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世纪花园卫生服务站位于金斗山路1298号，是兖矿新里程总医院直属单位，现有职工4人，设有全科门诊、预防保健、中医科等，设有针灸理疗床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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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憋气喘气，查出甲状腺有问题。#甲状腺 #甲状腺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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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AD)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以减少主动脉壁的压力,防止主动脉扩张或破裂｡但近期的研究证据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主动脉瘤(AAs)的发生有关｡在遗传学研究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多态性与AA有关｡对于马凡综合征患者,使用ACE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治疗似乎可以减缓主动脉扩张及其并发症的进展｡另外的几项动物研究表明,使用ACEI或ARB治疗可以减缓AA的进展并防止其破裂｡一项评估厄贝沙坦治疗马凡综合征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ARBs降低了主动脉扩张｡
下面就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对β受体阻滞剂､ACEI或ARB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与AD患者远期结局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采集时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共有6978例首次出现AD的患者符合分析条件｡具体流程见(图1)
图1（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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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使用ACEIs或ARB､β受体阻滞剂或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分层的AD患者的临床特征在图2中给出｡总共1729名患者使用了ACEIs或ARB,3492名患者使用了β受体阻滞剂类,1757名患者使用了不同的降压药｡单因素分析中,3个研究组的大部分临床特征均有显著性差异｡年轻患者的β-受体阻滞剂组显著(平均(SD)的年龄,62.1[13.9]年β阻滞剂,68.7[13.5]年acei或arb,和69.9[13.8]年其他降压药),主要由男性患者(2520名患者(72.2%)为β阻滞剂,1161名患者(67.1%)为acei或arb,和1224名患者(69.7%)其他降压药)｡药物性高血压患病率在ACEI或ARB组最高(1039例[60.1%]),其次是对照组(896例[51.0%]),而β阻断剂组最低(1577例[45.2%])｡接受手术的A型AD患者更有可能使用β受体阻滞剂(1134例[32.5%]),而不是其他降压药(376例[21.4%])和ACEIs或ARBs(309例[17.9%])｡调整多倾向评分后,3组间任何临床特征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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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到2013年,β阻断剂的使用稳步增加(52%-64.2%;P < 0.001为趋势)｡从2001年到2013年,ACEI或ARB联合组的使用也有所增加(39.6%-51.2%;P < 0.001为趋势)｡2001年至2013年,仅采用ARB评估法的患者人数稳步上升(18.8%-47.2%;P < 0.001为趋势),而单独使用ACEI评估的患者在这些年间减少了(22.4%5.0%;P < 0.001为趋势)｡
图2（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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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CEI或ARB组和β阻滞剂组之间,有价值的分析指标包括全原因死亡率､AD或AA死亡､重复主动脉手术､MACCE､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以及新发生的透析,没有显著差异(图1)｡然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组(危险比为0.79;95%可信区间为0.71-0.89)和β阻滞剂组(危险比为0.82;95%可信区间为0.73-0.91)均低于对照组(图2A)｡虽然AD或AA导致的死亡和综合预后风险在3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ACEI或ARB组(亚分布HR,0.92;95%CI,0.84-0.997)和β阻滞剂组(亚分布HR,0.87;95%CI,0.81-0.94)的全原因再住院风险显著低于对照组(图2B-D)｡不同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即骨折或恶性肿瘤)的风险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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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RB或ACEI的AD患者的基线特征在反转治疗加权概率后,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图3显示了结果分析的结果｡ARB组的死亡率低于ACEI组(HR,0.85;95%CI,0.76-0.95)｡ARB组的AD或AA死亡率似乎较低(亚分布HR,0.81;95%CI,0.64-1.03),尽管这一发现没有统计学意义(P=0.09)｡此外,两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的风险没有差异(图3)｡
图3（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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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因死亡率和由AD或AA引起的死亡的敏感性分析数据是通过使用药物使用作为治疗的时变暴露而获得的｡单独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单独使用β阻滞剂与全因死亡率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较低(但在统计学上不显着)相关｡然而,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结合β阻滞剂显著降低了全因死亡率(HR,0.68;95%CI,0.56-0.83)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HR,0.64;95%CI,0.47-0.88)｡ARB与ACEI的比较结果与初步分析一致,即ARB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HR,0.72;95%CI,0.63-0.82)和AD或AA死亡(HR,0.71;95%CI,0.5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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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使用CCB相比,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HR,0.76;95%CI,0.65-0.88)或使用β阻滞剂(HR,0.86;95%CI,0.75-0.995)可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而不是β阻滞剂与较低的AD或AA死亡风险相关(HR,0.67;95%CI,0.48-0.94)｡
结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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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结果中可发现,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与其倾向得分匹配的对照组相比,全因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都较低｡ARB治疗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低于ACEI治疗组,与ACEI相比,ARB的全因死亡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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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中,ACEI具有AT1R和AT2R双重阻断作用,而ARB则具有AT1R阻断作用｡只有氯沙坦可以通过AT2Rs持续传递信号来唯一地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在通过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来防止主动脉根部扩张方面,氯沙坦可能优于ACEIs｡尽管这些研究表明ARB是改善马凡综合征病程的一种有前途的药物,但ACEI或ARB治疗其他动脉瘤的意义尚不清楚｡氯沙坦不仅阻断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转导,而且通过阻断AT1R来阻止血管紧张素Ⅱ信号转导,AT1R可能在某些形式的动脉瘤中被激活｡合理推测ARB可能对治疗更常见的非遗传性AA有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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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阻滞剂的使用与A型AD手术后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而CCBS的使用与B型AD的内科治疗患者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使用与生存无关｡然而,CCBS的这种益处还没有在其他研究中显示出来,CCBS不推荐用于遗传性胸主动脉疾病患者｡ACEI､ARB或β阻滞剂的使用是与A型和B型AD的全因死亡率降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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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CEI或ARB和β阻滞剂,而不是使用CCB,与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相关｡
总结
与对照组相比,使用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RB)可降低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这些数据提供了证据,表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B疗法可能是长期治疗AD的β阻滞剂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JAMA Network Open.2021;4(3):e210469.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046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简介：陈民，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期间主攻方向为心内科，对冠心病、心衰、先天性心脏病等常见心内科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及丰富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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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产是天然过程，剖宫产是人工过程，所以就产后康复而言，自然分娩的产妇和剖宫产的产妇两者的康复方法也是不同的。
区别 1 ：体位。顺产的产妇，指导其采用舒适体位，产后 6-8 小时即可下床活动。有侧切的产妇，休息时取平卧位或侧卧位，避免恶露污染伤口。 剖宫产的产妇，术后 6 小时采取去枕平卧位， 6 小时后可采取半卧位或侧卧位， 24 小时拔尿管后需下床活动，适当活动可促进肠蠕动，利于子宫的复旧，尽早恢复体形。
区别 2 ：饮食。顺产的产妇，产后立即可吃易消化的食物，适量饮水，产后 4-6 小时内应解小便。剖宫产的产妇， 6 小时后可进食免奶免糖半流食。饮食要营养合理、平衡、食谱要广，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物质，在食谱中应占适当比例。
区别 3 ：避孕，最重要，往往被忽视。顺产的产妇可在产后三个月后，于月经干净后 3-7 天到医院放置宫内环。剖宫产的产妇，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可于产后 6 个月后到医院放置宫内环。当然，两者都可选择避孕套避孕。提醒一些喂奶的妈妈，哺乳期，即使尚未来月经，也需要避孕。因为哺乳期也会有排卵。避孕十大误区之一就是哺乳期不需要避孕。哺乳期安全避孕法是指育龄妇女产后能完全哺乳（完全哺乳需要满足以下 3 点： 1 、每天不少于 6 次昼夜哺乳， 2 、小孩儿能完全靠母乳喂养， 3 、在产后 6 月内）的情况下，闭经不排卵，否则，必须采用避孕套避孕。哺乳期不建议口服避孕药，但可以上环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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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切除后对生活有影响吗？#甲状腺 #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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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焦虑似乎始终伴随着我们，要考试，我们焦虑；要上班，我们焦虑；要休息，我们焦虑；跟领导说话我们焦虑，甚至跟好友久别重逢我们都忍不住焦虑。那么，焦虑就是焦虑症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焦虑跟焦虑症的关系。焦虑是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是指人类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产生危险或威胁所伴发的紧张、不安、烦恼等不愉快的复杂情绪状态。与病理性焦虑不同，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焦虑具有合理性、普遍性等特点，它是一种适应和应对环境的一种情绪和行为反应方式，也可以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什么是病理性焦虑
病理性焦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症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13个人就有一个焦虑症患者。2019年一项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焦虑症已成为我国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精神疾病。ICD-11将焦虑与恐怖障碍分为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场所恐怖障碍、特定恐怖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分离性焦虑障碍和其他特定或未特定的焦虑与恐惧障碍。日常我们所说的焦虑症指的是其中的广泛性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是一种以持续性的无特定原因的紧张不安，同时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为表现的慢性焦虑障碍。相反，急性焦虑障碍或称惊恐障碍是突发、严重、相对短程的重度焦虑，同时还会有明显的生理及行为反应。
因此，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症，应从焦虑的症状、持续时间、严重程度来综合考虑。如果觉得焦虑影响到了正常工作、生活、学习，一定要及时寻求帮助，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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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新闻，美国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向公众宣布自己被确诊患有失智症（Dementia），将不再参与公众生活。
奥康纳在公开信中说：医生诊断出我有早期失智症，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我不能再参与公众生活了。
1981年，奥康纳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并在参议院获得全票通过，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最高法院女大法官。
1981年里根与新任大法官奥康纳走出白宫1981年里根与新任大法官奥康纳走出白宫
她曾被《福布斯》评选为最有权利的女性，1992年她投出关键一票支持最高法院在1973年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继续运行。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也是她关键一票，驳回了戈尔要求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的请求，这一举动确定了小布什入主白宫。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奥康纳，在大法官任上工作了25个年头，于2006年76岁那年选择退休。
当时她仍然富有活力且思维敏捷，她放弃了热爱的工作和无上的权力，全身心地照顾同样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丈夫。
奥康纳辉煌的政治生涯成为历史，但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不过事情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奥康纳与丈夫约翰手牵着手在花园里散步。
奥康纳夫妇的儿子在一次采访当中说：父亲在疗养院与另一位女患者相恋，而母亲却没有因此而沮丧，她看到了55年以来丈夫最满足的时刻。
虽然失智症夺去了人们很多的东西，比如记忆、认知和语言，但是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对爱情的需求。这是老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之间经常出现的现象，他们相互靠近形成了新的亲密关系。
奥康纳为丈夫有这样的情感感到欣慰，有些人也许无法理解。
但是老年情感研究专家认为，这是人类爱情的一种模板，当人类寿命越来越长，老年人的爱情是需要被重视和尊重的。
年轻人的爱情被人们称颂，年轻的爱充满了狂喜、哭泣、气喘吁吁和背叛，就像电影和音乐里表现的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年轻人的爱是希望自己快乐，老年的爱是希望对方快乐。（Young love is about wanting to be happy,Old love is about wanting someone else to be happy.）
奥康纳法官对待失智丈夫“出轨”的情感，成为人们观察老年人情感的参考。
正因为她对丈夫深深的爱，所以每当她看到这对“新恋人”牵手倚在门廊时，反而感到欣慰。
这样的情感也曾被诺奖小说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通过短篇小说《越山而来的熊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传递出来。
小说描写了一位丈夫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与另一位患者产生感情而想办法让那位“第三者”离开疗养院的故事。
而故事的结局是，这位丈夫看到妻子离开“情人”后悲痛欲绝、歇斯底里的样子，最终把她的男友送回到她的身边。
这个老年人的爱情故事跟奥康纳表现的情感相似，但又不尽相同。
小说里的丈夫之所以最终把情人送回到妻子身边，除了对妻子的爱，也因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而感到愧疚，他认为这样做是偿还自己对妻子的亏欠。
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奥康纳的真实故事，失智症患者和老年人的情感都应该被更多人了解。
老年人的爱情呈现的场景不再是“脏兮兮的老头和满脸皱纹的老巫婆”。
老年人的爱情比年轻人的爱情更积极、无私，也更需要获得认可。
因为当你老了，你才能感受到，暮年之爱是如此地丰富和罕有。这种感情是25岁小年轻无法想象得到的。
失智症通常是一种逐渐进展的疾病，通常表现在多种认知障碍，比如记忆障碍、失语、无法计划和做出复杂行为。
《美国医学会杂志》对失智症的定义是：当一个人的记忆和认知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干扰到一个人进行日常活动的能力，那就可以诊断为失智症。
阿尔茨海默症是我们熟知的失智症之一。
全球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约有5～6%的老人患有失智症，且每增加5岁，就会增加一倍。也就是说，到了85～90岁，每3～4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失智病患。目前全球已有2500万失智人口，40年后，则约有8000万人失智！
奥康纳大法官的丈夫约翰.奥康纳于2009年去世。奥康纳2018年被诊断失智症，87岁的她通过公开信的形式向大众公布自己的病情，并宣布淡出公众生活。
也许在疗养院的生活，是奥康纳女士新情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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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5口罩长期戴会影响心肺功能？#n95口罩 #心肺功能 #羊医生辟谣 #医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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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8年有210万例新发肺癌病例，其中土耳其、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发病率最高。肺癌是一组异质性肿瘤，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包括50多种不同的组织学亚型，例如，NSCLC又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
近年来，肺癌治疗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最初仅限于细胞毒化疗。化疗药物阻断细胞周期，攻击快速分裂的细胞。这种传统的治疗方法特异性较低，既会攻击正常细胞，也会攻击癌细胞，导致显著的副作用。癌症治疗的最新进展包括靶向治疗，这种药物可以阻断仅在肿瘤细胞中过度表达或过度活跃的特定分子。靶向治疗大致有三种类型：单克隆抗体、小分子抑制剂和免疫毒素。
肺癌治疗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患者5年生存率的提高上，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0.7%上升至21世纪10年代的19.8%。然而，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如发现新的驱动基因改变，了解耐药机制，发现新疗法的疗效预测因子。NSCLC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85%，近年来晚期肺癌的治疗经历了从细胞毒性治疗到靶向治疗的转变，下文将重点关注NSCLC的治疗新靶点。
抗EGFR药物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是NSCLC的主要驱动基因之一。2016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约32.3%的NSCLC肿瘤存在EGFR基因突变。这种突变在女性中（比男性高19.7%）、亚洲人(比北美人群高52%）、非吸烟者（比过去或者当前吸烟者高27.8%）和腺癌患者中（比其他组织类型高26.3%）更为常见。
抗EGFR治疗包括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结合EGFR受体的靶向药物。第一代药物以可逆的方式与EGFR的ATP位点结合并抑制磷酸化，阻断EGFR相关的信号通路。第二代TKI通过引起EGFR的催化结构域的共价修饰，不可逆地阻断了该蛋白的酪氨酸激酶活性。第一代TKI包括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第二代TKI包括阿法替尼和达克替尼。各种III期临床试验均显示出，晚期NSCLC中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相比铂类化疗的益处。
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的疗效取决于EGFR所携带的突变。大约70%的EGFR突变肿瘤对TKI有临床反应；剩下的30%对TKI药物一开始就耐药（称为原发耐药），对TKI治疗没有反应，与EGFR外显子20复制或其他突变有关，如PTEN和PIK3CA。尽管有良好的结果，第一代和第二代TKI有相当大的毒性。这些药物可能引起诸如口腔炎、腹泻、皮疹和甲沟炎等副作用，约40%的人群需要降低剂量。
靶向T790M的药物
为克服T790M导致的耐药，奥西替尼、美雷替尼和rociletinib等第三代TKI药物应运而生。这些药物不可逆地与T790M突变的EGFR蛋白高效结合，有效抑制癌症生长，第三代TKI的毒副作用更少。III期AURA研究发现，与NSCLC的标准化疗相比，奥西替尼的PFS增加了5.7个月，疾病控制率（DCR）增加了19%。FLAVUR 的 III期研究比较了奥西替尼和第一代TKI，发现PFS有所增加，从10.2个月延长到18.9个月。
ALK抑制剂
在NSCLC患者中，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突变也是是药物治疗的常见靶点，约有5%的患者存在这种突变。克唑替尼是一种ALK抑制剂，在一项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针对ALK阳性晚期NSCLC的一线治疗，对克唑替尼与标准化疗的疗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与化疗组相比，克唑替尼组的PFS明显更长（10.9个月vs. 7.0个月），然而，中位总生存期却没有显示出显著优势。克唑替尼组有恶心、疲劳、呕吐、食欲减退等不良反应。III期PROFILE 1014试验，也比较了克唑替尼与化疗作为ALK阳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的疗效。克唑替尼每天两次，每次250mg；化疗组给予培美曲塞500 mg/m2 +顺铂75/m2或卡铂静脉注射，每3周一次，最多6个周期。结果显示，克唑替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尚未达到，而常规化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47.5个月。
阿来替尼是一种高选择性ALK抑制剂。在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研究者比较了阿来替尼（600mg，每日2次）和克唑替尼（250mg，每日2次）对ALK阳性NSCLC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阿来替尼组的PFS率较高（68.4% vs. 48.7%）。与克唑替尼相比，阿来替尼组的3级或5级不良事件更少（41% vs 50%）。
一项随机III期试验招募了303名以前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接受阿来替尼（600mg，每日两次）或克唑替尼（250mg，每日两次）治疗。在中位随访17.6个月（克唑替尼）和18.6个月（阿来替尼）期间，阿来替尼组和克唑替尼组疾病进展发生率分别为41%和68%。在阿来替尼组中有82.9%的患者有缓解，克唑替尼为75.5%。阿来替尼组3 - 5级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41 vs 50%）。
c-MET抑制剂
c-MET蛋白是NSCLC进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使其成为新的希望靶点。靶向c-MET激活机制的药物是治疗NSCLC的重要手段，这些药物包括MET酪氨酸激酶活性抑制剂（克唑替尼，特泊替尼，卡马替尼），针对MET（奥那妥组单抗）或HGF （利妥木单抗）的单克隆抗体。
AcSe II期试验发现，克唑替尼用于MET突变患者的ORR为36%，MET扩增患者的ORR为32%。METROS II期试验发现，接受克唑替尼治疗的MET突变或扩增患者的中位ORR为27%，PFS为4.4个月。
对卡马替尼的试验显示了更有希望的结果。卡马替尼主要靶向扩增和第14外显子突变的MET。GEOMETRY Mono-1试验研究了卡马替尼在晚期NSCLC中的疗效，结果显示ORR为71.4%，缓解持续时间为8.41个月。该研究还发现，与之前治疗的患者相比，既往未治疗过的患者PFS高了近4个月。
在对MET扩增和EGFR突变患者进行分析的II期JO28638试验中，与厄洛替尼相比，奥那妥珠单抗的ORR为68.9%，PFS为8.5个月。另一项对奥那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培美曲塞进行的研究发现，加用奥那妥珠单抗并不能带来益处，只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如外周水肿和血栓栓塞。抗HGF抗体利妥木单抗的研究中，显示DCR为60%，PFS为2.6个月。
参考文献：
J Clin Med. 2020;9(11): 3543.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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