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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河东仁和堂中医门诊部

天津河东仁和堂中医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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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立 三级其他医院
医院介绍

天津河东仁和堂中医门诊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04月20日,注册地位于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中路64号(存在多址信息),法定代表人为吕英偶。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诊所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中路64号(存在多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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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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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文章
  •  

    现代社会焦虑似乎始终伴随着我们,要考试,我们焦虑;要上班,我们焦虑;要休息,我们焦虑;跟领导说话我们焦虑,甚至跟好友久别重逢我们都忍不住焦虑。那么,焦虑就是焦虑症吗?

     

    首先我们要明确焦虑跟焦虑症的关系。焦虑是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是指人类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产生危险或威胁所伴发的紧张、不安、烦恼等不愉快的复杂情绪状态。与病理性焦虑不同,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焦虑具有合理性、普遍性等特点,它是一种适应和应对环境的一种情绪和行为反应方式,也可以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什么是病理性焦虑

     

    病理性焦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症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精神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13个人就有一个焦虑症患者。2019年一项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焦虑症已成为我国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精神疾病。ICD-11将焦虑与恐怖障碍分为广泛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场所恐怖障碍、特定恐怖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分离性焦虑障碍和其他特定或未特定的焦虑与恐惧障碍。日常我们所说的焦虑症指的是其中的广泛性焦虑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是一种以持续性的无特定原因的紧张不安,同时伴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为表现的慢性焦虑障碍。相反,急性焦虑障碍或称惊恐障碍是突发、严重、相对短程的重度焦虑,同时还会有明显的生理及行为反应。

     

     

    因此,是焦虑情绪还是焦虑症,应从焦虑的症状、持续时间、严重程度来综合考虑。如果觉得焦虑影响到了正常工作、生活、学习,一定要及时寻求帮助,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与检查。

  • 现如今,人们对身体的健康都非常重视,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很多人都开始了一年至少一次的体检,但很多人表示疑惑的是,刚刚参加完的体检明明每项指标都正常,却不久后还能查出肿瘤等重大疾病来,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说一说那些我们曾经没少花钱却用处不大的体检项目。

    血钙检查

    血钙检查,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检测人们血液中的钙成分,来判断受检者体内钙的含量是否缺乏。但事实上,通过抽血来检测人体内钙含量的做法是最为不靠谱的一项检查。钙在人体内的分布,主要以骨骼和牙齿为主,人体内的钙大约有99%的都分布在人的骨骼和牙齿中,仅有1%作为血钙存在。拿1%来判断99%,这还有科学性可言吗?

    肌酐/尿素氮检查

    在很多体检机构参加体检时,在尿生化检查一项中,机构的工作人员都会推荐受检者添加“肌酐/尿素氮检查”,并声称该项检查可查“肾功”。但事实上,真正的肾脏损害往往是隐形的、慢性的,如果在肾脏受损的前早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及时的补养,那等到肾脏有亏损症状或“肌酐/尿素氮检查”超标时,肾脏的健康就已经无法恢复了。也就是说,通过“肌酐/尿素氮检查”一项检查肾功,即使查出来有问题,也已是无力回天

    空腹查血糖筛查糖尿病

    糖尿病是现阶段社会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空腹血糖筛查高血糖的检查方式,将漏诊掉50%左右的糖尿病、70%多的的糖尿病前期,而且有至少一半的人体内都存在血糖代谢紊乱的现象。正确的筛查糖尿病的检查项目应该是检查受检者的“糖化血红蛋白”,该项检查能反应受检者三个月内血糖的平均水平,所以能大幅度的减少单纯性的空腹血糖检查所导致的漏诊。

  • 急性肾损伤(AKI)是指发生在数小时或数天内的肾功能突然下降。它是住院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与死亡率增加、住院时间延长和其他不良后果有关。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成人发病率约为11.6%-18.3%,儿童发病率为19.6%-26.9%。接触具有肾毒性的药物是医源性AKI的常见原因,占儿童AKI总发病率的很大一部分。避免不当使用有肾毒性的药物是预防儿童医源性AKI的重要方式。

    今天要说的布洛芬是一种非甾体抗炎药(NSAID),是环氧合酶的非选择性阻滞剂。它经常用于儿童疾病,包括发热、术后疼痛、肿瘤和炎症性疾病,如儿童特发性关节炎和川崎病。作为环氧合酶活性的阻滞剂,布洛芬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导致血管收缩,肾小球前阻力增加,肾脏减少。14作为环氧合酶活性的阻滞剂,布洛芬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导致血管收缩,肾小球前阻力增加,肾灌注减少,肾前AKI风险增加。之前的一项研究显示,使用非甾体抗炎药与中国儿童发生AKI的风险增加63%相关,占医源性AKI总风险的11%。

    虽然布洛芬是世界上最常用的非甾体抗炎药,但很少有大型研究专门研究布洛芬与儿童医源性AKI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些研究通常受到样本量小和报告结果不一致的限制。本文中的数据是建立在一个中国住院儿童的大型回顾性队列上,本队列研究了布洛芬的使用与医院获得性AKI风险之间的关联。

    研究对象为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国25个三级医疗中心的1所住院的3044023例患者,最终选取了50240名患者纳入研究对象(图1)。

     

    图1(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研究数据

    • 图2总结了使用布洛芬分层的研究中儿童的人口学和临床特征。与非服药者相比,布洛芬服药者倾向于更年轻(平均[SD]年龄5.1[5.3]岁vs 4.2[3.9]岁),基线SCr水平更高(中位[IQR], 29 [21-41] μmol/L vs 31 [23-42] μmol/L);较长的LOS(中位[IQR], 14[10-21]天vs 18[12-29]天);呼吸道感染(13309 [29.7%]vs 2262[40.9%])、肿瘤(4783 [10.7%]vs 857[15.5%])和脓毒症(2295 [5.1%]vs 734[13.3%])的发生率更高;对重症监护的需求更大(4373例[9.7%]vs 851例[15.4%]);住院死亡率也更高(288 [0.6%]vs 134[2.4%])。利尿剂和质子泵抑制剂是最常见的伴随药物。在5526名布洛芬使用者中,检测到427例医院获得性AKI事件(7.7%),发生事件的中位时间(IQR)为9(6-14)天。

     

    图2(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 使用布洛芬与医院获得性AKI风险显著增加相关(风险比[HR], 1.23;95% CI, 1.14-1.34)。各亚组的关联分析结果见图3。布洛芬在年龄较大的儿童(>10岁;调整后的HR,1.64;95% CI, 1.32-2.05),伴有CKD(调整后的HR, 2.31;95% CI, 1.73-3.10),以及需要重症监护的患者(调整后的HR, 1.47;95%可信区间,1.24 -1.75)。

     

    图3(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在布洛芬使用者中,布洛芬累积剂量的中位数(IQR)为12.13(5.59-32.36)mg/kg体重。AKI患儿布洛芬累积剂量较高,中位数为13.45(6.02-44.10)mg/kg,非AKI患儿12.02(5.55-31.15)mg/kg。剂量-反应曲线表明布洛芬暴露与AKI风险呈正相关,呈线性关系(图4)。

     

    图4(图片来源于文献资料)

    • 在第一次敏感性分析中,所有3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都产生了布洛芬使用者和非使用者的均衡配对,对于所有考虑的协变量,绝对标准化平均差值小于0.1(最大值为0.07)。第二种匹配方法产生了最多的匹配对,在随后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中使用了第二种匹配方法。在5240个倾向得分匹配的配对中,布洛芬的使用与医院获得性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

    • 在第二个敏感性分析中,使用Prock标准30来检测医院获得性AKI,该标准在识别真实AKI方面比KDIGO标准更准确。在这项分析中,观察到布洛芬对医院获得性AKI的影响更大(HR,1.38;95%CI,1.24-1.54)。

    数据分析

    • 在这项第一个针对中国儿童的大型、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布洛芬在中国住院儿童中很常见,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与医院获得性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这种联系似乎是剂量依赖性的。在本研究的50420名儿童中,住院期间医院获得性AKI的发生率为6.9%,低于以往报道的发生率。这一差异可能与儿童的特征不同有关,如LOS、疾病严重程度、SCR检测频率和AKI检测方法。例如,研究人群来自所有住院儿童,医院获得性AKI的发病率预计将低于儿科重症监护的发病率。此外,研究人员还排除了社区获得性AKI(包括发生在住院前3天的AKI),并且没有尿量的计量数据,因此本研究可能低估了AKI的发病率。

    • 在调整混杂因素后,布洛芬的使用与儿科医院获得性AKI风险增加23%相关(HR,1.23)。这种关联在倾向性得分匹配分析中以及在使用Prock标准检测儿童AKI的分析中被明确地观察到。在这项研究中,布洛芬对pROCK定义的AKI的估计HR大于KDIGO定义的AKI的估计HR(1.38比1.23)。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KDIGO标准更容易将儿童中的虚假AKI归类为真AKI,从而冲淡了布洛芬使用的估计效果。

    • 在研究人群中,患有CKD的儿童与没有CKD的儿童相比,使用布洛芬的风险更大(HR,2.31[95%CI,1.73-3.10]vs 1.19[95%CI,1.09-1.29]),需要重症监护的儿童比没有CKD的儿童(HR,1.47[95%CI,1.24-1.75]vs 1.18[95%CI,1.07-1.29]),或者年龄较大的与年轻的(>10岁或>1-10岁对1个月-1岁)(HR,1.47[95%CI,1.24-1.75]vs 1.18[95%CI,1.07-1.29])(。1.64[95%CI,1.32~2.05];HR,1.36[95%CI,1.23-1.51]vs 0.99[95%CI,0.86-1.13])。这些相互作用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患有CKD的儿童体内药物浓度可能升高,而且发生AKI的危险因素较多的儿童可能更容易受到布洛芬潜在的肾毒性作用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在合并症较多的患者中使用布洛芬更有可能与AKI相关。在另一份报告中,与单独使用这两种药物相比,在儿童中联合使用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与AKI的风险显著增加。然而,研究数据中没有发现布洛芬与其他类别药物的使用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包括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II受体阻滞剂、利尿剂、质子泵抑制剂、其他非甾体抗炎药和造影剂。但是合理使用布洛芬和密切监测儿童肾功能是必要的。

    总结

    目前布洛芬被广泛使用于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中,对于中国儿童,特别是患有CKD或需要重症监护的儿童有较大影响,发生医源性AKI的风险显著增加,风险的大小与剂量大小呈现正比例。综合这些发现来看,布洛芬的长期应用应合理控制适应症和剂量,并密切监测儿童的肾功能。

     

     

    参考文献:

    1.Licong Su, MD; Yanqin Li,Association of Ibuprofen Prescription With Acute Kidney Injury Among Hospitalized Children in China 2021;4(3):e210775.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0775

    2. Uber AM, Sutherland SM. Acute kidney injury in hospitalized children: consequences and outcomes.PediatrNephrol. 2020;35(2):213-220. doi:10.1007/s00467-018-4128-7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简介:

    李亮,湖北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期间主要从事于中医药慢性肾脏疾病防治的研究,已参与发表SCI论文3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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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相关的血栓并发症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来源。ASCVD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缺血性心脏病(IHD)、外周动脉疾病(PAD)和缺血性卒中。1990年到2013年,全球因ASCVD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下降了22%,但心血管死亡总人数却增加了40.8%。血小板抑制治疗降低血栓形成风险是降低ASCVD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基石。

     

    目前推荐 使用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来预防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及ACS后更多缺血事件的发生。目前指南推荐药物洗脱支架置入后至少进行6个月的DAPT,ACS后至少进行12个月的DAPT。然而,长期治疗的好处尚不清楚。本文主要介绍DAPT在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事件的长期预防中的效果(即超过12个月)。

     

    基于氯吡格雷的DAPT

    CHARISMA试验对长期DAPT预防心血管事件的作用进行了初步调查。CHARISMA试验纳入的患者至少年满45岁,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或已知有心血管疾病的多种危险因素。患者(N=15,603)被随机分配至接受75mg/天氯吡格雷或安慰剂,所有患者均接受75-162mg/天的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安全性终点是严重出血的发生率。

     

    中位随访28个月后, 与安慰剂相比,接受氯吡格雷治疗的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RR=0.93, 95% CI 0.83-1.05; P=0.22)。接受DAPT的患者,严重出血的发生率并未显著增加(RR=1.25; 95% CI 0.97-1.61; P=0.09),但 中度出血的发生率显著增加(RR=1.62; 95% CI 1.27-2.08; P<0.001)。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使用DAPT的患者颅内出血或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未显著增加。

     

    CHARISMA试验的事后分析试图确定与CAPRIE试验相似的患者群体。CAPRIE试验显示,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单独使用氯吡格雷显著降低了主要终点发生率。CHARISMA试验的事后分析所纳入的患者可归类为 二级预防人群(n=9478),因为他们有心肌梗死(n=3846)、卒中(n=3245)或症状性PAD(n=2838)病史。事后分析显示, 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使用DAPT的主要终点显著降低了17%(7.3% vs 8.8%; P=0.01)。

     

    多血管床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患者从DAPT中获益更大(HR, 0.55; 95% CI, 0.33-0.91; P=0.018)。与整个试验一样,DAPT未导致严重出血发生率显著增加,致命性或颅内出血率没有增加,但中度出血率显著增加(2.0% vs 1.3%; P=0.004)。

     

    DAPT与单用阿司匹林相比的益处,也与诊断至随机分组的时间间隔相关。与诊断后30天至300天、300天至30个月和>30个月入组的患者相比,诊断后30天内入组的患者血栓事件发生率最高,DAPT治疗的获益最大。因此, 早期和持续使用DAPT似乎是减少患者心血管事件的最佳策略

     

    基于替格瑞洛的DAPT

    根据CHARISMA试验事后分析得出的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的结果,PEGASUSeTIMI 54试验评估了在有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中进行替格瑞洛长期 DAPT的效果。试验纳入的患者(N=21,162)处于心肌梗死事件后的1-3年内,年龄至少为50岁,并且具有额外的高风险特征。这些患者在初始事件后接受了最低限度的12个月DAPT。

     

    患者被随机分配至接受替格瑞洛90mg BID、替格瑞洛60mg BID 或安慰剂,所有患者还接受了75-150mg/天的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安全终点是心肌梗死溶栓(TIMI)大出血。

     

    从初次发生心肌梗死事件到随机分组的中位时间间隔为1.7年,53.6%是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中位随访33个月后,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9.0%)相比, 替格瑞洛90mg BID组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5%(7.9%; P=0.008), 替格瑞洛60mg BID组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6%(7.8%; P=0.004)。

     

    与安慰剂组(1.1%)相比,替格瑞洛90mg BID组(2.6%; P<0.001)和60mg BID组(2.3%; P<0.001)的 大出血率显著增加。安慰剂组和任一替格瑞洛组间的致命性和颅内出血率没有差异。与其他替格瑞洛试验一样,与安慰剂组(6.4%)相比,替格瑞洛90mg BID组(18.9%;P<0.001)和60mg BID组(15.8%;P<0.001)报告的呼吸困难也显著增加,因呼吸困难需要停止治疗的情况也显著增加(6.5% vs 4.6% vs 0.8%; P<0.001)。

     

    两种剂量的替格瑞洛疗效相似,与替格瑞洛90mg BID相比,替格瑞洛60mg BID的副作用在数值上更低,所以FDA已经批准60mg BID剂量的替格瑞洛用于心肌梗死后已接受至少1年标准DAPT的患者。

     

    短暂中断初始DAPT方案后继续或重新开始DAPT治疗的患者,基于替格瑞洛的长期DAPT益处更为明显。替格瑞洛90mg剂量的结果与60mg剂量的结果相似。使用替格瑞洛后 TIMI 大出血的发生率始终较高。因此,ACS后已经长期接受阿司匹林单药治疗且病情稳定的患者,在接近12个月治疗完成时间时继续使用替格瑞洛60mg BID进行DAPT比重新开始治疗的益处更大。

     

    在没有心肌梗死或卒中病史的患者中也评估了替格瑞洛DAPT的效果。THEMIS试验纳入19220名患者,被随机分组至替格瑞洛组和安慰剂组,患者均接受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出血终点是心肌梗死溶栓(TIMI)大出血。

     

    中位随访近40个月后,结果显示,与单独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相比,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治疗的患者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0%。心血管死亡率没有降低,但 心肌梗死和卒中显著降低。然而,主要疗效终点0.8%的绝对降低被TIMI大出血的1.2%绝对值增加所抵消(P<0.001),颅内出血也显著增加(0.7% vs 0.5%; P=0.005)。因此,THEMIS试验未能显示出有利的风险收益比。

     

    总体而言,在阿司匹林治疗一段时间后疾病稳定的ACS患者中,12个月DAPT接近完成时间,相比重新开始治疗,继续替格瑞洛60mg BID可以提供更大益处。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试图指导高危患者延长DAPT的风险评分系统,对缺血和出血并发症给予了同等重视。

     

    参考文献:

    Clin Ther. 2020;42(10):2084-2097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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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18年有210万例新发肺癌病例,其中土耳其、日本、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发病率最高。肺癌是一组异质性肿瘤,分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包括50多种不同的组织学亚型,例如,NSCLC又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和大细胞癌。

     

    近年来,肺癌治疗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最初仅限于细胞毒化疗。化疗药物阻断细胞周期,攻击快速分裂的细胞。这种传统的治疗方法特异性较低,既会攻击正常细胞,也会攻击癌细胞,导致显著的副作用。癌症治疗的最新进展包括靶向治疗,这种药物可以阻断仅在肿瘤细胞中过度表达或过度活跃的特定分子。靶向治疗大致有三种类型:单克隆抗体、小分子抑制剂和免疫毒素

     

    肺癌治疗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患者5年生存率的提高上,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0.7%上升至21世纪10年代的19.8%。然而,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如发现新的驱动基因改变,了解耐药机制,发现新疗法的疗效预测因子。NSCLC约占所有肺癌病例的85%,近年来晚期肺癌的治疗经历了从细胞毒性治疗到靶向治疗的转变,下文将重点关注NSCLC的治疗新靶点。

     

    抗EGFR药物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是NSCLC的主要驱动基因之一。2016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约32.3%的NSCLC肿瘤存在EGFR基因突变。这种突变在女性中(比男性高19.7%)、亚洲人(比北美人群高52%)、非吸烟者(比过去或者当前吸烟者高27.8%)和腺癌患者中(比其他组织类型高26.3%)更为常见。

     

    抗EGFR治疗包括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结合EGFR受体的靶向药物。第一代药物以可逆的方式与EGFR的ATP位点结合并抑制磷酸化,阻断EGFR相关的信号通路。第二代TKI通过引起EGFR的催化结构域的共价修饰,不可逆地阻断了该蛋白的酪氨酸激酶活性。第一代TKI包括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和埃克替尼;第二代TKI包括阿法替尼和达克替尼。各种III期临床试验均显示出,晚期NSCLC中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相比铂类化疗的益处。

     

    第一代和第二代TKI的疗效取决于EGFR所携带的突变。大约70%的EGFR突变肿瘤对TKI有临床反应;剩下的30%对TKI药物一开始就耐药(称为原发耐药),对TKI治疗没有反应,与EGFR外显子20复制或其他突变有关,如PTEN和PIK3CA。尽管有良好的结果,第一代和第二代TKI有相当大的毒性。这些药物可能引起诸如口腔炎、腹泻、皮疹和甲沟炎等副作用,约40%的人群需要降低剂量。

     

    靶向T790M的药物

    为克服T790M导致的耐药,奥西替尼、美雷替尼和rociletinib等第三代TKI药物应运而生。这些药物不可逆地与T790M突变的EGFR蛋白高效结合,有效抑制癌症生长,第三代TKI的毒副作用更少。III期AURA研究发现,与NSCLC的标准化疗相比,奥西替尼的PFS增加了5.7个月,疾病控制率(DCR)增加了19%。FLAVUR 的 III期研究比较了奥西替尼和第一代TKI,发现PFS有所增加,从10.2个月延长到18.9个月。

     

    ALK抑制剂

    在NSCLC患者中,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突变也是是药物治疗的常见靶点,约有5%的患者存在这种突变。克唑替尼是一种ALK抑制剂,在一项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针对ALK阳性晚期NSCLC的一线治疗,对克唑替尼与标准化疗的疗效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与化疗组相比,克唑替尼组的PFS明显更长(10.9个月vs. 7.0个月),然而,中位总生存期却没有显示出显著优势。克唑替尼组有恶心、疲劳、呕吐、食欲减退等不良反应。III期PROFILE 1014试验,也比较了克唑替尼与化疗作为ALK阳性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的疗效。克唑替尼每天两次,每次250mg;化疗组给予培美曲塞500 mg/m2 +顺铂75/m2或卡铂静脉注射,每3周一次,最多6个周期。结果显示,克唑替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尚未达到,而常规化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47.5个月。

     

    阿来替尼是一种高选择性ALK抑制剂。在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的3期临床试验中,研究者比较了阿来替尼(600mg,每日2次)和克唑替尼(250mg,每日2次)对ALK阳性NSCLC患者的疗效。结果显示阿来替尼组的PFS率较高(68.4% vs. 48.7%)。与克唑替尼相比,阿来替尼组的3级或5级不良事件更少(41% vs 50%)。

     

    一项随机III期试验招募了303名以前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接受阿来替尼(600mg,每日两次)或克唑替尼(250mg,每日两次)治疗。在中位随访17.6个月(克唑替尼)和18.6个月(阿来替尼)期间,阿来替尼组和克唑替尼组疾病进展发生率分别为41%和68%。在阿来替尼组中有82.9%的患者有缓解,克唑替尼为75.5%。阿来替尼组3 - 5级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41 vs 50%)。

     

    c-MET抑制剂

    c-MET蛋白是NSCLC进展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使其成为新的希望靶点。靶向c-MET激活机制的药物是治疗NSCLC的重要手段,这些药物包括MET酪氨酸激酶活性抑制剂(克唑替尼,特泊替尼,卡马替尼),针对MET(奥那妥组单抗)或HGF (利妥木单抗)的单克隆抗体

     

    AcSe II期试验发现,克唑替尼用于MET突变患者的ORR为36%,MET扩增患者的ORR为32%。METROS II期试验发现,接受克唑替尼治疗的MET突变或扩增患者的中位ORR为27%,PFS为4.4个月。

     

    对卡马替尼的试验显示了更有希望的结果。卡马替尼主要靶向扩增和第14外显子突变的MET。GEOMETRY Mono-1试验研究了卡马替尼在晚期NSCLC中的疗效,结果显示ORR为71.4%,缓解持续时间为8.41个月。该研究还发现,与之前治疗的患者相比,既往未治疗过的患者PFS高了近4个月。

     

    在对MET扩增和EGFR突变患者进行分析的II期JO28638试验中,与厄洛替尼相比,奥那妥珠单抗的ORR为68.9%,PFS为8.5个月。另一项对奥那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培美曲塞进行的研究发现,加用奥那妥珠单抗并不能带来益处,只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如外周水肿和血栓栓塞。抗HGF抗体利妥木单抗的研究中,显示DCR为60%,PFS为2.6个月。

     

    参考文献:
    J Clin Med. 2020;9(11): 354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 1、卧床休息,应使用平稳硬板床;
    2、避免久坐、久站、弯腰提重物;
    3、腰背部热敷、外用药膏、悬吊牵引;
    4、急性期可佩戴腰围保护;
    5、缓解期可进行腰背肌锻炼:如游泳、俯卧位做小燕飞或仰卧位做铁板桥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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