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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结核病防治所

日照市结核病防治所

简称:

公立 三级其他医院
医院介绍

日照市结核病防治所成立于1979年9月,坐落于山东路309号。占地面积11040㎡(约16.6亩)。市结核病门诊办公楼业务用房面积达3550㎡,开放床位52张。

日照市山东路309号
0633-822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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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兴才
邰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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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擅长肺结核、淋巴结核、骨结核、耐药结核等各种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擅长慢阻肺、哮喘病呼吸内科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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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文章
  • 主动脉夹层(AD)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以减少主动脉壁的压力,防止主动脉扩张或破裂。但近期的研究证据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主动脉瘤(AAs)的发生有关。在遗传学研究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多态性与AA有关。对于马凡综合征患者,使用ACE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治疗似乎可以减缓主动脉扩张及其并发症的进展。另外的几项动物研究表明,使用ACEI或ARB治疗可以减缓AA的进展并防止其破裂。一项评估厄贝沙坦治疗马凡综合征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ARBs降低了主动脉扩张。

    下面就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对β受体阻滞剂、ACEI或ARB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与AD患者远期结局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采集时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共有6978例首次出现AD的患者符合分析条件。具体流程见(图1)

     

    图1(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分析结果

    • 根据使用ACEIs或ARB、β受体阻滞剂或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分层的AD患者的临床特征在图2中给出。总共1729名患者使用了ACEIs或ARB,3492名患者使用了β受体阻滞剂类,1757名患者使用了不同的降压药。单因素分析中,3个研究组的大部分临床特征均有显著性差异。年轻患者的β-受体阻滞剂组显著(平均(SD)的年龄,62.1[13.9]年β阻滞剂,68.7[13.5]年acei或arb,和69.9[13.8]年其他降压药),主要由男性患者(2520名患者(72.2%)为β阻滞剂,1161名患者(67.1%)为acei或arb,和1224名患者(69.7%)其他降压药)。药物性高血压患病率在ACEI或ARB组最高(1039例[60.1%]),其次是对照组(896例[51.0%]),而β阻断剂组最低(1577例[45.2%])。接受手术的A型AD患者更有可能使用β受体阻滞剂(1134例[32.5%]),而不是其他降压药(376例[21.4%])和ACEIs或ARBs(309例[17.9%])。调整多倾向评分后,3组间任何临床特征均无显著差异。

    • 从2001年到2013年,β阻断剂的使用稳步增加(52%-64.2%;P < 0.001为趋势)。从2001年到2013年,ACEI或ARB联合组的使用也有所增加(39.6%-51.2%;P < 0.001为趋势)。2001年至2013年,仅采用ARB评估法的患者人数稳步上升(18.8%-47.2%;P < 0.001为趋势),而单独使用ACEI评估的患者在这些年间减少了(22.4%5.0%;P < 0.001为趋势)。

     

     

    图2(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  在ACEI或ARB组和β阻滞剂组之间,有价值的分析指标包括全原因死亡率、AD或AA死亡、重复主动脉手术、MACCE、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以及新发生的透析,没有显著差异(图1)。然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组(危险比为0.79;95%可信区间为0.71-0.89)和β阻滞剂组(危险比为0.82;95%可信区间为0.73-0.91)均低于对照组(图2A)。虽然AD或AA导致的死亡和综合预后风险在3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ACEI或ARB组(亚分布HR,0.92;95%CI,0.84-0.997)和β阻滞剂组(亚分布HR,0.87;95%CI,0.81-0.94)的全原因再住院风险显著低于对照组(图2B-D)。不同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即骨折或恶性肿瘤)的风险没有差异。

    • 使用ARB或ACEI的AD患者的基线特征在反转治疗加权概率后,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图3显示了结果分析的结果。ARB组的死亡率低于ACEI组(HR,0.85;95%CI,0.76-0.95)。ARB组的AD或AA死亡率似乎较低(亚分布HR,0.81;95%CI,0.64-1.03),尽管这一发现没有统计学意义(P=0.09)。此外,两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的风险没有差异(图3)。

     

    图3(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 全因死亡率和由AD或AA引起的死亡的敏感性分析数据是通过使用药物使用作为治疗的时变暴露而获得的。单独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单独使用β阻滞剂与全因死亡率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较低(但在统计学上不显着)相关。然而,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结合β阻滞剂显著降低了全因死亡率(HR,0.68;95%CI,0.56-0.83)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HR,0.64;95%CI,0.47-0.88)。ARB与ACEI的比较结果与初步分析一致,即ARB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HR,0.72;95%CI,0.63-0.82)和AD或AA死亡(HR,0.71;95%CI,0.58-0.87)。

    •  与使用CCB相比,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HR,0.76;95%CI,0.65-0.88)或使用β阻滞剂(HR,0.86;95%CI,0.75-0.995)可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而不是β阻滞剂与较低的AD或AA死亡风险相关(HR,0.67;95%CI,0.48-0.94)。

    结果讨论

    • 在分析结果中可发现,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与其倾向得分匹配的对照组相比,全因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都较低。ARB治疗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低于ACEI治疗组,与ACEI相比,ARB的全因死亡率较低。

    • 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中,ACEI具有AT1R和AT2R双重阻断作用,而ARB则具有AT1R阻断作用。只有氯沙坦可以通过AT2Rs持续传递信号来唯一地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在通过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来防止主动脉根部扩张方面,氯沙坦可能优于ACEIs。尽管这些研究表明ARB是改善马凡综合征病程的一种有前途的药物,但ACEI或ARB治疗其他动脉瘤的意义尚不清楚。氯沙坦不仅阻断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转导,而且通过阻断AT1R来阻止血管紧张素Ⅱ信号转导,AT1R可能在某些形式的动脉瘤中被激活。合理推测ARB可能对治疗更常见的非遗传性AA有有益效果。

    • β阻滞剂的使用与A型AD手术后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而CCBS的使用与B型AD的内科治疗患者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使用与生存无关。然而,CCBS的这种益处还没有在其他研究中显示出来,CCBS不推荐用于遗传性胸主动脉疾病患者。ACEI、ARB或β阻滞剂的使用是与A型和B型AD的全因死亡率降低有关。

    • 使用ACEI或ARB和β阻滞剂,而不是使用CCB,与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相关。

     

    总结

    与对照组相比,使用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RB)可降低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这些数据提供了证据,表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B疗法可能是长期治疗AD的β阻滞剂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JAMA Network Open.2021;4(3):e210469.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046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简介:陈民,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期间主攻方向为心内科,对冠心病、心衰、先天性心脏病等常见心内科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及丰富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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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占所有肺癌病例的 85%,其中 15-30% 是肺鳞状细胞癌。许多研究已经深入探索了NSCLC的致病基因,基于基因分型的靶向治疗已经成为非常成功的治疗方法。近年来,PD-1/ PD-L1抑制剂已逐渐成为NSCLC患者一线或二线治疗的标准疗法。

     

    两种抗PD-1 抗体(纳武单抗和派姆单抗)以及两种抗PD-L1抗体(阿特珠单抗和德瓦鲁单抗‌)已被批准用于治疗NSCLC。本文旨在概述PD-1/PD-L1 抑制剂用于 NSCLC 患者的一线、二线和三线治疗的最新进展。

     

    目前NSCLC的治疗方案很多,包括放疗、铂类化疗、手术切除和分子靶向治疗等,但长期疗效仍然不甚理想,5年生存率低于18%。因此,迫切需要具有较低毒性和较高疗效的新型临床疗法,进一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目前,部分抗PD-1/PD-L1抗体已获得批准用于晚期NSCLC的治疗。

     

    PD-1/PD-L1 抑制剂用于一线治疗

    多项 KEYNOTE 试验正在研究各种肿瘤类型中使用 PD-1/PD-L1 抑制剂的效果,NSCLC患者是关注的重点人群。在开放标签的 Ib 期 KEYNOTE-001 试验中,肿瘤组织表达PD-L1的晚期 NSCLC 患者, 接受派姆单抗治疗后,客观缓解率 (ORR) 为 2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 6.2 个月,中位总生存期 (mOS) 为 22.1 个月。PD-L1 肿瘤比例评分 (TPS) ≥ 50% 的患者,ORR、1 年 mPFS 和 1 年 mOS 均显著高于总体人群。结果表明,派姆单抗耐受性良好。

     

    对于晚期鳞状 NSCLC 患者,KEYNOTE-407 试验表明,与单独传统化疗(卡铂+紫杉醇)相比,卡铂加紫杉醇和派姆单抗联合治疗组的 mOS 和 mPFS更长。KEYNOTE-407最终分析的疗效结果显示,在中位随访 14.3个月后,与安慰剂联合化疗相比,派姆单抗联合化疗的 mOS(17.1 个月 vs. 11.6 个月)和 mPFS(8.0 个月vs. 5.1 个月)均得到明显改善。

     

    在 CheckMate 012 试验中,52 名患者接受纳武单抗治疗,直至出现疾病进展或出现毒性。整体来讲,患者的 ORR 为 28%,mPFS 和 mOS 分别为 3.6 个月和 19.4 个月。

     

    另一项开放标签的 I 期试验CheckMate 012中,对 78 名接受纳武单抗(两周一次)加伊匹单抗(12周一次),或纳武单抗(两周一次)加伊匹单抗(6周一次)的患者进行了评估。 纳武单抗加伊匹单抗作为一线治疗获得了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临床疗效令人鼓舞,每组都有较好的 ORR。在CheckMate 227试验中,相比单独化疗,纳武单抗联合伊匹单抗作为一线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mPFS明显延长。

     

    阿特珠单抗和德瓦鲁单抗‌是针对 PD-L1 免疫球蛋白 G1的单克隆抗体,可与 PD-L1 结合阻断PD-1/PD-L1介导的信号通路。BIRCH试验旨在衡量阿特珠单抗作为一线、二线和三线疗法在晚期 NSCLC 中的疗效。 在接受阿特珠单抗一线治疗的 139 名晚期 NSCLC 患者中,ORR、mPFS 和 mOS 分别为 22%、5.4 个月和 20.1 个月

     

    IMpower150是一项开放标签的III期研究,旨在评估阿特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和化疗用于晚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疗效。患者接受阿特珠单抗+卡铂+紫杉醇(ACP),或贝伐珠单抗+卡铂+紫杉醇(BCP),或阿特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卡铂+紫杉醇(ABCP)治疗。结果显示,无论PD-L1的表达水平和遗传状态如何,与ACP或BCP组相比,ABCP组中转移性非鳞状NSCLC患者的mPFS和mOS均显著改善。

     

    在 Ib 期试验中,德瓦鲁单抗‌和抗 CTLA-4 抗体替西木单抗被用于治疗晚期 NSCLC 患者。整体来讲,德瓦鲁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组的 ORR 为 23%。MYSTIC 试验是一项开放标签的 III 期试验,在晚期 NSCLC 患者中比较德瓦鲁单抗‌联合或不联合替西木单抗与单独铂类化疗用于一线治疗的效果。在肿瘤细胞 PD-L1 表达⩾25%的患者中,与单独化疗相比,德瓦鲁单抗‌组在 mOS 方面出现明显改善。

     

    PD-1/PD-L1 抑制剂用于二线治疗

    抗 PD-1抗体 纳武单抗是第一个被批准作为 IV 期 NSCLC 的二线治疗药物。CheckMate 017,一项随机、开放标签、III 期研究,评估了纳武单抗治疗晚期鳞状N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在一线化疗期间或之后获得了更大的疗效。无论 PD-L1 表达水平如何,纳武利尤单组的 mOS、ORR 和 mPFS 均明显优于多西他赛组。

     

    KEYNOTE-010 是一项开放标签、随机 II/III 期试验,纳入接受过派姆单抗或多西他赛治疗的肿瘤细胞中PD-L1表达水平⩾1% 的NSCLC 患者。研究表明,派姆单抗治疗可显著延长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晚期 NSCLC 患者的 mOS,尤其是那些 PD-L1 表达水平高的患者。

     

    一项随机 III 期临床试验 OAK研究表明,无论 PD-L1 的表达水平如何,与多西他赛相比,阿特珠单抗治疗后的生存率都有明显提高。基于 OAK 的研究结果, 阿特珠单抗已被 FDA 和EMA 批准用于治疗先前接受过其他疗法的晚期 NSCLC 患者。研究显示,阿特珠单抗组的患者,ORR为14%,mOS为13.8 个月。

     

    PD-1/PD-L1 抑制剂用于三线治疗

    BIRCH 研究检查了阿特珠单抗作为晚期 NSCLC 的三线或更后线治疗的临床疗效。阿特珠单抗作为三线治疗,mOS、mPFS和ORR分别为13.2个,2.8个月和18%,表明 阿特珠单抗作为三线治疗晚期NSCLC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ATLANTIC试验,旨在评估德瓦鲁单抗‌用于晚期 NSCLC患者的三线或更后线治疗的疗效。PD-L1表达水平⩾25%的EGFR阳性和ALK阳性患者接受德瓦鲁单抗‌治疗的ORR为12.2%, PD-L1表达水平⩾25%的EGFR阴性和ALK阴性患者的ORR为16.4%,PD-L1表达水平 ⩾ 90% 的患者为30.9%。三组的 mPFS分别为1.9个月、3.3个月和2.4个月。

     

    ARCTIC试验在晚期NSCLC患者中评估了德瓦鲁单抗‌联合或不联合替西木单抗作为三线以后治疗的疗效。对于 PD-L1⩾25%的患者,与标准治疗相比,德瓦鲁单抗‌可显著改善 mOS 和 mPFS。对于PD-L1表达<25%的患者,与标准治疗相比,德瓦鲁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可显著改善mOS。

     

    总结

    迄今为止,四种抗PD-1/PD-L1药物,包括纳武单抗、派姆单抗、阿特珠单抗和德瓦鲁单抗,已被批准用于NSCLC的新辅助、一线和二线治疗。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获批,基于调节PD-1/PD-L1信号的免疫检查点疗法为晚期NSCLC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

     

    参考文献:

    Ther Adv Med Oncol. 2021; 13:175883592199296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刘山水,医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疾病领域为老年疾病及常见慢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期刊发表署名论文80余篇。

  •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新的证据陆续出现,稳定型心绞痛的诊断和治疗出现了重大进展。目前推荐的稳定型心绞痛诊断方法包括 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CCTA),这是一种越来越常用的成像方式,能够检测出非阻塞性的冠状动脉斑块。多种新药物也已被证明可以改善冠状动脉疾病(CAD)患者的预后。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大多数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来说,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好处仅限于改善生活质量,而不是减少心血管事件。针对这类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手术率正在下降。

     

    稳定型心绞痛治疗的主要目标是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和卒中,并通过减少心绞痛症状来改善生活质量。可以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最佳药物治疗以及有选择性地进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来实现。最佳药物治疗包括心血管疾病预防药物和抗心绞痛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硝酸盐类和雷诺嗪,这些药物可减少心绞痛频率并改善生活质量。

     

    药物治疗

    他汀治疗是靶向胆固醇水平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主要治疗方法,在稳定型CAD患者中可以最高的可耐受强度来进行治疗。如果需要更强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在他汀中加入 依折麦布和PCSK9抑制剂,以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抗血小板治疗是降低稳定型CAD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另一个重要疗法,通常 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100mg/d),或在阿司匹林有禁忌时使用P2Y12抑制剂。对于稳定型CAD患者,推荐在PCI后使用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双重抗血小板治疗至少6个月。

     

    一项研究纳入了16574名稳定型CAD患者,结果显示,小剂量利伐沙班(2.5mg,每天两次)与阿司匹林联用,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相比,可减少死亡和缺血事件,但该药物组合增加了大出血事件的发生率。

     

    稳定型CAD患者的目标血压应低于130/80mmHg, 建议优先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以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使用β受体阻断剂治疗心绞痛。稳定型CAD患者的糖尿病治疗应包括SGLT-2抑制剂或GLP-1受体激动剂以降低心血管风险。包括秋水仙碱在内的抗炎治疗已显示出降低心血管风险的前景,但还需要更多数据来确定这些药物对死亡率的影响。

     

    在改变生活方式之外,抗心绞痛药物在减轻稳定型心绞痛的症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药物的选择要根据患者合并症情况和药物副作用。 β受体阻滞剂,特别适用于左心室功能障碍或以前有过心肌梗死的患者;钙通道阻断剂是心绞痛治疗的一线疗法

     

    如果心绞痛在2至4周后没有得到充分的抑制,可以考虑增加剂量或开始使用长效硝酸盐或雷诺嗪。短效舌下含服硝酸盐可根据需要用于突发心绞痛,劳累性心绞痛患者也可在运动前进行预防性治疗。治疗难治性心绞痛的新靶点集中在改善灌注或处理感觉通路上,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它们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血运重建策略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表的RCT表明,与药物治疗相比,稳定型CAD患者采用CABG可以改善10年死亡率,特别是在那些有左主干或三血管病变的患者中。自那时起,最佳药物治疗和血运重建都有了重大进展。随着球囊血管成形术,特别是冠状动脉内支架术的引入,PCI成为治疗局灶性狭窄引起的稳定型心绞痛的主要方法。

     

    4项大型研究评估了PCI+药物治疗与单独药物治疗对心血管事件和心绞痛的作用。COURAGE试验是其中第一项RCT,对2287名患者进行了平均5年的随访,所有参与者在冠状动脉近端有至少1个严重狭窄(≥70%)。在死亡和心肌梗死的主要复合终点方面, PCI与药物治疗相比没有差异,一项事后分析证实,即使在缺血负担较重的患者中,PCI也没有益处。有研究者认为COURAGE试验并没有反映出当代药物洗脱支架的优势,而且更严重的缺血患者可能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在COURAGE试验后不久,第二项试验对2368名稳定型CAD和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研究,结果也显示在5年时,PCI相比药物治疗对主要心脏事件没有益处。第三项试验纳入了888名冠心病稳定但血流储备分数异常的患者,比较了PCI +药物治疗与单独药物治疗,该试验在7个月后提前终止,原因是PCI+药物组在死亡、心肌梗死或紧急血运重建的主要终点上有明显益处。然而, 随访5年时发现,PCI +药物治疗的获益仅在紧急血运重建这一终点中可见,在死亡或心肌梗死的复合终点中没有显示出益处

     

    上述研究为ISCHEMIA试验提供了基础,该试验纳入5179名稳定型CAD且压力检测显示中至重度缺血的患者,检验了有创治疗与保守治疗的策略,这些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2年。在有创组中,79%接受了血运重建(74%接受PCI,26%接受CABG手术)。保守组中,只有21%的人在随访期间接受了血运重建。结果显示,有创治疗和保守治疗的5年后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心脏骤停、因不稳定心绞痛或心力衰竭住院的 主要复合结局方面没有差异(16.4% vs 18.2%)。

     

    总的来说,RCT支持PCI在缓解心绞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当基线期明显缺血以及心绞痛负担很高时。考虑到心绞痛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患者偏好是决定是否进行PCI的关键因素。常规来说, PCI更应该用于那些进行了抗心绞痛药物治疗后仍有持续症状的患者,但在医患共同决策的前提下,将PCI作为缓解心绞痛的一线治疗策略也是合理的。患者必须了解PCI的风险,如出血和造影剂相关的肾脏损伤,可选择的其他替代性药物方案,以及认识到PCI可能不会提升寿命或降低心梗风险。

     

    参考文献:

    JAMA.2021 May 4;325(17):1765-177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 据统计,在糖尿病患者中,有21.4%的人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患者中,只有15.3%的人表示知晓自己为糖尿病前期。一项针对77107名糖尿病前期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报告称,随着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的提高和BMI的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近日,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发布了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筛查的建议声明,刊登在著名期刊《JAMA》杂志上。声明指出,35-70岁超重或肥胖人群应该进行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筛查,建议每3年筛查一次。本项建议适用于35-70岁的超重或肥胖且无糖尿病症状的非妊娠成人,超重和肥胖的定义分别为BMI≥25kg/m2和BMI≥30kg/m2。

     

    风险评估

    超重和肥胖是成人发生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最大危险因素,其他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大、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多囊卵巢综合征史以及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不同人群糖尿病患病率的差异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大量证据表明,糖尿病发生风险还与社会经济地位、饮食环境和身体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个体,临床医生应考虑更早进行糖尿病筛查。

     

    筛查手段

    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测量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或通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来进行检测。 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如下:空腹血糖水平≥6.99mmol/L,HbA1c水平≥6.5%,或负荷后2小时血糖水平≥11.1mmol/L。 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标准如下:空腹血糖水平为5.55-6.94mmol/L,HbA1c水平为5.7%-6.4%,或负荷后2小时血糖水平为7.77-11.04mmol/L。

     

    HbA1c是衡量长期血糖水平的指标,不受应激或疾病引起的血糖水平急剧变化的影响。由于HbA1c测量不需要空腹,比空腹血糖水平或口服葡萄糖耐量测试更加方便。相比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空腹血糖和HbA1c水平更加容易测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早晨空腹状态下进行,摄入75g口服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测量血糖浓度。 在开始治疗干预前,应通过重复检查明确糖尿病前期或2型糖尿病的诊断

     

    筛查间期

    对于初始血糖检查结果正常的成人,最佳筛查间隔的证据有限。队列研究和模型研究表明,对于血糖水平正常的成人, 每3年进行筛查一次比较合理

     

    预防性干预

    USPSTF指南指出:改善饮食方案、体力活动或两者兼有的生活方式干预以及二甲双胍已被证明在预防或延缓糖尿病前期患者进展为糖尿病方面有效。不过,美国FDA尚未批准二甲双胍用于该适应证。

     

    糖尿病预防计划(DPP)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在预防或延缓糖尿病方面比二甲双胍更加有效。除了预防进展为糖尿病外,生活方式干预对体重、血压和血脂水平也存在有益影响。二甲双胍对体重有益,但不会影响血压,也不会持续改善血脂水平。

     

    早期筛查和治疗的益处

    筛查的影响

    2项随机临床试验评估了糖尿病筛查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即ADDITION-Cambridge研究(n=20184)和Ely研究(n=4936)。大约10年随访后,这两项试验均没有发现筛查相比未筛查可降低全因死亡或特异性死亡,原因可能是随访时间太短而无法检测到对健康结局的影响。两项试验均未发现筛查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心血管事件、生活质量、肾病或神经病变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些结局的数据收集仅限于少数试验参与者。

     

    筛查出的2型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患者,干预措施对结局的影响

    一项随机临床试验(ADDITION-Europe)评估了对筛查出的2型糖尿病患者采取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试验表明,5-10年随访期间,旨在控制血糖、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的强化多因素干预措施与常规治疗在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首次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慢性肾病、视力障碍或神经病变的风险方面没有差异。该试验的随访时间可能太短,无法检测对健康结局的影响。

     

    38项针对糖尿病前期患者采取行为或药物干预的试验报告了健康结局。总体而言,试验发现全因死亡率或心血管疾病事件没有显著差异,生活质量评分没有差异或只有轻微改善,可能不具有临床意义。 大多数试验的随访时间可能太短而无法检测到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表明,23年和30年随访时,生活方式干预组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低于对照组,在20年随访时并未发现风险显著降低。

     

    新发2型糖尿病采取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

    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KPDS)和其他2项研究报告了新诊断糖尿病后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UKPDS发现,磺脲类药物或胰岛素的强化血糖控制治疗可以改善20年时的全因死亡率、糖尿病死亡率和心肌梗死发生率,但在较短的随访期间内没有发现改善。即 强化血糖控制与20年随访时的全因死亡、糖尿病死亡和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相关。对于超重患者,二甲双胍强化血糖控制可降低10年随访时的全因死亡率,糖尿病死亡率和心肌梗死发生率,并且在随后的10年随访中持续获益。

     

    其他2项研究发现,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全因死亡率和心肌梗死风险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然而,这些研究受到随访时间短、研究规模小的限制。DESMOND试验发现,在1年和3年的随访期间,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著差异。另一项试验(n=150)发现,在7年的随访中,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

     

    糖尿病前期采取干预措施对糖尿病进展的影响

    23项试验对比了生活方式干预与对照在延迟或预防2型糖尿病发生方面的作用。对23项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 生活方式干预与糖尿病进展减少相关。事后分析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在所有亚组中均有效,治疗效果没有因年龄、性别、种族和民族或BMI而有所不同。

     

    15试验评估了药物干预在延迟或预防糖尿病发生方面的作用。对于二甲双胍,针对3项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二甲双胍与糖尿病发病率降低相关。分析显示,BMI对上述相关性有显著影响,BMI更高的人,二甲双胍带来的糖尿病发病率降低更大,例如,BMI≥35的人,糖尿病发病率可降低53%;BMI为22到30的人,糖尿病发病率降低3%。

     

    参考文献:

    JAMA. 2021;326(8):736-74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肖靖,2009-2012年就读于301医院内分泌学硕士,2012年毕业后工作于北京博爱医院内分泌科。

  • 气温一降再降,心血管也会怕冷?冬季也要注意给心血管“保暖”#有用的冷知识 #健康科普 #心血管

  • 有网友在网上平台咨询:病人确诊晚期肺癌,肺穿刺病理是小细胞肺癌,但有腺癌成分,是否可以靶向治疗?

    肺癌中恶性程度最高的是小细胞肺癌(SCLC),占了 15%~20%。而在小细胞肺癌中有部分是小细胞肺癌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分相混合的,称为复合型小细胞肺癌。其中的非小细胞肺癌成分可以为鳞癌、腺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梭形细胞癌、巨细胞癌等等,以混合鳞癌最常见,混合成分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复合型小细胞肺癌总的发生率(活检+手术)占小细胞肺癌的2%-24%。在小细胞肺癌的术后病理诊断中,复合型小细胞肺癌为12%~28%,而细胞学或组织活检标本中仅为8.6%,这是由于支气管镜和肺穿刺所取标本太少,导致复合型小细胞肺癌诊断率不高。可见标本采集数量和完整性对于发病率不高的复合型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十分重要。

    复合型小细胞肺癌临床特点与纯小细胞肺癌相似,常见于中老年伴有长期吸烟史的男性,男性约占发病总人数的 70%,中位发病年龄60岁,中央型肺癌约占80%,处于晚期约占80%。目前发现复合型小细胞肺癌与鳞癌有更为紧密的组织联系和起源关系,且两者均来源于鳞状上皮细胞基底细胞层,发生部位一致,多表现为中央型团块病灶,且合并纵隔、肺门多组淋巴结肿大,肿大淋巴结可压迫纵隔内动脉、静脉、食管、肺组织及周围组织等重要器官,造成上腔静脉阻塞、食管受压及肺不张等表现,少部分患者的肺部病灶呈孤立结节或浸润性改变,亦可合并有胸腔积液和心包积液。

    2014年美国NCCN推荐把复合型小细胞肺癌列入小细胞肺癌的分支中,在治疗复合型小细胞肺癌方面无明确及统一的治疗方案,目前的各大指南都将复合型小细胞肺癌归为小细胞肺癌的范畴,采用相同的治疗模式。

    1.对于早期(T1-2N0M0)的复合型小细胞肺癌主要治疗为手术联合放、化疗,术后辅助化疗及放疗患者在生存率上获益。

    2.对于高于T1-2N0的患者主要治疗方式为化疗+放疗,标准化疗方案为EP(依托泊苷+顺铂)及EC(依托泊苷+卡铂)。效果较好的患者可考虑预防性脑部放疗。

    3.广泛期患者首选联合化疗,体力状况较差的患者选择最佳支持治疗。由于混杂了非小细胞肺癌的成分,复合型小细胞肺癌化疗敏感性低于纯小细胞肺癌,有效率在50%左右。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对于混杂有腺癌成分的小细胞肺癌能否考虑靶向治疗,首先必须先进行基因检测。有报道显示,EGFR突变在纯小细胞肺癌中发生率是4%,而在复合型小细胞肺癌中,可达到15%~20%,一般发生在无吸烟史且混合腺癌成分的患者中。对这类患者靶向治疗可能能够获益,但目前无大样本的临床试验支持。如果病人体质弱,拒绝化疗,在有敏感基因突变的前提,可以使用相对应的靶向治疗。如果没有敏感基因突变,也可以考虑抗血管生成靶向药安罗替尼,但使用期间需密切关注出血风险。

  • 全球范围内,估计2015年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率为3.5%(人数达到2.57亿)。在亚洲,乙肝患病率存在地区间的异质性,大多数地区的HBV感染率为中度至高度,亚洲地区不仅乙肝患病率高,乙肝死亡率也较高。

     

    在亚洲地区进行的研究显示,HBV感染是导致肝硬化的主要原因。Ashtari等研究者对2014年以前发表的亚洲肝细胞癌(HCC)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发现全球70%以上的肝癌新发病例是在亚洲诊断的, 慢性乙肝是HCC的主要原因。最近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指出,全球肝癌病例中可归因于HBV感染的病例,大部分在亚洲。

     

    亚洲慢性乙肝患病率高的一些可能原因包括:(1)母婴传播率高;(2)高病毒载量孕妇的抗病毒治疗率低;(3)出生时疫苗接种率低。亚洲人群的数据显示,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和乙肝e抗原(HBeAg)阳性母亲的乙肝母婴传播风险为70-100%,而在HBsAg阳性和HBeAg阴性的母亲中为5-30% 。

     

    慢性乙肝的治疗推荐

    目前,有两种主要策略用于慢性HBV感染的治疗。 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a)和核苷酸类似物(NAs)。疗效的高差异性和不利的安全性特征限制了PegIFNa的使用,NAs可能是相对PegIFNa的更优选择,以实现安全、持续和有效的抗病毒。

     

    在NAs中,拉米夫定(LAM)、阿德福韦酯(ADV)和替比夫定(TBV)代表了一类低耐药屏障的药物; 恩替卡韦(ETV)、富马酸替诺福韦酯(TDF)和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是一类高耐药屏障的药物。

     

    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2017年指南推荐 ETV、TDF或TAF作为所有成人慢性乙肝患者首选的一线单药治疗方案。EASL还推荐了以治疗建议:

    1. 所有慢性HBV感染者(HBeAg阳性或阴性;HBV DNA > 2000 IU/ml,ALT>正常上限水平和/或至少中度肝脏坏死或纤维化)都应开始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

    2. 所有代偿期或失代偿期的肝硬化患者都应开始治疗,无论ALT或HBV DNA水平如何;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应使用高耐药屏障的NAs治疗。

    3. HBV DNA >20000 IU/ml和ALT > 2倍正常上限的患者,应开始接受HBV抗病毒治疗,无论纤维化程度如何。

    4. HBeAg阳性的慢性HBV感染患者,若ALT持续正常但HBV DNA水平较高,如果年龄超过30岁或可以进行治疗,无论肝脏组织学病变的严重程度如何。

    5. HBeAg阳性或阴性的慢性HBV感染患者,有HCC或肝硬化家族史和肝外表现,即使不符合典型的治疗指征,也可以进行治疗。

    6. 与HBV相关的肝病患者,以及正在等待肝移植的患者,应使用NA治疗。

    7. 建议联合使用HBIG和强效NA来预防肝移植后的乙肝复发;复发风险低的患者可停止使用HBIG,但应持续使用NA进行预防。

     

    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的疗效

    RCT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426名HBeAg阴性的慢性乙肝患者被随机分配到TAF(n = 285)或TDF组(n = 141);另一项研究将873名HBeAg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随机分配到TAF(n = 581)或TDF组(n = 292)。两项研究96周时的汇总分析包括866名服用TAF的患者和432名服用TDF的患者。约1118名患者被纳入双盲扩展阶段的分析,两项研究的双盲扩展阶段中 78%是亚洲人

     

    在HBeAg阴性或阳性的慢性HBV感染者中, TAF在48、96和144周时均不劣于TDF。预设的亚组分析显示,在这两项研究中,亚洲人和非亚洲人在48周和96周达到主要终点的患者比例没有显著差异。两项研究均显示,在第48、96和144周,TAF和TDF组在HBeAg或HBsAg血清转换方面没有明显差异。

     

    真实世界数据

    评估TAF在亚洲人群真实世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研究很有限。Kaneko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比较了TAF(n = 67)与TDF(n = 117)的疗效和安全性,并调查了从TDF转换到TAF治疗的有效性(n = 36)。在治疗的第48周,TAF组相比TDF组,ALT恢复正常的患者比例更高。两组在第48周时HBV DNA和HBsAg的下降程度相当。

     

    最近对42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显示,在HBeAg阳性和HBeAg阴性的患者群体中,TAF和TDF是所评估的药物中病毒学反应最好的药物, 在促使ALT恢复正常的疗效方面,TAF是最好的药物

     

    从TDF换为TAF的策略

    以上两项RCT研究的开放标签扩展阶段的一年结果显示,病毒抑制效果可维持,TAF治疗144周后ALT的正常化程度明显更高。在TDF转为TAF治疗48周后(即TAF治疗第144周),ALT水平恢复正常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

     

    从TDF转为TAF的12周和24周初步结果显示,TAF治疗的患者的 骨骼和肾脏指标得到改善,这些结果一直持续到开放标签扩展阶段的一年后(即转换治疗48周后或TAF治疗144周后)。使用TAF治疗后,肾小管功能障碍相关标志物有所改善。在转换治疗48周后,骨质流失的所有生物标志物都有显著下降,髋部和脊柱骨密度也有改善。

     

    对TDF双盲扩展组(n = 211)和TDF到TAF转换组(n = 180)在第144周的安全结果进行比较,发现转换组患者的骨骼和肾脏安全指标有明显改善,两组的eGFR中位数变化为-0.9 mL/min和+4.2 mL/min。

     

    这两项研究中亚洲人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在治疗亚洲乙肝患者时, TAF可能成为TDF的替代药物,具有更好的骨骼和肾脏安全性。最近另一项3期随机双盲多中心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共有490名接受TDF治疗≥48周的慢性HBV感染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TAF 25mg或TDF 300mg。

     

    在接受TAF治疗的243名患者中,80%是亚洲人,在接受TDF治疗的245名患者中,84%是亚洲人。换药48周后,显示TAF的抗病毒疗效不逊于TDF(两组中96%患者的HBV DNA<20 IU/ml)。在接受TAF治疗的患者中,ALT恢复正常的患者数量更多。该研究认为,在慢性乙肝患者中,TAF具有相当的疗效和更好的安全性,可以成为TDF的替代药物。

     

    参考文献:

    J Gastroenterol. 2020; 55(9): 811–82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李延龙,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专业方向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作者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 胃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中年以上男性多发,40~60岁高发,男女之比为3~4:1。在我国,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之首,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中医上并无胃癌专门的病名,根据临床表现,一般可归属于“胃脘痛”、“噎膈”、“反胃”、“积聚”等范畴。早在2000多年前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四时气篇》说到:“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

    胃癌的病因:

      中医认为胃癌的病因病机主要为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倦内伤或邪毒外侵,致气滞、血瘀、痰凝、毒蕴,互结与胃,形成胃癌。长期饮食不节,情志不舒所致。病变由肝脾郁结、气机不畅,进而发展为气滞血瘀,痰凝食积,诸邪蕴久,蓄毒成癌,浸淫胃脘,损伤胃气,形成邪实正虚之证。认为脾胃虚寒、饮食不节、气滞郁结是主要发病因素;癌毒扩散与正气耗散是肿瘤转移的根本病因和主要病机。

    中医怎么治疗胃癌?

      胃癌虽属中医脾胃病,但不能以一般的脾胃疾患论治。胃癌大致分为癌前、术前、术后、放疗或化疗(中)后、终末等期。中医对于癌前病变一般针对湿、热、痰、郁、瘀、毒、虚等病理因素,予以辨证施治;

    1、术前治疗以消瘤抗癌、缩小肿块为目的。

    2、术后注重培补正气,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健脾和胃,减少复发。

    3、放疗或化疗(中)后期的治疗侧重于益气养血,减轻毒性反应,并提高机体对放疗、化疗的敏感性,增加放疗、化疗的效果,同时可以适当配合消瘤抗癌。

    4、晚期胃癌患者全身机能衰弱,或者癌细胞已经广泛转移,甚至出现恶病质,这时虽然肿瘤负荷很大,但患者正气已虚。此时治疗的重点已不是消瘤抗癌,而应注重整体功能的维护,健脾养胃,益气养血,以尽可能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治疗晚期胃癌,通过六君子汤扶正固本增强人体正气,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而兼化痰湿可以抑制肿瘤生长,配伍清热解毒的白花蛇舌草等药抗肿瘤。

      在治疗过程中应强调审证用药,积极调整患者的脏腑气血功能,有助于消除或缓解癌症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

    预防胃癌的6个生活关键点:

    1、定时、定量饮食,切忌暴饮暴食、进食过烫的食物,以免刺激或损伤胃黏膜。 

    2、多吃含维生素A、B、E及β胡萝卜素的食品;适当增加蛋白质、豆制品,增强抵抗力。  

    3、被污染的水含多种致癌的金属离子,一定喝自来水或纯净水。  

    4、很多胃癌患者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中医认为,抑郁、郁闷的心情易致气滞血淤,形成癌肿。  

    5、腌菜含有大量亚硝酸盐和二级胺,在胃内适宜酸度或细菌作用下,可合成亚硝胺类化合物,这类化合物属强致癌物质。油炸、烘烤、烧焦食物也含有此类致癌物质。

    6、患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多发性腺瘤性息肉、恶性贫血的人,需定期检查、及时治疗,消除癌前病变,预防胃癌发生。

    有癌症家族史的人,建议定期体检,监测自身身体变化。 

     

     

    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京东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介绍:徐晓丽,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对中医针灸、养生保健有独到见解。

     

  • 血红蛋白正常可以排除贫血,这个倒是比较客观的指标。血红蛋白及红细胞比积等指标的结果,主要是用来判定各种性质贫血(大细胞性、正细胞性、小细胞性等),血红蛋白等结果正常,基本可排除贫血的诊断。需要提醒的是,在急性失血的早期,可能会有血红蛋白暂时“正常”的假象。

    血小板正常,可以初步排除血小板减少等相关血液系统疾病。特发性血小板减少、脾亢、血液病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均可引起血小板减少,血小板正常可初步排除这些疾病。血常规是临床上最常用的检验方法,广泛用于术前检查、一般常规检查和内科疾病的辅助诊断等,但其结果必须结合临床病史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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