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肝细胞癌(HCC)和胰腺导管腺癌(PDAC)等恶性肿瘤因其隐匿的起病特点,常导致诊断和治疗的延误。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常规血清学检测方法受到其低敏感性或低特异性的限制,亟需新的肿瘤筛查和早期检测工具。
质谱流式细胞术飞行时间(CyTOF)是一种强大的免疫细胞分析技术,适用于肿瘤检测。2022年9月20日,浙江大学梁廷波团队在Gu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Mass cytometry-based peripheral blood analysis as a novel tool for early detection of solid tumours: a multicentre study”的研究论文,旨在建立HCC和PDAC的诊断模型。
该研究利用CyTOF技术对来自15个中心的2348名参与者进行了外周血免疫细胞组成、表型和功能的综合信息分析。结果表明,外周免疫细胞亚群的改变有助于肿瘤检测,为HCC和PDAC提供了一种即用型的检测模型。
研究人员首先确定了HCC和PDAC引起的全身免疫紊乱,并根据构建的模型计算了外周血免疫评分(PBIScore)。PBIScore在检测HCC和PDAC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性能,灵敏度和特异性均在80%左右。进一步结合PBIScore和甲胎蛋白或碳水化合物抗原19-9建立了一个集成的PBIScore(iPBIScore),在早期和肿瘤标志物阴性患者中也显示出高性能。
这项研究为HCC和PDAC筛查提供了一种即用型工具,作为液体活检的扩展,还为未来基于全身免疫的泛癌检测方法奠定了基础。
本站内容仅供医学知识科普使用,任何关于疾病、用药建议都不能替代执业医师当面诊断,请谨慎参阅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疾病在初期阶段都会发出一些信号,但这些信号常常被我们忽视,导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尤其是当某些疾病的症状与胰腺癌相似时,患者很容易自行判断疾病类型,而不去医院进行检查,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
那么,为什么有些疾病容易与胰腺癌混淆呢?主要原因是这些疾病的症状与胰腺癌的症状非常相似。例如,胰腺癌的发病位置与胃部疾病的位置相似,若不注意,很容易被误诊为胃部疾病。然而,通过X线钡餐检查和纤维胃镜检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区分两者。
此外,胰腺癌在初期阶段的症状也与原发性肝癌的症状相似,例如肝肿大、黄疸在后期出现、腹痛不因体位改变而转变等。通过超声和放射性核素扫描,我们可以发现肝占位性病变,从而进行正确的诊断。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可能患上胰腺癌,而将其当做普通的生活疾病来对待。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胰腺癌的发病原因较多,且伴随着黄疸、皮肤瘙痒等症状,很容易被误诊。例如,胆囊癌初期可能只表现为息肉样突起,癌自身质地软而有弹性,引起的黄疸常常呈动摇性;腹痛不明显,常伴随着胆囊炎,反复出现寒战、发烧等症状。
鉴于胰腺癌的症状不明显且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我们强烈建议在出现身体不适时,及时到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不要掉以轻心,以免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目前,胰腺癌的治疗主要采用精确放疗和化疗的方式,临床数据显示,这种治疗手段可以将胰腺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延长至16个月。
肝癌是所有肝病中最令人担忧的疾病之一。早期发现肝癌可以大大提高治疗成功率和生存率。然而,肝癌的早期症状往往不明显,甚至可能完全没有症状,肝功能也可能正常。因此,了解肝癌的常见症状和筛查方法至关重要。
肝癌的症状可能包括全身乏力、体重下降、肝区不适、黄疸等。如果出现消瘦、右上腹肋下质地较硬的包块,可能已经发展到了晚期。肝癌的发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患者可能在体检中偶然发现,有的可能以急性肝炎或腹痛起病。
鉴于肝癌的隐蔽性,定期复查对于高危人群(如乙肝病毒携带者、慢性肝炎、肝硬化)尤其重要。需要进行血清学标志物检查(如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链抗原199等)和腹部超声检查。即使检查结果为阴性,也不能排除肝癌的可能性,需要结合病史和超声影像做出综合判断。
如果筛查结果提示有可疑肝癌,需要进一步进行腹部增强CT或增强核磁,必要时做肝动脉造影。早期发现和治疗肝癌可以大大提高治愈率和生存率。
我记得那天早晨,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我的脸上,温暖而舒适。可当我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消息时,心情瞬间跌入谷底。医生说我的乙肝表面抗原阳性,需要进一步检查。我感到一阵窒息,仿佛世界都在我周围崩塌。
我匆忙穿好衣服,赶往京东互联网医院。走在路上,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疑问和恐惧。会不会是肝癌?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得这种病?我是否还能继续工作?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到了医院,我被安排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我的HBV-DNA小于1,说明病毒复制活跃,需要及时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一阵绝望。为什么偏偏是我?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乙肝病毒的宿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接受治疗。每天都要服用药物,定期复查。虽然我知道这是必要的,但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仍然挥之不去。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能早点发现这个问题,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每次去医院复查时,我都会遇到其他病友。我们相互鼓励,分享彼此的经历和感受。这些小小的交流让我感到不再孤单,仿佛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共同面对着这场风暴。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虽然艰难,但也让我成长了许多。我学会了珍惜生命,关注自己的健康。同时,我也明白了,面对疾病,我们不能退缩,必须勇敢地站起来,去战胜它。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帮助到其他人,提醒大家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就医,不要等到病情恶化才后悔莫及。
我是86岁的老人,曾经的我,总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可现在,我的世界被黑暗笼罩。胃癌转肝癌的消息像一道晴天霹雳,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更糟糕的是,随着病情的恶化,我开始不想吃饭了。每次尝试进食,都会引发剧烈的呕吐,仿佛身体在抗拒任何形式的营养摄入。
我记得那天,医生建议我们尝试鼻饲进食。可我一想到那根管子要插入我的鼻子,直达胃部,心中就涌起一股强烈的反感。即使我知道这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我还是拒绝了。医生看出了我的恐惧,于是提议下一个胃管。然而,同样的恐惧再次涌上心头,我再次拒绝了。最后,医生只好选择输液来维持我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极大的窘迫和焦急。每当我看到家人为我担忧的眼神,心中就充满了内疚。他们不停地劝我吃东西,但我真的做不到。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我的身体仿佛在和我作对。这种无力感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我开始回忆起过去的日子,想起了我曾经最喜欢的食物,想起了和家人一起享受美食的时光。这些回忆让我更加渴望能够恢复健康,重新品尝那些美味佳肴。可现实却是残酷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想起了京东互联网医院。他们提供的在线咨询服务让我在家中就能得到专业的医疗建议。通过与医生的交流,我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肝郁脾虚的知识,也学到了如何缓解症状的方法。虽然我知道这并不能治愈我的病,但至少让我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找到了一丝光明。
我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帮助其他人。面对疾病,我们不应该放弃希望。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要记得寻求帮助。京东互联网医院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他们的医生们总是耐心地解答问题,给予我们最专业的建议。有了他们的支持,我相信我们都能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有,你们是如何应对的?分享经验,互相帮助,才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们一起携手,走出黑暗,迎接光明的未来。
根据《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每年有2%~10%的可能性发展为肝硬化。对于非肝硬化的HBV感染者,年发生率为0.5%~1.0%的肝细胞癌(HCC)。而肝硬化患者的HCC年发生率则高达3%~6%。
这提醒我们,乙肝患者不能忽视自己的健康状况。肝癌的5年存活率非常低,因此,早期发现和治疗至关重要。患者应及时进行抗病毒治疗,以防止病情恶化为肝硬化或肝癌。
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如40岁以上的男性、嗜酒者、肝功能不全或AFP增高者),每3-4个月应进行AFP和腹部超声检查(必要时进行CT或MRI),以便早期发现HCC。对于肝硬化患者,每1-2年还应进行胃镜检查或上消化道X线造影,以监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发展情况。
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全球恶性肿瘤发病率排第6位的疾病,每年新发的肝癌病例和死亡病例中有50%以上发生在中国。肝癌的治疗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早期肝癌临床症状不明显,70%~80%患者就诊时病情已为进展期,导致肝癌的治疗总体预后仍不理想。
肝癌细胞易侵犯肝内的脉管系统,特别是足门静脉系统,形成门静脉癌栓(PVTT)。PVTT的发生率高达44%~62.2%,一旦出现PVTT,病情发展迅速,短时间内即可发生肝内外转移、门静脉高压、黄疸、腹水,平均中位生存时间仅为2.7个月。PVTT是肝癌预后的主要不良因素之一,在肝癌的临床分期系统中占有重要的权重影响。
目前,国际上对PVTT的诊治标准仍未达成共识。东南亚国家的专家认为外科手术、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放疗以及联合多种治疗手段的综合治疗可获得更为满意的疗效。基于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全国肝癌合并癌栓诊治研究协作组编写了《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多学科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16年版)》。
肝癌合并PVTT的治疗应以肝功能基础为前提,根据肿瘤情况和PVTT分型,首次治疗尽量选择能最大可能去除或控制肝癌原发病灶及PVTT的方法,强调通过联合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手段,延长生存期和改善生活质量。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如肝动脉灌注化疗或TACE、放射治疗、系统治疗)以及局部治疗(如无水乙醇注射、射频消融、激光消融等)都可能成为PVTT的治疗选择之一。对于肝功能Child C级,合并大量腹腔积液或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表现的患者,建议仅行最佳支持治疗。
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肝癌的发病率居高不下。据统计,肝癌在腹部癌症中占据首位。值得注意的是,肝癌往往建立在肝炎的基础上。国外主要是酒精性肝炎,而国内则以病毒性肝炎为主。那么,乙肝与肝癌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约有1/3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曾经有慢性肝炎史。HCC高发区人群的HBsAg阳性率明显高于低发区。HCC患者血清中常见的乙肝病毒标志物阳性率高达90%,远远超过健康人群。HCC的发生率与HBV携带状态的流行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地理上也呈现出密切的联系。
在HCC患者的血清中,常常可以检测到s抗原、s抗体、c抗原、c抗体、e抗原、e抗体等乙肝病毒标志物,其中以s抗原和c抗体双阳性最为常见。近年来,e抗体阳性也越来越多见。HCC的发生率与HBsAg携带者的比例呈现出平行关系:原发性肝癌高发的地区同时也是HBsAg携带率较高的地区,而肝癌低发区的自然人群中HBsAg的携带率则较低。
在中国,HBsAg的携带率约为10%,全国有1.2亿HBV携带者。每年约有100万新生儿因其母亲为携带者而感染HBV。相比之下,在肝癌低发的欧美和大洋洲地区,HBsAg携带率仅为1%。分子生物学研究发现,肝癌细胞的DNA中整合有HBV-DNA的碱基序列。某些肝癌细胞株可以持续分泌HBsAg和AFP。HCC的家族聚集现象也表明,除了可能的遗传因素外,HBV感染仍是主要的致癌因素。
同一人群中,HCC在s抗原携带者的发病率远高于非s抗原携带者。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3500名HBsAg携带者随访3.5年,发现肝癌49例,患肝癌的危险性较对照组高出250倍。由此可见,乙肝和肝癌的发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因此,患有肝炎的患者必须积极治疗,并且要加强预防肝癌的发生。
在第五届国际丝路肝病论坛上,专家就肝癌的影响因素、筛查方法以及乙型肝炎“脱帽”治疗研究项目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探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肝癌风险主要受病毒因素、饮酒、家族史、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适量运动和摄入富含粗纤维的食品可以降低肝癌的发生率。同时,合并症的药物干预也应考虑对肝肿瘤发生的影响,例如阿司匹林、二甲双胍和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可能有助于降低肝癌的发生风险。早期肝癌的筛查至关重要,日本的联合检测和标准检测措施使得肿瘤早期发现率超过60%,而我国的发现率不到10%。因此,需要加强对肿瘤的认识和建立完善的筛查体系。乙型肝炎“脱帽”治疗研究项目的最新进展显示,通过核苷(酸)类似物和聚乙二醇干扰素的联合治疗,可以使接近40%的患者获得HBsAg消失或转换。初治患者中,单独使用聚乙二醇干扰素治疗也能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然而,获得HBsAg清除或转换的患者在停用抗病毒治疗后,仍需进行后期管理和干预,以防止HBsAg重新可测的比例升高。
肝癌是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问题,需要不断更新的治疗策略。美国肝病研究学会(AASLD)发布了2017版肝细胞癌治疗指南,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最优的治疗建议。该指南基于2010版的基础,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的更新,涉及十大关键问题的指南推荐。
在制定2017版指南的过程中,AASLD专家组和一个独立的研究团队合作,对目前所有可用的证据进行了系统综述,并使用了“GRADE”方法来确定证据的质量。指南推荐分为“强”和“有条件”两个强度级别,并添加了“Technical remarks”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应用。
以下是2017版指南的十大关键问题及指南推荐的概述:
本文旨在帮助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更好地了解相关疾病领域最新进展。如需获取更多详细信息,请查阅原指南文档。
肝癌的介入治疗是常见的治疗方式,特别适用于无法手术切除或其他治疗无效的患者。其中,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中晚期肝癌的主要治疗手段。该方法通过向肝癌供血动脉内注入化疗药物和栓塞剂,实现局部治疗。然而,TACE介入术后可能会引发一些副反应,需要及时处理。
本文将详细介绍肝癌TACE介入术后的副反应及其处理方法。
在TACE介入术后,可能会出现以下常见副反应:
对于这些副反应,以下是一些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