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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

吸烟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产烟国,2007年的产量达到21413.8亿支[1]卷烟生产量占世界的42% [2]。我国更是吸烟大国,成年男性吸烟率在60~70%之间[3,4] ,同时我国的烟草中尼古丁、焦油含量相对较高,因而可能造成的躯体损害也较大[5]根据统计,我国每年有2百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6],从这个角度看,吸烟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吸烟之所以流行广泛,原因涉及到生物、心理、社会等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烟草里的尼古丁是成瘾性物质,从这个角度看,吸烟是一个成瘾性慢性成瘾性疾病。本讲座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吸烟是一个慢性成瘾性疾病。

 

 一、成瘾的概念

根据Webster's New World医学字典,成瘾可以理解为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状态,特征是冲动性觅药(compulsive drug seeking)与滥用成瘾性物质(又称药物、精神活性物质、物质等,例如海洛因、酒精、烟草等)的行为,并伴有长期的脑部适应性病例生理变化,导致耐受性增加、躯体依赖、强烈的渴求、复发。

 

我们可以从行为的角度,把成瘾理解为:

1. 成瘾者有行使某种行为的强烈欲望, 但其结果有害;

2. 如果控制不做, 则紧张、焦虑逐渐增加;

3. 一旦完成此行为, 则紧张、焦虑迅速、暂时得以解脱;

4. 过一段时间后, 如几小时、几天或几周又重新出现实施此行为的欲望;

5. 外部、内部环境刺激可条件反射性引起此欲望;

6. 成瘾者希望能控制此行为, 但屡屡失败。

 

成瘾(addiction)在专业文献中以及普通人群使用很广,并有歧义,在1964年,WHO建议将“依赖”来替代“成瘾”。ICD-10把依赖定义为:“一组生理、行为、认知现象,用药者将使用药物作为第一需要(priority),放弃了既往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依赖综合征的中心特征是期望(常常非常强烈,难以摆脱)使用成瘾性药物(可能医疗性或非医疗性的药物)、酒精或烟草[7]”DSM-IV 的定义与之类似,认为“是一组认知、行为和生理症状群,表明个体尽管明白使用成瘾物质会带来明显的问题,但还在继续使用,自我用药的结果导致了耐受性增加、戒断症状和强制性觅药行为(compulsive drug seeking behavior)” [8]。从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依赖的行为特征是失去控制,表现为强烈的渴求,将药物使用作为第一需要,为了使用药物可以不顾一切;躯体特征是耐受性增加和戒断症状。可以把失去控制理解为心理依赖(psychological dependence),将后者理解为躯体依赖(physical dependence)。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任何能产生的快感的活动、物质,即能产生所谓的正性强化作用的东西,可能都具有成瘾性。根据以上描述与定义,成瘾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1. 对化学物质的成瘾,这些化学物质包括镇静催眠药、酒类、兴奋剂、阿片类,当然包括烟草。

2. 行为成瘾,如网络、电脑、购物、赌博等等。

一般来说,如果讲到成瘾,是指对化学物质的成瘾,即狭义的成瘾。

 

二、导致成瘾行为的相关因素

人们对药物滥用的原因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结论不一。普遍认为,影响成瘾行为的相关因素有很多,不能用单一的模式来解释。社会、心理、生物学因素相互交织,在成瘾物质开始使用、持续使用、依赖的形成、复发、康复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描述方便,将之分为以下几种[9]

(一)社会学因素

1.可获得性

不管药物的成瘾性多强,难以获得,则滥用的机会就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初期,我国饱受鸦片之苦。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严禁鸦片的通令,主要对走私、贩卖、种植、生产阿片类物质者进行严厉的打击,通过控制供给,阿片类滥用问题在中国大陆基本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多仅能维持温饱问题,酒类供应紧张,故而人均饮酒量以及卷烟消耗量较低,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烟类、酒类供应丰富,各种广告铺天盖地,饮酒量以及卷烟生产量增加是必然的。

2.家庭

人类学习的早期形式之一是模仿,模仿学习的最早对象往往是家庭成员。儿童、青少年首先看到父母、兄长使用吸烟、喝酒、吸毒,并从他们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当然,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防止个体产生药物成瘾。

3.同伴影响、社会压力 

开始使用药物的年龄往往是发生在心理发育过程中的“易感期”──青少年,他们是一个亚文化体,有共同的世界观、认知系统,同时鉴别能力较差,价值观念受很易受其所在小团体的影响,加上好奇,寻求刺激,追求时髦,或欲与同伴打成一片或把使用成瘾物质作为成人的标志的趋使,虽然开始吸烟的味道并不好受,但均不惜一试。吸毒者多数也是在这种环境下吸上的。

4.文化背景、社会环境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不同成瘾物质的滥用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例如,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对饮酒持强烈的厌恶态度,当然那些国家的饮酒问题就不会严重。中国人吸烟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把吸烟作为社交手段之一,中国女性吸烟率很低,是因为社会对女性吸烟持厌恶的态度。国外妇女吸烟很普遍,据称妇女吸烟与妇女解放联系到了一起。

(二)心理因素

即使能随意得到药物,也只有一部分人会使用和成瘾。因此有人试图寻找成瘾者心理特征、成瘾前心理状态对药物滥用的影响,以揭示成瘾的心理学机制。

1.个性研究著名心理学家Eysenck的研究发现,吸烟者性格较为外向,我们的研究发现,吸烟者较为焦虑、较为敏感[10]

2.成瘾物质的心理强化作用 根据行为学理论,精神活性物质有明显的正性、负性强化作用。多数精神活性物质都有增加正性情绪的作用,如“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酒逢知己千杯少”,吸毒后的快感以及社会性强化作用都对使用精神活性物质起到了增强作用。同样成瘾物质有强烈的负性强化作用,如“一醉解千愁”,“无聊的烟”,“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毒品更有对抗负性情绪的作用。重要的是,在成瘾后,由于戒断症状的出现,使成瘾物质使用者不能自拔,必须反复使用所成瘾的物质以解除戒断症状。这是失去自我控制的最强烈的负性强化作用[9]

(三)生物因素

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成瘾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与社会心理因素关系密切的烟草成瘾与酒精成瘾也不例外。例如,酒依赖的遗传度大概在60%。

当然,成瘾的形成存在物质基础,对成瘾性物质的渴求这一心理现象同样有物质基础。目前认为,中脑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PFC)和纹状体(striatum),的多巴胺(dopamine)能神经通路,以及从前额叶皮质、杏仁核(amygdala,AMG)和海马(hippocampus)向伏隔核的谷氨酸(glutamate)能神经投射,共同构成依赖的伏隔核相关的神经通路(NAc-related circuitry)。研究表明,此通路不仅是物种个体、种族保存相关行为,如,饮食、性等的神经解剖基础,而且是介导与成瘾药物使用相关的犒赏(reward)、动机(incentive motivation)和学习等的重要神经通路[11]

尽管不同种类的成瘾物质有不同的药理作用,但他们的最后 共同通路是作用于伏隔核相关神经通路,增加中脑腹侧被盖区内多巴胺神经元的冲动,使伏隔核以及其他区域如前额叶皮质中多巴胺的释放增加。可卡因、苯丙胺类药物是通过抑制突触间隙多巴胺重吸收而间接激动多巴胺受体,而阿片类可能是通过激动μ、δ及解除GABA神经元对多巴胺的抑制作用,间接促进了多巴胺的释放。尼古丁通过作用与尼古丁受体,间接促进多巴胺的释放[11]

 

三、吸烟是成瘾行为的证据

(一)临床证据

如前所述,一旦成瘾,躯体表现为耐受性增加和戒断症状,行为表现则为失去控制。

临床证据表明,几乎每个吸烟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首次吸烟并不好受,在开始吸烟的一段时间里,吸烟量并不大,随着烟龄的增加,烟量也逐渐增大,有人甚至每天超过60支,这60支烟对于一个非吸烟者是完全不能耐受的。吸烟成瘾后,不抽烟是痛苦的,表现为所谓的戒断症状,如注意力不集中﹑心律血压下降、唾液分泌增加、头痛、失眠、易激惹﹑食欲增加等[5],所以吸烟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戒断症状的出现。

一旦吸烟成瘾,吸烟者“失去了自由”,必须保证足够的香烟供给方能安定,烟瘾大着甚至身上带上两包烟,大烟瘾者对于禁烟的场所最为痛苦,如在上飞机之前,特别是长途飞行,非常紧张,怕在飞机上发烟瘾。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取行李,不是上厕所,而是冲出去抽烟。

(二)实验证据

在成瘾行为的研究中,有很多比较能反应人类成瘾行为的实验动物模型,如自我给药模型(self-administration model),如图所示,自我给药模型是利用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当试验动物在做出程序所设定的动作后,即可获得一定量的药物。由于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人类的用药行为,故在成瘾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评估成瘾物质奖赏和滥用潜力时具有很好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对人类有犒赏作用的药物,均能造成实验动物自我给药模型,最易造模的成瘾药物如兴奋剂(如苯丙胺类药物、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吗啡等),尼古丁同样可以是实验动物实施自我给药[11]

(三)神经生化证据

尼古丁能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nAchR)结合,使nAchR构象上发生变化,通道打开,阳离子通过,发生信号转导变化,引起伏核多巴胺释放. 这导致了吸烟后短暂的奖赏/满足感。对于烟草成瘾的戒断与渴求,临床上常常使用尼古丁戒烟糖替代,能起到缓解戒断症状与渴求的作用[12]。另外,nAchR半激动剂,Varenicline (Champix/Chantix,)能够激动受体,在治疗烟草依赖中也能起到较好的作用[13]。

四、小结

不管从社会、心理角度,还是从生物学角度,不管从临床角度,还是从动物实验角度,吸烟是一个成瘾性的问题。从公共卫生角度看,由于吸烟的人数很大,所导致的疾病负担远比吸毒更为严重。尽管烟草工业给政府创造的税利,但研究发现,由于吸烟所导致的总经济损失紧3 000亿人民币,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 [14]

 

当然,应对烟草危害的方法也应该从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在期望新的戒烟方法的同时,社会控制也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8 (http://www.gov.cn/gzdt/2008-02/28/content_904170_2.htm,access on 2008.3.26)

2. Corrao MA, Guindon GE, Sharma N, Shokoohi DF. Tobacco Control Country Profiles. Atlanta, GA: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00.

3. Yang G, Lixin F, Tan J et al. Smoking in China: Findings of the 1996 National Prevalence Survey. JAMA 1999, 282:1247–53.

4. Hao W, Young DS and Li LJ et al. 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 in China: Gender differences and related factors. Addiction. 1995, 90:1505-1517.

5. 朱尊权. 我国卷烟降焦与发展混合型卷烟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烟草科技,1999, (3)3~5.

6. Yang G, Lixin F, Tan J et al. Smoking in China: Findings of the 1996 National Prevalence Survey. JAMA 1999; 282:1247–53.

7. WHO, The ICD-10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and Behavioural Disorders, WHO, Geneva, 1992.

8.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ition (DSM-IV).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4。

9. 郝伟(主编). 全国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精神病学(第五版) (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10. 郝伟 杨德森. 107例戒烟就诊者的疗效相关因素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6:194-197,1992.

11. 郝伟. 犒赏与成瘾. 见: 鞠躬主编,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 神经生物学(供研究生用) PP 543-557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4.

12. West R., McNeill A, Raw M. Smoking cessation guidelines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 update, Thorax 2000, 55:987–999.

13. Rollema H, Coe JW, Chambers LK et al. Rationale, pharmacology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partial agonists of α4β2 nAch receptors for smoking cessation. Trends in Pharmacological Science. 2007, 28: 316-325.

14. 李玲、陈秋霖、贾瑞雪等. 我国吸烟模式和烟草使用的疾病负担研究. 中国卫生经济, 2008, 27: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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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伟

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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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伟

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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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精神科诊断正本清源

有人认为精神疾病没有客观的生物学标准来进行判断,有没有精神病全凭医生的一张嘴:“说你有病,你就有病”。与此类似的观点认为精神科医生把患者不承认有病作为诊断和收治的标准,一个人如果不承认有病就是没有自知力,没有自知力就是精神病。所以,一个不承认有病的正常人就随时可能“被精神病”。这是对精神病学的误解。 精神病学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分支。由于临床常见的多数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无法找到病因学上的确切证据,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病理学等诊断方法无用武之地,而主要依靠医生对患者进行的精神检查结合家属提供病史来进行诊断,因此受到社会人士的质疑,这是世界各国都存在的事实,但始终没有因此而改变它作为医学科学的属性。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发展历史有一百多年,经过众多医学专家的反复研究和论证,至今发展成国际通用的诊断体系,即《国际疾病分类与诊断要点(ICD )》和《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我国吸取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也制定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这些标准都在我国精神科临床上广泛使用。尽管诊断标准仍缺乏生物学客观指标,但决不意味着诊断是不客观的。经过严格的精神病理学训练的精神科医师对精神症状的诊断一致性可以高达85%以上,进而依据相同诊断标准做出精神障碍诊断的一致性也相当高,甚至不亚于临床医师做出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诊断一致性。 不可否认精神科存在误诊,这是临床医学无法杜绝的现象,需要医生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来尽量避免,而不是因噎废食地由非专业人士来重新制定标准,甚至由非专业人士来进行诊断。社会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律师,他们对精神病的理解程度和精神科医师对于其他领域比如法律的理解程度一样,都不是很深入,更谈不上准确把握,所谓隔行如隔山。不尊重科学规律和经过长期科学研究得出的成果,将导致更大的混乱。精神科与其他医学学科一样,漏诊、误诊不可避免,但精神科医生在主观上不会象有人说的那样“想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另外一个误解是认为医生把“自知力”作为诊断精神病的重要或唯一的标准,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印象。其实,缺乏自知力绝不仅仅以“不承认有病”作为标准,它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判断,比如患者是否自我察觉到和以往明显不一样,是否意识到周围人认为他的变化是不正常的,是否能够判断这种变化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是否承认精神症状的非现实性和荒谬性,是否愿意接受治疗,等等。诊断精神病必须全部满足症状学标准、病程标准、严重程度标准、排除标准四个部分,其中精神症状的表现是最重要的标准,而自知力只是严重程度标准中的一个内容,以及判断疗效的指标之一,在诊断中的作用并不大。

郝伟

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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