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破壁、创新——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徐浚的六字真言

H立方研究所

古话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徐浚觉得“浚”这个字——意思是疏通、疏浚——与他的专业治疗领域非常契合，所以他平时多用“浚”这个字称呼自己。

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认知障碍方向学术带头人的徐浚，在最初考虑人生职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对当一名医生却没什么兴趣。

孩童时代，徐浚觉得医生这行的工作条件实在堪忧。就拿在部队里从卫生员干到军医的爸爸来说，收入也不是很高，每天却忙得团团转。那时候父亲每天满脑袋都是油呼呲啦的，都顾不上打理。而手术后沾上血渍或呕吐物的白大褂还得带回家自己清洗。徐浚跟其他家人一样，几乎都给爸爸洗过白大褂。不过这样的记忆对他来说，跟支持这个“基层医生”的职业发展基本没啥关系，纯粹是小孩子为了拿那两三毛零花钱的奖励好买冰棍吃。

高考前后，徐浚需要给自己定一个择业方向。作为一名遇上什么事都喜欢研究分析一下的理工科学生，徐浚觉得医学生需要死记硬背太多东西，行医也需要按章办事，创造性不足。但是电子工程就不同了，在九十年代，电子工程是既新鲜又充满创造力的新兴学科，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是他梦想的发展领域。如果不学电子工程，那肯定就是程序员，反正不想学医。

但结果事与愿违，高考分数不够理想的徐浚与电子工程或程序员的人生失之交臂。在父亲的建议和开导下，他到了一所医学院就读。毕业之后，他去了一家基层医院工作。这才发现，在基层做医生是真的累，不管是在急救室和其他同事轮流用大拇指为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做心脏按压，还是为上了呼吸机的工友做手术抢救，每一次接诊，都让他不断思考人生，医学，以及是否要继续过医生的生活。

在接到医学研究生入学通知书的时候，他同时得到了法学硕士的录取通知书和保险公司的入职通知书。最终还是在几番权衡之后以及父亲的建议下，他选择继续留在充满挑战的医学领域，踏上漫漫求学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医生和医学的认知不断深化。“要说对一辈子做医生这个念头没有动摇过，那是不可能的。”徐浚说，也许是在不断治病救人过程中积累的成就感，也许是作为一名医生中途更换赛道面临的风险和艰辛，也许是一路遇到的导师言传身教的示范效用，徐浚越来越笃定地留在医学领域，并毅然选择了当时还不太热门的认知障碍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从1996年到2006年，他坚持临床和科研两不误。白天跟着导师在病房，晚上和周末留给自己读书、写论文和做研究。幸运的是，他不仅成功得到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博士后的机会，还在回国前特别申请到了为期半年的临床实习。这使得他得以接触到当时在认知障碍领域最为先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也恰恰是在这个阶段，Aβ和tau理论从实验室走进临床。徐浚赶上了认知障碍领域快速发展的二十年。

在认知障碍这个大领域，徐浚主攻方向包括免疫衰老、认知障碍的早期诊断和预警，以及通过临床实践、教学和研究探索建立全面动态的疾病管理模式。识别出能够推动这些研究课题进展的知识和技能，并具备积极学习、掌握和领悟这些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是徐浚界定的跨界，也是他对自己和研究生的基本要求。

医患合作是推动医学进步非常重要的基础。临床医生不是《拯救大兵瑞恩》这种孤胆英雄，而应和患者、患者家属、病友、其他医护团队结成互相信任、紧密合作的团队。

在2009年左右，徐浚和团队收治了一名被诊断为多发性硬化症的小姑娘。但经过仔细分析，徐浚认为这名患儿所患疾病应该是视神经脊髓炎而非多发性硬化。这两种疾病属于同一类型，都是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但治疗靶标不同。多发性硬化更多偏向T细胞，而神经脊髓炎更多是B细胞。当时国内对这两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了解的并不多，徐浚和团队提出使用一种比较新的药物来治疗，这种疗法非常新，以至于当时国内的几个医学中心都没有使用过，对徐浚团队来讲也是首次尝试。基于医疗团队与患者家属的充分沟通和精细安排，小姑娘的家人给予徐浚最大程度的信任、支持和理解，采纳了新药的疗法，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最终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为了帮助更多患有类似疾病的患者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徐浚和团队随后发起了针对视神经脊髓炎的临床研究项目。小姑娘的妈妈志愿参与到患者发现和动员的工作中，不仅自己建立并运营QQ群、彩信群为病友做科普，还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编制交通及就医指引，无私帮助天南海北的病友尽早得到诊治。为达到最佳科研时机和治疗效果，医务人员需要在患者发病的24-72小时内获得血样。每每遇到患者或医生团队需要帮助，小姑娘的妈妈总是迅速调动自己网络内的资源，甚至自己出钱为其他患者打车，尽一切努力将血样第一时间送到指定实验室。这样的医患互动合作极大地支持了徐浚团队的诊疗与研究，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跨界方法论。

作为对电子工程和新科技有着浓厚兴趣的他，徐浚总是第一时间学习和思考能应用于认知障碍领域的最新技术和理念，并对医学与工程的结合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识别和比对一个人在语音、词汇量、表达方式、步态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尽早提醒一个人是否出现语言或运动功能的退化，并预警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除此之外，他还对一些听起来天马行空的观点保持开放和探索的心态，例如，未来是否可以把人类衰老的脑袋更新升级，把过去的记忆全部移植到新的大脑中？人工模拟智能是不是可以完全替代大脑？如果找到了导致人类衰老的基因，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可以不会老去、阿尔茨海默病也就可以更早预防甚至完全避免？

在徐浚看来，破壁能力是一个人能看到什么在阻挡你的界限并突破这个界限的能力。

不仅仅是医学，人文能力也很重要。对高年资医生来说，往往需要独当一面甚至开辟一个全新的科室或研究领域。这时候，非纯粹医学技能的能力——例如，沟通能力、共情能力、同情心、同理心，以及如何组建人际网络、科研团队，这些至关重要的能力都会帮助一名医生实现更大范围的突破。

他执业的时候，会保持井中月的心境，清静自若，无有波澜。他知道对于医者来说，在急诊室里或为自己家人治疗的时候，总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需要练习让自己静下来，让自己超越这些障碍。他不仅这样教导学生，也这样要求自己。事实上，不管是自家刚出生没多久就生病的孩子，还是已经出现了认知障碍的老父亲，都是他冲在前面处理，所有的重要的医疗决定都由他来拍板。

徐浚认为，在做阿尔茨海默病诊疗的时候，还要像佛教的三世诸佛那样。一方面，要看过去——医生需要在当下的接诊中，通过三言两语的交流推测出患者过去的情况：以前是否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控制得怎么样？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另一方面，还要在有限的面诊时间里，通过现在，判断未来——接下来患者应该注意什么？疾病会如何进展？医生不可能做到全景式扫描，但需要能抓住要素。医生要想办法在一次交流结束后，让患者、患者家属、照料者信任你，建立起互信关系，顺便分享自己的经验。医生自己需要做到共情共理，还要让患者或家属产生连接感、认同感，重视疾病、重视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管理。所以每一次诊疗，需要有千帆尽过眼底的感觉。

以前，徐浚曾经以为医学只是背诵和记忆。后来，他发现这里是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因为每次接触的都是不同的人，从病人到病人家属，都有不同的诉求。有的纯粹是应付，有的特别关心，有的亲情不断投入，慢慢的变化，很多时候总能带来更新奇的要求。这其实是医学一个很强大的吸引力。从疾病，到疾病的载体。从个人，到关心他的家庭，到关心整个疾病领域的发展变化，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徐浚也从一个旁观者、工作者，变成执业者、临床科学家。

他特别庆幸，自己从一开始什么都想干，到发现其实就擅长干那么几件事，到自己觉得干这个事乐在其中，并且愿意持续不断地干下去。自己的职业、爱好和成就感是一致的，这真的是一种幸福。

徐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神经病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后。现任中国卒中学会脑健康分会副主委；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分会神经营养专委会副主委；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副会长

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26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25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5项、部省级课题20项；以第1完成人获授权发明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4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江苏省医学科普奖，江苏省预防医学科技二等奖，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各1项；出版科普专著2部，第三主编专著1部，参编/翻译专著6部。北京市青年拔尖团队带头人，江苏省333卫生拔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