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乳腺癌的风险因素有些可改变,有些不可改变。其中许多风险因素,如体重、锻炼和饮酒等,都属于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危险因素,是适用于所有人包括乳腺癌高危人群可采取的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乳腺癌高危人群来说,如果乳腺癌风险主要是由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驱动的,比如遗传家族史、乳腺密度高或良性乳腺疾病史,除了改变生活方式外,还需要考虑其他预防性治疗措施(如预防性手术),以降低他们的乳腺癌风险。
乳腺癌高危人群的一般建议
有或没有遗传易感性的女性
乳腺癌高危女性可分为两个亚组,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和没有遗传倾向的女性。在这两类群体中,对乳腺癌风险的认知、心理影响、干预措施接受程度都不相同,因此必须采取 个体化预防策略。
多学科管理模式
对高危女性的干预措施很多都程度较大,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减少乳腺癌风险的预防性手术。因此,需要一个多学科小组进行管理,包括临床遗传学家、放射学家、心理学家、专业护士、乳腺外科医生、妇科医生和整形外科医生等。
生活方式改变
乳腺癌高危女性很多会选择预防性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不能替代生活方式改变,即使采取了主要的预防性干预措施,乳腺癌的一些残余风险仍然存在。应在随访期、术后复诊时,与患者讨论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性。
药物预防措施
他莫昔芬等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和芳香化酶抑制剂(AIs)是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主要药物。这两类药物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都有一定的作用。纳入3000多名参与者的9项III期试验的强有力证据显示, SERMs可使乳腺癌发病率降低约38%。
两项大型III期试验,IBIS-II和NCIC-MAP.3分别评估了阿那曲唑和依西美坦作为乳腺癌预防性治疗的效果,结果显示, AIs可降低至少50%的乳腺癌发病率,不过,这些益处仅限于预防ER阳性乳腺癌。主要的指南,如英国NICE指南、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指南、NCCN指南等,都建议医生与乳腺癌高危女性共同讨论预防性治疗策略。
长期获益
IBIS-I试验的长期随访结果(中位16年)值得关注,结果显示, 他莫昔芬在治疗后可持续降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有益作用在0-10年和10年后相似。这种较长的治疗后获益对预防性治疗策略有重要意义,而且副作用一般仅限于积极治疗期间。
有高危病变的女性获益更大
NSABP-P1试验显示,与试验中的总人群相比, 他莫昔芬对有非典型性增生女性的预防作用更大(乳腺癌风险降低:86% vs 49%)。在IBIS-II试验中,与无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相比,预防性使用阿那曲唑可使有小叶原位癌(LCIS)、非典型性增生、乳腺增生的女性获得更大的益处。然而,在NCIC-MAP.3试验中,患有LCIS或非典型性增生的女性使用依西美坦获得的益处,与不伴有这些疾病的女性没有显著差异,不过该试验的中位随访时间更短,导致亚组分析的事件更少。 预防性治疗措施对有癌前病变/良性乳腺疾病的女性有更大的作用,可能也与他莫昔芬有长期持续性疗效有关。对AIs试验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将有助于探索这方面的问题。
对死亡率和肿瘤亚型的影响
没有一项乳腺癌预防性治疗试验是以乳腺癌事件或全因死亡率为终点设计的,因此,对死亡率的影响,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这些试验中发生的乳腺癌数量很少;由于乳腺癌存活率较高,乳腺癌死亡人数更少。此外,乳腺癌事件发生后的随访时间也不够长,如随访时间最长的IBIS-I试验的随访时间只有8年左右。对于ER阳性乳腺癌,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才能看到有意义的生存差异。
SERMs试验中观察到ER阴性肿瘤略多(160 vs 131)。目前,在AIs的试验中没有观察到这种差异性结果。 在不同肿瘤分期、不同淋巴结状态和不同肿瘤大小的亚组中,没有观察到他莫昔芬的疗效有显著差异。
研究显示在 预防ER阴性肿瘤方面缺乏益处,或此类肿瘤的发生率更高,应是BRCA1突变携带者使用他莫昔芬作为预防治疗的重要关注点,因为在这些女性中发生的乳腺癌,几乎有三分之二是ER阴性肿瘤。在BRCA2突变携带者中,这种担忧要更少。NSABP-P1试验的数据基于极少量的事件,显示他莫昔芬的获益似乎仅限于BRCA2携带者,BRCA1携带者缺乏获益。
手术预防 vs 药物预防
手术预防和药物预防的重要区别在于风险降低的程度和可逆性/不可逆性,药物预防可以灵活进行,在出现副作用时可以停止,但手术干预是不可逆的。
乳腺癌高危女性群体由2个亚组组成:已知有基因突变的女性和没有高危突变的女性。前一类人的高危状态往往在更早的时候就被发现,终身风险估计往往比后一组高得多。在监测一段时间后, 在适当的年龄进行手术降低风险往往是高危基因突变携带者的首选干预措施。然而,这段监测期提供了一个讨论和实施药物预防性治疗的机会。年轻的BRCA1突变携带者预防性使用SERMs仍存在顾虑,然而,这种顾虑不应妨碍对其他突变携带者进行个性化预防。
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术(BRRM)对没有突变的高危女性的益处尚未得到证实,对侧降低风险的乳房切除术(CRRM)也未被证实能为这些高危女性带来风险降低或生存的益处。许多这样的女性在40多岁时被归入高危类别,可能接近绝经年龄,这就增加了预防性治疗的选择,包括在绝经后不久开始进行更有效的AIs预防性治疗;也可以根据对副作用的耐受性/个人偏好来选择预防措施。因此, 对于没有已知基因突变的高危女性,药物性预防可以作为预防性干预的首选。
参考文献:
Best Pract Res Clin Obstet Gynaecol. 2020; 65:18-31.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卢秀玲,毕业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在某知名医学网站担任医学总编辑,负责过肿瘤、心血管、内分泌等多个频道的内容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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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了解健康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模式以及抑郁症的不良认知
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占所有肺癌病例的 85%,其中 15-30% 是肺鳞状细胞癌。许多研究已经深入探索了NSCLC的致病基因,基于基因分型的靶向治疗已经成为非常成功的治疗方法。近年来,PD-1/ PD-L1抑制剂已逐渐成为NSCLC患者一线或二线治疗的标准疗法。
两种抗PD-1 抗体(纳武单抗和派姆单抗)以及两种抗PD-L1抗体(阿特珠单抗和德瓦鲁单抗)已被批准用于治疗NSCLC。本文旨在概述PD-1/PD-L1 抑制剂用于 NSCLC 患者的一线、二线和三线治疗的最新进展。
目前NSCLC的治疗方案很多,包括放疗、铂类化疗、手术切除和分子靶向治疗等,但长期疗效仍然不甚理想,5年生存率低于18%。因此,迫切需要具有较低毒性和较高疗效的新型临床疗法,进一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目前,部分抗PD-1/PD-L1抗体已获得批准用于晚期NSCLC的治疗。
PD-1/PD-L1 抑制剂用于一线治疗
多项 KEYNOTE 试验正在研究各种肿瘤类型中使用 PD-1/PD-L1 抑制剂的效果,NSCLC患者是关注的重点人群。在开放标签的 Ib 期 KEYNOTE-001 试验中,肿瘤组织表达PD-L1的晚期 NSCLC 患者, 接受派姆单抗治疗后,客观缓解率 (ORR) 为 2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为 6.2 个月,中位总生存期 (mOS) 为 22.1 个月。PD-L1 肿瘤比例评分 (TPS) ≥ 50% 的患者,ORR、1 年 mPFS 和 1 年 mOS 均显著高于总体人群。结果表明,派姆单抗耐受性良好。
对于晚期鳞状 NSCLC 患者,KEYNOTE-407 试验表明,与单独传统化疗(卡铂+紫杉醇)相比,卡铂加紫杉醇和派姆单抗联合治疗组的 mOS 和 mPFS更长。KEYNOTE-407最终分析的疗效结果显示,在中位随访 14.3个月后,与安慰剂联合化疗相比,派姆单抗联合化疗的 mOS(17.1 个月 vs. 11.6 个月)和 mPFS(8.0 个月vs. 5.1 个月)均得到明显改善。
在 CheckMate 012 试验中,52 名患者接受纳武单抗治疗,直至出现疾病进展或出现毒性。整体来讲,患者的 ORR 为 28%,mPFS 和 mOS 分别为 3.6 个月和 19.4 个月。
另一项开放标签的 I 期试验CheckMate 012中,对 78 名接受纳武单抗(两周一次)加伊匹单抗(12周一次),或纳武单抗(两周一次)加伊匹单抗(6周一次)的患者进行了评估。 纳武单抗加伊匹单抗作为一线治疗获得了良好的耐受性和安全性,临床疗效令人鼓舞,每组都有较好的 ORR。在CheckMate 227试验中,相比单独化疗,纳武单抗联合伊匹单抗作为一线治疗晚期NSCLC患者的mPFS明显延长。
阿特珠单抗和德瓦鲁单抗是针对 PD-L1 免疫球蛋白 G1的单克隆抗体,可与 PD-L1 结合阻断PD-1/PD-L1介导的信号通路。BIRCH试验旨在衡量阿特珠单抗作为一线、二线和三线疗法在晚期 NSCLC 中的疗效。 在接受阿特珠单抗一线治疗的 139 名晚期 NSCLC 患者中,ORR、mPFS 和 mOS 分别为 22%、5.4 个月和 20.1 个月。
IMpower150是一项开放标签的III期研究,旨在评估阿特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和化疗用于晚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疗效。患者接受阿特珠单抗+卡铂+紫杉醇(ACP),或贝伐珠单抗+卡铂+紫杉醇(BCP),或阿特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卡铂+紫杉醇(ABCP)治疗。结果显示,无论PD-L1的表达水平和遗传状态如何,与ACP或BCP组相比,ABCP组中转移性非鳞状NSCLC患者的mPFS和mOS均显著改善。
在 Ib 期试验中,德瓦鲁单抗和抗 CTLA-4 抗体替西木单抗被用于治疗晚期 NSCLC 患者。整体来讲,德瓦鲁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组的 ORR 为 23%。MYSTIC 试验是一项开放标签的 III 期试验,在晚期 NSCLC 患者中比较德瓦鲁单抗联合或不联合替西木单抗与单独铂类化疗用于一线治疗的效果。在肿瘤细胞 PD-L1 表达⩾25%的患者中,与单独化疗相比,德瓦鲁单抗组在 mOS 方面出现明显改善。
PD-1/PD-L1 抑制剂用于二线治疗
抗 PD-1抗体 纳武单抗是第一个被批准作为 IV 期 NSCLC 的二线治疗药物。CheckMate 017,一项随机、开放标签、III 期研究,评估了纳武单抗治疗晚期鳞状NSCLC的疗效和安全性;在一线化疗期间或之后获得了更大的疗效。无论 PD-L1 表达水平如何,纳武利尤单组的 mOS、ORR 和 mPFS 均明显优于多西他赛组。
KEYNOTE-010 是一项开放标签、随机 II/III 期试验,纳入接受过派姆单抗或多西他赛治疗的肿瘤细胞中PD-L1表达水平⩾1% 的NSCLC 患者。研究表明,派姆单抗治疗可显著延长既往接受过治疗的晚期 NSCLC 患者的 mOS,尤其是那些 PD-L1 表达水平高的患者。
一项随机 III 期临床试验 OAK研究表明,无论 PD-L1 的表达水平如何,与多西他赛相比,阿特珠单抗治疗后的生存率都有明显提高。基于 OAK 的研究结果, 阿特珠单抗已被 FDA 和EMA 批准用于治疗先前接受过其他疗法的晚期 NSCLC 患者。研究显示,阿特珠单抗组的患者,ORR为14%,mOS为13.8 个月。
PD-1/PD-L1 抑制剂用于三线治疗
BIRCH 研究检查了阿特珠单抗作为晚期 NSCLC 的三线或更后线治疗的临床疗效。阿特珠单抗作为三线治疗,mOS、mPFS和ORR分别为13.2个,2.8个月和18%,表明 阿特珠单抗作为三线治疗晚期NSCLC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ATLANTIC试验,旨在评估德瓦鲁单抗用于晚期 NSCLC患者的三线或更后线治疗的疗效。PD-L1表达水平⩾25%的EGFR阳性和ALK阳性患者接受德瓦鲁单抗治疗的ORR为12.2%, PD-L1表达水平⩾25%的EGFR阴性和ALK阴性患者的ORR为16.4%,PD-L1表达水平 ⩾ 90% 的患者为30.9%。三组的 mPFS分别为1.9个月、3.3个月和2.4个月。
ARCTIC试验在晚期NSCLC患者中评估了德瓦鲁单抗联合或不联合替西木单抗作为三线以后治疗的疗效。对于 PD-L1⩾25%的患者,与标准治疗相比,德瓦鲁单抗可显著改善 mOS 和 mPFS。对于PD-L1表达<25%的患者,与标准治疗相比,德瓦鲁单抗联合替西木单抗可显著改善mOS。
总结
迄今为止,四种抗PD-1/PD-L1药物,包括纳武单抗、派姆单抗、阿特珠单抗和德瓦鲁单抗,已被批准用于NSCLC的新辅助、一线和二线治疗。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获批,基于调节PD-1/PD-L1信号的免疫检查点疗法为晚期NSCLC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
参考文献:
Ther Adv Med Oncol. 2021; 13:175883592199296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刘山水,医学博士、副教授。研究疾病领域为老年疾病及常见慢病,已在国内外医学期刊发表署名论文80余篇。
全球范围内,三分之一的女性死亡原因是缺血性心脏病(IHD)。虽然育龄女性IHD的患病率较低,但就目前的趋势而言,如孕妇年龄增加,孕妇糖尿病、肥胖和高血压患病率增加,可能导致了这类群体中冠状动脉疾病的患病率增加。此外,有研究证实,怀孕本身就会比同龄非怀孕女性的急性心肌梗死(AMI)风险更高。心脏病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IHD占心脏病病因的五分之一以上。
妊娠期心肌梗死的患病率
据报道, 妊娠期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为6.2/10万妊娠。动脉粥样硬化仍然是妊娠期AMI的最主要原因,其他原因也比非妊娠人群更为常见。孕妇AMI的各种病因患病率如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伴或不伴冠状动脉内血栓(27%–40%)、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SCAD,27%–43%)、冠状动脉内血栓不伴动脉粥样硬化(8%–17%),冠状动脉痉挛 (2%)。
对2006-2011年间150例AMI患者的类型和时间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患者表现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75%),其余患者表现为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妊娠晚期(STEMI,25%;NSTEMI,32%)或产后(STEMI,45%;NSTEMI,55%)。梗死累及左室前壁(69%)、下壁(27%)、侧壁(4%)。
冠状动脉疾病的药物治疗和孕期安全性
大多数用于IHD的药物,不管是治疗AMI或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二级预防,可以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继续使用,但有一些药物例外。如果有致畸性或其他对胎儿有害的影响,建议停止该药物。此外,可能需要调整药物剂量,因为妊娠期间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会影响药代动力学。 他汀类药物在孕期和哺乳期禁用,但是这些女性在孕期和产后停药,发生AMI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使用冠状动脉造影的注意事项
对于急性斑块破裂导致的STEMI,建议通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和支架植入及时进行冠状动脉再灌注。基于妊娠期间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出血风险,选择药物洗脱支架(DES)还是裸金属支架(BMS)。DES再狭窄的风险较低;然而,与BMS相比,会需要更长时间的抗血小板药物治疗(12个月vs 1个月)。考虑到BMS可缩短抗凝治疗时间,BMS可能是有优势的,尤其是在分娩期间。
血管造影是妊娠期IHD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只有60%的AMI女性接受了冠状动脉造影,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对胎儿产生危险。目前可接受的妊娠期辐射累积剂量为50mGy,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妊娠所处时期。在妊娠的头2周,无论辐射剂量多大,都可能导致自发流产。妊娠第3周到第8周,出生缺陷、流产或生长迟缓的风险较低,除非辐射量超过200 mSv。妊娠8至15周,对中枢神经系统(CNS)的风险较高,包括小头畸形和其他CNS畸形,辐射阈值为300 mSv。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进行溶栓
在无法进行PCI的情况下,必要时可考虑使用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以前人们认为妊娠期间应禁止溶栓,但新数据表明,妊娠期使用TPA的风险并不高于非妊娠女性。要注意的是,在冠状动脉夹层所致心肌梗死患者中,溶栓可能会加重出血和夹层。
妊娠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普通人群中,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SCAD)并不是AMI的常见病因; 但妊娠期AMI中 ,SCAD可占到27%-43%。SCAD的典型表现与AMI相似,伴有胸痛、呼吸困难和出汗。SCAD诊断通常比较困难,因为典型患者通常是年轻人,没有其他可识别的心血管危险因素。
基于研究的发现,对于患有纤维肌发育不良(25%–86%)、处于妊娠期(2%–8%)、有结缔组织疾病(1.2%–3%)、全身炎症(<1%–8.9%)、服用外源性激素(10.7%–12.6%)和诱发应激事件的患者,应怀疑SCAD的可能性。超过50%的患者会报告有促发因素,包括分娩、服用外源性激素、高强度运动。妊娠期SCAD的潜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可能是妊娠期间动脉壁激素减弱时血液动力学压力增加的结果。
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最初的临床表现为心源性休克(2%-5%)、STEMI(26%-87%)、室性心律失常或心源性猝死(3%-11%)。在一项包括168名患者的队列研究中,所有患者都出现了肌钙蛋白I水平升高。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通常保持不变,但超声心动图或早期血管造影可发现左心室壁运动异常。
任何动脉都可能受到影响, 左前降支最常见,可占到32%-46%。与非孕期SCAD的管理类似,建议大多数孕妇采用 保守治疗并住院监测。在一项包括131例SCAD病例的观察性研究中,自发性愈合率为88.5%,35天后,所有患者的血管造影均观察到愈合。在需要做血管造影的病例中,需要注意球囊膨胀或支架扩张所产生的径向力可能导致夹层;在PCI前对SCAD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
在对孕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P-SCAD)与非孕期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 (NP-SCAD)的比较中,P-SCAD更多表现为急症,包括STEMI (57% vs 36%),左主血管或多血管SCAD (24% vs 5%),以及左心室功能≤35% (26% vs 10%)。
P-SCAD最常发生在产后第一个月。在2000-2015年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中,有超过120例发生了妊娠期SCAD,超过87名患者(72.5%)发生在产后第3天至第210天之间。与NP-SCAD相比,P-SCAD患者伴有纤维肌发育不良和冠状动脉外血管异常的可能性更小。
临床诊疗建议
1. 已有IHD的女性应在怀孕前接受全面的心脏评估。
2. 现有的工具如CARPREG Ⅰ、CARPREG Ⅱ、ZAHARA和改良WHO分类,通常可用于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和心肌病的评估,但在IHD女性的风险评估中作用有限。
3. 从现有趋势来看,如孕妇年龄偏大、合并症患病率增加,可能导致妊娠期IHD的发病率增加。
4. 识别和治疗妊娠期间自发性冠状动脉夹层和冠状动脉痉挛非常重要,因为其临床表现可能不典型。
5. 大多数用于IHD或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的药物可以在怀孕期间继续使用,但某些药物除外。
参考文献:
Cardiol Clin. 2021;39(1):91-10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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