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随着过去10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上的成功,人们对癌症的免疫疗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获奖就授予了研究CTLA-4的James Allison教授和研究PD-1的Tasuku Honjo教授。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肾细胞癌,霍奇金淋巴瘤,尿路上皮癌,胃癌,原发性纵隔B细胞淋巴瘤,默克尔细胞癌,肝细胞癌和宫颈癌都有效。然而,即使在免疫应答型的肿瘤中,大多数患者也没有持久的疾病缓解能力。对于许多肿瘤类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治疗无效。因此,可预测免疫疗法和联合疗法效果的生物学标志物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
近日,著名医学期刊《Lancet》刊登了一篇综述,总结了免疫治疗与化疗、靶向治疗、放射治疗和其他免疫调节剂的联合治疗进展,分析了选择治疗方案和制定联合治疗策略的临床考虑。
图源:《Lancet》官网
联合化疗
化疗诱导癌细胞死亡可以促进肿瘤抗原释放和抗原递呈,并刺激免疫效应。肿瘤体积的减少不仅可以让免疫疗法有更多的时间发挥作用,还可以降低产生抗性克隆的可能性。在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标准化疗已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三阴性乳腺癌中,仅在肿瘤浸润免疫细胞具有PD-L1表达的患者中, 阿特珠单抗显示出了增强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的抗肿瘤疗效。
免疫治疗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的联合也在探索中。在HER2阳性和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中,以HER2为靶点的ADC药物T-DM1与分散在肿瘤间质中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显著增加有关。在原位HER2阳性模型中,T细胞耗竭降低了T-DM1治疗小鼠的总体存活率,提示免疫应答对T-DM1的疗效至关重要。基于这些数据,一些针对ADC的研究正在探索与免疫治疗相结合的用药策略。
联合靶向治疗
在过去的5年里,抗PD-1或抗PD-L1抗体治疗+靶向治疗已被广泛研究。一个基本目标是,联合用药应该比连续给药更有效,但要注意联合用药通常比单一疗法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
两个显著的成功案例是抗PD-1药物派姆单抗+阿西替尼(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以及阿西替尼+抗PD-L1药物阿维鲁单抗用于晚期肾细胞癌的治疗。 两种联合用药都比单一使用标准治疗药物舒尼替尼更有效,因此,这两种联合用药策略都被监管机构所批准。
联合放疗
目前有超过100项试验正在检查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或放射免疫偶联物的疗效。放疗可以通过肿瘤抗原的释放、I型干扰素感应、和改良的免疫抑制肿瘤微环境来促进免疫,形成对非辐照损伤的远位效应,这是放射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有一些早期的研究表明,放疗和CTLA-4抑制剂在化疗难治性非小细胞肺癌中,可诱导全身抗肿瘤T细胞,放疗后血清干扰素β升高和T细胞克隆的早期变化是最有力的应答预测因子。
PEMBRO-RT的II期随机试验显示,仅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12周的应答率为18%,而立体定向放疗后再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12周应答率为36%。尽管该研究未达到预定的疗效终点,但在PD-L1阴性亚组中观察到无进展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的获益,这表明立体定向放射疗法可有效治疗冷肿瘤。然而,最佳放疗策略尚未确定。有初步研究表明,低剂量放疗可能是另一种增强检查点抑制剂应答的策略。
与其他免疫调节剂联用
抗PD-1抗体和CTLA-4抑制剂联合使用增加了黑色素瘤、肾细胞癌和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结直肠癌的持久应答。在一项III期临床试验中,与伊匹单抗(19%)或纳武单抗(44%)单药治疗相比,纳武单抗+伊匹单抗联合治疗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有更高的应答率(57%)。这一结果推动了这种用药组合对其他更多类型肿瘤的研究。
PD-1/PD-L1与其他药物的联用也在积极研究中,如LAG3抑制剂,TIM-3抑制剂,T细胞活化V结构域Ig抑制剂和TIGIT。在一项II期试验中,有报道称在阿特珠单抗的基础上加用TIGIT抗体替瑞利尤单抗可以增强PD-L1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疗效,但其效果仅限于高PD-L1(肿瘤比例评分[TPS]≥50%)的患者。
联合治疗的副作用
联合用药可能提高疗效,但也可能增强毒性。例如,在CheckMate 067试验中,对晚期黑色素瘤患者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59%接受纳武单抗+伊匹单抗的患者、23%接受纳武单的患者和28%接受伊匹单抗的患者报告了与治疗相关的3-4级不良事件。因此,在决定是采用单一治疗还是联合治疗时,应考虑相关毒性。
在设计新的联合疗法时,毒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是所有已批准药物都可以安全地与免疫治疗联合。例如,维罗非尼不能与伊匹单抗联合使用,因为有报道称维罗非尼会产生肝毒性效应。维罗非尼+考比替尼+阿特珠单抗的联合使用导致了较多但可控的毒性。在IMspire150试验中,治疗相关的3级或4级不良事件发生率在阿特珠单抗+维罗非尼+考比替尼的患者中为79%(182/230),在安慰剂+维罗非尼+考比替尼的对照组患者中为73%(205/281)。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联合用药的疗效是否优于依次用药,以及疗效的更优是否意味着毒性的增加。
其他临床考虑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应在治疗早期采用联合疗法。在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有反应的患者中,大多数试验在单药治疗失败后再开始联合用药,这种方法有三个主要缺点。首先,联合疗法可能对未做免疫治疗的患者有疗效,但不能增强免疫治疗耐药患者的疗效。第二,随着治疗线的增加,免疫治疗的疗效会降低。最后,一些患者可能存在不可逆转的耐药机制(如抗原递呈丧失)。另一种方法是从一开始就开始联合治疗。然而,这种方法将使对单一疗法就有反应的患者暴露在不必要的毒性环境中。需要进行详细的研究来确定联合治疗的时机(例如,疾病开始时vs进展时,或在长期稳定后),以及每种疗法对哪些患者有获益。
参考文献:
Lancet. 2020 Dec 4;S0140-6736(20)32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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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病流行病学。
门诊是遇到不懂的病人需要多交代几句#门诊 #医学常识
丙型肝炎持续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2015年,全世界丙肝人数估计有7100万。丙肝直接抗病毒药物(DAA)的出现,使得丙型肝炎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感染丙肝病毒的育龄女性和孕妇人数在增加,而妊娠期活动性丙肝与妊娠期胆汁淤积以及母婴传播的风险增加相关。有些指南和国家建议在怀孕期间进行更普遍的丙肝筛查,许多研究者也在对怀孕期间进行丙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开展了调查。
妊娠期丙肝的流行病学
对欧盟2005-2015年数据进行的系统评价估计,孕妇中丙肝的患病率为0.1%-0.9%。在非洲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估计,从2003-2015年,孕妇中丙肝的患病率为3.4%。最近对美国所有活产婴儿的评估显示,丙肝感染率从1.8/1000名活产儿增加到4.7/1000名活产儿。美国CDC对2000-201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全国分娩女性中丙肝感染率增加了400%以上,从0.8/1000增至4.1/1000。在波兰等国家(从1998-2012年)进行的研究也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孕期间丙型肝炎的患病率有所上升。
既往推荐孕期的丙肝筛查是针对高风险人群进行,不过也有越来越多国家考虑孕期采取更普遍的丙肝筛查。更普遍的筛查需要考虑到成本效益,也要考虑到初始筛查后何时重新筛查的问题。目前欧洲肝病研究协会和亚太肝病研究协会都还是推荐对高风险人群的筛查,没有针对更普遍筛查更新推荐意见。
丙肝的母婴传播风险
妊娠期丙肝得到诊断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了解母婴传播风险。2014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对1997-2012年109项丙肝女性研究进行了分析,估计母婴传播率为5.8%,合并感染HIV女性的母婴传播率明显更高,达到10.8%。此外,在对接受HIV治疗的女性进行的观察研究中,发现母婴传播率降低了,表明抗HIV治疗可能是降低丙肝母婴传播风险的一种潜在有效的干预措施。
最近,一项来自美国的队列研究报告了丙肝母亲中的母婴传播率为3.6%。西班牙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丙肝合并HIV感染母亲的母婴传播率为7%。然而,鉴于婴儿中的丙肝检测率较低,关于丙肝母亲所生婴儿中丙肝真实患病率的数据有限,因此准确估计母婴传播风险存在一定的挑战性。例如,在对8119名丙肝女性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只有84名(16%)婴儿接受过丙肝检测。同样,在另一项以人群为基础的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只有30%的高危婴儿接受过丙肝检测。在一项对3000名孕妇的前瞻性研究中,母婴传播风险远远高于回顾性研究中的发现,3000名女性中,丙肝阳性女性有46例,其中8例新生儿出现了母婴传播(17.39%)。高母体病毒载量被确定为母婴传播的主要危险因素。
丙肝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妊娠期感染丙型病毒与不良的产科结局相关。在一项对超过400万名女性进行的大型荟萃分析中,有5000多人感染了丙肝病毒,结果发现早产和丙肝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样,瑞典一个纳入了2000多名丙肝新生儿的注册研究报告,在调整产妇年龄、吸烟、BMI、糖尿病和饮酒等因素后,丙肝与早产和新生儿死亡存在关联。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CP)可能是最具确定性的丙肝相关的妇产科结局,妊娠前患有丙型肝炎的女性发生ICP的风险明显更高。考虑到这一风险的显著增加,以及ICP与不良胎儿结局的关联,患有丙型肝炎的女性应该在产前就这一潜在风险进行咨询。但目前尚不清楚妊娠期丙肝治疗或清除是否会降低ICP或其他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
孕期直接抗病毒治疗(DAA)的注意事项
以前的AASLD/IDSA指南建议避免怀孕期间进行治疗,但目前的建议更新为:在患者和医生讨论潜在的风险和益处后,可以考虑在怀孕期间进行治疗。理想情况下,女性应该在怀孕前接受治疗,但如果在怀孕期间诊断出丙肝,就应讨论何时能够开始治疗丙肝。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在怀孕期间接受DAA治疗以预防母婴传播。
孕妇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真实世界的数据有限,许多动物生殖研究表明DAA在这种情况下的安全性,即没有发现索非布韦疗法或泛基因型丙肝鸡尾酒疗法(G/P)会导致新生儿不良发育结局。因为动物模型中显示DAA是安全的,目前众多研究在探讨怀孕期间或分娩后立即使用DAA的疗效和安全性。最近,匹兹堡开展了首个针对怀孕期间进行HCV治疗的试验。9名妊娠中期和晚期的患者入组,并接受12周疗程的索非布韦/雷迪帕韦治疗,结果显示治疗安全有效且耐受良好。但是,该研究的样本量还是太少了。其他研究还正在开展中。
因此,在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性数据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在考虑孕期使用DAA治疗时犹豫不决,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来确定DAA在怀孕期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众所周知,药物暴露的最高潜在致畸风险发生在妊娠早期,因此非常有必要评估妊娠早期的治疗安全性(以及母乳喂养期间)。现在的指南建议,怀孕期间的治疗需要孕妇和医生基于获益/风险来共同决策。
总结
在过去十年中丙肝的流行病学发生了变化,需要加强对育龄期女性和怀孕期间丙肝感染的关注。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建议在怀孕期间普遍进行丙型肝炎的筛查,但尚不清楚这些建议是否会在国际层面上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也不清楚在怀孕期间全面筛查是否会导致丙肝诊断显著增加。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包括:评估妊娠期进行DAA治疗的成本效益、可行性和有效性,以及开发最佳的诊疗模式以降低母婴传播的风险。
参考文献:
J Hepatol. 2020; S0168-8278(20)33814-9.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梁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慢性病流行病学。
参考文献:
[1]丁盛玲.盆底重建术的术前与术后护理体会[J].中国临床保健杂志,2011,14(04):445.
[2]张志霞,顾雪敏,李怀芳.加速康复外科在盆底重建围手术期中的应用进展[J].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42(06):846-852.
[3] 张园红.综合护理干预方案对盆底重建术后尿潴留的预防作用[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7(08):25-26+29.
[4]石俊静,职梅,路萍.围术期护理对行盆底重建术治疗的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女性患者的干预效果[J].慢性病学杂志,2021,22(06):877-879.DOI:10.16440/j.cnki.1674-8166.2021.06.016.
[5]张晓丽,陈海燕.中老年女性全盆底重建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J].青海医药杂志,2013,43(12):41-42.
体重超标、身材肥胖、特别是腰部的脂肪堆积的人群,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当男性腰围超过95厘米,女性腰围超过90厘米时就必须开始减肥了。控制饮食可以先尝试每天少吃100大卡热量的食物,并配合适量的运动,循序渐进地减重。
精神愉快
七情 之中,唯有喜属于良性刺激,喜为心志,笑为心声,经常保持乐观的情绪对健康是有好处的。若长期忧郁、恐惧、悲伤、忧愁,则易气机失调而致病。故应做到少私寡欲,养心敛思,处世达观,消除嫉妒,加强道德修养,舒畅情志。有病的人宜移情易性,坚定战胜疾病的信念。
白天工作状态下,心脏跳动约为每分钟70-80次;而晚间睡眠时,心脏每分钟跳动40-50次,相当于少做一半工作,有利于其获得充分的休息。研究发现,每晚睡不够6小时,可分别使心脏病、中风危险增加48%和15%。
心力衰竭患者管理中,针对残余充血的治疗是最大的难解决问题之一。袢利尿剂是缓解充血的基础疗法,可以减少循环血容量以减少血管内充血。然而,与无电解质的排水利尿药物相比,袢利尿剂可使循环血液的渗透性降低,这可能导致当超过血浆再灌注率时,液体从组织(肺、腹部和周围)到血液循环的转移较慢。循环血容量下降,但没有组织中类似容量的液体转移到血液中,会导致神经激素激活,可能进一步导致肾功能恶化,与此同时患者还伴随着持续的充血症状体征,如呼吸困难、肺部啰音和外周水肿。
流行病学
充血性心力衰竭定义为钠和水潴留导致心脏充盈压力增加,从而导致血管内腔室和间质内液体积聚。充血是急性(失代偿)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的主要原因,但充血的严重程度因患者而异。
在一项大型、长期随访的欧洲注册登记研究中,83%的急性心力衰竭住院患者有充血的临床体征或症状。一项针对心力衰竭住院患者的大型全球队列研究发现,外周水肿的发病率从东南亚的39.2%到东欧的75.2%不等,肺部啰音的发生率从北美地区的23.9%到非洲地区的80.6%不等。
临床充血评分可以用来评估充血的程度。大多数临床充血评分是端坐呼吸、颈静脉充盈和肺部啰音严重程度的综合性评估。针对急性心力衰竭患者充血发生情况的临床试验表明, 临床显著充血(充血评分为3-18分)的发生率高达97%,然而,这些试验的纳入标准要求患者入组时的充血分数≥1,在分析中排除了无充血体征或症状的患者,得出的充血总发生率可能有误差。大约90%的充血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症状,针对大多数患者,需要开始或加强袢利尿剂治疗。
患者出院时伴有不完全充血与较高死亡率和心力衰竭再住院率相关。与无充血的患者相比,住院第7天有残留充血的患者,180天死亡率增加了两倍以上,心力衰竭再住院风险也几乎增加了两倍。
血管内充血的评估
目前,评估血管内充血的金标准是 测量右心房压(正常为2-6mmHg),以及右心导管测量肺毛细血管楔压(PCWP;正常为3-8mmHg)。但右心导管插管是侵入性的操作,因此,不推荐常规进行。为了评估充血的每天变化情况,需要进行无创测量,如颈静脉压的变化、患者报告症状、或入院到出院间的血浆利钠肽水平的变化。
组织充血的评估
组织充血可以根据患者症状和体格检查来评估,确定的指征包括出现肺部啰音、腹水和外周水肿。凹陷性水肿对于间质性水肿具有高度的特异性,但大多数临床体征和症状对于诊断心衰所致间质性水肿的特异性一般,敏感性也较差。组织充血也可以用生物标志物(如肾上腺髓质素血浆水平,可溶性CD146)和影像学检查(如胸片、肺部超声、胸部CT)进行评估。
充血的治疗
促进尿钠排泄增加的药物
袢利尿剂和噻嗪类利尿剂:心力衰竭指南目前推荐使用袢利尿剂和/或噻嗪类利尿剂来缓解慢性或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充血体征和症状,包括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患者。袢利尿剂和噻嗪类利尿剂降低(心血管)死亡率的作用尚未得到证实,但一项荟萃分析显示袢利尿剂和噻嗪类利尿剂可以降低心力衰竭恶化和死亡的风险,这些药物似乎还可以提高运动能力。
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有抑制醛固酮的作用,从而增加钠排泄和钾保留。两项大型随机临床试验表明,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对射血分数降低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有疗效。在心梗后左心室功能不全的患者中,每天服用25-50mg依普利酮的患者比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体重明显减轻,血药浓度明显升高,表明依普利酮具有利尿作用。然而,在针对严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RALES试验中,接受12.5-50.0 mg螺内酯(相当于25-100 mg依普利酮)的患者,钠排泄没有增加。其他研究表明每日≥100mg的螺内酯可增加钠排泄,但与标准治疗相比,并未使得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充血有更好的缓解。
促进液体重分布
加压素拮抗剂 :增加无电解质的水排泄。通过增加无电解质的水排泄而不是钠排泄,血管内渗透压升高,从而使体液从间质迁移到血管。EVEREST 试验是关于托伐普坦(一种V2受体拮抗剂)对心力衰竭患者影响的首个也是最大的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托伐普坦治疗对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终点(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或住院率)无改善。然而,在EVEREST和TACTICS-HF试验中,托伐普坦对呼吸困难、临床充血评分、体重变化和/或净液体流失有短期的有利影响,这些影响在低钠血症患者中最为显著,提示托伐普坦治疗对改变血浆渗透压的重要作用。托伐普坦治疗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失水和呼吸困难的有益作用已在其他几项研究中得到证实。
SGLT2抑制剂:促进尿钠排泄并增加渗透性。研究显示,在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SGLT2抑制剂达格列净治疗可降低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率和住院率。尽管这一益处的机制仍有待阐明,但利尿钠作用通常被认为其中的关键。然而,有一项研究假设其对无电解质的水排泄的作用更大,这表明使用 SGLT2抑制剂或可治疗组织充血,类似于使用加压素拮抗剂。在心力衰竭患者中使用SGLT2抑制剂的其他试验的结果预计将很快公布。
高渗盐水:增加渗透压。从理论上讲,输注高渗盐溶液会增加血管内隔室的渗透压,从而吸引来自间质和细胞的液体;此外,人们认为肾脏血流量增加,可能导致利尿剂在其作用部位(如肾脏)的利用率会提高,也就是说会提高利尿剂的效果。一项初步研究显示,针对急性心衰患者,与单独使用袢利尿剂相比,袢利尿剂加上高渗盐水输注可使体重下降更多,改善肾脏功能,减少住院时间、再住院率和死亡率。但是,还有待高质量随机临床试验来验证。
参考文献:
Nat Rev Cardiol. 2020; 17(10):64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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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佑楠,就读于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医院。从事心力衰竭相关工作,研究方向为心衰管理、质量控制以及药物经济学。
好朋友的妈妈患上了乳腺癌,大学室友患上了乳腺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患者。是的,乳腺癌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全球每年的新发病例已经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
文胸与乳腺癌究竟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乳腺癌主要和激素有关
胸罩变成了“凶罩”,这样的论断一直的传播,在微信上,很多人在说,有钢托的文胸,会阻止淋巴液流向腋下的某个区域,而胸部的细菌和其他废物通常在那里清除,于是乳腺癌发生了。
还有人佐证说,中国女性这些年为什么乳腺癌高发?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很少人带胸罩,所以以前发病率很低,现在的女性,整天戴胸罩,才出现了这个问题。也有人继续“联想”,非洲女性就很少得乳腺癌,就是因为他们不戴文胸。难道乳腺癌高发,是因为这么多年在穿胸罩?
对此,江苏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江苏省妇幼保健院院长、江苏省人民医院乳腺疾病诊疗中心主任、著名乳腺外科专家王水教授说,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正因为网上有太多类似的流言,早在 1991 年曾经也有过佩戴文胸与乳腺癌关系的研究,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不戴文胸的女性患乳腺癌的较少,但这种差别在统计学上差异性不大,也就是说,这种假设不成立。后来,研究人员分析结果时考虑,可能是因为那些女性较瘦,而众所周知,肥胖是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因素。
近期,又有专家研究,文胸与任何一种乳腺癌的发病都没有关系,乳腺癌的发病和体内激素异常有关系。
胸罩佩戴不好,会有怎样的弊端?
胸罩佩戴不当会诱发皮炎
乳腺增生、乳腺癌和佩戴文胸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不过,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普外科胡浩霖主治医师认为,胸罩佩戴不当会诱发皮炎。如果胸罩佩戴不当,的确会引起一些不适,比如过紧过窄的文胸会导致皮肤瘙痒,甚至是接触性皮炎。医院的皮肤科会收到因为文胸佩戴不当导致的皮炎女孩。16岁的小丽(化名)最近跟同学一起逛街时,看到内衣店里款式漂亮、“效果显著”的加厚钢圈文胸,忍不住就买了几件。但是没穿几天,胸部老是痒痒的。于是,妈妈带着小丽来到中大医院皮肤科看看。结果是皮炎。
乳腺癌和大胸有关系吗?
乳腺癌面前,大胸小胸是平等的
现实生活中,一些“太平公主”很得意,总觉得自己得乳腺疾病的风险较小,得乳腺癌的机会就更少了。对此,江苏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殷咏梅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乳腺癌面前,大胸小胸是平等的。
乳房大小和乳腺癌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乳腺是由二十到二十五个小叶组成的,而乳腺癌就是在这些小叶的腺上皮上长的肿瘤,乳房大是因为有脂肪和纤维集体组织。乳房大得乳腺癌的机会更多,这是不科学的。
什么人才是乳腺癌的高发人群?
45-55岁的高压人群、高龄未育族
中大医院自2003年启用江苏省第一台全数字化平板乳腺机以来,目前已接诊乳腺检查者约10万例,其中发现乳腺癌5千例,统计显示其年龄分布特征符合年轻化特点,高发年龄段主要分布在45-55岁。
王水教授说,国外曾经对未婚未育的女性与正常生育女性做过比较,发现未婚未育的女性患上乳腺癌的几率是正常人的2-3倍,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专家指出,其实,乳腺癌变多,和很多因素有关系,现在营养好了,女性的乳房发育提前了,但结婚的年龄普遍在推迟。结婚后,很多女性为了保持身材不愿生育,做丁克族。有的女性虽然生了孩子,却不愿意哺乳,或者只哺乳一两个月就算完事。这其实都“助长”了乳腺癌发生。另外,压力大的白领人群也是乳腺癌的高发人群。
穿胸罩的几个细节要注意
1、肩带过细或导致肩背疼痛
对年轻女性来说,佩戴较细肩带式的胸罩,会显得窈窕健康,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胸罩穿不对还会伤颈椎。胸罩带过紧、过细可压迫颈部肌肉、血管、神经,使其受累,可诱发颈椎病,产生上肢麻木、颈部酸痛、头晕、恶心等症状。
2、合体舒适最重要
医生提醒,胸罩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和保护乳房,在选购和佩戴时一定要以合体、舒适为原则,选择内里最好是纯棉的胸罩,易吸汗。如果清洗文胸的方法比较好,用中性的洗衣液,不伤害它的纤维,不放在阳光下暴晒。
3、戴胸罩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小时
戴胸罩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一般情况下下班回到家后,要尽量释放胸部,尤其是晚上睡觉,一定要解下胸罩,保证淋巴液的正常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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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李颖,北京妇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讲师 , 女性不孕症的诊断处理方案和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生殖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复发性流产的诊断和处理。擅长个体化超促排卵方案的制定;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不育症。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特别谨慎,看着主食也不敢吃,唯恐自己胖上几斤。不吃主食也不行,不但减肥会更加困难,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于是有些网友就问,有没有吃了不会胖的主食?
在我们父母或者是爷爷那一代,他们吃到的主食与现在我们吃的主食有着很大的差别。那时候的主食不是白面馒头,也不是白米饭,而是粗杂粮做成的主食。
粗杂粮的加工度比较低,能够保留更多的膳食纤维和B族维生素,对于减肥也有着很好的帮助。想要减肥,就要选择加工度低的粗杂粮。
粗杂粮的种类比较多,而在这些粗杂粮中饱腹感更强一点的就是燕麦。
虽然燕麦所含有的热量并不比大米低多少,但是燕麦的消化吸收速度比较慢,饱腹感特别强,即使少吃点也不会有饥饿感。
燕麦中所含有的B族维生素也比较多,而B族维生素参与人体能量代谢,足量的B族维生素能够让减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何况燕麦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把燕麦作为主食来吃,减肥也就变得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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