种新兴治疗策略，抗 PD-1 的早期试验提示对 CLL 患者有一定疗效，总体上毒性可接受。

免疫状态低下也可能是长期免疫抑制剂治疗的结果，如移植受者所接受的免疫抑制治疗。此外，考虑到 CTLA-4 和 PD-1 在诱导和维持异体移植耐受中的作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有打破耐受和增加移植排斥的风险。在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能会增强异体 T 细胞反应，增强移植物的抗肿瘤效果，但也可能增加移植物抗宿主疾病（GVHD）的发生风险。

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经验主要来自对病例报告的分析，其中最大的是对 83 个病例（黑色素瘤、肝细胞癌、皮肤 SCC）的系统综述，这些病例主要接受抗 PD-(L )1 治疗（73.5%）。结果显示， 异体移植排斥率为 39.8%（肾脏 43.4%，肝脏 37.5%，心脏 16.7%）。这导致 71%的病例出现了终末期器官衰竭（肾脏 72.7%，肝脏 75.0%，心脏 0%）；ORR 为 27.7%。

与基于 CTLA-4 的方案相比，基于 PD-(L )1 方案的风险更高，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在对 64 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移植受体（主要是黑色素瘤、肝细胞癌、肺癌）进行的第二项大型系统综述中， 41%的患者出现了移植排斥反应。该人群的 ORR 为 36%，治疗缓解者和非缓解者的移植排斥率相似（36% vs 35%）。

移植排斥的主要风险因素尚不清楚，有研究显示，使用除类固醇以外的≥1 种免疫抑制剂、移植后时间较长（>8 年）、既往没有排斥病史，移植排斥风险较低。目前还不清楚哪种免疫抑制剂治疗能充分降低排斥风险而又不明显降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活性。

由于透析是肾移植失败后的一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患者充分了解可能的肾衰竭风险和影响，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是可行的。然而， 如果患者无法接受移植排斥和透析风险，就不应该使用抗 PD-1 药物。不幸的是，在肝脏或心脏异体移植失败的情况下，不存在其他备选方案，因此不建议对患者进行抗 PD-1 治疗。

参考文献：

Ann Oncol. 2021;32(7 ): 866-880.

动静脉瘘是动脉与静脉之间的异常交通，可以发生于身体的任何部位，需要透析的病人常于四肢部位行手术造成动静脉瘘，以利于透析治疗，但发生于子宫的动静脉瘘极少见[1]，临床工作中根据诱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帮助诊断，根据病因及临床表现(出血量的多少等)选择治疗手段。

2.1 临床表现临床上对子宫动静脉瘘的诊断以诱因、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等作为依据。

子宫动静脉瘘比较罕见，盆腔子宫动静脉瘘常继发于药物流产后清宫、人工流产后、阴道自然分娩后等[2]。子宫动静脉瘘分为先天性和获得性两类。

先天性子宫动静脉瘘常伴有血管畸形，随着月经内膜剥脱变薄，畸形的血管破裂出血。获得性子宫动静脉瘘常为宫腔多次操作导致内膜损伤，以及恶性肿瘤等诱发引起。本文 4 例均为药物流产后，例 3 和例 4 有多次药物流产史，诱因可能为内膜损伤。例 1 药物流产后清宫操作可能成为子宫动静脉瘘的诱因。临床表现以月经过多，产后、流产后的大量阴道出血常见旧，出血往往是无预兆地开始和停止，严重的可导致失血性休克，并可伴有疼痛。部分子宫动静脉瘘可能无明显出血或自然愈合，可能与滋养细胞侵入子宫肌壁过深，或人工流产手术机械性损伤肌壁及血管有关[l]。本文中的病例均继发于药物流产后，出血时间长，但均未出现大量阴道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