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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乳腺癌家族史阳性并不会增加年轻乳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风险。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外科杂志》上,研究人员对在英国2000年至2008年确诊的40岁及以下的2850名年轻乳腺癌患者进行了前瞻性研究散发及遗传性乳腺癌研究。
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大约25%的乳腺癌病例的发病与遗传相关。这些患者通常在更年轻的年龄段被诊断出乳腺癌。然而,关于乳腺癌家族史如何独立影响年轻患者的预后,目前还不清楚。
研究人员收集了患者及肿瘤的特点、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家族史等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了15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65.9%)的患者没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家族史,而剩下的34.1%的患者有以上至少一种肿瘤的家族史(直系亲属或者旁系亲属)。
与没有家族史的患者相比,有家族史的患者有3级肿瘤的比例更大(63.3%比58.9%),肿瘤HER-2阳性率较低(24.7%比28.8%)。研究中位随访5.9年。估计5年远处无病生存率——或者浸润性乳腺癌从诊断到出现远处复发或死亡的时间间隔——家族史阳性组为77.4%,而家族史阴性组为74.9%。
虽然这项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生存曲线存在偏差和缺乏对患者自我报告家族史的独立确认,但研究结果表明,乳腺癌家族史不是影响年轻乳腺癌患者疾病复发的独立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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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微风拂面,仿佛世界都在为我庆祝生日。可谁知,我的身体却在悄悄地向我发出警告。乳房红肿,触摸时有硬块,疼痛难忍。乳腺炎,这个词在我脑海中回荡,带来一丝恐惧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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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是一种在早期诊断后,先进行全身化疗再行手术的治疗方式。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直接观察肿瘤的变化情况,为化疗方案的疗效提供了重要的体内证据。对于肿瘤大小大于3cm、分型为LuminalB2型、HER2阳性型与三阴性乳腺癌等患者,新辅助治疗通常是首选。
在新辅助治疗中,化疗方案的选择非常重要。对于LuminalB2型和HER2阳性型乳腺癌,常用的化疗+靶向治疗方案有两种:一种是先用蒽环类药物,然后再进行化疗+靶向治疗;另一种是直接进行化疗+靶向治疗。选择哪种方案取决于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医生的专业判断。
疗效评估是新辅助治疗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评估的主要依据是肿瘤大小的变化,通常每2个疗程进行一次评估。核磁共振(MRI)是最为可靠的评估手段之一,但临床医生也会考虑患者的直观感觉。只有当肿瘤缩小50%以上时,才能认为治疗有效。
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的非完全缓解(non-pCR)患者,后续的治疗需要在抗HER2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化疗。双靶方案是首选,但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单靶联合化疗的方案。对于未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辅助治疗阶段需要考虑强化治疗,目前推荐使用T-DM1进行后续的强化治疗。
乳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影响着全球数百万女性。了解自己的风险因素对于预防和早期发现至关重要。以下是乳腺癌的主要高危人群和相关因素。
遗传因素: 大约5%到10%的乳腺癌与两种特定的基因突变有关,分别称为BRCA1和BRCA2。如果你有乳腺癌家族史,特别是一级亲属(如父母或姐妹)曾经患有乳腺癌,那么你的患病风险会增加。
月经因素: 月经初潮早(在5岁之前)可能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这是因为体内雌激素的作用时间更长。
生育因素: 未生育或在30岁后第一次生育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轻微升高。相反,生育后自己哺乳的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则会轻微降低。
射线影响: 如果你在青少年时期因淋巴瘤等疾病接受过胸部放射治疗,那么你的乳腺癌发生风险可能会增加。
激素替代治疗: 一些研究表明,更年期女性使用补充激素来缓解更年期症状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尽管近期也存在不同观点。
乳腺非典型增生: 乳腺非典型增生是一种癌前病变,会明显增加未来患乳腺癌的机会。然而,普通的乳腺增生并不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一侧患乳腺癌: 如果你曾经患有乳腺癌,那么你对侧乳房再次发生癌的机会比正常人群更高。因此,乳腺癌患者需要定期随访观察。
生活方式: 长期饮酒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升高。肥胖,尤其是绝经后肥胖者,也比正常体重者更容易患乳腺癌。
美国知名女星安吉丽娜·茱莉为了降低乳腺癌风险,选择了预先切除双侧乳腺并进行隆胸手术的方式引起了广泛关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专家李比教授对此进行了解读,详细讲解了乳房再造技术的相关知识。
茱莉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透露自己携带BRCA1突变基因,医生建议她进行预防性乳腺切除。手术分为三步,首先进行“Nipple Delay”手术,切除乳头后面的乳腺导管并建立新的血液循环以保留乳头;然后切除乳腺组织并用临时填充物填补;最后用假体填充,重塑胸部。茱莉表示,手术后她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降至5%,并且她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任何女性特质。
李比教授解释说,茱莉的预防性乳房切除手术从保留乳头开始,是因为这样可以在随后的乳房再造中最大程度地保持自然、完整的乳房外观。分三步完成手术可能是为了确保乳头乳晕的安全,或者希望再造的乳房比原来更丰满一些,或者矫正原来乳房存在的一些不美外观。与乳腺癌手术后的乳房再造相比,茱莉的预防性切除后再造手术的条件更好,效果也更容易达到。
李比教授还表示,乳房再造使用的假体与美容整形丰胸使用的假体完全一样,已经被证明是目前充填乳房最安全的材料。茱莉的孩子们只会看到一道小疤痕,这是因为手术可以通过乳晕边缘或乳房下皱襞线上的切口进行,留下的疤痕呈细线状,不十分明显。
针对ER(++), PR(+), HER-2(+++)的三阳性晚期乳腺癌肺转移患者,目前的治疗方案有两种主要选择。首先,优先推荐的治疗方案是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曲妥珠单抗是一种针对HER-2阳性的药物,能够有效地阻断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与化疗药物多西他赛联合使用,可以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其次,对于不适合化疗或病情进展缓慢的患者,可以在HER-2靶向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药物氟维司群可以帮助控制激素受体阳性的肿瘤生长。对于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达到疾病稳定的患者,在化疗停止后,可以考虑使用HER-2靶向联合内分泌治疗来维持治疗效果。
总的来说,针对三阳性晚期乳腺癌肺转移的治疗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无论选择哪种治疗方案,都需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并及时调整治疗策略。
啤酒肚,也被称为将军肚或罗汉肚,是由于内脏脂肪的积累引起的。这种现象在中年男性中较为常见,往往被视为中年发福的象征。然而,啤酒肚不仅影响外观,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啤酒肚是由经常饮酒引起的。实际上,啤酒肚的形成与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有关。男性体内的脂肪主要储存在腹部,导致内脏脂肪的积累。虽然适量的内脏脂肪是必要的,但过多的内脏脂肪会严重影响器官功能。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腹部肥胖是加速衰老的主要因素之一,并可能成为影响健康最危险的杀手之一。已有研究表明,至少有15种导致死亡的疾病与腹部肥胖直接相关,包括冠心病、心肌梗塞、脑栓塞、乳腺癌、肝肾衰竭等。
腹部脂肪分子很容易以游离脂肪酸的形式进入血液,并直接进入肝脏。当肝脏中的游离脂肪酸分子过多时,会转化为低密度脂蛋白,并随血液流向心脏、肺和动脉。其中一部分低密度脂蛋白转化为有害的胆固醇,诱发心血管疾病。
要消除啤酒肚,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首先,应该控制饮食,避免过度进食。其次,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的运动,改善睡眠质量。专家建议,在加强全身运动的同时,也要加强腹部运动,以减少腹部脂肪的积累。
如果通过饮食和运动无法有效减少腹部脂肪,或者已经出现胰岛素抵抗现象,那么可以考虑减肥手术和糖尿病手术等治疗方式。这些方法可以彻底消除啤酒肚,避免因肥胖引起的健康问题,并帮助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
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保乳手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治疗选择。然而,并非所有的乳腺癌患者都适合进行保乳手术。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乳腺癌保乳手术的适应症和条件。
首先,乳腺癌的病灶必须是单发的,并且其最大直径不能超过3厘米。同时,肿瘤所在的位置也非常重要,必须位于乳晕区以外的部位。除此之外,腋窝淋巴结也需要被检查,不能有肿大的情况出现,或者即使有肿大,也只能是单个可活动的淋巴结。
此外,患者的身体状况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患者不能有胶原血管病的病史。最后,患者本人也需要愿意接受保乳手术治疗。
总的来说,乳腺癌保乳手术的适应症和条件主要包括病灶的位置、大小和数量,腋窝淋巴结的状况,患者的身体健康情况以及患者的个人意愿。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可以考虑进行保乳手术治疗。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每年约有140万妇女被诊断出此病,40万妇女因此失去生命。近年来,中国乳腺癌的发病率迅速上升,每年新增20万患者。在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乳腺癌已成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健康。
虽然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增加,但死亡率并未相应上升,这主要归功于早期诊断和术后预防复发转移的辅助治疗的合理应用。其中,辅助化疗作为传统的治疗手段,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澄清。
首先,所有乳腺癌患者术后并不都需要辅助化疗。尽管手术治疗可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但许多患者最终死于远处转移。研究表明,乳腺癌早期即有隐性转移,可能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因此,现代全身辅助化疗应运而生。对于大多数乳腺癌,特别是淋巴结阳性的患者而言,术后辅助化疗能够提高生存率。然而,并非所有患者都需要化疗,特别是对淋巴结阴性、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21个基因的检测结果表明,只有高危复发风险的患者才能从化疗中受益;而对低危患者,给予内分泌治疗即可。
其次,剂量和疗程不足也是一个常见误区。例如,阿霉素的标准剂量应为50mg/m2左右,最低不应低于40mg/m2;表阿霉素的剂量一般为75~100mg/m2。减少剂量可能降低疗效。另外,化疗周期和内分泌治疗时间不够也是一个问题。有时仅给患者化疗2~3个周期就停止化疗,也有的患者仅接受2~3年的内分泌治疗就停用。
第三,过度治疗同样有害。意大利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12周期的CMF并不优于6周期CMF,但增加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近年来,基因微阵列的研究结果既可用于指导乳腺癌的个体化治疗,也有助于避免过度治疗。
第四,选择药物不当也是一个错误。术后辅助治疗不同于晚期患者的治疗,短期看不到疗效,而只能通过随诊观察长期效果。因此,方案的选择只能依据大规模随机分组的临床试验结果,而不能凭主观臆断,不能将未经临床试验证实的药物和方案应用于乳腺癌的辅助治疗。
最后,随意更改方案也是不妥的。由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某些毒副反应或者其他原因就随意更改方案,这可能适得其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先用表阿霉素,再用CMF方案显著优于先用CMF方案。如果随意更改方案,有时会适得其反。
总之,早期乳腺癌辅助化疗的目标应该是争取治愈,所以选择方案更要强调遵循指南,规范治疗行为。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许多医院采取了有力措施,但这也可能导致患者的治疗计划被打乱。那么,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是否可以推迟?如果推迟,会对病情产生什么影响?疫情结束后,如何继续治疗?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首先,化疗、靶向治疗和内分泌治疗是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通常情况下,患者需要按时接受这些治疗。但在当前的疫情下,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可能需要推迟或就近治疗。化疗和靶向治疗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推迟,而内分泌治疗可以在门诊进行,建议尽量就地就近治疗。对于住院部开放治疗后的短期内,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低风险和方便的治疗方案,并可能使用长效升白细胞制剂预防性升白,以减少感染的风险。
其次,如果错过了靶向治疗的时间,在下一个3周内可以继续治疗。如果下一个3周周期内未能用上靶向药物,则需要重新给予初始剂量补足之前漏掉的治疗。对于准备手术的患者,良性肿瘤可以暂缓手术数周甚至数月,而可疑恶性肿瘤则需要在门诊完善相关检查后,预约住院床位,在疫情控制病房开放后尽快安排住院。对于复查患者,一般可以延缓1-3个月后再复查,部分仍在治疗期间需要密切复查者,尽量选择门诊复查,并尽量简化程序,缩短在院时间,减少人群密集处停留时间。
最后,肿瘤患者需要加强自我防护。由于免疫功能相对较低,化、放疗可能引起白细胞减少,进一步抑制患者的免疫能力。因此,一旦感染新冠病毒,极易发展为重症甚至威及生命。肿瘤患者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自己,例如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勤洗手,戴口罩等。
乳腺癌的治疗经历了从肿瘤分期到免疫组化表型再到分子病理诊断的发展过程。目前,乳腺癌的治疗是基于分子分型的。脑转移(BM)是乳腺癌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影响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期。美国每年新发脑转移20万例,其中乳腺癌占10%~15%。与历史数据比较,乳腺癌BM发病率在增加,原因可能是系统治疗有效率提高和MRI普遍开展。
按照分子分型,三阴性(TNBC)、HER2阳性、激素受体阳性(HR+)的晚期乳腺BM发生率分别为25~46%、30~55%和10%,中位OS分别为6个月、20个月和10个月。预后因素主要包括PS评分和分子分型。乳腺癌脑转移预后评分(BrGPA)被认为是目前最佳的预后工具。年龄对预后也有影响,但作用小,病灶个数与预后无关。脑转移大小和部位的预后价值还不明确,尽管脑转移灶体积大,放疗控制率下降,但对生存影响还未见报道。
分子分型不同,脑转移发生率和预后也不同。可分为TNBC、HER2阳性和HR+三个亚型。TNBC倾向于发生脑转移,初诊时脑转移发生率较其他亚型高,放疗后脑转移易复发。HER2阳性亚型易出现脑转移,后线抗HER2治疗对脑转移有效。HR+亚型是预后较好亚型,常在多线治疗后出现脑转移。
脑转移的治疗手段包括全脑放疗(WBRT)、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S)和手术。WBRT是重要的姑息治疗手段,多数患者能从治疗中获益。SRS几乎可用于所有部位脑转移,毒性与肿瘤部位和放疗剂量有关。手术对于占位效应明显、中线偏移、病灶超过3cm、PS评分高且颅外病灶控制患者外科手术可获益。系统治疗对脑转移有效的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有多种选择。
治疗建议包括:无症状者不推荐行脑MRI筛查;对于PS评分好的患者,脑转移诊断和治疗后建议每3个月行1次脑影像学检查;皮质醇激素是缓解颅内压增高相关症状的主要药物;不需要预防性使用抗癫痫药物;多学科队伍对于新发孤立脑转移和治疗进展脑转移适合多学科讨论。治疗结果要反馈回来。
根据分子分型治疗乳腺癌脑转移的临床证据和指南有限,但基本可按照以下框架处理:首先考虑患者特点,包括PS评分、预期生存期、手术可能性等;其次考虑疾病特点,包括分子亚型、颅外疾病存在情况、系统治疗有效性等;最后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包括WBRT、SRS、手术和系统治疗等。对于不同分子分型的乳腺癌脑转移,应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为脑转移患者确立合理治疗选择和治疗顺序,以便延长生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