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住院医师
好评率:-
立即咨询乳腺癌的风险因素有些可改变,有些不可改变。其中许多风险因素,如体重、锻炼和饮酒等,都属于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危险因素,是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乳腺癌高危人群可采取的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乳腺癌高危人群来说,如果乳腺癌风险主要是由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驱动的,比如遗传家族史、乳腺密度高或良性乳腺疾病史,除了改变生活方式外,还需要考虑其他预防性治疗措施(如预防性手术),以降低他们的乳腺癌风险。
乳腺癌高危人群的一般建议
有或没有遗传易感性的女性
乳腺癌高危女性可分为两个亚组,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和没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在这两类群体中,对乳腺癌风险的认知、心理影响、干预措施接受程度都不相同,因此必须采取 个体化预防策略。
多学科管理模式
对高危女性的干预措施很多都程度较大,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减少乳腺癌风险的预防性手术。因此,需要一个多学科小组进行管理,包括临床遗传学家、放射学家、心理学家、专业护士、乳腺外科医生、妇科医生和整形外科医生等。
生活方式改变
乳腺癌高危女性很多会选择预防性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替代生活方式改变,即使采取了主要的预防性干预措施,乳腺癌的一些残余风险仍然存在。应在随访期、术后复诊时,与患者讨论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性。
药物预防措施
他莫昔芬等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和芳香化酶抑制剂(AIs)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主要药物。这两类药物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都有一定的作用。纳入3000多名参与者的9项III期试验的强有力证据显示, SERMs可使乳腺癌发病率降低约38%。
两项大型III期试验,IBIS-II和NCIC-MAP.3分别评估了阿那曲唑和依西美坦作为乳腺癌预防性治疗的效果,结果显示, AIs可降低至少50%的乳腺癌发病率,不过,这些益处仅限于预防ER阳性乳腺癌。主要的指南,如英国NICE指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指南、NCCN指南等,都建议医生与乳腺癌高危女性共同讨论预防性治疗策略。
长期获益
IBIS-I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中位16年)值得关注,结果显示, 他莫昔芬在治疗后可持续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有益作用在0-10年和10年后相似。这种较长的治疗后获益对预防性治疗策略有重要意义,而且副作用一般仅限于积极治疗期间。
有高危病变的女性获益更大
NSABP-P1试验显示,与试验中的总人群相比, 他莫昔芬对有非典型性增生女性的预防作用更大(乳腺癌风险降低:86% vs 49%)。在IBIS-II试验中,与无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相比,预防性使用阿那曲唑可使有小叶原位癌(LCIS)、非典型性增生、乳腺增生的女性获得更大的益处。然而,在NCIC-MAP.3试验中,患有LCIS或非典型性增生的女性使用依西美坦获得的益处,与不伴有这些疾病的女性没有显著差异,不过该试验的中位随访时间更短,导致亚组分析的事件更少。 预防性治疗措施对有癌前病变/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有更大的作用,可能也与他莫昔芬有长期持续性疗效有关。对AIs试验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将有助于探索这方面的问题。
对死亡率和肿瘤亚型的影响
没有一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试验是以乳腺癌事件或全因死亡率为终点设计的,因此,对死亡率的影响,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这些试验中发生的乳腺癌数量很少;由于乳腺癌存活率较高,乳腺癌死亡人数更少。此外,乳腺癌事件发生后的随访时间也不够长,如随访时间最长的IBIS-I试验的随访时间只有8年左右。对于ER阳性乳腺癌,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才能看到有意义的生存差异。
SERMs试验中观察到ER阴性肿瘤略多(160 vs 131)。目前,在AIs的试验中没有观察到这种差异性结果。 在不同肿瘤分期、不同淋巴结状态和不同肿瘤大小的亚组中,没有观察到他莫昔芬的疗效有显著差异。
研究显示在 预防ER阴性肿瘤方面缺乏益处,或此类肿瘤的发生率更高,应是BRCA1突变携带者使用他莫昔芬作为预防治疗的重要关注点,因为在这些女性中发生的乳腺癌,几乎有三分之二是ER阴性肿瘤。在BRCA2突变携带者中,这种担忧要更少。NSABP-P1试验的数据基于极少量的事件,显示他莫昔芬的获益似乎仅限于BRCA2携带者,BRCA1携带者缺乏获益。
手术预防 vs 药物预防
手术预防和药物预防的重要区别在于风险降低的程度和可逆性/不可逆性,药物预防可以灵活进行,在出现副作用时可以停止,但手术干预是不可逆的。
乳腺癌高危女性群体由2个亚组组成:已知有基因突变的女性和没有高危突变的女性。前一类人的高危状态往往在更早的时候就被发现,终身风险估计往往比后一组高得多。在监测一段时间后, 在适当的年龄进行手术降低风险往往是高危基因突变携带者的首选干预措施。然而,这段监测期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实施药物预防性治疗的机会。年轻的BRCA1突变携带者预防性使用SERMs仍存在顾虑,然而,这种顾虑不应妨碍对其他突变携带者进行个性化预防。
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术(BRRM)对没有突变的高危女性的益处尚未得到证实,对侧降低风险的乳房切除术(CRRM)也未被证实能为这些高危女性带来风险降低或生存的益处。许多这样的女性在40多岁时被归入高危类别,可能接近绝经年龄,这就增加了预防性治疗的选择,包括在绝经后不久开始进行更有效的AIs预防性治疗;也可以根据对副作用的耐受性/个人偏好来选择预防措施。因此, 对于没有已知基因突变的高危女性,药物性预防可以作为预防性干预的首选。
参考文献:
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 2020; 65:18-31.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相关的血栓并发症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来源。ASCVD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缺血性心脏病(IHD)、外周动脉疾病(PAD)和缺血性卒中。1990年到2013年,全球因ASCVD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下降了22%,但心血管死亡总人数却增加了40.8%。血小板抑制治疗降低血栓形成风险是降低ASCVD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基石。
目前推荐 使用阿司匹林和P2Y12抑制剂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来预防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及ACS后更多缺血事件的发生。目前指南推荐药物洗脱支架置入后至少进行6个月的DAPT,ACS后至少进行12个月的DAPT。然而,长期治疗的好处尚不清楚。本文主要介绍DAPT在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事件的长期预防中的效果(即超过12个月)。
基于氯吡格雷的DAPT
CHARISMA试验对长期DAPT预防心血管事件的作用进行了初步调查。CHARISMA试验纳入的患者至少年满45岁,患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或已知有心血管疾病的多种危险因素。患者(N=15,603)被随机分配至接受75mg/天氯吡格雷或安慰剂,所有患者均接受75-162mg/天的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安全性终点是严重出血的发生率。
中位随访28个月后, 与安慰剂相比,接受氯吡格雷治疗的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RR=0.93, 95% CI 0.83-1.05; P=0.22)。接受DAPT的患者,严重出血的发生率并未显著增加(RR=1.25; 95% CI 0.97-1.61; P=0.09),但 中度出血的发生率显著增加(RR=1.62; 95% CI 1.27-2.08; P<0.001)。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使用DAPT的患者颅内出血或致命性出血的发生率未显著增加。
CHARISMA试验的事后分析试图确定与CAPRIE试验相似的患者群体。CAPRIE试验显示,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单独使用氯吡格雷显著降低了主要终点发生率。CHARISMA试验的事后分析所纳入的患者可归类为 二级预防人群(n=9478),因为他们有心肌梗死(n=3846)、卒中(n=3245)或症状性PAD(n=2838)病史。事后分析显示, 与单独使用阿司匹林相比,使用DAPT的主要终点显著降低了17%(7.3% vs 8.8%; P=0.01)。
多血管床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患者从DAPT中获益更大(HR, 0.55; 95% CI, 0.33-0.91; P=0.018)。与整个试验一样,DAPT未导致严重出血发生率显著增加,致命性或颅内出血率没有增加,但中度出血率显著增加(2.0% vs 1.3%; P=0.004)。
DAPT与单用阿司匹林相比的益处,也与诊断至随机分组的时间间隔相关。与诊断后30天至300天、300天至30个月和>30个月入组的患者相比,诊断后30天内入组的患者血栓事件发生率最高,DAPT治疗的获益最大。因此, 早期和持续使用DAPT似乎是减少患者心血管事件的最佳策略。
基于替格瑞洛的DAPT
根据CHARISMA试验事后分析得出的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的结果,PEGASUSeTIMI 54试验评估了在有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中进行替格瑞洛长期 DAPT的效果。试验纳入的患者(N=21,162)处于心肌梗死事件后的1-3年内,年龄至少为50岁,并且具有额外的高风险特征。这些患者在初始事件后接受了最低限度的12个月DAPT。
患者被随机分配至接受替格瑞洛90mg BID、替格瑞洛60mg BID 或安慰剂,所有患者还接受了75-150mg/天的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安全终点是心肌梗死溶栓(TIMI)大出血。
从初次发生心肌梗死事件到随机分组的中位时间间隔为1.7年,53.6%是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中位随访33个月后,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9.0%)相比, 替格瑞洛90mg BID组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5%(7.9%; P=0.008), 替格瑞洛60mg BID组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6%(7.8%; P=0.004)。
与安慰剂组(1.1%)相比,替格瑞洛90mg BID组(2.6%; P<0.001)和60mg BID组(2.3%; P<0.001)的 大出血率显著增加。安慰剂组和任一替格瑞洛组间的致命性和颅内出血率没有差异。与其他替格瑞洛试验一样,与安慰剂组(6.4%)相比,替格瑞洛90mg BID组(18.9%;P<0.001)和60mg BID组(15.8%;P<0.001)报告的呼吸困难也显著增加,因呼吸困难需要停止治疗的情况也显著增加(6.5% vs 4.6% vs 0.8%; P<0.001)。
两种剂量的替格瑞洛疗效相似,与替格瑞洛90mg BID相比,替格瑞洛60mg BID的副作用在数值上更低,所以FDA已经批准60mg BID剂量的替格瑞洛用于心肌梗死后已接受至少1年标准DAPT的患者。
短暂中断初始DAPT方案后继续或重新开始DAPT治疗的患者,基于替格瑞洛的长期DAPT益处更为明显。替格瑞洛90mg剂量的结果与60mg剂量的结果相似。使用替格瑞洛后 TIMI 大出血的发生率始终较高。因此,ACS后已经长期接受阿司匹林单药治疗且病情稳定的患者,在接近12个月治疗完成时间时继续使用替格瑞洛60mg BID进行DAPT比重新开始治疗的益处更大。
在没有心肌梗死或卒中病史的患者中也评估了替格瑞洛DAPT的效果。THEMIS试验纳入19220名患者,被随机分组至替格瑞洛组和安慰剂组,患者均接受低剂量阿司匹林。研究的主要疗效终点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复合终点。主要出血终点是心肌梗死溶栓(TIMI)大出血。
中位随访近40个月后,结果显示,与单独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相比,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治疗的患者的主要终点发生率降低了10%。心血管死亡率没有降低,但 心肌梗死和卒中显著降低。然而,主要疗效终点0.8%的绝对降低被TIMI大出血的1.2%绝对值增加所抵消(P<0.001),颅内出血也显著增加(0.7% vs 0.5%; P=0.005)。因此,THEMIS试验未能显示出有利的风险收益比。
总体而言,在阿司匹林治疗一段时间后疾病稳定的ACS患者中,12个月DAPT接近完成时间,相比重新开始治疗,继续替格瑞洛60mg BID可以提供更大益处。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试图指导高危患者延长DAPT的风险评分系统,对缺血和出血并发症给予了同等重视。
参考文献:
Clin Ther. 2020;42(10):2084-2097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在成年人中,睡眠时间短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已得到充分证实,睡眠时间短也与成人代谢综合征有关,这并不意外,因为代谢综合征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有关(如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和血糖异常)。而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与心血管疾病,各研究则显示出不一致的结果。下文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和心血管风险因素(包括超重/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糖代谢异常、炎症)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总结。
睡眠时间与超重/肥胖
7项荟萃分析的总结分析显示,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风险增加,相关性的OR(比值比)或RR(相对危险度)在1.30到2.23之间。有4篇综述和2项荟萃分析发现,在2-19岁儿童和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超重/肥胖或BMI升高的可能性增加,但由于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得出因果关联的结论。之后的一篇综述纳入了2篇纵向研究,显示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显著关联,但再之后的3篇综述则表明,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或BMI升高显著相关。
各研究之间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收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的关联有所不同;两项纵向研究显示,较小儿童(3-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有关联,而另外两项纵向研究则显示,较大儿童(12-18岁)中,睡眠时间短与超重/肥胖无关,提示青春期可能对这种关联有调节作用。
总的来说,最新进行的这项荟萃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和肥胖相关指标增加具有相关性。然而,性别和年龄不同,结果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睡眠时间与血压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睡眠时间每减少1小时,收缩压升高0.33mmHg,舒张压升高0.21mmHg;另外一项研究则纳入了21150名10-18岁儿童,显示与睡眠充足相比,睡眠时间不足与血压高显著相关。
在Matthews等的分析中,发现血压与睡眠时长以外的其他睡眠指标(如睡眠质量差)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研究强调指出,其他睡眠特征(例如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质量)以及一些因素(例如活动,久坐时间和青春期)可能在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长与心血管健康之间的关联中起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诸多横断面证据支持睡眠时间短和血压升高之间的联系。然而,绝大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缺乏对潜在混杂变量的调整,无法得出睡眠时间短与血压升高之间的因果关联。
睡眠时间与血脂异常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没有相关性。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与血脂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同样,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设计,并且睡眠时间经常是自我报告或父母报告的。因此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睡眠时间与糖代谢异常
2017年,一项综述分析了客观测量的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的关系,结果显示,睡眠时长与血糖稳态指标HOMA间是负相关或U型相关关系。同一年,另外一项系统评价发现,0.5-19岁儿童青少年的睡眠时长和血糖稳态指标无关。
总体而言,最新的荟萃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睡眠时间和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可能是U型关联,而睡眠时间和胰岛素抵抗之间的关联尚不清楚。在评估睡眠时间和血糖稳态指标之间的关系时,还要考虑肥胖指标(如BMI或腰围)的作用。
睡眠与代谢综合征
有15篇文章对儿童青少年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4项研究结果显示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显著相关,1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短可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10项研究则未发现相关性。
1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在3843名7-18岁的学生中,与长睡眠时间(>8小时)相比,短睡眠时间(≤8小时)的代谢综合征风险增加。在一项针对1014名平均年龄约为13岁的儿童的横断面研究中,与长睡眠时间(>9小时)相比,正常睡眠时间(7-9小时)的儿童,代谢综合征风险降低。提示睡眠时间和代谢综合征之间可能呈U型关联,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增加儿童和青少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讨论
未来研究还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为了更好地评估儿童和青少年睡眠时间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多的队列研究,足够大的样本量。其次,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一些联系可能是U型的(即,睡眠时间过短和过长都可能是有害的),尽可能准确地评估睡眠时间很重要,例如,通过使用活动监测器来评估睡眠时间。
第三,在分析睡眠对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影响时,除了单独测量睡眠时长外,还应考虑其他睡眠特征,如非快速眼动和快速眼动阶段、周末补觉、白天小睡、睡眠起始时间和睡眠连续性等。第四,考虑到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第五,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对睡眠和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分析中应考虑到,如青春期、肥胖、睡眠呼吸暂停、体育活动等。
第六,睡眠时间短可能与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抑郁和焦虑,这些情况也应该在分析中考虑。第七,应开展可改善睡眠时间干预措施的随机对照试验,以证明其对心血管健康的因果影响。然而,在大量参与者、长期随访等前提下,进行此类随机对照试验显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总结
最新的分析发现,睡眠时间短与儿童青少年肥胖以及血压升高存在关联,但与血糖稳态、血脂之间的相关性还不太确定。睡眠时间短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很弱。研究结果支持将改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作为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心血管健康的潜在手段。未来应该多做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客观方法评估睡眠时间和睡眠模式(例如睡眠监测),并考虑到各种潜在的混杂因素。
参考文献:
Sleep Med Rev. 2020 Oct; 53:10133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谁说#打呼噜 不要命?56岁建筑工人睡觉憋气、打呼噜,造成白天头晕目眩,在高空作业时差点踩空,从50米的高空坠落!高危职业者一定要重视#打鼾 这种病!#北京协和医院李五一 #医学科普
主动脉夹层(AD)患者,通常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以减少主动脉壁的压力,防止主动脉扩张或破裂。但近期的研究证据表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与主动脉瘤(AAs)的发生有关。在遗传学研究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多态性与AA有关。对于马凡综合征患者,使用ACE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治疗似乎可以减缓主动脉扩张及其并发症的进展。另外的几项动物研究表明,使用ACEI或ARB治疗可以减缓AA的进展并防止其破裂。一项评估厄贝沙坦治疗马凡综合征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ARBs降低了主动脉扩张。
下面就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对β受体阻滞剂、ACEI或ARB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与AD患者远期结局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采集时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共有6978例首次出现AD的患者符合分析条件。具体流程见(图1)
图1(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分析结果
根据使用ACEIs或ARB、β受体阻滞剂或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分层的AD患者的临床特征在图2中给出。总共1729名患者使用了ACEIs或ARB,3492名患者使用了β受体阻滞剂类,1757名患者使用了不同的降压药。单因素分析中,3个研究组的大部分临床特征均有显著性差异。年轻患者的β-受体阻滞剂组显著(平均(SD)的年龄,62.1[13.9]年β阻滞剂,68.7[13.5]年acei或arb,和69.9[13.8]年其他降压药),主要由男性患者(2520名患者(72.2%)为β阻滞剂,1161名患者(67.1%)为acei或arb,和1224名患者(69.7%)其他降压药)。药物性高血压患病率在ACEI或ARB组最高(1039例[60.1%]),其次是对照组(896例[51.0%]),而β阻断剂组最低(1577例[45.2%])。接受手术的A型AD患者更有可能使用β受体阻滞剂(1134例[32.5%]),而不是其他降压药(376例[21.4%])和ACEIs或ARBs(309例[17.9%])。调整多倾向评分后,3组间任何临床特征均无显著差异。
从2001年到2013年,β阻断剂的使用稳步增加(52%-64.2%;P < 0.001为趋势)。从2001年到2013年,ACEI或ARB联合组的使用也有所增加(39.6%-51.2%;P < 0.001为趋势)。2001年至2013年,仅采用ARB评估法的患者人数稳步上升(18.8%-47.2%;P < 0.001为趋势),而单独使用ACEI评估的患者在这些年间减少了(22.4%5.0%;P < 0.001为趋势)。
图2(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在ACEI或ARB组和β阻滞剂组之间,有价值的分析指标包括全原因死亡率、AD或AA死亡、重复主动脉手术、MACCE、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以及新发生的透析,没有显著差异(图1)。然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组(危险比为0.79;95%可信区间为0.71-0.89)和β阻滞剂组(危险比为0.82;95%可信区间为0.73-0.91)均低于对照组(图2A)。虽然AD或AA导致的死亡和综合预后风险在3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ACEI或ARB组(亚分布HR,0.92;95%CI,0.84-0.997)和β阻滞剂组(亚分布HR,0.87;95%CI,0.81-0.94)的全原因再住院风险显著低于对照组(图2B-D)。不同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即骨折或恶性肿瘤)的风险没有差异。
使用ARB或ACEI的AD患者的基线特征在反转治疗加权概率后,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图3显示了结果分析的结果。ARB组的死亡率低于ACEI组(HR,0.85;95%CI,0.76-0.95)。ARB组的AD或AA死亡率似乎较低(亚分布HR,0.81;95%CI,0.64-1.03),尽管这一发现没有统计学意义(P=0.09)。此外,两组之间阴性对照结果的风险没有差异(图3)。
图3(图片来源于参考文献)
全因死亡率和由AD或AA引起的死亡的敏感性分析数据是通过使用药物使用作为治疗的时变暴露而获得的。单独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单独使用β阻滞剂与全因死亡率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较低(但在统计学上不显着)相关。然而,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结合β阻滞剂显著降低了全因死亡率(HR,0.68;95%CI,0.56-0.83)和死于AD或AA的风险(HR,0.64;95%CI,0.47-0.88)。ARB与ACEI的比较结果与初步分析一致,即ARB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HR,0.72;95%CI,0.63-0.82)和AD或AA死亡(HR,0.71;95%CI,0.58-0.87)。
与使用CCB相比,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HR,0.76;95%CI,0.65-0.88)或使用β阻滞剂(HR,0.86;95%CI,0.75-0.995)可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而不是β阻滞剂与较低的AD或AA死亡风险相关(HR,0.67;95%CI,0.48-0.94)。
结果讨论
在分析结果中可发现,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与其倾向得分匹配的对照组相比,全因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都较低。ARB治疗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低于ACEI治疗组,与ACEI相比,ARB的全因死亡率较低。
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中,ACEI具有AT1R和AT2R双重阻断作用,而ARB则具有AT1R阻断作用。只有氯沙坦可以通过AT2Rs持续传递信号来唯一地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在通过转化生长因子-β介导的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的激活来防止主动脉根部扩张方面,氯沙坦可能优于ACEIs。尽管这些研究表明ARB是改善马凡综合征病程的一种有前途的药物,但ACEI或ARB治疗其他动脉瘤的意义尚不清楚。氯沙坦不仅阻断转化生长因子-β信号转导,而且通过阻断AT1R来阻止血管紧张素Ⅱ信号转导,AT1R可能在某些形式的动脉瘤中被激活。合理推测ARB可能对治疗更常见的非遗传性AA有有益效果。
β阻滞剂的使用与A型AD手术后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而CCBS的使用与B型AD的内科治疗患者存活率的提高有关,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使用与生存无关。然而,CCBS的这种益处还没有在其他研究中显示出来,CCBS不推荐用于遗传性胸主动脉疾病患者。ACEI、ARB或β阻滞剂的使用是与A型和B型AD的全因死亡率降低有关。
使用ACEI或ARB和β阻滞剂,而不是使用CCB,与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相关。
总结
与对照组相比,使用β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RB)可降低死亡率和因任何原因再次住院的风险。这些数据提供了证据,表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B疗法可能是长期治疗AD的β阻滞剂的替代品。
参考文献:JAMA Network Open.2021;4(3):e210469.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1.046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简介:陈民,天津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期间主攻方向为心内科,对冠心病、心衰、先天性心脏病等常见心内科疾病有深入的研究及丰富的临床经验。
展开更多
展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