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大量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HCV RNA阳性者约为885.9万例。如果不及时治疗，20年后有5％～15％的患者可能发展成肝硬化，30年后1％～3％的患者可能患上肝癌，这是普通人群的17倍。肝硬化一旦发生，每年有1％～5％和3％～6％的风险发生肝癌和失代偿期事件（如腹水、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等），一旦发生失代偿事件，5年生存率仅为40％～50％。

除了对肝脏的影响外，HCV还可能引起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混合性冷球蛋白血症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等全身多系统疾病，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清除病毒可以延长预期寿命、控制纤维化进展、降低肝癌发生率。因此，2015年中国《丙型肝炎防治指南》强调，只要患者血清HCV RNA阳性，就应立即开始抗病毒治疗。通过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可以治愈丙肝，阻止疾病进展和肝功能失代偿及肝癌的风险，并且有助于阻断HCV的传播，实现消灭丙肝的目标。

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手术切除仍然是其主要治疗方式。根据肝脏解剖结构，手术方式主要分为解剖性肝切除（AR）和非解剖性肝切除（NAR）两种。AR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亚临床转移灶和术后复发，提高病人的长期生存率；而NAR则更注重保留无瘤的肝脏组织，适用于肝硬化背景下的肝癌病人。然而，AR和NAR在临床实践中的选择仍存在争议。

肝切除治疗肝癌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1888年，经历了从不规则“盲目”肝切除到规则性肝切除再到解剖性肝段切除的演变。这个过程得益于肝脏解剖学和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先进的肝脏手术器械的临床应用。同时，肝癌转移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进展也为AR的临床广泛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年来，多篇文献报道了AR和NAR治疗肝癌的对比性临床研究。Meta分析结果显示，AR组的5年无瘤存活率优于NAR组，且AR能使病人生存获益更多。然而，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高质量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来进一步验证。

在中国，肝切除治疗中晚期肝癌是具有特色的临床实践。对于多结节肝癌，选择AR还是NAR同样面临争议。肝癌伴门静脉癌栓（PVTT）的外科手术切除也需要综合考虑肝脏储备功能和肿瘤相关因素。因此，选择个体化的手术切除方式至关重要。

总之，肝癌外科治疗的选择需要兼顾手术的安全性和彻底性，综合评估肝脏储备功能和肿瘤相关因素。未来，高质量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将继续推动肝癌外科治疗的发展。

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是临床上常见的难题，许多病人在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生存期短。研究表明，门静脉癌栓的发生率高达44.0%~62.2%，如果不进行治疗，病人的自然生存期仅为2.7~4.0个月。门静脉癌栓不仅会导致门静脉高压和难治性腹腔积液，还会加速肝功能恶化和肿瘤的广泛播散，成为制约肝癌病人疗效的主要因素之一。

程氏门静脉癌栓分型标准将门静脉癌栓分为四型，根据不同分型的病人预后和治疗效果的差异，需要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目前，非手术治疗手段多样化，包括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放疗、化疗及分子靶向药物等。其中，TACE是最常用的非手术治疗手段，通过肝动脉灌注化疗药物和超选择性动脉栓塞术可以有效控制肿瘤的进展，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放疗也在肝癌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合并门静脉癌栓的病人，三维适形放疗（3D-CRT）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等技术可以精确地定位病灶，避免全身放疗的并发症。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也被广泛应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能够延缓肿瘤的进展，明显延长病人的生存期。

此外，消融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射频消融术（RFA）可以快速减少肿瘤负荷并实现门静脉血流再通。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也被证明是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

总的来说，肝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治疗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DT）的模式，通过联合各个学科的专家，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才能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肝癌是中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尽管有多种治疗方法可供选择，但肝切除仍然是治疗肝脏肿瘤的首选和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在手术后，如果剩余的肝脏组织无法满足身体的需求，患者可能会出现术后肝功能衰竭，导致死亡率上升。因此，门静脉栓塞术（PVE）作为一种介入治疗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

PVE主要是通过栓塞将被切除的肝叶的门静脉来使剩余的肝叶增生。这样可以在肝叶切除术后保留更多的肝组织，提高术后康复的效果，并为不能直接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提供了手术切除的机会。PVE在临床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大型临床中心。

PVE主要用于原发性肝癌、转移性肝癌、肝门胆管癌和胆囊癌等患者。对于合并慢性肝损害需要进行大部切除术的患者，以及无慢性肝损害需要进行扩大肝切除术的患者，PVE都是非常有用的。甚至对于多发肝转移瘤需要进行二期肝切除术的患者，PVE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进行PVE之前，通常会进行基本的血液检查和CT扫描，以评估血凝功能和肝功能，并制定肝叶切除手术计划。手术过程中，医生会在局部麻醉下，利用超声引导，穿刺一门静脉支流，插入血管鞘，引入导管，注入造影剂显示全部门静脉。然后，根据造影结果，选择要栓塞的门静脉支流，并注入栓塞材料。栓塞材料的选择因医院而异，但通常包括微小颗粒、金属弹簧圈、NBCA胶水栓塞剂、碘油、纤维蛋白微粒和明胶海棉颗粒等。

术后，会再次进行造影以确保被栓塞侧无门静脉血流，而保留侧门静脉血流正常。整个手术过程大约需要1到3小时。患者的生命体征如血压、脉搏和血氧水平通常会保持稳定，不会感到严重不适或疼痛。然而，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栓塞后综合征，包括腹痛、腹胀、呕吐、疲劳和轻度发热等症状，但这些症状通常会在几天内消失。

一个月后，患者将再次进行CT检查，以确定肝叶增大的程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PVE并非对所有患者都有效，或者不能导致足够的肝叶增生。对于患有严重门静脉高压症的患者、肿瘤侵及要保留侧肝组织或肝外有肿瘤转移、无法纠正的凝血功能紊乱、肿瘤侵及门静脉、因肿瘤侵袭无安全的穿刺途径及肾功能衰竭等患者，应慎重或禁止应用PVE。

总的来说，肝切除术前PVE可以使剩余肝脏组织体积增大、功能提高，从而扩大手术指征。通过合理选择病例，术前PVE可以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提高远期生存率，接近于可以直接手术切除的肝脏肿瘤患者的水平。

肝移植手术通常被推荐给那些经历了各种急性或慢性肝病的患者，且其他内外科治疗方法无法治愈他们的病情，预计在短期内（6-12个月）无法避免死亡的患者。以下是一些具体情况：

• 良性肝病患者出现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难治性腹水等门静脉高压的并发症时，包括乙肝或丙肝相关肝硬化、酒精性肝硬化、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
• 爆发性肝功能衰竭的患者，内科治疗无效时。
• 肝脏恶性肿瘤的患者，包括原发性肝癌、肝胆管细胞癌、肝纤维板层癌、肝门胆管癌、原发病灶切除后的肝转移癌。
• 先天代谢性疾病的患者，如Wilson病、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肝糖原储积病等。
• 先天畸形的患者，如先天性胆道闭锁、多囊肝导致肝衰、肝巨大或多发血管瘤导致肝衰。
• 肝内多发胆管结石的患者，其他治疗方法无效伴有肝功能衰竭。
• 血管异常致Budd-Chiari综合征的患者。

免疫治疗作为继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后的第五大疗法，已经在临床研究中展现出其巨大的潜力。早在十年前，国外就已经开始了相关的临床试验。今天，我们将回顾一下这些早期试验的结果，并探讨免疫治疗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2006年，全球首个PD-1单抗的临床试验确定了nivolumab（O药）在人体的安全性及有效性。2008年开始的nivolumab（O药）最早的CA209-003研究证实了nivolumab在恶性黑色素瘤、肾透明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具有抗肿瘤作用。该研究是一个多中心的I期，剂量递增的扩展队列研究，旨在评估nivolumab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肾透明细胞癌（RCC），恶性黑色素瘤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总生存（OS）率黑色素瘤为42.3％（95％CI，32.7％-51.6％），总生存（OS）率RCC为40.1％（95％CI，23.6％-56.0％），总生存（OS）率NSCLC为18.4％（95％CI，11.9％-26.0％）。

KEYNOTE-001（ClinicalTrials.gov，NCT01295827）是一项Ib期的多中心、开放标签、多队列研究。该研究评估了帕博利珠单抗用于多种晚期癌症，包括550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结果显示，中位随访60.6个月时，18%的患者(100例)仍生存。未经治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23%，经治者为15.5%。PD-L1表达水平较高提示生存时间更长。

免疫治疗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用药及经验总结。比如，什么样的患者合适免疫治疗？来自国际及国内指南观点（ESMO/ASCO/NCCN）提供了指导。肺癌、乳腺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肾癌、经典霍奇金淋巴瘤、黑色素瘤等多种癌症都有相应的免疫治疗方案。

PD-L1表达高、肿瘤基因突变负荷TMB高、肿瘤组织中有大量免疫细胞浸润、微卫星高度不稳定即MSI-H、POLE / POLD1突变、患者肿瘤大小较小、年龄较轻、身体一般情况较好等都是选择免疫治疗的重要因素。

然而，免疫治疗也带来了一系列副作用，统一名称为“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缩写为irAE）。大约有2/3的患者会出现免疫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大约有1/7的患者会发生至少一种≥3级的不良事件。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皮肤毒性、疲乏、免疫性肝炎、免疫性肺炎、免疫性肠炎、免疫性肾炎、甲状腺功能减退等。针对这些不良事件，需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微风拂面，仿佛世界都在向我微笑。可当我从医院走出来，手里攥着一张诊断报告，心情却如同被乌云笼罩。乙肝病毒大三阳，这几个字像一把利刃，刺穿了我的心脏。

我还记得医生那严肃的表情，告诉我需要长期服用抗病毒药物。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仿佛世界都静止了。父亲的离去，母亲的哀伤，所有的悲痛都在这一刻涌上心头。我不禁想起了去年，父亲因肝癌去世的那一天，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现在，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内心的恐惧和焦虑如潮水般涌来。

我开始频繁地上网搜索，寻找各种治疗方法和药物。长尾词“更年期肾阳虚肝郁吃点啥药”也出现在我的搜索记录中。虽然我知道这与我的病情无关，但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些安慰和帮助。每天晚上，我都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乙肝病毒大三阳的诊断报告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在京东互联网医院的医生建议下，我开始了抗病毒治疗。每天早上，我都会准时服用恩替卡韦，希望它能帮助我战胜病魔。同时，我也开始注意饮食，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家中静坐，调整自己的心态，告诉自己要坚强，要有信心。

现在，虽然我还在接受治疗，但我已经不再那么恐惧和焦虑了。每当我看到自己的血液检查报告，看到病毒含量逐渐下降，我就会感到一丝希望和喜悦。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美好，阳光也变得更加温暖。或许，这就是生命的奇妙之处，总会在最黑暗的时刻，给我们带来一丝光明。

如果你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不要害怕，不要放弃。记住，生命中总会有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总会有希望和光明在等待着我们。

小肝癌是指直径小于3cm的肝癌，通常只在肝脏的原发部位生长，且癌细胞未向周围扩散或转移到其他部位。这种类型的肝癌恶性程度较低，治疗时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或射频消融来破坏，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实现根治。然而，少数患者可能会在肝脏的其他部位再次出现小肝癌，可以再次进行相同的治疗。

小肝癌的生长速度相对较慢，从0.5cm长到1cm大概需要4-6个月，甚至更久。因此，定期检查对于早期发现小肝癌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如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和慢性肝炎患者、40岁以上的男性、活动性肝硬化患者、酗酒者以及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人群，应该每3-6个月进行B超和甲胎蛋白检查。

B超和甲胎蛋白是两种常用的检测方法。B超可以发现小结节，而血清甲胎蛋白增高则是肝癌的可疑线索。然而，B超可能会漏检，约有1/4的肝癌患者甲胎蛋白水平正常。因此，两种检测方法应同时使用，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

如果B超和甲胎蛋白检查结果异常，需要进一步进行CT或磁共振检查以确定诊断。早期发现小肝癌可以大大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因此对于高危人群，定期进行相关检查非常重要。

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传统的外科手术是其首选治疗方法。然而，许多患者由于肝硬化或疾病进展而无法接受手术。近年来，微波消融作为一种局部消融治疗，已经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

微波消融利用微波能量在肿瘤组织中产生高温，导致肿瘤细胞的即时毁灭。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地消灭肿瘤细胞，还可以在肿瘤周围形成一圈反应带，防止肿瘤的进一步扩散和转移。

微波消融特别适合那些无法耐受手术的患者，或者那些肿瘤位于特殊部位，手术风险较高的患者。该方法不需要全麻，创伤轻微，恢复迅速，患者通常可以在手术后立即恢复正常活动和饮食。

微波消融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治疗中央型小肝癌和位于特殊部位的肝癌方面。它为那些无法接受手术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并将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希望。

肝癌和肠癌肝转移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原发性肝癌是指肝脏本身的细胞发生癌变，分为肝细胞性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肠癌肝转移则是指癌细胞从肠道通过血行或淋巴转移到肝脏并在肝脏内生长、繁殖。两者的原发部位完全不同。

在症状方面，肠癌肝转移早期并无特异性症状，多数是在随访、复查过程中发现。相比之下，原发性肝癌早期会出现肝区疼痛、梗阻性黄疸、腹水等症状。然而，肠癌肝转移的症状也会随着病情进展而出现，包括厌油腻、乏力、梗阻性黄疸、血栓形成、肝功能异常、腹水等。

从影像学检查来看，原发性肝癌多是不规则的原发病灶，肿块相对孤立；而转移病灶数量较多，是多发的，多见于肠癌、胃癌、乳腺癌等。如果CT、核磁等影像学检查发现肝脏占位多发，且有明显的牛眼征，需高度怀疑转移性肝癌。

在治疗方面，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手段较多，包括手术切除、肝脏移植、射频消融等。对于肠癌肝转移病灶多出现在肠癌晚期，如果可以切除首选手术，如果不能，主要是全身化疗、局部放疗、靶向治疗等为主。需要根据肠癌原发灶的情况，能否手术，综合评估后，选择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治疗等。

肠癌肝转移的存活时间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肝转移灶的大小、数目、是否可以完整切除或局部毁损等。通过积极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存活率。需要进行联合会诊，通过结直肠外科、肝胆外科、介入科、肿瘤内外科等来评估制定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