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称:
展开更多
#2022 祝大家#元旦快乐 ,诸事皆顺。
据统计,在糖尿病患者中,有21.4%的人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糖尿病前期患者中,只有15.3%的人表示知晓自己为糖尿病前期。一项针对77107名糖尿病前期患者的大型队列研究报告称,随着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的提高和BMI的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近日,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发布了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筛查的建议声明,刊登在著名期刊《JAMA》杂志上。声明指出,35-70岁超重或肥胖人群应该进行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筛查,建议每3年筛查一次。本项建议适用于35-70岁的超重或肥胖且无糖尿病症状的非妊娠成人,超重和肥胖的定义分别为BMI≥25kg/m2和BMI≥30kg/m2。
风险评估
超重和肥胖是成人发生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的最大危险因素,其他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大、家族史、妊娠糖尿病史、多囊卵巢综合征史以及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不同人群糖尿病患病率的差异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大量证据表明,糖尿病发生风险还与社会经济地位、饮食环境和身体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个体,临床医生应考虑更早进行糖尿病筛查。
筛查手段
糖尿病前期和2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测量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或通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来进行检测。 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如下:空腹血糖水平≥6.99mmol/L,HbA1c水平≥6.5%,或负荷后2小时血糖水平≥11.1mmol/L。 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标准如下:空腹血糖水平为5.55-6.94mmol/L,HbA1c水平为5.7%-6.4%,或负荷后2小时血糖水平为7.77-11.04mmol/L。
HbA1c是衡量长期血糖水平的指标,不受应激或疾病引起的血糖水平急剧变化的影响。由于HbA1c测量不需要空腹,比空腹血糖水平或口服葡萄糖耐量测试更加方便。相比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空腹血糖和HbA1c水平更加容易测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在早晨空腹状态下进行,摄入75g口服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测量血糖浓度。 在开始治疗干预前,应通过重复检查明确糖尿病前期或2型糖尿病的诊断。
筛查间期
对于初始血糖检查结果正常的成人,最佳筛查间隔的证据有限。队列研究和模型研究表明,对于血糖水平正常的成人, 每3年进行筛查一次比较合理。
预防性干预
USPSTF指南指出:改善饮食方案、体力活动或两者兼有的生活方式干预以及二甲双胍已被证明在预防或延缓糖尿病前期患者进展为糖尿病方面有效。不过,美国FDA尚未批准二甲双胍用于该适应证。
糖尿病预防计划(DPP)研究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在预防或延缓糖尿病方面比二甲双胍更加有效。除了预防进展为糖尿病外,生活方式干预对体重、血压和血脂水平也存在有益影响。二甲双胍对体重有益,但不会影响血压,也不会持续改善血脂水平。
早期筛查和治疗的益处
筛查的影响
2项随机临床试验评估了糖尿病筛查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即ADDITION-Cambridge研究(n=20184)和Ely研究(n=4936)。大约10年随访后,这两项试验均没有发现筛查相比未筛查可降低全因死亡或特异性死亡,原因可能是随访时间太短而无法检测到对健康结局的影响。两项试验均未发现筛查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心血管事件、生活质量、肾病或神经病变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这些结局的数据收集仅限于少数试验参与者。
筛查出的2型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患者,干预措施对结局的影响
一项随机临床试验(ADDITION-Europe)评估了对筛查出的2型糖尿病患者采取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试验表明,5-10年随访期间,旨在控制血糖、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的强化多因素干预措施与常规治疗在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首次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慢性肾病、视力障碍或神经病变的风险方面没有差异。该试验的随访时间可能太短,无法检测对健康结局的影响。
38项针对糖尿病前期患者采取行为或药物干预的试验报告了健康结局。总体而言,试验发现全因死亡率或心血管疾病事件没有显著差异,生活质量评分没有差异或只有轻微改善,可能不具有临床意义。 大多数试验的随访时间可能太短而无法检测到对健康结局的影响。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表明,23年和30年随访时,生活方式干预组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低于对照组,在20年随访时并未发现风险显著降低。
新发2型糖尿病采取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
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KPDS)和其他2项研究报告了新诊断糖尿病后干预措施对健康结局的影响。UKPDS发现,磺脲类药物或胰岛素的强化血糖控制治疗可以改善20年时的全因死亡率、糖尿病死亡率和心肌梗死发生率,但在较短的随访期间内没有发现改善。即 强化血糖控制与20年随访时的全因死亡、糖尿病死亡和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相关。对于超重患者,二甲双胍强化血糖控制可降低10年随访时的全因死亡率,糖尿病死亡率和心肌梗死发生率,并且在随后的10年随访中持续获益。
其他2项研究发现,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全因死亡率和心肌梗死风险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然而,这些研究受到随访时间短、研究规模小的限制。DESMOND试验发现,在1年和3年的随访期间,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全因死亡率没有显著差异。另一项试验(n=150)发现,在7年的随访中,心肌梗死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
糖尿病前期采取干预措施对糖尿病进展的影响
23项试验对比了生活方式干预与对照在延迟或预防2型糖尿病发生方面的作用。对23项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 生活方式干预与糖尿病进展减少相关。事后分析表明,生活方式干预在所有亚组中均有效,治疗效果没有因年龄、性别、种族和民族或BMI而有所不同。
15试验评估了药物干预在延迟或预防糖尿病发生方面的作用。对于二甲双胍,针对3项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二甲双胍与糖尿病发病率降低相关。分析显示,BMI对上述相关性有显著影响,BMI更高的人,二甲双胍带来的糖尿病发病率降低更大,例如,BMI≥35的人,糖尿病发病率可降低53%;BMI为22到30的人,糖尿病发病率降低3%。
参考文献:
JAMA. 2021;326(8):736-74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肖靖,2009-2012年就读于301医院内分泌学硕士,2012年毕业后工作于北京博爱医院内分泌科。
要论当代「打工人」什么时候最有干劲,除了发工资,那干饭绝对当仁不让。
一句“走,干饭啊”能让年轻人瞬间提起精神。
现如今,短视频APP火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向「吃播」道路,不少播主为了博流量,用「吃了吐,吐了吃」办法,显示自己是大胃王。很多播主都是一顿吃饱,三天不饿。
然而,这样的吃法真的存在巨大风险。
前段时间,新闻报道了一位年仅19岁网红吃播脑溢血去世;两月后,又有新闻报道29岁的网红吃播于某某也不幸离世,他们都曾长期从事吃播工作,并且经常暴饮暴食,长期使用高热量、高碳水、油腻的食物。
就在前些天,我们医院急诊来了一位年轻女性,体重80kg,15小时前在进食有油腻性食物后出现上腹胀痛,呈持续性、阵发性加重,向腰背部放射,伴有恶心呕吐,伴肛门排气排便停止。CT提示:胰腺及周围组织改变,考虑急性胰腺炎。给予重症监护、抑制胰液分泌、抗炎、抑酸、液体复苏、脏器支持等治疗。
当天下午,患者出现休克、严重呼吸急促、腹胀,腹压高达46cmH2O,诊断为SAP合并ARDS,给予手术、气管插管、抑酸、脏器支持、抗感染等治疗,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患者最终因休克伴严重感染伴ARDS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本以为暴饮暴食引发生命事故离自己很遥远,但真的发生在自己面前时,才真的感受到生命的有多么脆弱。
其实,医生们都知道,人们每一次的胡吃海喝,都是在「急诊科」的边缘试探!
贪吃一时爽,但是贪吃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疾病,肥胖、疲劳、脂肪肝、胆囊炎、胃肠炎、胃出血、骨质疏松等,都可能与暴饮暴食有关。
有一种因暴饮暴食引发的疾病,近年来在年轻群体中尤其高发,这种疾病发展凶猛,让人措手不及,这就是急性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是急诊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并且现在年轻人得这种病的越来越多。其中,每5个轻度急性胰腺炎的患者就有一人会发展为中度或重度胰腺炎,一旦病情加重,就会大大增加疾病死亡概率,最高可达到35%,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患者会死亡(来自《急性胰腺炎急诊诊断及治疗专家共识(2021年)》)。不仅增加经济负担,更有可能会人财两空。
在我们食入大量的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后,身体里的胰腺在接收到这种信号后,就会促使胰液的大量分泌,与此同时胰腺胰管如伴有排泄障碍,胰液在胰管内返流或阻塞,造成管内压力增高,胰液外溢,而胰液又含有丰富的消化酶,消化酶在胰腺自身内活化而产生自溶,从而引起胰腺炎。食入量越多,胰液也越多,疾病也就越严重,身体不舒服的现象也就越明显。
所以,在饱餐后,出现肚子疼、发热、恶心呕吐等不舒服时,一定要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另外,吃得过饱也会影响血液的流动,血液会堆积在胃肠道,而造成大脑血液减少,不仅会造成大脑反应迟钝,经常暴饮暴食还会加速大脑衰老,甚至可能会诱发老年痴呆 [5-6]。
那么,怎样才算是暴饮暴食,有没有什么判断标准?
问:我比一个胖子吃得多,算不算暴饮暴食?
问:每天睡觉前,都要再吃点东西,算不算暴饮暴食?
问:我中午吃的火锅,晚上又吃的烤肉,算不算暴饮暴食?
其实,暴饮暴食的两个明显特点:
1. 吃进去的食物严重超量。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量肯定是严重超出自己平时吃进去的量。严重超量和我们平时说的「吃多了」不一样,必须是严重超出才是暴饮暴食,比如我们白天一天不吃饭,但晚上那一顿把这一天该吃的食物都吃了。
2. 短时间摄入大量食物。由于工作、学习等一些原因,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毫无节制、又猛又急、狼吞虎咽似的吃了大量的食物。
不得不说,当下很多年轻人以及中年人,因为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不可避免的存在些许暴饮暴食现象。那么,想要避免暴饮暴食,该怎么做?
以下这三个方面是相对有效且容易做到的:
规律的生活方式。避免节假日期间的不规律饮食、过度酗酒等。健康的饮食规律基本是定时定量,一日三餐,少吃或不吃零食。做到“四低一高”,即低能量、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糖、高纤维膳食。
有效的减压。运动已经成为不同年龄段首选的舒缓压力、强身健体的方式,可以帮助排遣压力和不快。随着时间的延长、强度的增加,运动效果逐渐体现。小强度的运动可以转移注意力,舒缓郁闷或紧张的情绪,达到减轻抑郁的效果。
摆脱情绪性进食。在吃东西前,先喝杯水,这让你能缓解情绪,而且感觉到肚子饱饱的。用低热量的食物,蔬菜和水果塞饱肚子。
御道艾灸坐垫产品介绍
慢性肾病(CKD)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风险增加,有几个因素造成了这种高风险。首先,CKD与其他风险因素相关,例如年龄、高血压和糖尿病;其次,脂蛋白异常经常伴随CKD,包括甘油三酯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减少等;第三,CKD与炎症生物标志物的升高、血小板功能异常和广泛血管钙化相关。
他汀类药物可降低中至重度CKD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但对透析患者则无这种益处。一些指南建议在中度至重度CKD患者中使用中等剂量的他汀类药物,近期的美国胆固醇管理指南认为CKD 3期或4期的心血管事件风险非常高,需要使用高强度或最大耐受的他汀类药物治疗进行二级预防。 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持续保持在70mg/dL以上,则应加用依折麦布或PCSK9抑制剂。最近的欧洲指南也指出,中重度CKD患者的治疗目标是安全实现LDL-C的绝对值最大可能降低。
PCSK9抑制剂 阿利珠单抗和依洛尤单抗可降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和慢性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有研究显示,阿利珠单抗可降低CKD患者的LDL-C水平,同时没有明显的安全问题。依洛尤单抗治疗与CKD伴慢性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MACE发生率减少相关。
CKD伴ACS的患者MACE复发的风险特别高,PCSK9抑制剂对此类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此前尚未得到研究。ODYSSEY OUTCOMES试验的预定分析中,研究了不同肾功能患者发生ACS后在强化或最大耐受剂量他汀治疗基础上加用阿利珠单抗是否能减少MACE事件。
主要结果
研究纳入的患者为近期发生过ACS,尽管使用了他汀治疗血脂水平仍然异常。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30mL/min/1.73m2的患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最终共有 18918名患者纳入分析(阿利珠单抗组9460名,安慰剂组9458名), 这些患者的基线期eGFR为82.8 ± 17.630mL/min/1.73m2。7480名(39.5%)患者的eGFR≥90mL/min/1.73m2;9326名(49.3%)患者的eGFR 60-90mL/min/1.73m2;2122名(11.2%)患者的eGFR<60mL/min/1.73m2。
总的来说,eGFR较低的患者年龄更大,更可能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死、冠状动脉血运重建、卒中、周围动脉疾病和心力衰竭病史,并且有较高的甘油三酯和脂蛋白水平。eGFR较低的患者不太可能接受强化他汀类治疗和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更多接受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和口服抗凝剂。
基线时,两组的平均LDL-C水平为92±31mg/dL。在4个月和36个月时,阿利珠单抗组相比安慰剂组的LDL-C水平分别降低了62.2%和48.5%。 4个月时,阿利珠单抗对LDL-C的影响在不同eGFR患者中是一致的:在eGFR<60mL/min/1.73m2的患者亚组中,阿利珠单抗组的LDL-C水平为40±30mg/dL;60-90 mL/min/1.73m2的亚组中为38±30mg/dL,在≥90mL/min/1.73m2亚组中为38±28mg/dL。在36个月时,分别为52±36,56±40,和60±42mg/dL。
阿利珠单抗可降低脂蛋白B和非HDL-C水平,且可增加HDL-C水平。基线期eGFR<60 mL/min/1.73m2的患者亚组的甘油三酯水平高于其他两个亚组, 在该水平eGFR的患者中,阿利珠单抗对甘油三酯的降幅最大。
总体而言,相比安慰剂, 阿利珠单抗降低了MACE发生率和死亡人数。随着患者eGFR水平的下降,MACE和死亡率逐渐增加。根据CKD分期进行亚组分析,在eGFR≥90mL/min/1.73m2和60-90 mL/min/1.73m2的患者中, 阿利珠单抗与MACE发生率显著降低相关,但在eGFR<60 mL/min/1.73m2的患者中没有这种发现。在所有三个亚组中,接受阿利珠单抗的患者死亡人数有所减少,但都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
基线时,阿利珠单抗组的eGFR为82.7士17.7 mL/min/1.73m2,安慰剂组为82.9+17.6 mL/min/1.73m2。在试验期间, 阿利珠单抗对eGFR水平没有影响。
在整个试验人群和各亚组中,与使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阿利珠单抗组患者的局部注射部位反应的发生率更高,但所有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导致死亡的不良事件、横纹肌溶解、肝酶或肌酸激酶上升的发生率均没有增加。
分析讨论
这项研究首次分析了PSCK9抑制剂对具有不同肾功能的ACS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结果显示,阿利珠单抗对LDL-C水平和MACE发生率的影响在各肾功能亚组中结果一致。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显示, eGFR 60-90或>90 mL/min/1.73m2的患者中,阿利珠单抗治疗后可导致MACE发生率显著下降,但eGFR<60mL/min/1.73m2的患者中,MACE发生率下降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CKD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很高。他汀类药物±依折麦布,可降低中重度CKD患者的心血管风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汀类药物的部分益处可能被不良事件风险的增加所抵消。这种益处也似乎随着eGFR的下降而减少,在透析患者中几乎没有益处。鉴于以上原因, 不能假设在广泛人群中使用降脂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的情况同样适用于CKD患者。
PSCK9抑制剂是强有力的降脂药物,可降低LDL-C、脂蛋白B、甘油三酯和脂蛋白(a)水平,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FOURIER试验对慢性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亚组分析表明,依洛尤单抗可降低CKD亚组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ODYSSEY OUTCOMES试验显示, 阿利珠单抗治疗可降低MACE发生率,并可减少死亡人数。在试验中,60%的患者eGFR<90mL/min/1.73 m2,反映了至少为轻度CKD,10.9%患者的eGFR为30-60mL/min/1.73m2,为中度CKD,后一类患者的数量较少,这限制了阿利珠单抗对MACE或死亡影响的结论。
FOURIER试验的规模大于ODYSSEY OUTCOMES,纳入的eGFR<60 mL/min/1.73m2患者数量是后者的两倍以上,主要MACE终点为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卒中、不稳定心绞痛住院或冠状动脉血运重建。不过,这两项研究的结果类似。在这两项试验中,PCSK9抑制对LDL-C、脂蛋白B、非HDL-C或HDL-C的治疗效果在不同eGFR水平患者中没有差异,而在eGFR<60mL/min/1.73 m2的患者中,甘油三酯的绝对下降幅度最大。
结论
近期发生过ACS且eGFR>30 mL/min/1.73 m2的患者,无论基线期eGFR水平如何,使用阿利珠单抗与MACE发生率下降和死亡数减少相关,但在eGFR<60 mL/min/1.73m2患者中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除了局部注射部位反应,阿利珠单抗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没有增加。
参考文献:
Eur Heart J. 2020;41(42):4114-2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杨超,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研究方向为慢性肾脏病。
生酮饮食(KD)是一种以摄入极低碳水化合物为特征的饮食方式,碳水化合物占每日总热量的5%-10%,或每天20-50g。高脂生酮饮食(HFKD)的特点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50g/d),但不限制脂肪和热量。这些方法最初是用于治疗难治性癫痫,但目前广泛用于减肥。极低卡路里的生酮饮食(VLCKD)是极低卡路里饮食(VLCD)的一种亚型,也被称为保留蛋白质断食法(PSMF),通常依赖于来自乳清、大豆、鸡蛋和青豆中的蛋白质。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定义,当碳水化合物摄入<30-50g/天,脂肪占总热量摄入的15%-30%时,VLCD可以视为生酮饮食。要注意的是,生酮的碳水化合物和卡路里摄入量是很主观的,这使得饥饿和营养性生酮之间的界限很微妙。
饮食方案通常不会像药物那样有明确的禁忌症,因此生酮饮食也缺乏明确的适用人群说明。VLCKD是相当极端的饮食控制,如果没有医学指导,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不良事件。目前,生酮饮食的应用不断增加,证据最多的领域是肥胖和难治性癫痫,在神经系统疾病、癌症、非酒精性脂肪肝、2型糖尿病和慢性疼痛等疾病的治疗中正在崭露头角。随着肥胖率逐步增加,以及新出现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多的患者可能会从生酮饮食中受益,与此带来的问题时,需要明确哪些人可以真正从生酮饮食中获益,哪些人不能采用生酮饮食。
肝脏疾病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是肝移植的常见原因。相关证据表明,生酮饮食在其发病机制中有保护作用,不仅仅是减肥带来的:几乎所有评估肝脏脂肪的研究都报告了各种类型生酮饮食的阳性结果,包括高脂肪饮食。
但要注意的是,营养不良是慢性肝病的常见问题。因此,2019欧洲肝脏研究协会指南建议摄入足够量的卡路里和蛋白质。为避免肝性脑病,建议优先食用植物蛋白和乳制品蛋白,减少动物(肉)蛋白的摄入量,即使存在肝硬化,也不要减少总蛋白摄入量。然而,随着全球肥胖率的上升,加上NAFLD已成为肝硬化的常见原因,超过30%的肝移植受者为肥胖,因此强烈建议这类患者减肥。一项病例系列报道称,两名终末期肝病(ESLD)患者对VLCKD治疗肥胖的耐受性良好,可有效减轻体重,无不良事件发生,并可能改善肝脏损伤。
在密切的医疗监测下,生酮饮食可能不会加重肝脏损害,相反,生酮饮食可能是有益的。因此,肝病患者可以使用生酮饮食,直到出现ESLD再停止,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明确推荐。
慢性肾病
肥胖是慢性肾脏疾病(CKD)公认的危险因素,同时患有严重肥胖和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并不少见,对这类患者不可以使用生酮饮食,因为蛋白质相对过量,可能会损害肾脏。指南对于早期CKD患者蛋白质摄入的建议尚无定论,一些建议为0.8 g/kg体重,而一些建议则高达1.4 g/kg体重。肾脏功能可能受到蛋白质来源的影响,红肉会以剂量依赖的方式损害肾脏功能,其他蛋白质来源(鱼、蛋和奶制品)的伤害较小,植物来源的蛋白质甚至可能起保护作用。
一项评估肾脏结局的系统评价称,肾脏似乎几乎不受VLCD的影响,但饮食中营养成分不同,且只纳入了肾功能正常的受试者,因此该研究的发现不适用于基线肾功能受损的患者。既往有研究表明,在轻度慢性肾病(GFR>60)患者中,VLCKD不会改变肾功能,近三分之一的患者在饮食干预后甚至出现GFR正常化。值得注意的是,VLCD依赖于乳清和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当需逐渐引入其他蛋白质来源时,强烈建议鱼、家禽和乳制品,而非红肉,总蛋白质摄入量要≤1.5g/kg理想体重。综上所述,现有的证据表明,VLCKD可以显著减轻体重,可能是有轻度肾病的肥胖患者的一种有效方法。
肾功能受损更严重的患者使用该饮食策略的安全性证据很少。一项为期12周针对5名肥胖和晚期糖尿病肾病患者的研究报告称,VLCKD干预后,肾功能显著改善,体重减轻。同样,5名血液透析患者接受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中位时间为364天,没有发生重大安全问题,体重明显减轻。但这些研究的样本量过少,因此需要谨慎评估生酮饮食对于晚期肾病患者的利弊。
1型糖尿病
由于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和低血糖的风险增加,1型糖尿病可能是生酮饮食证据力度最强的禁忌症。但是,伴有超重的1型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需要进行饮食调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最新指南并未说明哪项饮食方案更优,但强烈建议对患者进行碳水化合物计算的教育。
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高脂生酮饮食的安全性及其改善血糖的功效,12名1型糖尿病受试者在节食时进行了严格的葡萄糖监测(每天>4次)和胰岛素治疗(<7 IU)。治疗18个月后,没有报道严重低血糖事件,A1C显著降低。最近对11名1型糖尿病受试者的连续血糖监测报告表明,高脂生酮饮食对血糖控制有益,然而,增加了低血糖风险。由于缺乏高质量的前瞻性试验,因此生酮饮食用于1型糖尿病患者是否安全尚无定论。
此外,目前的证据旨在评估生酮饮食能否改善1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而不是研究其他目的(例如减肥)。总的来说,现有的少量文献表明,仅考虑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进行生酮饮食,例如伴有肥胖的1型糖尿病患者,需由经验丰富的医疗人员给予指导,同时需要持续血糖监测。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哪些人可以使用生酮饮食。
怀孕和哺乳
目前尚无针对孕妇使用生酮饮食的临床研究,一组针对2名孕妇的病例系列表明高脂生酮饮食治疗难治性癫痫可能有致畸作用。很少有研究描述女性自发发生哺乳期酮症酸中毒,但是少数病例报告显示,生酮饮食可能导致风险增加。考虑到潜在的严重不良事件,目前可得出结论,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不应采用生酮饮食。
参考文献:
Obes Rev. 2020; 21(10): e13053.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肖靖,2009-2012年就读于301医院内分泌学硕士,2012年毕业后工作于北京博爱医院内分泌科。
对于大多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PCI) 是推荐的治疗方法。阿司匹林和 P2Y12 抑制剂联合治疗是接受过PCI的ACS患者的主要药物治疗手段。既往随机临床试验显示,在治疗ACS中,普拉格雷和替格瑞洛由于氯吡格雷,普拉格雷优于替格瑞洛。
上述试验在研究设计、患者人群和负荷剂量策略方面存在重要差异, 最重要的差异之一是接受 PCI 治疗的患者比例。例如,TRITON-TIMI 38 是一项关注PCI的研究,其中99%的患者在随机化时接受了PCI。在 PLATO 试验中,只有 64.3% 的患者在研究期间接受了 PCI,而在 ISAR-REACT 5 试验中,84% 的患者接受了 PCI。
对 ISAR-REACT 5 试验中接受 PCI 的ACS患者亚组进行进一步分析,不仅可以提供关于普拉格雷和替格瑞洛之间的比较结果,还可以提供有关 P2Y12 抑制剂预处理的证据。因此,有研究者对 ISAR-REACT 5 试验进行了预先指定的亚组分析。研究结果发表在著名期刊《JAMA Cardiology》上(影响因子:14.676)。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是ISAR-REACT 5试验预先指定的亚组分析分析, 纳入试验中所有接受 PCI 的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阿司匹林治疗,150 至 300 mg的负荷剂量,然后每天75 至 100 mg的维持剂量。 分配至替格瑞洛组的患者,在随机化后尽快接受负荷剂量 180 mg,随后接受90 mg 的维持剂量,每日两次。
分配至普拉格雷组的患者,负荷剂量的给药时间取决于疾病类型。对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应尽快接受60mg负荷剂量的普拉格雷。对于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NSTEMI) 或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应在明确冠脉解剖结构后给予负荷剂量的普拉格雷,血管造影前不进行任何治疗,在进行 PCI前给予负荷剂量,此后,患者每天接受 10 mg的维持剂量。对于 75 岁以上或体重低于 60 kg的患者,建议减少 5 mg的剂量。
研究的主要终点是随机化后 12 个月时全因死亡、心肌梗死 (MI) 或卒中的复合终点。安全性终点是随机分组后 12 个月时出血学术研究联盟 (BARC)定义的 3 -5 型出血的发生率。本研究中的其他终点包括主要复合终点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明确的支架血栓形成。
研究结果
参加 ISAR-REACT 5 试验的 4016 名患者中,3377 名(84.1%)接受了PCI,其中 1676 名被分配到替格瑞洛组,1701 名被分配到普拉格雷组。在参与分析的 3377 名患者中,713 名 (21.1%) 为女性,2664 名 (78.9%) 为男性, 平均年龄为64.5岁。
停药情况
在 12 个月的随访中,分配至替格瑞洛的1676 名患者中218 名 (13.0%) 、分配至普拉格雷的1701 名患者中178 名 (10.5%) 停用研究药物 (P=0.02)。替格瑞洛组停止用药的中位时间为 90 天,普拉格雷组为 113 天。替格瑞洛组中,40 名因 呼吸困难停止使用研究药物;普拉格雷组中,因呼吸困难而停止研究药物的患者仅有1名(P<0.001)。
有效性结局
替格瑞洛组 162 名患者 (9.8%)发生了主要终点,普拉格雷组 120 名患者 (7.1%) 发生了主要终点,即 普拉格雷的主要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替格瑞洛组(P = 0.005)。关于次要终点,替格瑞洛组 79 名患者 (4.8%) 、普拉格雷组 64 名患者 (3.8%) 死亡(P=0.15);替格瑞洛组 88 名患者 (5.3%) 、普拉格雷组55 名患者(3.8%)发生心肌梗死(P=0.003);替格瑞洛组 16 名患者 (1.0%) 、普拉格雷组 14 名患者 (0.8%) 发生卒中(P=0.62)。替格瑞洛组 21 名患者 (1.3%) 、普拉格雷组 12 名患者 (0.7%) 发生明确的支架内血栓形成(P=0.10)。
根据年龄、性别、吸烟状况、体重、糖尿病、血清肌酐、心源性休克、临床表现和 PCI 类型等进行分层分析。其中, 糖尿病是唯一显示有明显相互作用的因素。在糖尿病患者中,替格瑞洛组376 名患者中40 名、普拉格雷组367 名患者中50 名发生了主要终点(10.7% vs 13.8%; HR, 0.77; 95% CI, 0.50-1.16)。在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中,替格瑞洛组1299名患者中121 名、普拉格雷组 1333 名患者中 69 名出现主要疗效终点((9.4% vs 5.2%; HR,1.87; 95% CI, 1.39-2.52)。
安全性结局
替格瑞洛组 1672 名患者中84 名 (5.3%) 、普拉格雷组 1680 名患者中78 名 (4.9%) 出现了安全性终点(BARC 3-5 型出血)(P=0.54)。两组间 BARC 0 至 2 型出血的发生率也类似(替格瑞洛组252/1676 [15.2%] vs. 普拉格雷组276/1701 [16.4%]; P = 0.32)。
不同时间点的分析结果
在头30 天内,替格瑞洛组 75 名患者 (4.5%) 、普拉格雷组 60 名患者 (3.5%) 出现主要疗效终点(P = 0.14)。从 30 天到 1 年,替格瑞洛组 87 名患者 (5.2%)、普拉格雷组 60 名患者 (3.5%) 出现主要疗效终点(P=0.01)。这两个时间段内,两组的主要安全性终点发生率没有差异。
分析讨论
对于接受 PCI的 ACS 患者,在 12 个月时主要终点(包括全因死亡、心肌梗死或卒中)的发生率方面,普拉格雷优于替格瑞洛。这种优势主要是由于普拉格雷组 心肌梗死患者数量 减少所致。不同时期的分析表明,在 30 天后直至研究结束,普拉格雷相比替格瑞洛的优势得到保持。普拉格雷组支架内血栓的发生率在数值上更低,但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在 12 个月时出血事件方面,普拉格雷和替格瑞洛类似。 普拉格雷的耐受性优于替格瑞洛,PCI 后12个月停药率更低。
分析还表明,在 PCI 后30 天至1年,普拉格雷相比替格瑞洛的优势更加明显。替格瑞洛组12个月时的1型心肌梗死和STEMI的发生率均更高。在PCI治疗的ACS患者的后期,普拉格雷优于替格瑞洛,这里有几个原因。既往一些研究指出在真实世界中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相比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替格瑞洛的不良反应特征和依从性问题。
替格瑞洛是每日两次给药的药物,没有不可逆地抑制 P2Y12 受体,因此用药不依从,对服用替格瑞洛患者的不利影响可能大于服用普拉格雷的患者。在上述研究中,与普拉格雷相比,总体停用替格瑞洛的患者明显更多,替格瑞洛组呼吸困难更常见。副作用可能会导致依从性不佳的问题。
研究结论
该研究表明,在接受PCI的ACS患者中,与接受替格瑞洛的患者相比,接受普拉格雷的患者主要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更低,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普拉格雷组心肌梗死患者数量减少所致。两组的出血发生率相当。总体而言,这些数据 支持在接受 PCI 治疗的 ACS 患者中首选基于普拉格雷的治疗策略。
参考文献:
JAMA Cardiol. 2021 Jun 30. doi:10.1001/jamacardio.2021.2228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医学中心
作者:龚志忠,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安贞医院主要从事心血管病相关研究,已参与发表英文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篇,参与编写出版著作2部。
本期内容
了解健康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模式以及抑郁症的不良认知
展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