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检查结果显示孕囊破裂，患者伴发严重腹痛，有大量腹腔积液时，此时病情已经十分危急，必须行手术治疗。保守治疗时，治疗成功的标准在于:患者无腹痛、腹胀，再次行 B 超检查观察子宫大小、形态和内膜、附件区情况，若附件区包块体积显著增加，说明保守治疗失败，需要及时改为手术治疗。若附件区包块体积显著缩小，盆腔积液不断减少并完全消失，尿 HCG 逐渐减弱并最终转为阴性，即为保守治疗成功。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经阴道 B 超检查的包块检出率和宫外孕检出率显著高于经腹部 B 超检查，组间差异显著(P<0.05 )，有统计学意义。证实了对宫外孕行经阴道 B 超检查可以更加准确的确诊疾病。经阴道 B 超检查的声像图清晰度显著优于经腹部 B 超检查，这可以为医师在制定治疗方案时提供更加有用的建议。但有一点需要在此特别做出说明，因为本次研究的开展是以小样本为基础，所以得到的结论可能存在缺乏说服力的不足之处，期待临床未来可以开展大样本研究，以使研究结果的说服力更强。

综上所述:对宫外孕患者行 B 超检查时可以有效早期检出疾病，其中经阴道 B 超检查临床诊断价值更高，临床可以考虑加以推广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己身体健康。当人们到医院做检查时，医院一般会为患者开具尿常规等化验申请。尿常规等相关检查在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临床意。尿常规相关检测报告单其结果怎么看，影响因素和临床意义有哪些，接下来我们继续简单介绍下尿液标本化学检查相关检测报告单解读。

尿蛋白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正常尿液中蛋白质的含量极少。一般情况下正常成年人一天内尿液中蛋白质含量仅为 30-130mg。主要是因为肾小球滤过膜能够阻止相对分子质量在 4 万以上的蛋白质通过，并且近曲小管可以重吸收相对分子量小于 4 万的蛋白质。

当 24 小时尿液中蛋白质含量超过 150mg 或者每升尿液中蛋白质含量 100mg 时，尿蛋白定性实验一般呈阳性，临床上称之为蛋白尿。

卒中以后抑郁的情况较普遍，脑卒中发生后患者发生抑郁的风险较高，大部分发生在卒中后 1-6 个月期间，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也会逐渐增高，可以达到 20%-60%。

抑郁的发生有时非常隐匿，患者突然发生脑血管意外丧失部分神经功能心情不佳，而且有的患者影响到言语功能失去表达能力，发生抑郁就更不容易被发现。医护人员以及家属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患者出现情绪抑郁甚至轻生厌世一定要及时就诊，对于脑卒中后的抑郁主张足剂量、足疗程的治疗，可以选择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等药物治疗，疗程要达到 3-6 个月，根据患者的情况逐渐撤药。

(1 )术前应熟悉局部解剖三维结构，亲自掌握病史及体检，并与影像学表现一致，单纯依靠影像学诊断易误诊。

(2）在分离颈长肌时因周围有交感神经通过，若损伤可导致 Horner 综合征，为显露颈椎分离两侧颈长肌内缘时，应先结扎颈升动脉分支，不要结扎颈升动脉本干，能减少出血。

(3 )在切除椎间盘作骨槽前，应用电灼上及下椎体前静脉，可减少开槽时出血，否则影响术野。

(4 )手术显微镜主要用于在切除骨赘、OPLL、刮出剩余椎间盘组织、切开后纵韧带时，显露神经根及硬脊膜等较细致的手术操作，避免椎管内出血。用手术显微镜时应训练眼、手、足协调一致，才能完成镜下操作。

(5 )钢板的应用必需放在合适位置，能适应塑形，其长轴尽量贴近颈椎前表面，钢板的螺丝孔要与固定的椎体中部平齐，对角线临时固定，钻孔时用导向器，可准确钻进螺丝钉，钢板可牢固地固定。否则于中晚期产生钉板松动脱落的危险。

(6 )病椎间盘切除，椎后增生的骨赘刮除，同时应取自体髂骨带三面皮质骨进行椎间植骨融合，或行钛 Cage、钛网、钛钢板内固定，都需加骨颗粒，但金属器械内固定是临时的，植骨融合才是永久的，能维持椎间隙的高度及曲度，稳定椎体避免复发。

血液中的胆固醇或甘油三酯偏高，都被称为高血脂症，它对身体的伤害是隐匿的、逐渐的、全身性的。

血液粘稠、血流减缓，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一旦血管堵塞，不仅会影响器官工作，还可能危及生命。

高脂肪饮食

高血脂人群每天摄入胆固醇不超过 300mg，脂肪代谢或运转异常都会引起血脂升高。

五花肉、排骨、肥牛、肥羊等肉类其实隐藏的脂肪量很高，可占到食物总量的 60%，不宜多吃。

坚果虽然可以辅助控制血脂，但不宜食用过多，一小把即可，因为松子、腰果、瓜子仁等坚果中的热量及脂肪含量较高。

 

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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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

婚前保健

•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公民提供婚前保健服务。婚前保健服务包括下列内容：
• （1）婚前卫生指导：关于性卫生知识、生育知识和遗传病知识的教育；
• （2）婚前卫生咨询：对有关婚配、生育保健等问题提供医学意见；
• （3）婚前医学检查：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医学检查。

婚前医学检查包括：

• （1）严重遗传性疾病；
• （2）指定传染病；
• （3）有关精神病。

孕产期保健

•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育龄妇女和孕产期保健服务。孕产期保健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 （1）母婴保健指导：对孕育健康后代以及严重遗传性疾病和碘缺乏病等地方病的发病原因、治疗和预防方法提供医学意见；
• （2）孕妇、产妇保健：为孕妇、产妇提供卫生、营养、心理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以及产前定期检查等医疗保健范围；
• （3）胎儿保健：为胎儿生长发育进行监护，提供咨询和医学指导；
• （4）新生儿保健：为新生儿生长发育、哺乳和护理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规定，女职工在怀孕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不得在正常劳动日外延长劳动时间。怀孕 7 个月以上（含 7 个月）的女职工，一般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在劳动时间内应当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的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应当算作劳动时间。并给予女职工充裕的产假和产前假。女职工在哺乳期内，不得延长其劳动时间，一般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劳动。

耳朵进水发炎了该怎么办？

苗国栋 精神科专家苗国栋 5 天前

焦虑是人们最常见的情绪，也是各种精神障碍患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类情绪异常（emotional disturbance）。有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将焦虑定义为“在无现实威胁情况下出现的或与现实威胁不相称的紧张不安、过分担心，并伴有相应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如心悸、口干等和运动性不安症状如坐立不宁、搓手顿足等”。

焦虑情绪几乎见于所有的精神障碍，甚至心理素质良好的个体或曰“正常人”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焦虑情绪和相应的行为反应。因为人们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有对未来事物有程度不同的确定性或“把握度”预期的认知习惯，一旦未来事物的不确定性超出其心理承受程度，使其对当前的安全有受到威胁的预期，就会产生某种焦虑情绪。而且，因为精神障碍患者普遍存在安全感不良的素质，在其日常生活中对环境事物的风险征象有过度感知或过分敏感，倾向于高估风险，极易产生焦虑情绪及包括回避行为在内的相应的行为反应。甚至，由这些认知偏差以及认知偏差诱发的焦虑情绪与行为反应，互为因果、互相强化，导致严重的精神病理现象。

以强迫症为例。若一个有担心沾染不洁物而患病的强迫思维患者，在不慎接触了其认定的不洁物时，就会立刻有染病的不良预期，继之产生强烈的焦虑情绪以及程度不一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为了减轻或缓解其焦虑，他的习惯性反应便是祛除可能使其染病的“威胁”，即立刻实施减轻其焦虑的强迫行为——刻板重复的“清洁仪式”（cleaning rituals）。清洁仪式既可以是经典的强迫洗涤，也可以是丢弃其认为是沾染不洁的衣衫、物品，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治疗这样的强迫症患者常用的措施包括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等。现有治疗强迫症的一线治疗药物主要是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但将药物增加到足够剂量（有效量）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即使是服用足量治疗药物后，对强迫症也没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一般认为足量药物治疗 12 周以上才可能出现较显著的疗效）。因患者甚至其家人普遍对药物治疗起效时间有不现实的期望，在药物起效前就可能因对疗效失望而放弃，要么换医生，要么要求医生更换治疗药物，使本可能起效的治疗半途而废。另外，即使是采用 CBT 治疗其强迫症状，但让患者暴露于足以诱发其焦虑的场景或刺激时，患者的焦虑情绪可能会构成 CBT 的主要阻抗因素，而使 CBT 难以坚持。假如，给这样的患者在治疗初始阶段使用有效、足量的抗焦虑药物（如苯二氮卓类），使其焦虑显著减轻，在沾染不洁物时，其焦虑会明显减轻，实施强迫行为的冲动就会减弱，实施强迫行为的次数也会减少，使其病情有改善的迹象。在接受 CBT 过程中，因焦虑减轻，其阻抗也会减弱，相应地使 CBT 更容易被患者接受。近些年来，我本人就一直通过贯彻这样的治疗策略，使强迫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更好、疗效更佳。而且，随着 SSRIs 类药物的剂量达到有效治疗量，并持续足够长的治疗时间，即开始发挥其抗焦虑作用，最初阶段使用的抗焦虑药物的治疗价值便衰减了，往往可以逐渐减量、停药。

再以疑病妄想为例。有疑病妄想的患者，在初起阶段其疑病性质的担心、信念多由包括焦虑伴发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在内的相关躯体症状引起，并在焦虑情绪的强化下，选择性且刻板重复关注、体验这些躯体症状，以偏差认知模式解读这些症状的意义，使其焦虑情绪、躯体症状和疑病信念互为因果、彼此强化，最终达到妄想定型阶段。而无论用以哪种理念认识和指导治疗、以哪种方案治疗患者的疑病妄想，都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使用足量抗焦虑药物又是一个能够快速减轻焦虑及其相伴随的躯体症状的有效治疗手段，同样有增加其治疗依从性的作用。我本人以这样的治疗策略治疗患者，都获得了预期的疗效。

再以关系妄想为例。关系妄想的形成过程与疑病妄想非常相似（参见拙文《从寓言《人有亡鈇者》来看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也是在焦虑情绪的参与下，由偏差认知模式主导，选择性收集与其妄想信念吻合的信息，形成牢固的关系妄想。治疗这样的患者，足量的抗焦虑药物也能在较短时间内，使其症状减轻。

当然，其他许多精神病性症状的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也常与安全感不良以及焦虑情绪和相应认知偏差、行为反应有密切关系。在治疗这些症状时，早期足量使用抗焦虑药物也都有良好的效果。我将这一治疗理念运用于治疗几乎所有有焦虑症状的患者，使患者病情在较短时间内开始改善。

我个人理解，用足量抗焦虑药物减轻、消除患者的焦虑，就是打断焦虑情绪与其病理思维内容相互影响、彼此强化的持续性循环的关键环节。这一做法与此前本人文章《治疗精神障碍患者失眠症状的临床意义和价值》所提出的治疗失眠症状有异曲同工的意义。

门静脉血栓是肝硬化常见并发症，现结合近期《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分析肝硬化门静脉血栓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分歧，指出临床抗凝治疗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为临床进一步探索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的规范管理提供参考。

门静脉血栓（portal vein thrombosis，PVT）是肝硬化最常见并发症，发病隐匿，常在体检或肝癌筛查过程中偶然被发现[1-2]。不少研究结果表明 PVT 可增加肝硬化患者出血率、内镜下急性出血控制失败率、再出血率及出血后的 6 周病死率，并会明显增加肝移植的手术难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1-4]。因此，不少专家提出肝硬化 PVT 应当积极治疗[5]。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抗凝、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ransjuglar intrahepatic portosystem shunt，TIPS）可促进门静脉再通[1，5-6]。但由于肝硬化患者出血与血栓风险并存，且部分肝硬化 PVT 可自行消退；同时对抗凝导致出血等并发症风险增加的恐惧，常常导致临床医生选择不治疗肝硬化 PVT[7]。因此对于肝硬化 PVT 患者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治疗、何时启动治疗、选择何种方式治疗缺乏统一认识。近期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学组基于最新的研究证据，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制定了《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首次系统阐述了肝硬化 PVT 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影像学检查、诊断、病情评估和治疗策略，对进一步规范肝硬化 PVT 的临床诊疗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2]，但肝硬化 PVT 的抗凝治疗仍面临不少困惑与挑战。

1、PVT 是否影响肝硬化患者的预后

尽管不少的回顾性或前瞻性研究、荟萃分析结果显示 PVT 可能增加肝硬化患者远期死亡、出血、腹水、急性肾损伤和肝移植术后死亡的风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8]：（1）研究人群的异质性大：肝硬化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与范围对预后的影响有显著差别，但不少研究在评价 PVT 对肝硬化预后的影响时，没有根据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与范围等进行评估，在某些研究中部分或分支 PVT 病例被排除，而某些研究又将部分性和阻塞性 PVT 病例纳入；（2）回顾性研究为主：尽管共识意见参考并分析样本量大且有代表性的原创性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但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发表的荟萃分析结果，可能是在没有随机化的情况下，将选择治疗的队列数据与未选择治疗的队列数据相结合，加剧了患者选择的偏倚风险[9-10]。近期来自国内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急性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中，PVT 的存在并不增加患者 1 年病死率[11]。因此未来仍需要设计良好的前瞻性对照研究进一步明确 PVT 对肝硬化患者预后的影响。《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上海）》提出了评估肝硬化 PVT 的分期、严重程度及转归的标准[1-2]，有利于在今后的研究中统一诊疗标准，克服既往研究中的缺陷，减少偏倚风险。

2. 如何早期识别肝硬化 PVT 人群

肝硬化 PVT 的风险因素除了与门静脉血流速度降低、局部血管损伤、易栓症有关外[1-2]，更主要与肝硬化患者的凝血功能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的平衡有关。一方面肝硬化患者由于肝功能减退，凝血谱紊乱，表现为血小板及凝血因子减少，易于出血；但另一方面又存在抗凝蛋白（如抗凝血酶 III、蛋白 S 或蛋白 C）的减少，以及促凝因子（如凝血因子 VIII 或 von Willebrand 因子）的增加，尤其是 FVIII/PC 比值增高可反映肝硬化高凝状态[12-13]；同时肝硬化患者对血栓调节蛋白的抗凝作用存在抵抗性，也可增加肝硬化血栓形成风险[14]，再加上感染、肾功能不全等因素则进一步增加血栓形成风险。因此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血小板计数等传统的监测凝血功能的参数，对于预测肝硬化患者出血与血栓形成方面的价值非常有限[15]。目前尚缺乏精准预测肝硬化 PVT 风险的模型。有研究结果显示旋转式血栓弹力测定、血栓弹力图和凝血酶生成测定等可全面监测凝血功能[16-17]，但其在预测肝硬化 PVT 风险方面的价值还需进一步研究。肝硬化患者来自门静脉、腹腔及肠道的炎症也是增加门静脉血栓形成风险的重要因素[1-2]。一方面肝硬化患者常伴有高水平的肠源性内毒素，可增加门静脉系统的凝血酶生成能力与血小板的高活性，促进血栓形成[18]；另一方面炎症区域激活的中性粒细胞胞外杀菌网络可直接增加血栓形成风险。“上海共识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门静脉、腹腔及肠道炎症可能是肝硬化门静脉血栓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1]。近期 Huang 等[19]、Nery 等[20]先后发现肝硬化 PVT 患者白细胞介素 -6 水平明显升高，并在矫正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的应用、饮酒史、门体侧支循环建立、食管静脉曲张≥ 2 级、腹水、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 13 和脾大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细胞介素 -6 水平高于 5.5 pg/ml 和淋巴细胞计数低于 1.2×10⁹/L 是门静脉血栓形成的独立预测因素[20]。上述研究对于早期如何识别肝硬化 PVT 风险人群有重要指导意义，未来仍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以探讨肝硬化 PVT 的早期识别标志物。

3. 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是否应进行抗凝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PVT 患病率为 8% ～ 25%，显著高于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1%)。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促凝因子和抗凝因子之间的平衡相对稳定，而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促凝与抗凝之间的平衡非常脆弱，是否应该进行抗凝治疗目前争议较大。赞成抗凝治疗的专家认为：（1）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体内合成的抗凝因子如蛋白 C 和 S 减少，促凝因子如 VIII 因子、凝血酶、组织因子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增加，总体导致血栓前状态；（2）尤其是在静脉曲张出血患者中，PVT 的存在是 5 d 治疗失败（定义为再出血、无法控制的出血或死亡）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3）尽管移植前肝硬化 PVT 不影响等待移植患者的病死率，但显著增加移植后病死率；（4）现有证据显示抗凝治疗不增加肝硬化患者的不良后果：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进行抗凝治疗不仅仅促进门静脉再通，还可降低进一步失代偿率和病死率，并可能带来潜在的额外益处，如降低肠道细菌移位及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等[7]。而反对抗凝治疗的专家认为[8]：（1）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抗凝治疗可导致更高的 PVT 完全再通率：一方面肝硬化 PVT 尤其是部分阻塞患者存在较高的自发性再通率，另一方面已发表的支持抗凝治疗提高 PVT 再通率的研究存在纳入证据质量低及发表偏差的影响；（2）肝硬化 PVT 增加病死率和降低移植率可能只是历史上供体选择和手术技术的问题，而目前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已得到改善；（3）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抗凝治疗的额外风险不清楚：现有的支持抗凝的证据主要来自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这类人群应用抗凝治疗未见出血风险增加，但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的风险尚不明确；（4）目前缺乏可靠的方法来评估抗凝治疗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是否有效：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标准化比值、抗 Xa7 对于监测维生素 K 拮抗剂及低分子肝素的抗凝效果不可靠，尤其是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如何监测尚无可靠方法；同时一旦启动抗凝治疗何时停止更不清楚，有报道认为部分患者停药可能导致血栓快速再形成。因此在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中是否进行抗凝治疗，还需要更多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上海共识意见”强调抗凝治疗的主要适应证为急性症状性肝硬化 PVT、等待肝移植、合并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的肝硬化 PVT 患者，尤其是对于有肝移植需求的肝硬化 PVT 患者，抗凝治疗的目标在于保持门静脉通畅，阻止血栓进展或延伸至肠系膜静脉[1-2]。非急性症状性 PVT 是否抗凝应进行个体化评估，可根据 PVT 的严重程度、范围和动态演变，酌情考虑是否采取抗凝药物治疗；而对于伴有近期出血史、重度胃食管静脉曲张、严重血小板减少症的肝硬化 PVT 患者应暂缓抗凝[1]。

4. 如何选择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药物

目前肝硬化 PVT 常用的抗凝药物包括维生素 K 拮抗剂、肝素及新型直接口服抗凝药物[1]。选择何种药物抗凝，需要根据患者的疾病阶段、严重程度、药物的经济效益比来确定。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使用华法林、低分子肝素和直接口服抗凝药物通常安全有效，但失代偿期肝硬化 PVT 患者存在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延长，血小板减少，如何监测药物的安全性是临床面临的困境，同时失代偿期 Child-Pugh C 级肝硬化患者应用直接口服抗凝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尚需进一步评估[1]。因此未来仍需加强如何早期预测、有效监测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中的出血风险，旋转式血栓弹力测定、血栓弹力图和凝血酶生成测定能否作为有效的监测与评估手段尚需更多的证据。

5. 如何确定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的疗程

关于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的疗程仍存在争议，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肠系膜静脉血栓或既往有肠缺血或肠坏死、等待肝移植、存在遗传性血栓形成倾向的肝硬化 PVT 患者，需要长期抗凝治疗[1-2]。但对于上述情况以外的非症状性肝硬化 PVT，启动抗凝治疗获得门静脉再通后需要继续抗凝治疗多长时间、停药的指征是什么，尚未达成共识；对于抗凝治疗后门静脉未再通的患者，抗凝治疗多长时间可确定为抗凝无应答，亦缺乏相应的证据；对于抗凝治疗成功后的病例停药后是否会复发也需要定期监测。因此进一步探索抗凝治疗的疗程，明确停药指征，亦是临床肝硬化 PVT 抗凝治疗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肝胆疾病学组 .《肝硬化门静脉血栓管理专家共识（2020 年 , 上海）》[J]. 中华消化杂志 , 2020, 40(11 ): 721-730. DOI: 10.3760/cma.j.cn501113-2020111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